试论张謇领导的立宪运动及其历史价值

张贤

试论张謇领导的

立宪运动及其历史价值

张謇是清末江浙立宪派的灵魂，也是中国立宪运动的实际领导人，二十世纪初，他在上海组织领导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君主立宪运动。它既是维新之大业，又是辅国之要图，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一、张謇君主立宪观念的确立

物极必反，否极泰来，似乎是一条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甲午战败把中国逼到了绝境，却惊醒了一部分中国人；惨痛的沉沦又为光辉的崛起创造了条件；被日本打败的中国竟有大批志士仁人涌向日本寻找救亡图强的道路，其中有周恩来、孙中山、鲁迅、张謇等。周恩来东渡日本前作诗言志：“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反映了当时留学日本爱国青年的豪情壮志，他们希望通过十年努力学习修炼成“龙”，以图破壁腾飞，为中华崛起而奋斗。张謇已逮壮年，思绪深沉，认为“不能审敌者其不能克敌”

他不顾“谗言高涨”，于

903

22

日在上海与汤寿潜、沈曾植、郑孝胥等人话别，登上“博爱丸”东渡日本，历时两个多月，于

27

日登“弘济丸”返沪。这是一次收获颇丰的考察。

一是

看到了中日之间的巨大差异。他在日本札幌写了一首小诗《一人》：“一人有一心，一家有一主。东家暴富贵，西家旧门户。东家负债广田原，西家倾家寿歌舞。一家嗃嗃一嘻嘻，一龙而鱼一鼠虎。空中但见白日俄，海水掀天作风雨。”

这首诗辞浅意深，对比鲜明，反映了中日两国的差异，日本“暴富贵”，中国“旧门户”；中国由“龙”变成了任人宰割的“鱼”

日本由“鼠”变成了张牙舞爪的“虎”，暗示中国改革的迫切性。

二是

看清了政、业、学的关系。清王朝政治腐败，官僚昏聩，张謇大失所望，政治热情减退，致力于实业、教育，他在致沈曾植的信中表示“天与野性，本无宦情”，“愿为小民尽稍有知见之心，不愿厕贵人受不值得计较之气；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此謇之素志也。比常读《日知录》《明夷待访录》，矢愿益坚，植气弥峻。辄欲以区区之愿力，与二三同志，播种九幽之下，策效百岁而遥”

。声称“不及终身栖陇亩，自将心力暖田翁”。他至日本目的是“调查实业、教育”。考察

后，他的思想发生了变化，认为“政虚而业实，政因而业果，学兼虚实为用，而通因果为权”

他一直把政治看作是“君

相之事”，不予关注，而现在不仅看到政有“虚”的一面，而且看到政是业之“因”的一面；士大夫办学既要为“业”服务，也要为“政”服务，兼顾“虚实”；办学质量的优劣应以能否打通政治与实业的关系，使政治为实业服务作为衡量的标准。可见他对“政、业、学”三者之间关系的认识前进了一大步。

是年除夕，张謇再次审视日强我弱的原因：“日本全国略与两江总督辖地相等，若南洋则倍之矣。一则致力实业、教育三十年而兴，遂抗大国而拒强

国；一则昏若处瓮，瑟缩若被絷。非必生人知觉之异也，一行专制，一行宪法，立政之宗不同耳。”

中日差异的根本原因是政治，一行专制，一行宪法，“立政之宗”不同，理政结果迥异。日本的君主立宪已在张謇的心里打上深深的烙印。

1904

月，张謇应张之洞、魏光焘之邀，赴宁商议奏请朝廷立宪事，由张謇、蒯光典负责起草。由于张之洞谈立宪，“其论亦明，其气殊怯”，前后七易其稿而无法完稿，最后张謇回上海与赵凤昌、汤寿潜“再酌”“重酌”才“改定”《立宪奏稿》。《奏稿》是张謇第一次比较全面地阐述其君主立宪主张。《奏稿》的宗旨：“采用

宪法，实行新政，以振积弱而图强。”强调必须改革政体，“政体不变，则虽枝枝节节而为之，终属补苴之一端，无当安危之大计”。提出立宪应仿照日本，“第欧美非澳各洲，种族各殊，宗教互异，党派又复纷歧，宪法即不能尽合我用。惟日本以帝国为政策，统于一尊，且与中国同洲同文，土俗民情大致不远，明治维新，当时亦由外侮激迫而成，其国势与今日中国亦复异地同揆”。

君主立宪这一政治主张，早在戊戌变法之前，维新派康有为、严复等人就提出了。但张謇不认同，他在行动上与维新派若即若离，内心里持批评态度。

1901

月写的《变法平

议》也未提及君主立宪。那么，张謇的君主立宪与维新派的君主立宪有什么不同呢？一是参照的对象不同。康、严的立宪是欧洲模式，以英国为蓝本；张謇的立宪是亚洲模式，以日本为榜样。二是指导思想不同。康、严是以欧洲的国家学说为指导，强调“以自由为本，以民主为用”；张謇以儒家学说为指导，强调“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三是国王的地位不同，西方国王没有实权，而日本国王握有实权。应当指出，张謇的思想体系属于曾国藩为代表的“新儒学派”，他们笃信儒学，亦吸收了一些西方的思想，他思想的基本面是儒家思想，忠君爱国是立身行事的准则。日本模式

的本质是“以帝国为政策，统于一尊”，与张謇的思想观念吻合。

二、君主立宪运动之准备

资料准备。

年是君主立宪的准备之年。以日本的君主立宪为蓝本进行改革，首先要引进日本的宪政资料。罗振玉是张謇的老友，于

1898

月创立东文学社，是上海最早的日语学校。

月，张謇在上海会晤罗振玉，商议编译刊印日本《宪法义解》《日本宪法》《日本义会史》等资料。张謇还撰写《

宪法义解

后序》，强调立宪准奋的必要性：“要之立宪之始有事在，不立宪法，遂无望立法、行政、司法之实行也。西方之人有言：不知政治之组织，而妄求政治之权利，是妄想也。此非过论。”《序》还批评了那些认为现在立宪“非其时”的论调，指出那些人“不知各国立宪之始，将皆时至而乘之乎，抑人为之而时合之也”

月中旬，张謇连续三次致函赵凤昌，“问《义解》印成否？应早成矣”。“印书必望速成、速布、速进，并望以百本即见寄”。他急切希望借助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宪政资料推进中国的宪政改革。

月下旬，《日本宪法》印成，张謇请赵凤昌寄

12

册给京师

的赵庆宽，再由赵庆宽将书直接送达“内廷”。可“内廷”的达官贵人对《日本宪法》不感兴趣。慈禧看了“宪法”后召见枢臣（宰辅之官）时说：“日本有宪法，于国家甚好。”可在座的枢臣茫然不知，“相顾而不知所对，唯唯而已”。瞿鸿禨遂命其七弟到上海拜托赵凤昌选购宪法等书，而不知道赵凤昌正是刻印宪法之人，让人哑然失笑。张謇为之慨叹：“枢臣奉职不识古义，莅政不知今情，以是谋人国家，宁有幸乎？”

舆论准备。

张謇感到：“众心希望立宪也，实则知立宪之利益者无几人。”因此，他们除了以《立宪奏稿》向朝廷陈述立宪主张外，还出版书刊，

宣传宪政知识。报纸有《预备立宪公会报》和《宪志日刊》。出版的书籍主要有孟昭常的《公民必读》、钱润的《地方自治纲要》、邵羲译的《日本宪法解》、汤一鹗译的《选举法要论》等。这些书报畅销一时，影响颇大，立宪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话题。

1905

年上海《东方杂志》有人撰文称：“今日立宪之声，洋洋遍全国矣。上自勋戚大臣，下逮校舍学子，靡不曰：立宪，立宪，一唱百和，异口同声。”

月，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推孙中山为总理，制订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蔡元培在上海成立同盟会分会。清政府面

临巨大的压力，

日发布“预备仿行宪政”谕令，声称：“我国政令积久相仍，日处阽危，受患近切，非广求知识，更订法制，上无以承祖宗缔造之心，下无以慰臣庶治平之望。及今惟有使绅民明悉国政，以预备立宪基础。着各省将军督抚晓谕士庶人等

发愤为学，合群进化，以预储立宪国民之资格。”

立宪派为之“奔走相庆，破涕为笑”。

1906

月，端方、戴鸿慈等出国考察宪政后回到上海，张謇设宴招待，与他们商谈立宪问题，并主动代端、戴起草《为立宪致各省督抚电》，宣传立宪三大好处：君权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进一步扩大立宪在全国的影响。

组织准备。

张謇在

年底写的《立宪近况记略》透露，朝廷高官之间关系微妙，对立宪的态度很不一致，如盛宣怀“首倡异议”，袁世凯“依违持两可”。“宪政之果行与否，非吾所敢知；而为中国计，则稍有人心者不可一日忘。此事将于明年秋冬之际卜之”，因此必须做好组织工作，凝聚人心，壮大立宪派的力量。一是做好实力派的工作，积极联络支持立宪的人物，如端方、铁良等；耐心做好“依违两可”人物的工作，如争取张之洞、袁世凯支持立宪。二是成立

预备立宪公会

。这是清末立宪派政治团体，以“奉戴上谕，开发地方绅民政治知识”为宗旨，进行改良主义的政治活动。

16

日“预备立宪公会”在上海愚园正式成立，推郑孝胥为会长，张謇、汤寿潜为副会长。会员主要是江、浙、闽的官绅及上层资产阶级分子约

235

人。公会事务所设在上海静安寺路

54

号。从此，立宪派有了正式的领导机构和领导人，上海便成为立宪运动的中心。三是建立联络各省立宪组织的平台。

1909

10

月，各省谘议局同时开幕（除新疆）。张謇被选为江苏谘议局议长，遂以谘议局作为联络各省谘议局的平台。立宪派也因此在政坛获得了

立足点。张謇借此联络指挥全国的立宪运动，成为立宪运动的实际领导人。

三、君主立宪运动之掀起

1908

11

14-15

日，光绪帝、慈禧太后相继去世，年幼溥仪即位，清政府极为虚弱，郑孝胥、张謇等人两次联名致电宪政编查馆，希望他们“上念朝事之艰，下顾兆民之望”，“奋发毅力，一鼓足气，决开国会，以两年为期”。但事实与他们的愿望相反，清政府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明定预备立宪期限为九年。这简直是“以法令为罔上之美观，以章程为欺民之幻术”，企图用“拖”的办法将立宪消弭于无形。立宪派忍无可忍，奋起抗争，正如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其《历史研究》一书中所说，“在文明的起源中，挑战和应战之间的交互作用，乃是超乎其他因素的一个因素”。这种“挑

战”和“应战”正是文明发展的动因。为应对清廷顽固派的挑战，预备立宪公会联络各省立宪组织，选派代表，聚集上海，组成

33

人的请愿代表团，

30

日离沪进京。出发前，张謇发表赠言：请愿

的目的是“谋所以纾国家之难，而称先帝明诏立宪，使人民参预政权之盛旨”。道议上无可厚非。讲究礼仪，“秩然秉礼，输诚而请”。方式上无瑕可击。态度坚决，“得请则国家之福；设不得请，而至于三、至于四、至于无尽。诚不已，则请亦不已。未见朝廷之必忍负我人民也。即使诚终不达，不得请而至于不忍言之一日，亦足使天下后世知此时代人民固无负于国家，而传

此意于将来，或尚有绝而复苏之一日”

。这种以天下为己任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精神，令人感叹！

1910

日请愿团抵京向都察院呈递请愿书，时在上海的张謇作《感事》诗一首曰：

世上风云若可惊，人心矛戟几时平？

老夫一笑浑闲事，夜半霜天看月明。

诗的一二句重在写“事”，世界风起云涌若受惊的野马奔腾向前；世人的心里愤愤不平，如矛似戟，十分尖锐，不知何时才能平复？三四句重在写“感”，这些不平之事与请愿团赴京请愿相比，只能算是等闲之事，可一笑了之，显示作者冷峻、淡定和笑傲世界的豪情。此时，诗人对自己精心策划的请愿运动颇有几分自信和期待，走出书房，冒着夜半寒气，面对满目霜天，举头仰视空中的明月，盼望明天的好消息。然而，北方传来的是请愿失败的坏消息。于是又组织了第二次、第三次请愿，均以失败而告终。这对张謇来说，自然是刻骨铭心的憾事。他在《年谱自序》中指出：“

謇年二十有二始有日记，至于七十，历四十八年……。此四十八年中，一身之忧患学问出处，亦尝记其大者，而莫大于立宪之成毁，不忍舍弃，撮为《年谱》，立身行己，本末具矣。系日于年，固有事在，以供后之作史而论世之君子，倘亦有所取裁。”

四、君主立宪运动的历史价值

张謇组织领导的

主立宪运动，就其本质而言，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改良运动，是维新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救亡图存”的重大举措。

应当指出，清季是个“狂飙突进”的时代，各种思想互相激荡，汇成波谰壮阔的社会思潮。这个思潮的本质特征是：传统的“经世致用”的思想

注入了“

救亡图强”的时代要求；传统的“治国平天下”思想

注入了近代的改良主义的社会理想；传统的历史进化观念

注入了近代社会进化论理念。

许多仁人志士从不同的视角探索救亡图强的途径。至于如何达到救亡图强的目标，他们在思想理论上的争论十分激烈：是走“思想改造论”的路子，还是走“社会改造论”的道路？究竞哪一条路更有历史意义？还须进一步研究。

因此，我们对那个时代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评价，不能采取简单化的做法，而应当坚持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络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

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

从政治的层面看，康有为选择维新，孙中山选择革命，而张謇选择立宪。维新百日，即告失败，但它猛烈冲击旧制度、旧文化，其启蒙意义重大；谭嗣同“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诗句，拔起千仞，高唱入云，感人肺腑。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王朝，终结了中国两千多年封建专制统治，但革命成果很快被封建军阀窃取；而黄花冈烈士那种“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气概和奋斗精神与天地“并寿”。轰轰烈烈的君主立宪运动也失败了，但它揭穿了清王朝假立宪、真专制的骗局，暴露了清廷统治者腐朽、顽固、伪虚、狡诈的

丑恶面目，从而加速其灭亡，为辛亥革命的胜利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其立宪精神是永存的。

总之，先贤的探索与奋斗往往殊途同归，他们用自己的智慧、才华乃至生命推动历史车轮的前进，谱写崭新的历史篇章。张謇与历史上许多杰出人物一样，无法超越其所处的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我们只能历史地理解张謇，辩证地评价张謇；对其“立宪之成毁”，我们亦敬其所“成”，惜其所“毁”。

参考文献：

《张謇全集

546

页、第

557

565

577

83

118

142

319

3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