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与晚清上海

张贤

上海与张謇一生的事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旨在讨论晚清时期张謇与上海的关系。

张謇是江苏南通海门人士，近代著名的实业家、教育家。从

1876

16

23

岁第一次踏上上海这方热土起，数十次来过上海，有的是路过中转（如

1903

年去日本考察），有的只是做短暂停留，进行些人际交往应酬，也有专程前来办理大事、要事的。而这些大事、要事对于张謇事业的开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上海自

1843

年开埠后，发展迅速，成为我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人口密集，人才荟萃，资金聚集，充满商机。

1892

14

张謇到上海，

日离开时赋诗一首《吴淞口望月》，“廿二廿三月，初生似落时。云连沧海暗，潮带野星移。近晦光无好，含羞缺未知。独堪终夜对，群睡正迷离。”

这可能是他咏唱上海的最早诗作。

1910

张謇再到上海时，又写下了《海上杂感》，其中写道

云头万雨丝，随风任飘洒，

风也谁之爱，云无憎与爱。

上海医疗条件好，

1900

月张謇让夫人徐氏往上海就医。上海物价高，

月张謇侄子在上海办婚事，“开支繁费十倍于海门”

。上海慈善事业发达，张謇成名后，曾经在

1907

12

月在新育婴堂经费短缺的情况下，“鬻字以济”

月又为新育婴堂募捐。

1911

10

31

被当时最大的救济团体华洋义赈会选举为理事。

作为晚清状元，张謇高度重视教育事业，是我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当之无愧的先驱之一。

1898

年冬，他在上海议商建设女子学堂，

1905

年在上海撰写了《请设工科大学公呈》，

1906

年元旦又写了《留学生归国兴学说略》，理念前卫，关注面广，有气度，有远见。

江苏学务总会成立，张謇向

120

名代表宣布立会宗旨，次日被推举为该会会长。第二年江苏学务总会改名为江苏教育总会。

月，张謇等人以江苏教育会为基础，发起全国教育联合会。

就实际参与建校办校来说，

月张謇就担任上海震旦学院院董，震旦学院学生退学后，张謇等人资助原创办人马良另觅校址，筹建新校。此外

月他参与创办中国公学，

28

到上海访问中国公学董事会诸君

月张謇上书商务部，请求

拨给吴淞官地，建设商船学校

。同月吴淞商船学校开工筹建，年内建成，“非特为养成驾驶人才，可以备恢复海军之用，亦即使人知航业必求发达，航路必应扩张。”

17

《申报》刊出张謇致端方函，内容涉及为吴淞商船学校筹款，强调；“中国创办商轮局已数十年，而管驾、管机悉委权于异族，非特利权损失，且无以造就本国人才。际此商战竞存之世，欲借以保主权而辅海军，非创设商船学校不可”。

文教不分家，张謇在热心开展教育事业的同时对图书公司也很感兴趣。图书是知识的载体，文化的媒介，与教育事业有着较高的关联度。

月张謇顺应大办学堂的大趋势，提议在上海建立图书公司。

25

与其他著名人士联名在《申报》《时报》刊登《中国图书有限公司缘起》并附有招股章程，宣告公司成立。

月下旬他与曾铸前往上海小南门小教场现场查看公司的建筑地基，并与徐吉云商议解决小教场的地权问题

月下旬他在上海参加中国图书公司的股东会。

22

曾铸因病辞去公司总理职务后，由张謇继任。

1909

11

月他力辞职务未果，继续被举为总理。中国图书公司是张謇当时在上海掌控的少数几个企业单位之一，

1908

月该公司总发行部在上海开业。

26

张謇在上海参加了公司的会议，商议应对“外人破坏公司事”

年，先前由通州师范学校印行的《张殿撰教育手牒》改由中国图书公司印刷兼发行。

年他的《张季子说盐》由中国图书公司发行，并译成英文介绍到国外。如此看来，中国图书公司与张謇学术成果的推广是相得益彰，相辅相成的，两者之间有着良好的互动。

纵观晚清时期张謇在上海办的文教事业基本上是成功的，但在创办事业方面却在上海遇到了不少的阻力。首先是关于大生纱厂的集股，屡遭挫折，进展维艰。

1896

年有些上海的股东退股。

1897

29

张謇为大生纱厂集股事来上海，次日访盛宣怀，议商集股事，不得要领，毫无结果。

月张謇在上海公共租界福州路广丰洋行内设黎大生纱厂事务所，为纱厂采办物料、安排往来人员食宿、融资、开盘批售纺织品等业务。该事务所先后迁往上海小东门与紫来街日升里，改称通州大生纱厂沪账房，

1901

年在天主堂街外马路购房设所。这是张謇在上海设立的首个企业的事务所

张謇为该厂筹股事抵达上海，至

虽连日多方奔走，但还是功亏一篑。次年

月底

月初，他再来上海，在官商各界奔走，但筹备股份之事仍无进展。纱厂资金短缺，运行艰难，张謇

留沪两月，百计俱穷

，只好

忍气待时，坚志赴事

[10]

月大生厂与上海棉花认捐公所发生冲突，起因是公所勒索大生厂在吴淞口的船只，“将全船货物起岸充公”，“价值二万余金”。张謇不甘示弱，通过公共租界的印度巡捕突击检查该公所财务档案，“查其账簿记载，勒索枉法之资为数甚巨”，最后该公所后被江苏巡抚罚银

[11]

月张謇在上海参加大生厂董事会。他也多次来上海查阅该厂的账目，了解运营情况。

除了大生在沪进展屡遭挫折外，张謇的大生轮船公司在上海也遇到麻烦。

1902

，大生轮船公司在上海成立，不久南通与上海的股东发生矛盾，

改通沪合办为专归通办。“沪并于通时，沪股二万，照时值七折作银一万四千元，由通如数集足”

[12]

，一次性解决。

1904

月张謇开始筹设上海大达轮步公司，他在《请设上海大达轮步公司公呈》中说，黄浦江畔，北自外虹口，南抵十六铺，“每见汽船、帆舶往来如织，而本国徽帜反寥落可数，用为愤叹”，准备“先就十六铺逶南老太平码头左右，购定基地，建筑船步，并造栈房，以立根据而固基础”。“以商界保国界，以商权张国权”

[13]

。同年底上海大达轮步公司在天生港建了三座码头，购买了“大新”等轮，在天生港与上海之间航行。

月该公司正式成立。

大达轮步公司与上海浚浦局、总工程局筹备商量建造公司码头，这当然是经营有方，业务扩张的标志。

月张謇曾经就大达内河轮船公司小轮船牌问题请示周馥：“凡造自上海者，已就近向沪道领牌行驶”，“然江阴以下外江，虽属沪道，而内地则系常镇道所辖”。究竟是“向沪道领用

抑分为外江用沪，里河用镇？”

[14]

因常镇关道无理阻扰，人为设限，他再次询问周馥“应用何处船牌”

[15]

？其实张謇内心是希望上海的船牌能够畅行内地里河的，两相比较，上海官方比常镇关道要好一些。此外，

月张謇还与窦价人筹建中国商业银行。

与文教、实业方面的建树相比，张謇在上海的政治活动更加突出，毫不扩张地说，上海是张謇展示政治抱负，实行政治主张的最佳舞台。晚清时期，张謇在上海的政治活动主要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积极支持

年首先在上海兴起的反美爱国运动。这年

日，为了抗议美国官方压迫、歧视华侨，上海商务总会曾铸领衔致电天津、汉口等

21

个城市商会，要求采取一致行动，抵制美货。张謇“曾于其时以商会代表电致海上，赞成其事”。但“吾通州尚寂寂无闻，无人议及，可耻也

吾通在实业界占优胜之名誉，煜耀于各埠，若此次不用美货之实行甘落人后，岂非憾事”

[16]

月他专程来沪声援。

张謇在上海月余，代表通州商界“布警告”、“发传单”，发表“抵制禁约实行不用美货”

[17]

之演说。

，参加沪学会集会，与马良、曾铸、穆湘瑶等发表演说，提出各地“各店铺偶有积存美货，为六月十八日

20

日——引者注

以前所运进者，亦可折价速售。售罄之后，大家立誓不再进美货，以为公义。”

[18]

张謇还要求与会代表在禁止美货倡议书上签名，声援上海商界。

张謇对沪上各界表示，对美货“疏通即是团结，此一语相反而实相成。经权并用，诚不刊之论也”

[19]

其二，积极引领预备立宪。预备立宪是清政府为了消弭革命、应付舆论的被动之举，就内心而言，是很不情愿，能拖则拖的。但张謇等人为了维护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则接过预备立宪的旗帜，千方百计向清政府施压，强烈要求假戏真做。

月张謇在上海致函袁世凯，在吁请官方支持反美爱国运动的同时，再次呼吁袁为倡导立宪“执牛耳一呼，各省殆无不答应者，安上全下，不朽盛业，公独无意乎”

[20]

? 1906

月他在上海与先后从国外考察政治回来的载泽、端方、戴鸿慈等人谈论宪政问题

[21]

月就与郑孝胥等人创办宪政研究公会，

该公会召开成立大会。

月他又发起筹备成立国会期成会。

月张謇参加预备立宪公会年会，当选为董事。毫不夸张地说，张謇在上海扮演了预备立宪急先锋的重要角色，紧锣密鼓，节奏相当快。

第三，积极参加保路运动。

月，商办苏省铁路公司在上海成立，租屋与大马路（南京路）五福弄对门

[22]

，张謇就任该公司协理。

月提出辞去协理职务，“专任北线规画”

[23]

18

他到上海与人商议江苏铁路北线工程事宜。

张謇在上海参加商办苏省铁路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发表演说，抨击邮传部“束缚商人间接借款，商办之局已破”，“今款项已竭，智尽能索，又处处受邮部挟制，实欲逼人于山穷水尽之地。鄙人等身入重围，不能不为全局计，今日当现存一死战之志，以筹进止方法”

[24]

。同年

月他在《申报》发表《咨议局联合会请饬阁臣宣布借债策呈都察院代奏稿》，指出举借外债“必政府与国民均有用债之能力，而后可利用之，以为救时之药。否则饮鸠自毙，势必不救”。“中国幅员之广，铁路何以必须国有？铁路何以摈斥民款，而纯借外债以收回之？……非有成算在胸，安敢毅然取消累年之成案，夺商民已得之权利”

[25]

。对清政府悍然宣布“铁路国有”，大肆举借外债兴修铁路表示强烈不满与坚决反对。

第四，武昌起义后与革命党的合作。

武昌起义爆发，敲响了清政府的丧钟。张謇作为末代状元，却能审时度势，顺应时代潮流而动。上海光复后，张謇于

月上旬主动与沪军都督府联系，请前狼山镇总兵许宏恩率部前往光复通州。

月中旬，张謇等人组织江苏临时参议会在上海两度开会，“拟联合（沪军）都督府，组成临时政府”

[26]

张謇抵达上海后，“每星期总有一天或两天”

[27]

去南洋路

号赵凤昌寓所惜阴堂，与革命党人汪兆铭、陈其美等就当时正在公开进行的南北议和的具体内容私下交换意见。

月中旬，张謇等人为防止群雄并起，闹成无政府状态，决意发起共和统一会。他们在《共和统一会意见书》中称：“居今日之世界，尚不能为无政府”，“设共和政治进行时代有力之枢机，而即成一巩固健全之大共和国家者，此本会唯一之天职也。”

[28]

该会后与国民共进会、政治谈话会合组统一共和党。

年底

1912

年初，张謇还在上海与赵凤昌、章太炎等人发起建立中华民国联合会，以“以联合全国、扶助完全共和政府之成立为宗旨。”

[29]

月该会改成统一党。统一共和党也好、统一党也好，他们与孙中山的同盟会——国民党既联合又斗争，在民国初年的政党谱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反映出以张謇为代表的立宪派人士比较善于审时度势，抢占政治高地，深度介入共和革命的进程，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不管怎样，他们赞成共和的大方向是毋庸置疑的。

晚清时期张謇在上海常来常往。

年他在复商部大臣函中称，

通海及崇，里几二百，江宁、沪上，时须亲赴。

[30]

他在上海的事业主要有三：文教、实业与政治。无论在哪个方面，上海（只要是上海租界）均提供了便利的交通、丰富的信息、自由的媒体。在文教方面，张謇进展颇为顺利，这与他晚清状元的身份地位有关，办起事来得心应手，顺理成章。但在实业方面却是另外一副景象：举步维艰，困难重重，这与他初入行、资本少，尚未建立信誉，经济人脉奇缺等因素有关。在上海这个地方，出资者当然要求有经济回报，而且是愈快愈好，越多越好。在张謇创业的起步阶段，什么都缺，既无经验，也无担保，无法确保做到这一点。出资者为了规避风险，追求利润最大划，游移不定，反复无常，甚至反悔撤资也在情理之中。这一现象说明上海是个商战大舞台，同行之间的竞争相当激烈，有外人破坏，实属正常。在政治方面，张謇积极参与

年的反美爱国运动、预备立宪运动与辛亥革命运动，他作为一个立宪代表人物走向全国是以上海为起点的。之所以顺利，原因有二，首先，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上抵制美货，既在道义上与全国民众站在一起，也在经济上符合自己所属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其次，由于清政府将主要精力用来镇压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因此对持有不同政见的立宪派不得不稍加宽容，网开一面，留有余地。从本质上讲，要求真立宪、早立宪，也是民族资本家保护自身利益的举动，他们不赞成革命派激烈的武装暴动，唯恐造成天下大乱，因而寄希望于清政府的自我革新。不料清政府当政者无意真正搞“预备立宪”，而且越行越远，使张謇们伤心、灰心。最后武昌起义爆发后，又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汉民族主义成了立宪派与革命派最大公约数，它是以张謇为代表的立宪派人士转而与革命党的接触、在一定程度上实行合作的思想基础。总体而论，张謇在晚清上海是与时俱进，在文教、实业与政治诸领域中不断开拓前行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上海成就了张謇；张謇也为上海这座城市增添了光彩。晚清时期张謇在上海进行的各种活动奠定了进入民国以后他在上海乃至全国持续发展的坚实基础。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张謇全集》第七卷，第

89-90

页，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2

年版。

145

《张謇全集》第八卷，第

481

275

年版。庄安正：《张謇先生年谱》（晚清篇）第

页，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作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误。

704

634

年版。。

664

庄安正：《张謇先生年谱》（晚清篇）第

151

1014-1015

236

《张謇全集》第四卷，第

68

《张謇全集》第一卷，第

72-73

84

87

97-98

240

98

《申报》

《张謇全集》第二卷，第

142

258

630

1023

19

331

年版，第

335

232

页、第

《中华民国联合会章程》，《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

770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

1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