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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成功，孙中山（1866——1925）创立中华民国，标志着自秦汉以来延续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治政被推翻。面临政权的更迭，社会结构的调整，国人特别是社会精英，必须作出自已的选择，是拥护民主共和，做民国的国民，还是依恋故国旧君，做逊清的遗民？张謇和他昔日的朋友、同僚如沈曾植（1850——1922）、梁鼎芬（1859——1919）、郑孝胥（1859——1938）、铁良（1863——1938）、罗振玉（1866——1940）、王国维（1877——1927）、张人俊（1846——1927）、康有为（1858——1927）等对孙中山及其创建的民国态度迥异，分道扬镳。
政治取向
1911年10月7日，张謇去武昌主持大维纱布公司开工典礼，10日晚乘船返回，途中亲眼目睹武昌起义的熊熊烈火，他内心十分担忧，怕引起社会动荡，怕影响自己企业的发展。于是当轮船到达南京就上岸劝说江宁将军铁良和两江总督张人俊出兵援助，平息“乱事”。铁、张两人未予理睬，他就赶到苏州，与苏州巡抚程德全商量，连夜赶写奏章，请求改组内阁，宣布立宪。接着又以江苏咨议局名义，电请内阁宣布立宪，召开国会，借此对清廷作最后挽救。然而，迅猛发展的革命形势是张謇始料未及的，随后各省纷纷独立，特别是江浙一带光复，使张謇彻底认清了形势，审时度势，他决定放弃立宪主张，赞同拥护共和，发表巜建立共和政体之理由书》：“既脱离君主政府，只有共和，号召君主立宪不可得，亦国势事实为之也。”
为了预防北方武装与革命军冲突，1911年11月13日，张謇《致库伦商会及各界电》，电文云：“南方军民，对于蒙族，视如同胞，绝无丝毫外视之意。满清退位，即在目前，共和政治成立，人人平等。大总统由人民公举，汉、蒙、满、回、藏五族，皆有选举总统之权，皆有被选为大总统之资格，较之坐受满清抑制者，大有不同。请诸公将此意宣告蒙族并居库满人，务各同心协力，一致进行，蒙汉同胞，并受其福，伫盼佳音。”
其时，张謇还以大生纱厂为抵押，向外商借贷50万元，缓解筹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财政拮据。1912年元旦，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任命张謇为实业总长兼盐政总理。至此，张謇实现了从主张君主立宪到拥护民主共和的最大转变。
沈曾植、梁鼎芬是张謇1885年中举之后在北京结识的文章道义之友，他们两人都是1880年进士。沈曾植曾任安徽提学使、安徽布政使、护理巡抚等职，与张謇交往甚密。辛亥革命前夕，辞官居上海，杜门不出。后支持张勋复辟，授“学部尚书”。梁鼎芬是清末的著名学者，官至太子少保，是宣统皇帝的师傅。辛亥革命后，结庐固守崇陵。崇陵是光绪皇帝的陵寝，也是中国最后一座王陵。梁在崇陵募款植树，扬言光绪皇帝奉安时，要以身相殉，忠贞不二。
郑孝胥和铁良在君主立宪运动中是张謇的同志、战友。1906年冬天，预备立宪公会在上海成立，郑孝胥被推为会长，张謇、汤寿潜为副会长。他们编译刊印《宪法义解》《日本选法》《日本议会史》等书，分发各方要人，铁良还冒着风险把这些书籍转送到内廷，试图争取得到最高统治者的认可，更快地推动中国政治体制的改革。郑孝胥十分支持张謇创办实业，是大生纱厂和通海垦牧公司的重要股东之一。然而郑、铁两人坚决抵制民主共和体制，郑孝胥宁愿在上海鬻字卖文，不愿为民国效力。他读到时人朱谦之《到大同之路》一书中关于孙中山三民主义阐述，十分反感，他在日记中写道：朱谦之谓：孙文之“三民”者，民族之说出于王船山，民权之说出于黄梨洲，民生之说出于颜习斋、李刚主。孙文之“大同”说，出于《大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一人推至天下。故“大同”即王道，“小康”即霸道。其妄诞如此。郑孝胥十分嫌恶孙中山的言论，十分敌视民国，他说“余与民国乃敌国也”
。1913年，郑的朋友受人之托，请郑孝胥书写“民国大学”的匾署，他坚辞不写，认为政治上不苟同，又何必为人书写“民国”。他一心追随清逊帝，晚年任“满洲国”国务总理兼文教部长。
罗振玉、王国维早年积极支持张謇的教育救国事业，二十世纪初，张謇申报创办通州师范，遭到两江总督府顽固派们的反对，而罗振玉十分支持张謇创办师范，发展普及教育的主张。王国维是罗振玉于1903年推荐给张謇，执教于通州师范的老师，讲授哲学、心理学、伦理学等课程，是一位著名的学者。他还是张謇创办的通海垦牧公司的股东之一。罗、王两人因辛亥革命的变局，结伴同行，逃亡日本。他们觉得民初的思想环境与他们格格不入。罗振玉给友人的信中写道：“玉海外馀生，所以久久不归者，盖亦以赋性狷隘，其不能容于今之世必矣。”
王国维的晚年行为更为极端，1927年6月2日，他在北京颐和园昆明湖自沉。王国维自沉的原因是什么？说法有很多，据罗振玉为王国维写的传记巜海宁王忠悫公传》（王国维，浙江海宁人）观点，王氏自沉是其“执德不回”，即对溥仪坚守君臣大义。王死后，溥仪谥号“忠悫”。
道德衡量
郑孝胥等一帮依恋满清而抵制民国的遗老遗少，对张謇转向共和，力劝清帝逊位的政治取向十分不满，群起诋斥。其中郑孝胥的话最具典型性：“武汉乱后，国人多以排满为心理，士君子从而和之，不知廉耻为何物，于黎元洪何责焉。宜作书一正张謇、汤寿潜之罪，他不足道也。”
在郑孝胥等人看来，满清倒台，民国建立，张謇是罪魁祸首，不知廉耻。他们认为君臣、父子、夫妇三纲，是天经地义，道德规范，张謇他们挑战“三纲”之首的君臣关系和原则是大逆不道。
张謇认为“道德者，良心而已。良心之生为廉耻，有廉耻故有为，有不为。能有为、有不为，故有常。有常，故信。人可以穷，可以死，不可无良；国可以弱，可以小，不可无信。无良，不人；无信，不国。”
他还说过，“人非道不立，而道非人无寄。其所寄者，即其所立者也。而因其所立，亦可以量其所寄。人自有心，心自有其本然之则，当其则而立道焉，即道之立也；人各有心，心亦各有本然之则,顺其则而立道焉，即道之寄也。”
在张謇看来，道德即“良心”， 即以善良之心对是非、善恶的正确判断。人无良心不能立世。人的道德良心是从实际行为之中表现出来的。判断的依据是“道”， 即事物的普遍规律，而不是封建的道统。
张孝若在《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中对他父亲的道德观念有这样一段阐述：我父对于明末清初诸儒的朴学、理论和行事，都十分推重，认为“学问固不当求诸瞑想，亦不当求诸书册，惟当于日常行事中求之”（颜习斋先生语），适合了他的见解。认定读书人的责任，决不是读几句书，做几篇文章就算了事。要抱定“天下事皆吾儒分内事，吾儒不任事谁任事耶”（颜先生语）的一种气概。所以认为求学是讲真理实用，确能回复儒理的本真，扫除道学的虚顽。凡是读书人，都应该望求实用的这条路上走……我父就立下了吾儒不任事谁任亊的决心，更想进一步推实用的学派，去实做实用的事业，使得实用的空言，变成实用的实事;将原料物质，一齐利用发达起来，于国家于民生，尽兴利有益的责任……立志要拿儒理从死的变活的，从空的变实的，这是我父一生读书重儒的抱负，和力行的法则……我父对于我国礼教，认为源流很长，立意很精，确是古文化的国粹，所以应该有相当的尊重及保存。可是那种不合时宜，行不通的地方和不近人情的仪式，都得逐渐改革，不应一味盲从，推波助澜，更望顽固处钻
张謇一生重儒的抱负和力行的法则，决定了他信奉“天地之大德曰生”道义，认为天地最大的功能是“生”，是让生命生存延续。这是儒家的最高德性。清季，民不聊生，张謇已经对清廷失去信心，于是选择了发展实业、教育，实现救国救民的道路。
徳是什么？简单地说，帮助别人不要求回报就是德。张謇在清末民初30年，以实业强国，实业获利办教育、办慈善公益事业，他不求回报，只想富民强国。史学家胡适评论说：他独力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三十年开路先锋，养活了几百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于全国。胡适说了句公道话，其实张謇时刻把“廉耻”二字揣心头，他做了三十年道德良心事业。张謇还在《五九日国耻纪念会演说》中教导青年学生说：“鄙人愿诸生志勾践之志，为德国国民之所为。将来毕业后，为农者必蕲为良农，为工者必蕲为良工，为商者必蕲为良商，以今日联合会之精神，贯注永久。果能循斯道以力行之，庶几知耻之道矣。孔子谓知耻近勇，盖知耻而而思所以雪之，必有坚忍不挠、激昂慷慨之气，斯即勇之道也”
。张謇的道德观与“一生不侍二姓”的“愚忠”是不可相提并论的。
《尚书》有云：“德无常师，主善为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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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以厚德载物，张謇言行，吻合其义
文化认同
民国肇建，孙中山在临时政府大总统就职仪式上公布《改用阳历令》，并通电全国要求人民遵行。这项改用历法的命令，从社会文化层面看，只是此前民间普遍使用的阴历被共和政府以阳历替代，其实充满了政治意涵，是否改用阳历，反应的是人们的文化认同，同时也是政治态度。张謇1912年张贴在大门上的春联是：“民时夏正月；国纪汉元年。”上下联之首字“民国”，似有启用阳历，庆贺民国成立之意。
张謇在撰写《狼山观音造像记》之后所具的日期是“民国元年”，郑孝胥见了，不以为然，他在日记里写道：“自书《狼山观音造像记》，后书‘民国元年’，且不避‘淳’字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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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满之意溢于言表。
1915年， 罗振玉与王国维结为亲家，罗家要求王家遴选订亲日子时，只需告知阴历，因为自己“不知阳历为何物”，又说，诹吉书内只需写“明年”，“不欲见民国六年字样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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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氏的文化认同及其心态不言而喻。
在特殊的时期，人们的发型是一种文化认同标志。满清法定男子须蓄发结辫，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1912年3月5日，孙中山发出《临时政府公报》第二十九号：“满虏窃国，易吾冠裳，强行编发之制，悉从腥膻之俗……今者清廷已覆，民国成功，凡我同胞，允宜除旧染之污，作新国之民，凡未去辫者，于令到之日，限二十日，一律剪除净尽，有不尊者，以违法论”。
孙中山的剪辫令遭到了不少清廷旧臣的抵制，陈三立、叶昌炽、梁鼎芬私下赞许。郑孝胥毎见昔日友人首先观察对方有无发辫，用以区别彼此。王国维给友人的信中说，每见有发辫而盘在头顶的，心中就不免讥诋。张謇与这些昔日同僚就大相庭径，他1913年出任农商总长兼全国水利局总裁时的照片一定给世人留下极深的印象：神情平静、目光深沉，剪短发、穿西装、戴领结，胸前佩有多枚奖章。这是张謇对孙中山对剪辫令的态度。
同样，其时张謇的穿着也反映了他对孙中山衣冠穿戴改革的要求。然而他旧时的同好沈曾植、恽毓鼎等却截然不同，“衣冠不改旧遗民”。特别有意思的是康有为1927年70岁生日，仍穿清代朝服，戴红顶翎帽，在上海愚园路的住宅延香堂前拍照留念，用衣着表示不忘王室、不忘旧君。
这一时期许多逊清旧臣，对民国初年大力提倡的，他们极力反对抵制。比如，当时提倡报刊杂志横排印刷，王国维一度拒绝把自己的文章刊载在横排版的《国学季刊》上。再比如，十月十号是民国的国庆节，忠于逊清的旧臣不愿走通衢大道，目的是为了避免见到有关庆祝的场景。郑孝胥在日记里写道：“是日十月十号，乱党号为‘双十节’，谓之‘国庆节’，市居颇有休业者，学生举行提灯会，真醉生梦死之徒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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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则不同，他有意无意把企业的庆典活动放在“双十节”，比如《申报》新建筑落成纪念典礼等等。
逊清旧臣对民国教育也不满，例如罗振玉，清末时光他和张謇等都参与教育改革，积极主张办女子学校，实行婴幼儿教育。清室逊国后，他一反常态，认为“学校乃社会万恶之源，绝口不再谈教育”，甚至把不上学校的女子作为子孙择偶的一个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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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振玉还与陈三立、郑孝胥、王国维、等20人发起成立“东方学会”，名义上维护东方文化，实际上与政治立场互为表里。他们还成立了名目繁多的诗社、文社，目的在于宣传他们的文化理念与主张。
影响最大的可能要数康有为等人办的“孔教会”。1912年10月7日，孔教会于上海正式成立，宣称以“昌明孔教，救济社会”为宗旨，并发行《孔教会杂志》。康有为等坚持把孔子学说宗教化，说孔子学说是唯一适合中国的宗教。北京孔教总会干事李时品有言：“为长素（康有为）而立孔教会者，其目的恐不在教。今京内外尊孔集团何尝不多，大抵藉昌明孔教之名，为弋取政权之计；明为教会，阴为政党，予人以可攻之隙，实他日自败之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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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氏大白话，一针见血。对于风行南北的“孔教会”，张謇有他的真知灼见：“第一须知孔道并非国教，孔子本无宗教性质。”“故欲昌明孔学，宜就子臣弟友、忠信笃敬八字做起。子为孝亲，臣为卫国，弟为敬长，友为爱人；忠则不贰，信则不欺，笃则不妄，敬则不偷，此属于行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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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还有不少朋僚，如沈瑜庆、陈三立、赵尔巽、周士模等等，当年不论事业、道义、情谊，都是志趣相投，然而民国之后，观念不同，所走的道路也不同。他们不愿为民国效力，有的还参与宣统复辟（即张勋复辟），有的投身满洲王朝……
当然，张謇的朋僚在政治取向、道德衡量、文化认同方面与张謇有不少分歧，不等于他们没有成就，比如王国维学术研究成就得到世人的欣赏，1922年，鲁迅称道王国维的《流沙坠简》说：“要谈国学，那才可以算一种国学的书。开首有一篇长序，是王国维先生做的；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
不过，有一点十分令人注目，张謇拥护孙中山建立民主共和政权，并不意味完全赞同其治国方略，张謇1912年元旦接任临时政府实业总长，2月12日辞职，任期时间只有40余天。辞职电文十分简明：汉治萍事，曾一再渎陈，未蒙采纳，在大总统自有为难，惟謇身任实业部长，事前不能参预，事后不能补救，实属尸位溺职，大负委任。民国成立，岂容有溺职之人滥竽国务？谨自劾辞职，本日即归乡里。特此驰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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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辞呈中的“汉冶萍事，曾一再渎陈，未蒙采纳”，是指他多次申述汉冶萍公司不能和日人合办的意见没有被采纳。张謇辞职前数日（2月7日），曾有《致孙中山黄兴函》，详述汉冶萍与日本合办的危害，然而，民国肇建，财政艰难，孙氏向日人借贷，还是以同日本合作开办汉冶萍为条件。因此张謇毅然决定辞去实业部长，返回家乡。以后，张謇为教育、水利建设诸事和孙中山多有信函来往，还互赠照片，互相尊重，可谓豁达大度。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张謇在南通为其召开追悼大会，并发表演说，他评价说：“从历史上看来，中国革命之第一人，要推商汤。其后因君主之昏聩，或其他原因，起而革命者，代不乏人，然不过一朝一姓之更变而已，不足为异。孙中山之革命，则为国体之改革，与一朝一姓之更变迥然不同。所以孙中山不但为手创民国之元勋，且为中国及亚东历史上之一大人物。”最后，张謇还告诫人们：“鄙人愿我国人以公平之心理，远大之眼光对孙中山，勿爱其长而因护其短，勿恨其过而并没其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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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多年过去了，用今人的目光评价张謇对孙中山的态度，人们也会毫不迟疑地给他点个赞。
张謇与朋僚对孙中山的态度不同，看似人各有志，但说到底还是世界观不同，张謇积极向上的处世态度和行为举止，为时代的进步、社会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正能量。
参考文献：
[1][9][16][18]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4》第200、554、397、60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2][6][17]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2》第284、596---597、31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3][5][11][13]中国历史博物：《郑孝胥日记》第2218、1361、1456、1629页。
[4]顾廷龙：《艺风堂友朋书札》第1005页。
[8]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
[10]《尚书•咸有一德》。
[12]长春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
[14]罗继祖：《鲁诗堂谈往录》，上海书店出版社，第39页。
[15]李时品：《知类疆立斋日记》，1913年6月27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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