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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氏名人] 也说张謇的父教育母实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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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姓秀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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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4-22 06:02:0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张謇提出父教育母实业,其深层的意义是什么?由于历史的原因,张謇本人没有进一步阐述。我们今天可以深入思考:父教育母实业中的父母,其蕴涵的意义是创建新兴的社会。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的的所作所为中,从他的模范县的建设中予以认定。我们可以说,父教育母实业,是张謇最重要的政治思想之所在。

一、父教育母实业的形成

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研究一个政治家的思想基础,离不开他的家庭出身,离不开他所处的时代,离不开他的生活阅历。文革中,一个人的家庭出身,被绝对化了、庸俗化了。家庭出身只是一个人思想形成的一个方面,而且是可以改变的一个方面。同样的家庭出身,可能形成不同的政治思想,走上不同的人生道路。不同的家庭出身,可以有相同的政治理想,走同样的政治道路。但,研究他的政治思想,仍然应考虑他家庭出身的因素。

张謇,出生于海门厅常乐镇经商农家,父亲靠经商致富,差不多算小康之家。在封建社会,经商致富并不荣耀,仍然被富裕农民、广有田地的地主看不起,张謇父亲就想让自己的儿子走仕途。张謇20岁前,发奋读书,颇有天赋,但在科举应试时因是冷籍,受尽磨难,得贵人相助,才转危为安。张謇由此认识到冷籍歧视的不公正。张謇得到贵人相助,有助于他自身正能量的积蓄,是他后半生造福于民的重要基因。

张謇有幕僚经历,得以认识官场,并在治水,救济灾民上有所作为。张謇有十年军旅生涯,特别是赴朝平乱,任营前策划,相当于现在的参谋长,得以施展他经天纬地之才,有效地组织策划,特别是大胆起用袁世凯,以智取为上,不战而屈人之兵。在取得人生的第一个辉煌之时,他没有像袁世凯那样,乘机钻营谋取高位,而是选择了回乡走仕途正道---科举。

又是十年乡居生活,他广泛地接触了各界人士,特别是海门的农民,他进一步认识、融入了海门农民。他评价海门人:性强知进取。他在海滨垦荒时就依靠大量的海门人,为国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张謇四十二岁中状元,开始了他人生的高峰期。他三十年的教育、实业、政治活动、模范县实验,离不开他前二十年的努力、积蓄,厚积而薄发。他的政治思想的成熟,源于他前二十年的经历以及家庭影响。

二、父教育母实业的提出和实践

张謇父教育母实业的思想的提出,有一个过程。

他最早表述,是在师范学校的开校演说上,他说“实业、教育二事,有至亲至密之关系。”那时,他还没有用父与母来设喻,他的政治思想,还没有最精确地用语言描述出来。

到1907年,他在《通海中学附国文专修科述义并简章》的文中,就说得明白:“国所与立,以民为天;民之生存,天于衣食;衣食之原,父教育而母实业。”

在这一段话中,可以看到他的教育、实业,是为国为民。

为使国家昌盛富强而办教育,张謇可是呕心沥血。

他有系统的教育思想:

关于教育的功能与地位。张謇认为,教育是开启民智、造就人才的,在导致国家富强的诸因素中居于根本的地位。他在各种场合反复强调教育的根本地位:“教育者万事之母”;“教育者,一切政治、法律、实业、文学之母”。

关于学校的培养目标。与科举旨在造就官吏相对立,张謇明确提出国民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广大有文化的劳动者。因此他特别强调普及基础教育的重要性:“国何为而须教育?教育者,期人民知有国而已。能有国之终效,使人人任纳税当兵之责,多数无怨望而已。”

关于教育的方针。1914年在为河海工程测绘养成所制订的章程中,他明确规定:“一、注重学生道德思想,以养成高尚之人格;二、注重学生身体之健康,以养成勤勉耐劳之习惯;三、教授河海工程上必需之学理技术,注重实地练习,以养成切实应用之知识。”这已经是德智体三育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

关于课程设置。张謇认为课程设置要能体现教育方针、实现培养目标,以利于学生在校德智体全面发展,毕业进入社会后满足就业实际应用的需要。

关于教学方法。针对旧教育“空言无用”的缺陷,张謇特别强调理论与实际、课堂与实习、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的结合,注重于把知识转化为能力。他强调指出:“良知之学,重在知行并进。居今之世,舍知行并进,尚安有所谓学务哉?”他为师范、医校、纺校、农校建立了附属的实习基地。对师范生,他明确规定毕业前一学期必须到附属小学校进行教学实习。

他办了300多所学校,在垦区,差不多实行了小学普及。在南通县,所有庙产归学校管理,有教无类,凡是想求学者,差不多都能附近上学。在通州城,从幼稚园到南通大学,各类学校,特别是师范学校,无不具备。

2.为使国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张謇办实业,可谓煞费苦心。

张謇本来是将才。甲午战争后,署理两江总督的张之洞为防日军沿山东南下,侵略江苏,进入长江口,直捣江宁,就任命张謇通海团练总办,协同江海之防。不想后来情况有变,团练撤销,张謇失去了为国家建设一支新军队、中兴清王室的机会。

但有志者事竟成,新的机会是为有志者准备的。他见权臣当道,国事日非,便开始寻找救国之路。他认为中国之弱在于贫,救贫之法在于振兴实业,他就毅然状元下海实施他的救国之策。办实业,他是空手道人,除了状元的身份外一无所有,于是他便无中生有。

确定项目。张謇有棉铁主义思想,他认为,非首先发展棉铁工业不足以谈抵制外货,不足以振兴实业。他不仅注意到发展

轻工业

同时注意到了发展重工业,深知“棉铁两业可以操经济界之全权”。

重工业

强调钢铁,轻工业强调纺织,这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他已从战略高度抓住了引领民族工业近代化的关键。

争取政府支持。救国救民最好能依靠有为的大臣。他见两江总督张之洞积极开展洋务活动,颇有救国之雄心,就主动请缨。 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两江总督的张之洞授权他在通州兴办纱厂。正中张謇下怀,慨然答应,立刻行动。

争取政策扶持。空手办厂,谈何容易。张謇通过曾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商务大臣的刘坤一,将搁置在上海的一批已经锈蚀的官机作价50万两,作为官股入股。恰在此时,以官督商办及官商合办形式垄断洋务企业的盛宣怀也要买机器,便把这批机器与张謇对分,各得20400锭,作价25万两官股,另集25万两商股。官股不计盈亏,只按年取官利,大生纱厂因此变成“绅领商办”商办官助性质。工厂建成投产后官方派兵保护,并下令20年内在其周围百里之内不得另设纱厂。张謇由此获得成功。他从《易经》“天地之大德曰生”中取“大生”二字,命名为大生纱厂,他起草的《厂约》开篇说:“通州之设纱厂,为通州民生计,亦即为中国利源计”。可以看出,张謇经商的根本,并不为谋利,而是为民生。

股份制办厂与依靠银行两条腿走路。他凭借状元头衔以及和朝廷官员们的深厚交情,他四处募集资金,寻求帮助,采取多方筹股、集资办厂的股份制企业运作模式。开始并不理想,谁把资金投入到不确定企业中去。他在官助的利好形势下,把企业一炮打响,当年就有盈利。然后乘机做好宣传鼓动工作,扩大股份,顺势发展。不久,就筹集到白银445100两。在成功经营的情况下,银行主动提供贷款。他与银行签订合同,以企业作为抵押,无论何种情况,银行必须保证一定比例的教育和福利资金。这是非常高明一项措施,在后来企业陷入困境时,张謇的学校、福利事业仍在正常运行,就是有这一条约保证。所以,张謇办实业,不能说失败了。张謇之后,企业,在他继承人的努力下的得到复兴;到新中国,仍然发挥了巨大作用。

形成产业链条。在大生纱厂投产后,张謇为农民生活、为了纱厂棉源,开始在通洲沿海筹建垦牧公司,至光绪三十三年,共围垦沿海滩地近10万亩,其中可耕地2万多亩,至民国12年(1923),可耕地9万多亩,张謇的实业活动扩展到一个新的领域。 是年,张謇在吕四创办同仁泰盐业公司,改革盐业生产方法,同时为垦荒植棉创造条件。为适应工商业发展和大生各企业运输方面的需要,张赛开始筹建交通运输企业。在20世纪初的10余年间,陆续创办大达内河轮船公司、大生轮船公司、天生港和上海大达轮步公司、达通航业转运公司、大中通运公行以及泽生水利船闸公司等交通运输企业。光绪二十九年,张謇还在唐闸筹办大生系统的机械制造业,先建冶厂,后建资生铁厂,方便了大生企业的机械维修,还仿造轧花车、织布机、开棉机和内河小轮船,装备了大生棉纺织企业和内河航运企业。此外,还有广生油厂、大兴面厂(后称复新面粉公司)、阜生蚕桑染织公司、翰墨林印书局、耀徐玻璃厂、颐生罐头公司、颐生酿造公司、大隆皂厂、懋生房地产公司、 大昌纸厂、大聪电话公司等20多个企业。到20世纪20年代初,以张謇为首的大生集团包括40多家企业,成为20世纪初中国最大的民营企业集团。

三、父教育母实业蕴涵的政治意义

无疑,张謇是实业家、教育家;但它不单纯地是教育家、实业家,他的目光投向于全国、投向于世界,投向于整个中国人民。他,无疑是政治家,君主立宪,他最为注重,是一个领军人物;民主共和,风起云涌之时,他向往之至,提供资金,主动参与,是一个助产士;当袁世凯变共和为君主时,立刻劝阻,立刻与之决裂,坚决反对复辟。他政治上与时共进,一心为了人民,是共和派,是人民派。难能可贵的是,他的行动多于言语,他从不为自己贴标签,但他为人民造福。他“父教育母实业”六个字,表达了他的政治理想,政治抱负。“父教育母实业”六个字,不仅强调了教育、实业的重要性和密切关系,还以父与母设喻,告诉我们,要以教育与实业为父母,诞生一个新社会,新中国。

他的新社会,新中国,是什么样子的呢?比千年前陶渊明的桃花源理想实在多了。他,为之奋斗,为之建设,把一个新社会、一个新中国的雏型,托放到全中国,全世界面前。

这就是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全国模范县---南通,以及海门人在海滨创造的奇迹。

他的模范县,是自治的基础上创造的。什么是自治,就是自己的事自己干,用自己的力量建设自己的家乡,使之成为人间的乐土。

1904年(光绪三十年),张謇终于为自己的理想找到了一个现代化的时髦名词——自治。1920年,他在苏社成立的开幕式上,铨释了自治含义:“治本维何?即个人抱村落主义自治其地方之谓也。”1921年,张謇在《呈报南通地方自治第二十五年报告会筹备处成立文》的一开头陈述:“窃謇抱村落主义,经营地方自治,如实业、教育、水利、交通、慈善、公益诸端,始发生于謇兄弟二人,后由各朋好之赞助,次第兴办,粗具规模。”同年,张謇将别人向他贺寿的财物移助于地方自治。纵观张謇的作为,可明确知道张謇毕生为之追求的“新世界”面貌。

张謇建设了“模范城市”。城市是人们生产生活的载体。张謇在南通兴办实业的同时,创造性地开展城市建设。他将工业区选在城市西郊唐闸,将一个农村小镇建设成世界地图上标名的工业基地。将港口区定在长江边的天生港,港口大镇兴旺繁荣。城市南郊狼山作为花园私宅及风景区,至今仍是理想的生活场所。三者与老城相距各约6公里,并建有道路相通,构成了以老城为中心的“一城三镇”的空间格局,城镇相对独立,分工明确,减少污染,各自可以合理发展。这种一城多镇、分片布局的模式对今天的城市建设不无借鉴意义。

他的模范县,工人有工做。他创办工厂,使“性弱”的通州市民发奋进取,做了工人。自1895年开始,张謇创办大生纱厂等一系列重要企业,数以万计的工人安居乐业。农民有地种。他领导农垦,1901年,张謇开始创办垦牧公司,对沿海滩涂进行开发。几年间,近百万农民开垦耕种几百万亩土地,养活了几个县的居民,造福一方。就是今天,还在恩泽数县人民。他发展交通。本着“道路交通先行”的思想,张謇辟道路、兴河运,1901年创立大生轮船公司,到1918年,公司有小轮20艘,行驶于以南通为中心所辟的10条行道上,沟通南北水运;1904年建设天生港及其码头仓库,开通通申线接轨上海;加强了唐闸与港区之间的联系。他修水利,南通一带屡有水患,张謇遂以私人身份聘请荷兰索格、比利时贝龙德、瑞典海德里、美国葛雷夫等各国水利专家,商讨南通治水策略,科技治水,修堤筑崨并举。这一事业,他临终之前还在孜孜以求。办教育,他自筹资金建设通州师范学校,商业与医学两所专门学校;他办图书馆、博物苑。他还振兴商业、改善环境、推动市政建设,筹建电厂、电灯电话公司等等,集多方面的成就于南通一地,开花结果,泽被后代,在中国近代史上,这是了不起的现代化工程。

尤为可贵的是,他建设了社会保障系统,目光所及所有县民,帮助一切弱势群体。他非一般势利政治家所能比。他举办养老院,老有所养;举办幼稚园,幼有所教;建有育婴堂,遗弃婴儿得到收养。他还建办残废院、盲哑学校、贫民工厂、济良所、栖流所、游民习艺所、恶童感化院、改良监狱、医院等,连妓女、乞丐、刑满释放犯、现刑罪犯,都得到关爱、改造、帮助。这一切,无不显现他的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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