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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末和民国时期，有两个人物站在了拯救中国“教育兴国”事业的前沿，先是张謇，后是陶行知。
张謇是一个视野开阔的状元教育家。他看到了中国发展的瓶颈是教育，提出“父教育母实业”，主张以实业积累资金，然后无私投身教育。
张謇建立了中国第一所民办师范学校——通州师范学校，先后建立了370多所学校，他对南通地区的教育布局规划，跟一百多年后的现在的布局惊人地吻合，他的教育和实业的发展，让南通成为了中国近代第一城。
在张謇进入古稀致事之年，陶行知从美国学成而归，放弃优越的工作生活环境，带着理想投身到中国的教育事业中来。
陶行知建立了晓庄师范学校，提出了生活教育、普及教育、创新教育等先进理论，改变了中国教育的生态。
张謇与陶行知以各自的方式，将教育从贵族化转变为全民化，从致士主义转变为实用主义，推进了国民普及教育事业的发展，丰富了教育的内涵和外延，就如同两座光辉的丰碑，给那段兵荒马乱积贫积弱的民族历史，抹上了希望的色彩。
张謇和陶行知年龄悬殊，彼此交集不算很多。但是，因为有着共同的民族责任意识，有着共同的教育理想，有着相似的不懈行动，两位惺惺相惜的同道，完成了教育责任的历史交接。
邀请杜威来南通讲学
1919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杜威去日本讲学。“杜威先生素来所主张的，是要拿平民主义做教育目的，试验主义做教学方法。”
杜威的中国学生陶行知发现这是一个千载难得的机会，就极力邀请杜威来华讲学。他跟当时在日本的郭秉文谈了，让他去请杜威。并在三月二十日写信给胡适，相信南方和北方共同努力，必定会将这件事落实。
在杜威答应来中国，并打算在中国游历一年后，陶行知很高兴，他在三月三十一日给胡适的信中，提出由“北京大学、江苏省教育会、南京高师三个机关各举代表一人担任”，“敝校昨日已推定兄弟担任此事，请老兄和蔡孑民先生商量推举一人，以便接洽。”
为了让中国教育界对杜威有比较深刻的了解，陶行知撰写了《介绍杜威先生的教育学说》，发表在《时报·教育周刊·世界教育新思潮》，后改名为《杜威先生的史略和著作》，作为《杜威先生在华讲演集》的序言。
张謇得到这个消息，非常重视。1920年6月，杜威先生应张謇先生之邀请，来通州演讲，前后五天，在更俗剧场、唐闸三次发表演讲。张謇先生在会上为杜威作介绍词，他称赞杜威先生：“博士于世界思潮，激励浚发，又能明白中国之政治关系及教育情状，甚为难得。”而杜威则说：“南通者，教育之源泉，吾尤望其成为世界教育之中心也。”
这是一次影响南通教育历史的大事，也让张謇和陶行知第一次为同一件事有了交集。
安排孟禄来南通调研
1922年，陶行知组织实际教育调查社，邀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师孟禄（PaulMonroe1869-1947），来中国进行大规模教育调查与讲学。
孟禄是杜威的同事，也是陶行知的老师。邀请孟禄来南通的目的，正如陶行知在为孟禄举行的返国饯别宴上所说：“大家奋起继续开辟继续试验的精神，来做这新纪元的师领。”这是陶行知的心愿，也是张謇一直在践行的教育理想。
孟禄来华讲学，历时四月，陶行知克服各种困难，全程陪同接待。
《陶行知文集》中提到孟禄先生在北方和南方考查的地方，其中南方有南京、上海、无锡、苏州、通州等处。并在各处选了几校考察一下。
之所以将通州纳入调研对象之一，是张謇在南通教育上的卓越成效使然。
孟禄博士完成调查之后，在北京与各省代表讨论中国教育问题，陶行知、陈保泉和汪懋祖三人根据会议记录，摘其大要整理并略加述评，完成《孟禄博士与各省代表讨论教育之大要》，该文发表在《教育丛刊》第二卷第八集。
这一次陪同调研，让陶行知更加真切地感受到南通地区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感受到张謇在发展南通教育事业、甚至全国许多地区的教育事业中的不遗余力，呕心沥血。
陶行知对张謇在教育上的成绩是非常赞赏的，到了在1946年6月14日，陶行知在他的演讲中还提到：“我搞生活教育，张謇是我第一个先生。”
这是陶行知在深入调研之后，对张謇教育主张的高度认同，是身为新一代教育伟人对张謇的褒奖，也是最中肯的评价。
襄助中国科学社
1914年，一群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康乃尔大学创办了中国科学社，旨在“联络同志、研究学术，以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到1918年，随着中国科学社主要骨干社员陆续结束在美国的学业，相继回到国内，科学社的总部也就由美国迁回到国内。
张謇对这个学社非常重视，亲自与省政府商定，将南京成贤街文德里一所官房作为科学社社所，后又担任该社董事。科学社安定下来之后就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推动了
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
1920年（民国九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改组为东南大学，东南大学的骨干教师中，相当多的都是科学社的社员，其中教育科有陶行知、陈鹤琴等。张謇在后面的工作中，给予中国科学社最大的关注和支持。
同年，中国科学社年会在南通召开，张謇主持了会议，发表了《中国科学社年会欢迎词》《中国科学社第七次年会开会词》和《科学社年会送别演说》。在欢迎词中，张謇充分肯定了中国科学社的重要性：“声传电吸，汽震机翔。何以致之？学术丕阐，何以阐之，怀疑其键。进而实验，真理以显。不有集社，安有淬勉？”
他在送别演说中结合南通肥皂厂和南通炼油厂的两个案例，对科学社年会提出两个建议：第一须用科学方法，研究社会心理；第二需用科学方法，量度社会经济，以为发展之标准。
1922年8月（民国十一年），中国科学社第七次年会原定于广州召开，但是当时的广州时局不稳定，又改在南通通崇海泰总商会召开，张謇在宴请会员时，即席致词：“吾人提倡科学，当注重实效，以科学方法应用视野经济之研究，与社会心理之分析，迨成效既著，人自求之不遑。”
作为教育科学的重要人物，陶行知也参加了会议。
中国科学社的活动经历，让陶行知为教育引进了很多人才，陶行知在后期办晓庄师范时，还经常邀请中国科学社的专家，来教怎样辨别生物科别及定学名等等。
共事中华教育改进社
民国时期，中国的国民教育还处在萌芽阶段，各个地域发展不平衡，教育的观点各不相同，各种教育问题层出不穷。
一批教育能仁志士决定把当时的实际教育调查社、新教育共进社、新教育杂志社合并组成的中华教育改进社，1921年冬，该社正式成立。它以调查教育实况、研究教育学术、力谋教育改进为宗旨。陶行知任主任干事，受命与马叙伦共同担任社章起草委员。张謇、美国教育家杜威、孟禄等为名誉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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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3日，召开成立大会，通过社章草案，将总事务所设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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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十一年二月至六月，陶行知在《中华教育改进社社务报告》中汇报了各项调研情况，其中智慧与教育测验标准的修正项目，已请南京、北京两高师教授担任，“兹据主任陆志韦先生报告，心理测验团先分三组进行，一组赴镇江、扬州、如皋、南通等处，自四月十五日出发至六月底止，共已测验一千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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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教育，作为当时中华教育改进社调研的重要对象，给他们提供了极为客观的教育生态，为国民教育的改革发展提供了依据。
但是当时的张謇，需要照顾各个行业。除了教育之外，他还在垦牧、水利、纺织等等许多行业投入大量的精力。在教育事业的具体工作上，张謇还需要不时地解决南通地区各个学校的具体问题。因此，在繁冗复杂的工作生活中，张謇并不能像陶行知一样，纯粹地投入到中华教育改进社的工作中来。
1922年2月，陶行知等人建立《筹划全国教育费委员会简章》，再次请张謇担任关税部部员。然而，当时张謇已经69岁，实业、教育的事情让他特别繁忙。因此，他深思熟虑之后请辞。他给陶行知所在的“南京东南大学内办事处”寄送了回复函，肯定了筹划全国教育费委员会的重要性，“年来教育诚无统系，经费问题尤当注意。大会宗旨，良所钦佩”。但是，张謇也表达了自己的担心和歉意，他说：“惟承推为关税部部员，走于关税素少研究，且年老力慵，维持乡里事尚虞不给，愧无余力及他事。幸乞原宥准辞。实所感幸。”
1923年7月23日，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二节年会，陶行知发邀请函给张謇。但张謇因为忙碌，不能亲自参加会议，专门写信给陶行知。
“敬复者：顷奉手教，具悉。本社本年年会，定于八月二十日至二十六日在京举行。走以事冗，不克诣会，特派易生作霖前来与会。易为敝县县视学，亦愿乘此便赴社设之‘施行教育心理测验讲习会’听讲。八月三日即将北上。所有尊函询发之乘车免票凭证，即乞转商车站，先期填寄转给，俾该生得早日来京。如荷通融，则不仅该生之厚幸已也。再该生宿舍，如能代为准备，尤所纫感。敬希示复。并颂大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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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诸多无奈，但是两位教育巨人继续保持着关注和联系，并在各自的能力范围内不懈奋斗，为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为中华民族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作者系海门市张謇研究会会员,工作单位：海门市常乐小学)
参考文献：
[1]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1卷第255页，四川出版集团，四川教育出版社。
[2][3]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8卷第178页，四川出版集团，四川教育出版社。
[4]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12卷第845页，四川出版集团，四川教育出版社。
[5]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11卷，四川出版集团，四川教育出版社。
[6]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1卷第329，四川出版集团，四川教育出版社。
[7]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9卷第610，四川出版集团，四川教育出版社。
曹从坡，杨桐:《张謇全集》第4卷第301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曹从坡，杨桐:《张謇全集》第4卷第323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10]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1卷》第385页，四川出版集团，四川教育出版社。
[11]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12卷第845页，四川出版集团，四川教育出版社。
[12]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12卷第66页，四川出版集团，四川教育出版社。
[13]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1卷第450页，四川出版集团，四川教育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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