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张謇“以思运教”的启示

张史清

张謇“以思运教”的启示

清宣统三年（1911年），张謇为沈友卿作了一篇赠序，题为《通州张氏家塾经史国文补习科答问序》，文中就“教思”问题有段精辟的论述：“旨哉！孔子于临之象曰，君子以教思无穷。教为定体，而思无定向。以教致思，而思为宾；以思运教，而教为宾。三代共学，主于明伦。所谓教也，校教序射庠养，各因其时，而义不相袭，则思为之。塾之所以为塾也，庠之所以为庠也，序之所以为序也，学之所以为学也，如何而小成，如何而大成，则思为之。何为而须示以敬，何为而须官其始，何为而须孙其业，何为而须收其威，何为而须游其志，存其心，不躐其等，则思为之。有思而后教不穷，亦有思而后无穷”。张謇认为，面对纷繁复杂的教学现象，孔子高屋建瓴地提出“君子以教思无穷”的主张，实在是妙不可言的高论。我们吟诵品味这段距今上百年的教诲，依然有如坐春风似临大海的感受；深刻理解这一教诲，对促进教师专业成长，推动教育创新，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大有裨益。

一、教思，是教师专业发展的根本

在教育改革的浪潮中，“教师专业发展”已经成为业内人士的时尚话题，教师专业发展也受到广泛重视。然而，由于教师职业的技术化和功利化，不少教师热衷于引进时髦的教育理念，套用人家的教学模式，照搬别人的教学方法，却远离对教育本质问题的深层思考，因而他们的专业发展也难以达到应有的高度。在实践中，往往强调某一侧面而忽视另一侧面，顾此失彼，效果欠佳。在课程改革进程中，遇到不同教育专家的理念冲突而感到无所适从；面对课改中出现的诸多变化而觉得手足无措；甚至一些教了几十年书的教师也觉得不知道该怎么教了。问题在于他们未能“以思运教”。孟子说得好：“耳目之官不思蔽于物”，“不思”必然会迷失在纷繁复杂的教育事务之中。

“教为定体，而思无定向”。教育最根本的东西是确定的，而人们对教育的思考是不一致的。各种各样的教育流派、教学模式、教学方法，是人们从不同的视角思考教育的结果。如“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是美国教育家杜威提出来的，他把德国教育家赫尔巴特为代表的教育理论称为“传统教育”，而把自己提出的教育理论称为“现代教育”或“进步教育”。其实“传统教育”并不都是过时的，其中也有许多合理的因素，如重视课堂教学，重视教师的主导作用，重视系统知识的传授等。赫尔巴特的理论从提出到现在已有二百年的历史，经过他的学生修改、补充、完善，也经受了实践的检验，不能因为杜威的一句话将它全盘否定。杜威的“现代教育”理论，主张以儿童为中心，以个人经验为主，进行活动教学，对发展学生个性培养学生能力有利，但他的理论也有不足之处，如忽视系统知识的学习，忽视教师的主导作用。因此，学习运用教育理论切忌盲目性。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是杜威的嫡传弟子，但他不照搬杜威的理论，他说：“教育即生活”这句话是从杜威先生那里来的，现在，我把它“翻了半个筋斗”，改为“生活即教育”，使杜威的理论发生了革命性变化。他做到了“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亚里士多德语），从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对于各种各样的理论，我们应当像鲁迅先生那样，“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只有通过自己的思考、扬弃、吸收，才能为我所用。

教与思历来是相互依存相得益彰的。历史上的大教育家往往同时是思想家和哲学家，如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他们一面从事教育，一面深入思考教育中碰到的问题，从而成为哲学家。从某种意义上说，欧洲哲学是在教育问题的直接压力下产生的。同样，中国古代的教育家孔子、孟子等人也是在从事教育活动的同时，思考和研究有关的社会问题，使他们成为中国思想史上的先哲，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儒家哲学实际上是教育家的哲学。孔子十分重视“思”的价值，提倡君子要有“九思”，他在总结教育成败的经验教训时指出：“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道而弗牵则和，强而弗抑则易，开而弗达则思。和易以思，可谓善喻矣。”体现了孔子的辩证思维。这里的“喻”就是启发诱导，而教师要成为“善喻”者，必须学会“和易以思”。这种“教育之思”正是教师专业发展的根本。

二、教思，是教育成功的保证

张謇认为，“治道不外文质，而界说必有宾主”，这是“古今中外的通义”。那么，“教”与“思”究竟谁是主谁是宾呢？“以教致思而思为宾，以思运教而教为宾。”若“以教致思”，则教是主，思是宾，思处在从属的被支配的位置上；若“以思运教”，则思是主，教是宾，即由思主导教，把教摆在被支配的位置上。两种不同的摆布，必然会产生两种不同的教学效果。众所周知，每个成熟的教师总有他自己的教学风格和他熟悉的教学模式、教学方法；而他面对的教学对象总是活生生的个体，他们有各自的特点和个性。若“以教致思”，必然会使教育者的思路囿于教而被束缚在某种框框之内，因而不能灵活地处置教学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这样的教学往往是低效的。而“以思运教”则不同，他必然会从学生的实际出发，进行教学决策，教学设计，选用适当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以确保教学过程的优化，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为了突出“教思”在教学过程中的作用，张公用了三个“思为之”，从三个不同的侧面加以阐发。(1)学各因其时，教应时而为。即根据学生心理发展的状况及时进行教育。教育必须及时，“当其可之谓时”；教育必须循序渐进，“不凌节（逾越阶段）而施”。“时过则学苦，根薄则实艰。时不中程，时亦逸轨。”要正确把握学生的特点进行教育，教师必须悉心思考。(2)学必期于用，教必适于学。按古代的办学体制，里有塾，党有庠，州有序，国有学。塾、庠、序、学，是不同层次的学校，它们的培养目标，教学内容、教学要求都不样，教师必须认真思考不同类型学校的特点，才能正确施教。即使在国都设立的大学任教，也必须思考不同时段的教学要求。《学记》指出：“比年入学，中期考核：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要让学生通过考核，达到小成乃至大成的目标，教师必须潜心思考。(3)学因人而异，教因材而施。张公提到何为而须“示以敬”“官其始”“孙其业”“收其威”“游其志”“存其心”“不躐等”七件事，都是古代大学“教之大伦”。《学记》云：“大学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入学鼓箧，孙其业也；夏楚（夏，槄也；楚，荆也。都是古代学校的体罚用具）二物，收其威也；未卜禘不视学，游其志也：时观而弗语，存其心也；幼者听而不问，学不躐等也。”学生进入大学之后，针对不同的对象采取不同方式进行教育，“皮弁祭菜”，以祭先师告诉学生尊敬道艺；“宵雅肄三”，学生居官受任之初，以诵《诗经•小雅》”中《鹿鸣》等三首诗诱谕其初志；“入学鼓箧”，以鼓声使之以逊顺之心进其业；“夏楚二物”指警训之物，警其怠惰，使之收敛；“未卜禘不视学”，禘，五年之大祭，不五年不视学，以优游学者之心志；“观而不语”，使其观而感于心，不言以尽其礼，欲其自得也，“幼者听而不问”，因年幼未必能问，问亦未必知要，故只听师说而无所请，说明教育不可“躐等”超越等级。张謇引之“七伦”，意在强调因材施教，他认为：“教育是有方而无方有法而无法之事业也。”教育必须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施教才有实效，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以思运教”。

三、教思，是教育创新的源泉

“有思而后教不穷，亦有思而后无穷。”教师劳动是一种复杂的脑力劳动。教师工作的对象是学生，他们既是“教”的客体，又是“学”的主体，教师既要传道、授业、解惑，又要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确保其在学习中的主体地位。教师的任务，既要教书，又要育人，既要教好一门功课，又要使他们德智体全面发展。教师的工作方式又有其特殊性，面对千差万别的学生，帮助学生进行知识的积累、传递、转换，不能用统一的模式进行“加工”，也不能用同一工具去“塑造”。教师要塑造的是真善美的活人，需要高超的技艺，正如陶行知先生所说：“活人的塑像和大理石的塑像有一点不同，刀法如果用得不对，可以万像同毁；刀法如果用得对，则一笔下去，万龙点睛。”

足见教师责任之重大，教师劳动之复杂。要做个合格的教师必须有“教思”，有思而后教，就不会陷入困境。

教师的出路在创新。由于教师工作的对象不仅千差万别，而且千变万化，要取得理想的教育效果，必须从学生的实际出发，区别对待，因材施教。唯有不断创新，才能适应学生的需要。由于教育的内容千差万别，教育的方法千变万化，唯有不断创新，探求新的更加有效的教育方式和方法，才能完成教育任务。由于教师个人的素养千差万别，时时变化，面对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教师必须与时俱进，不断学习新知，不断更新观念，不断提高专业能力，没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就会被时代淘汰。

那么，创新的源泉在那里呢？在实践，在教思，在教育实践中的深层思考。陶行知先生说：“行动是老子，思想是儿子，创造是孙子。”你要有孙子，就得先有老子和儿子——行动和思考。教师的责任是教育，教育的本质是实践。面对丰富多彩的教育实践，教师应当多思、

深思

、反思、善思，不断提高自身的思维品质，定能有所发现，有所创造。苏霍姆林斯基说得好：“教育——这首先是活生生的、寻根究底的、探索性的思考。没有思考就没有发现，而没有发现就谈不上教育工作的创造性”

。由此可见，教思是教育创新的不竭源泉，以思运教，教而不穷，只要我们善于面对活生生的学生进行思考，积极面对纷繁复杂的教育现象进行寻根究底的思考，勇于面对教育过程中碰到的问题进行探索性思考，我们创新的天地是无限宽广的，教师专业的发展也就指日可待，我们就能从教育的必然王国逐步进入教育的自由王国，在三尺杏坛上创造出无愧于时代的业绩和辉煌的教育人生。

参考文献：

陶行知:《创造宣言》。

霍姆林斯基:《给教师的建议》第99页。

编辑 吴开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