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教育理念之哲学灵光探微

张贤

1924年5月，垂暮之年的张謇致信张孝若：“哲学及各学之空气灵光，尤不可不知。”

言之谆谆，可亲可感。他在不经意间向我们透露了一个“秘密”：非常重视哲学，视之为人不可须臾离开的空气和引领人们前行的神异光辉。同时，也为我们观察研究张謇开启了一扇新的窗户，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教育事业是智慧的事业，与哲学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哲学家的著作中常常包含精辟的教育见解，在教育家的著作中也时时闪耀夺目的哲学灵光。这在中外哲学史和教育史屡见不鲜，如孔子的《论语》，柏拉图的《理想国》。实践表明，教育离不开哲学，唯有哲学才能正确认识和处理教育与社会诸方面的关系；唯有哲学才能厘清和解决教育系统内部诸要素之间的关系。张謇教育思想正是在哲学的烛照下形成的，显得大气而富于智慧。本文拟撷取其中的几个侧面，探赜索隐，汲取其中精妙的哲理。

“实业与教育迭相为用”

一条颠扑不破的定律

甲午战争后，中国陷入空前的民族危机，“救亡图存”成为当时的时代要求。张謇认为“天下将沦唯实业，教育有可救亡图存之理”

毅然走上实业、教育救国之路。他为之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创造了辉煌的业绩，成为中国近代著名的实业家、教育家，他在这方面的诸多建树和精辟论述已成为其教育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张謇对教育价值的认识，也突破了一般士大夫将教育作为“建国君民”工具的陈旧框框，不但把教育纳入“救亡图存”的战略目标之中，而且将它作为解决民生问题的重要推手。然而，人们对张謇教育思想的认识往往见智见仁，并不一致，有些论者把“父教育而母实业”作为张謇对教育与实业关系的“经典表述”就是典型的事例。首先背离了语境，请看原文：“惟是国所与立，以民为天；民之生存，天于衣食；衣食之原，父教育而母实业。敷施翕受，功用相须。”

这段文字的逻辑十分清晰：要立国必须得到百姓的支持，应当尊民为“天”，百姓的生存自然离不开衣食，民以衣食为天；百姓的衣食之源是什么？是教育和实业，只有它们互相配合，充分发挥各自的功能，才能产生丰富的物质财富以满足人们的衣食之需。可见这段文字的核心是谈民生问题，而不是教育与实业的关系。文中的“父”与“母”只是个比方，仅表示教育与实业有“至亲至密之关系”，并没有说清它们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造成这种偏差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对“父”、“母”一类的比喻词在解读上有偏差。

应当指出，在张謇的文章中，以“父”、“母”作比喻的地方还很多。这与他的哲学理念有关。张謇的哲学思想源于古代的经书，他尤其青睐“六经之首”的《周易》，他十三岁就读《易》、在1891年就对《周易》“音训”和“句读”，对它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并在实践中灵活运用其中的哲学原理，他创办的企业名称如大生、颐生、大来等都出自《周易》就是明证。1901年张謇将中国古代典籍与西方文献进行对比时，就将《周易》、《礼记》、《论语》、《孟子》与西方的哲学和教育学相提并论。《周易》是东方文化的奇葩，作者站在当时人类对宇宙认识的最高水准上，以高屋建瓴之势，探索宇宙的起始及其演讲过程，立论恢宏，思虑玄妙，在世界文化史上独树一帜，奠定了东方哲学思维模式的基础。它建立了“三才”统一的宇宙论，提出 ：“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周易·说卦》）。涵盖了宇宙之阴阳消长，万物之刚柔变化，人生之仁义准则。孔子编撰的《易传》又发展《易经》的思想，将一部占筮之书改造成理论性很强的哲学著作，提出“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的观点，认为事物的运动变化是其内部阴阳两种对立力量作用的结果。把阴阳双方对立的基本属性定为一刚一柔，刚柔相推而生变化，从而万物“生生”不已，大化“日新”又新。

二十世纪初，西方哲学开始传入中国，1903年传教士林乐知将美国李约各的《人学》翻译后登录在《万国公报》上，他在《人学序》中指出：“中国近年哲学理想渐侵入上流社会脑中”。张謇当属上流社会之人，西方哲学理念“侵入”其“脑中”是很自然的事。

张謇关于“实业与教育迭相为用”的思想就是在上述哲学原理的指导下形成的。首先，他依据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原理，把有密切关系的教育与实业视为事物内部一阴一阳两种对立统一的力量，它们互相依存，不可或缺，共处一个统一体中。然后又按照事物矛盾运动原理，揭示它们既统一又对立的矛盾运动，它们刚柔相推，阴阳互动，敷施翕受，相得益彰；同时又互相矛盾，相互制约，造成刚柔相推，互相激荡，推动实业、教育向前发展，正如张謇所说，“以实业辅助教育，以教育改良实业。实业之所至，即教育之所至”

显示了它们“迭相为用”的规律。细心的读者还会发现，张謇有时说“实业为教育之母”有时又称“教育为实业之母”，看似阴阳易位，前后矛盾，但从《易经》的观点看，物以因时为用，“柔进而上行，得中而应乎刚”，阴阳易位，是矛盾转化的表现，“未悖逆大道”。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实业（农工商总称）属经济基础，教育（包括政治法律文学等）属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亦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实业与教育迭相为用”的观点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原理不谋而合。由此可见，“实业与教育迭相为用”，是一条经受实践检验的颠扑不破的定律。

二、“以思运教”——一个辩证思维的范例

教师劳动是复杂的脑力劳动，教师思维品质的高下决定了教育教学效果的优劣。张謇“以思运教”的论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辩证思维的范例，给了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他在给张氏家塾教师沈同芳的赠序中指出：“孔子于《临》之象曰：君子以教思无穷也！教为定体，而思无定向。以教致思而思为宾，以思运教而教为宾。三代共学，主于明伦，所谓教也，校、庠、序、射、教、养各因其时，而义不相袭，则思为之。塾之所以为塾也，庠之所以为庠也，序之所以为序也，学之所以为学也，如何而小成，如何而大成，则思为之。何为而须示以敬。何为而须官其始，何为而须孙其业，何为而须收其威，何为而须游其志，成其心，不躐等，则思为之。有思而后教不穷，亦有思而后无穷。”

这段文字内容丰富，意蕴深运，又涉及到《易经》、《易传》、《学记》等古代经典，需要认真解读和品味。《临》、《易经》中的卦名，其卦象是“兑下坤上”，意谓泽上有地，水与土亲密无间，君子依此卦施教，当与学生亲密无间。“君子以教思无穷”一语出自孔子作的《易传》，是孔子见《临》卦之象时发的议论，意谓有道德有学问的人因善于教思而在教育实践中不会陷入困境。那么，如何搞好“教思”呢？

1、摆正教、思位置，认清“以思运教”的必要性。教思是关于教与学的思考。我国古代教育家大多主张“学思并重”，孔子提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中庸》将它发展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五个步骤。可见教学与思考总是相伴而行的。这里有两种选择，一是“以教致思”，教为“主”，把“思”置于宾的位置上。这种思维常常是随教而兴，仓促应对，零碎杂乱，属于一种浅层次的思维。若“以思运教”，把“思”放在“主”的位置上，教处于从属的“宾”的位置，情况完全不同，教师施教前就对教学进行全面系统的思考，这种思维不仅有前瞻性，而且有整体性、系统性和深刻性。在这个基础上，可形成正确的教学策略，教学设计，选择适当的教学方法，在教学过程中成竹在胸，游刃有余，岂有受“穷”之理？教学效果自然会好。因此，必须坚持“以思运教”，把“思”摆在主导位置上。

2、注重求异思维，彰显所运之“教”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张謇用了三个“思为之”，提出三个方面必须思考的问题，一是从历史的角度思考，“三代”指夏、商、周三个朝代。据《孟子》所记：夏、商、周“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夏曰校，殷（商）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三代校名虽异，但教学内容单一，皆“主于明伦”，注重伦理教育和军事训练，但这些学校“各因其时”“义不相袭”，所教有内容都是为了当时的需要，互不传袭，照搬前人的做法在古代就行不通。二是从学校的类别去思考，西周已经初步形成一套学制，设有“国学”和“乡学”两种学校，国学又分为天子国学和诸侯国学；乡学按行政区域设学，即里塾、乡庠、州序，优异者从塾入庠，从庠入序，从序入学。不同层级的学校，自然有不同的教学内容、教学要求和不同水平的学生。设在首都四周的国学亦有各自的教育精神：“帝入东学，上亲而贵仁；入西学，上贤而贵德；入南学，尚齿而贵信；入北学，上贵而尊爵；入太学，承师而问道”（《大戴记》）。因此，教师必须思考并弄清自己所在学校的层级，教学要求和学校精神，特别要思考如何使自己的学生达到“小成”或“大成”的目标。三是从育人的角度思考。《学记》指出：“大学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入学鼓箧，孙其业也，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未卜禘，不视学，游其志也；时观而弗语，存其心也；幼者听而弗问，学不躐等也。此七者，教之大伦也。”意谓大学开学时，士子穿着礼服，用蔬祭祀先哲，以示尊师重道。学生要吟诵《诗经·小雅》中《鹿鸣》等三首诗，使他们一入学就感受居官受任之美。入学后，学校以击鼓召集学生，学生则发箧出其书籍，以逊顺之心进其学业。示以夏槄、楚荆（戒尺），警其怠惰，收敛威仪。夏天无大忌，天子不视学，让学生自己去学习、思考，年长的学生可请教老师，年少者听而不问。因为学习必须循序渐进，不能越级。这七项是施教的大纲。张謇要求教师根据学生心理、生理发育状况，思想道德水准及其个性特点，做好上述七件事，帮助学生养成尊敬道艺，逊顺进业，校正不良行为，培养良好心志等工作。总之，“以思运教”涉及的范围很广，思考的问题很多，其核心是充分认识教学要求与教学对象个性差异之间的矛盾，全而掌握学生的特点和实际情况，从而有的放矢地进行教育。教师唯有多思善思才能适应教学的需要，逐步进入教育的“自由王国”。

3坚持实事求是，确保“以思运教”的科学性。教育思维是理性思维，必须建立在实事求是的理论基石上。所谓实事求是，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探索、把握客观事物的规律。首先要了解“实事”。张謇从三个侧面向我们展示教育这个事物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如教育的时代性，学校的层次性，教育内容的阶段性，同类教育对象之间的差异性，引导我们把握事实，分析事物，洞察事物，这是“以思运教”的基础。第二要探求规律，教与学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它们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互相促进，其中教为主导，学为主体。因此，教适应学是一条基本规律，教师充分认识学的多样性、复杂性，正是为了提高教的适应性，即所谓量力性原则，与之直接相关的是循序渐进原则。学作为认知的主体，自然应当发挥主观能动性，努力适应教。唯其如此，才能使教与学相互协调，相互促进，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其最高境界就是“因材施教”，以实现“教学相长”为目标。

三、“教无定法”——一把开启教学方法论研究的钥匙

教学是以教材为中介的师生双方教和学的共同活动。教学方法，一般指在某种教学理念指导下形成的相对稳定的教学活动结构和方式方法。它是教师的教法和学生的学法的统一。正确的教学方法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求知欲望，促进学生主动学习，达到掌握知识、提高智能、陶冶情操的目的。选择正确的教学方法对提高教学质量大有裨益。然而，采用什么教学方法，不但受制于教师的教学素养，学生的接受能力及师生的合作程度；而且受制于社会的需求，科技发展水平以及教学内容、教学目的、教学手段等方面的实际状况。如何选择和运用教学方法，则大有文章。

张謇先生认为：“教育者，有方而无方，有法而无法之事也。人不可无教，故无世无地无事可以不教，是为有方。人不同世，也不同地，地不同事，事又各有不同，执古以例今，执此以例彼，执甲以例乙，则扞格而不入，龃龉于不容，水火而不亲。各宜其所宜，各适其所适，是则无方。教聋不可以管籥，教瞽不可以文章，教童子不可以乌获，必因其所能明而益以明，因其所能行而导以行，是为法，是有法。或因负而觉正，因权而反轻焉，恶乎非法，恶乎非非法，是则无法。”⑦这是一段充满哲理的文字，生动地阐明“教无定法”的道理。

首先，肯定教育是有方法的。因为人人需要教育，事事需要教育，“无世无地无事可以不教”，所以教育古已有之，并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形成一事整套的教法，使学生“安其学而亲其师，乐其友而信其道”。《学记》提出豫、时、孙、摩四种教法：“大学之法，禁于未发之谓豫，当其可之谓时，不陵节而施之谓孙（顺应），相观而善之谓摩（切磋）。”言简意深，抓住了教的关键，强调教育的前瞻性、时效性、适应性和互动性。若违背四法，后果严重：“发然后禁，则扞格而不胜；时过然后学，则勤苦而难成；杂施而不孙，则坏乱而不修；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而最根本的“法”必须适应学生需要。认识论告诉我们，学生接受知识技能都是以已有的知识经验为基础的，正如张謇所说，“必因其所能明而益以明，因其所能行而导以行；是为法，是有法”。

第二，必须确立“教无定法”的观念。任何教学方法的运用都是有条件的，如情境教学法，运用具体生动的场景以激起学生主动学习兴趣，提高教学效率。但它只适用于小学初中的语文外语学科，对于以抽象思维为主的数、理、化，思维能力强的高中学生就不适应了。选用教法，既不能拘于一法，守于一隅，也不能随心所欲，标新立异；而应当“各宜其所宜，各适其所适”。由于“人不同世，世不同地，地不同事，事又各有不同”，教法必须随之变化。如果“执古以例（比照）今，执此以例彼，执甲以例乙”，势必互相抵触而格格不入，意见不合而不能容纳，形同水火而互不亲近，导致教学的失败。总之，教育要看对象，教法要适应学法，教聋子不能以管籥（笙箫）之声让他听，教瞎子不能以色彩或花纹 请他辨，教小孩不能与他讲高深的学问使他一无所获。即使一般的学生，智商有高低，学法有差异，有的举一而悟三，有的示二而见一，有的因负而觉正，有的因重而感轻。对于这些对象所施予的教育到底是“非法”，还是“非非法”？实在很难说，只能说是“无法”。

第三，应当开展教育方法论研究。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苏联教育家凯洛夫访问中国后，凯洛夫教育法风靡全国。八十年代始，西方教育思想涌入中国，特别是“三论”（即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传入中国，为广大教师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新的思维方式，教师研究教法的热情空前高涨，形成百花齐放的局面。时至今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教育法实在繁多，教育流派多，有传统的、有现代的；教育家也多，有真的，也有冒牌的；教育模式或方法更多，有中国的，也有外国的，真是“乱花渐欲迷人眼”，让人真伪莫辨，优劣难分，而有些教师似乎有点“喜新厌旧”，崇洋媚外，爱赶时髦。其实，新与旧都是相对的，正如张謇所说，“今日之旧，前日之新也；今日之新又明日之旧也”。而“厌我而徇人非新，厌常而嗜怪非新，必䌷乎而得理，易乎旧而得安之谓新”。教师若“不顾其后而惟新之膻，暮不待朝，乙务掩甲，不辨孰旧，且穷于新焉”。⑧可见，曲从于人不是新，爱好新奇也不算新；只有从已有的实践经验中引出的道理和方法才算新。若一味求“新”，终将被“新”所困。教育方法很多，何者为佳？教育对象千差万别，何法以对？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我们的回答是开展教育方法论研究。

所谓方法论研究，主要指教育根本方法之研究。对学校而言，就是立足于学生全面发展目标，致力于促进学生德育内化方法之研究，教学过程优化方法之研究，讲练无缝对接减负增效方法之研究。同时要加强初中各学科教法、学法研究，甄别和筛选已有之法，促使学校教育教学方法的整体优化，进一步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张謇先生关于“以思运教”、“教无定法”等充满哲学智慧的论述，为我们开展方法论研究提供了思想理论武器，它犹如一把金光闪闪的钥匙，也为我们开启教育方法论研究之门，开启了通往教育“自由王国”之大门。

（第一作者系海门市能仁中学校长、海门市张謇研究会会员）

参考文献：

①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3》第1566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

②③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8》第536页、第576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

④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5》第111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

⑤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4》第615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

⑥⑦⑧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6》第375页、436页、612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