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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教育生涯考察
张謇是一个科举出身、并且曾经大魁天下的教育家。他从科举的营垒中叛杀出来，为中国的教育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从而完成了从科场魁元到学界泰斗的转变。考察张謇的教育生涯对于我们今天发展教育事业，提高国民责任，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将会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
张謇从四岁学习《千字文》开始，直到42岁考中状元，前后经历了将近30年的青灯黄卷、呕心沥血的艰辛拼搏。这将近30年的科场拼搏．对于张謇42岁以后思想的凝练与事业的成功，特别是对于他转变为一个作出杰出贡献的教育家，究竟有没有意义呢？回答是肯定的。
其一，蓄积了极为广博的学识。具有渊博的学识．是造就一个伟大教育家所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其二，领悟了教育事业的内部规律。在30年的科场奋战中，张謇不仅做学生，也应聘担任过一些书院的山长，因此对各门知识的内在联系、读书做人与实践的相互关系、教与学的门径、学校内部事务的管理等，目察之，耳闻之，心计之，可谓老马识途，无形中已是行家里手。其三，洞悉了科举制度的弊端所在。他曾说：“鄙人亦科举中人”，“始读书时，孜孜于场屋生涯者二十余年。世风渐变，自觉其非，然不能不于此中求脱颖，但不为所囿耳。”
其四，获得了崇高的人望。在长达30年的科举生涯中，张謇结识了许多同时代杰出的知识分子。他们富于理想与学识才智，由于志同道合，逐渐结成了一个以张謇为核心，在学识上互相切磋、事业上互相援手的高层次先进文化人群体。这个群体后来给了张謇的事业包括兴办教育极大的帮助。以上四点，既为张謇日后改革旧教育制度、创建新教育制度提供了客观上的必要性，同时也为他实践这种改革和创新提供了主观上的可能性。
一、惨淡经营，独创结构完整的教育体系
晚清光绪年间科举制度的弊端与腐朽日益显露。先进的中国人反思中国屡战屡败、尤其是甲午惨败的原因，发现：中国战败由于国力孱弱，国力孱弱由于缺乏人才；人才出于学校教育，而科举制度不能适应培养大批人才的需要，必须进行改革。他们认定科举制度有两个根本缺陷：一是它以培养少数当官的人为目标。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后来当官时甚至不具备普通“国民之知识”，无益于国。因此，与其得“无意识之官”，不如得“有意识之民”
。二是它以祖述儒家经典为能事，远离现实生活，“徒供弋取科举之资，全无当于生人之用”
。基于这种认识，“废科举，兴学校”逐渐成为先进思想家的共识。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二月，张謇应两江总督刘坤一电邀赴江宁讨论兴学之事，建先立师范中小学之议。刘赞成，而藩司吴、巡道徐、盐道胡同词阻挠。张謇叹息不已，乃与罗叔韫、汤寿潜等同仁筹划在通州自立师范，计以张謇从任办通州纱厂五年以来应得而未支的本息2万元，另加劝集资助可成。同年七月九日中国第一所民办师范学校——通州师范开工建设。它的建设标志着中国师范教育专设机关的开启。
自此一发而不可收。仅张謇个人，从1902到1926年25年间就为兴办各种教育事业注入资金257万元，创办通州各级各类学校合计330多所，并在宁沪等地参与创办三江师范学堂（今南京大学前身）、复旦公学（今复旦大学前身）、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今河海大学前身）、吴淞商船学校等多所学校。从纵向说，有学前教育、初等小学、高等小学、中学、中师、大学专科、大学本科；从横向说，有普通教育、师范教育、专门教育、职业教育、特种教育；构成了门类相对齐全、结构相对完整的国民教育体系。
在实践中摸索，在摸索中总结，在总结中积累，张謇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相对于科举制度来说全新的教育思想体系。这个体系具有以下九个方面的丰富内容。
其一，关于教育的功能与地位。张謇认为，教育是开启民智、造就人才的，在国家富强的诸因素中居于根本的地位，“人皆知外洋各国之强由于兵，而不知外洋之强由于学。夫立国由于人才，人才出于立学，此古今中外不易之理”
。“窃维环球大通，皆以经营国民生计为强国之根本。根本之根本在教育”
。“教育所以开民智”
，“非人民有知识，必不足以自强：知识之本，基于教育。”
他在各种场合反复强调教育的根本地位，“教育者万事之母”
；“教育者，一切政治、法律、实业、文学之母”
；“教育是诱导人的利器”
[10]
，“为社会政府储有用之材，即为社会政府通将来之驿”
[11]
；“教育尤为各种政策之根本”
[12]
。他在清未曾预料“中国恐须死后复活．未必能死中求活”，而“死后求活，惟恃教育！”
[13]
其二，关于学校的培养目标。与科举旨在造就官吏相对立，张謇明确提出国民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广大有文化的劳动者。因此他特别强调普及基础教育的重要性：“国何为而须教育？教育者，期人民知有国而已。能有国之终效，使人人任纳税当兵之责，多数无怨望而已。”
[14]
“教育期人人知行艺，知邦法。知行艺则国多可信可用之人，知邦法则里无或暴或慢之俗。”
[15]
“不民胡国？不智胡民？不学胡智？”
[16]
“当思世界虽大，我是其中一份子。只须努力于学业，将来无论为士为农为工为商，皆为健全之国民。”
[17]
“欲雪其耻而不讲求学问则无资．欲求学问而不求普及国民之教育则无与。”
[18]
“自治之本在兴学，兴学之效在普及。”
[19]
为使孩童成人后平时能建设，战时能卫国，他还独具慧眼地提出了“军国民人格”
[20]
教育的命题，并且热心实践予以提倡。
其三，关于教育的方针。1902年创办通州师范时，张謇提出以“国家思想、实业知识、武备精神三者为教育之大纲”
[21]
。1904年在建扶海坨家塾时，他提出了“谋体育、德育、智育之本基于蒙养”
[22]
的思想。1914年在为河海工程测绘养成所制订的章程中，他明确规定：“一、注重学生道德思想，以养成高尚之人格；二、注重学生身体之健康，以养成勤勉耐劳之习惯；三、教授河海工程上必需之学理技术．注重实地练习，以养成切实应用之知识。”
[23]
这已经是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1923年他又在《致黄炎培论教育》的信中对德与艺的关系做了精辟论述．认为无论初小高小还是中学大学，都要德艺并重．而小学阶段尤要强调德重艺次，因为不德无艺将为社会所不容，即无从就业谋生。
其四，关于课程设置。张謇认为课程设置要能体现教育方针，实现培养目标，以利于学生在校德智体全面发展，毕业进入社会后满足就业实际应用。因此，他为各级各类学校拟订的教学课程，摈弃了旧教育制度的保守性和封闭性．总是紧跟时代和世界的潮流．让学子们在全人类创造的优秀文化科技成果里吸取滋养、陶淬学识、养成人格。1903年他为通州师范规定的课目，已经构成了开放型、前瞻性的课程体系。他还认为特种教育的课程设置应顾及特殊的培养目标，例如1919年在交通警察养成所开学演说里强调，诸生“须极端注意英语一科，因所办交通警察，强半为外人来通参观而设。英语在世界上最为普及，若不通英语，设西人有所询问，警察瞠然不知所对，实为南通自治之羞。”
[24]
他还特别强调学习国文的重要性，“慨自科举停废，士竞科学，以文字为无用，致废书而不观。甚至焉乌混写，略不知惭；汉唐错列，被讥勿悟。”他认为国文属于国学，在学问体系中应占有主要的位置，“主则国学是已。无学何以为国？此则小国犹然，而况于五千余年泱泱之古国乎？”
[25]
其五，关于教学方法。针对旧教育“空言无用”的缺陷，张謇特别强调理论与实际、课堂与实习、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的结合，注重于把知识转化为能力。他强调指出：“良知之学，重在知行并进。居今之世，舍知行并进，尚安有所谓学务哉？”
[26]
他为师范、医校、纺校、农校建立了附属的实习基地。对师范生，他明确规定毕业前一学期必须到附属小学校进行教学实习．且须预备教案于实习之前，详加讨论于实习之后，以便总结得失、增强技能。他还规定纺校学生必须利用假期参观先进的实业，旅游名胜古迹，借以增广见闻、锻炼体魄。因此他的学校毕业生较少有高分低能现象，都具有较强的实际动手能力，受到社会的欢迎。他还主张因材施教，“胥一国之人于一途，势有所不能；别一途以养性之相近者而成其材，宁有不可？”
[27]
“教聋不可以管龠，教瞽不可以文章，教童子不可以乌获，必因其所能明而益以明，因其所能行而导以行。”
[28]
因此他强调教师要“因材易教，毋拂毋悖，毋萌倦志”
[29]
，学生要“各本性所近，习一艺而专之；各本识所明、力所胜，习一事而勤之。信能如是，期以三年、五年、八年、十年，学生其必有成焉者。”
[30]
其六，实业与教育迭相为用。张謇是中国近代最早认识实业与教育对于富民强国重要意义及其二者互动关系的思想家。他认为“实业教育二事有至密至亲之关系”
[31]
，“实业教育，富强之大本也”
[32]
，“实业为教育之母”
[33]
，“教育为实业之母”
[34]
，“国所与立，以民为天；民之生存，天于衣食；衣食之原，父教育而母实业”
[35]
，“以实业辅助教育，以教育改良实业。实业之所至，即教育之所至”
[36]
。这些论说正确地反映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间的辩证关系，是张謇教育思想体系中最为闪光之点。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张謇设立了一些直接为经济服务的专门学校，收到了教育服务经济——为经济提供人才与智力支持，经济支撑教育——为教育提供资金与物质基础的良好效果。
其七，关于教师与师范的地位。张謇是中国近代最早系统地论述师范地位、提倡尊师重教，并且实际下大力从事师资培养的教育家。他认为“一艺之末，学必有师，无古今中外之通义也。况图国家强立之基，肇国民普及之教育乎”
[37]
？“欲教育普及国民而不求师则无导。故立学校须从小学始，尤须先从师范始”
[38]
。他响亮地提出：“师必出于师范！”
[39]
“师范乃教育之母。”
[40]
“师范则普及根原，教育本位。”
[41]
1912年他在回顾兴学历程时精辟地论述了普及教育与兴办师范的关系：“自前清甲午中国师徒败衄，乙未马关订约，国威丧削，有识蒙诟，乃知普及教育之不可以已；普及有本，本在师范，乃知师范之设不可以已。”
[42]
他给“师范”二字所下的定义是：“范者法也，模也。学为人师而不可不法不模。”
[43]
他认为教师是为人师表的，不但要有渊博的学识，而且要有“坚苦自立”“忠实不欺”“勤苦俭朴”诸美德，还要对学生有爱心与耐心，“苟无慈爱心与忍耐心者，皆不可任，固不纯恃学业之优为已足尽教育之责也”
[44]
。为引导教师终身从事教育，1902年他提出：“必鼓舞习师范者，使有乐从教育之途也。”
[45]
并设计两条办法：一是对从教达到一定年限著有成绩者分别授予学位官衔，以名誉鼓舞之。主张给教师评定职称，通过荣誉感来激发责任感，张謇是有史以来第一人。二是对长期及终身从教者，视一般教师俸薪从优。1908年他建议中央政府制订擢优、励恒、彰廉三项鼓励政策和定给俸、定就聘、定义务界限、定职任资格、定解约规则、定处分规则等6条约束措施，用以引导习师范者长期从事教育事业。关于师范教育的理论是张謇教育思想体系的核心部分。
其八，关于学风与校风建设。张謇认为：“国家前途舍学子无望，学子前途舍敦行力学无望，敦行力学舍专静无望。”
[46]
因此“学生须以求学问为惟一宗旨”
[47]
。而学生的可塑性很大，“犹水在盂，盂圆则圆，盂方则方；犹土在陶，陶瓦则瓦，陶器则器”
[48]
，“生铁之必数炼而为钢也，生棉之必层制而为布也”
[49]
，关键在于学校与老师如何教育。1903年他在日本考察教育时，有两件事对他触动很大。一件是五月初五在大阪城南陆军练军场冒雨参观大阪市小学校创立三十年纪念会。学童之集者四万人。时风雨大作，衣履尽湿，而小学生行列不乱。此非一日之功，而是积三十年长久熏陶的学风校风所致。另一件是五月十四日在东城郡鹤桥村参观农学校后在该校用午餐。该校凡扫除之事必由学生自为之，一些食品也由学生手制，但常年佐餐只有生鱼片两片或熏小鱼两条、咸萝卜两片。他当时作为日本政府介绍的特客，也只有一碟鸡蛋牛肉屑炒薯片，一小碟盐渍萝卜片，外加一壶茶。其学生勤俭之风令张謇钦敬不已。原来日本教育家有言：“当使学生知为学不求饱而敏于所事，不可使饱食而无所用心。”
[50]
这两件事说明日本学生具有忠实坚强的纪律性和勤俭耐苦的学风，这引起张謇深入的思考，并由此悟出对学校的管理之道。他认识到：“以教为育，便是干涉而非放任。放任者野蛮之事．干涉者文明之事。”
[51]
他竭力倡导“勤苦纯朴之校风”，并于1912年专门写了《论严格教育旨趣书》，提出了“凡教之道以严为轨，凡学之道以静为轨”的精辟论断．主张学校管理应比照军队，“师道贵严”，不宜放任，“有害群者去之，无姑息焉”
[,52]
。1923年元旦，他谆谆教导学子们一要静心二要耐苦，“静然后能宁心志，静然后能致思虑，静然后能蓄精神。今日之静正为他日之动也。古今中外无浮躁而能成学问、而能成事业者。……古今学者之所以能成其学，何一非从艰苦中来”
[53]
？他的这些论说，符合于人们认识世界的能动过程，阐明了教与学的内在规律。为从制度上保障教学秩序，维护好的学风校风，张謇还设计并实施了一些奖惩措施。他认为：“赏罚者，整齐一校规则、锐厉一校精神之具也。”
[54]
他劝导学生要从“何人以何事而赏，何人以何事而罚”中引发思考，激发勤勉向上的志气，从而收到奖勤励惰、去其害群的正面效果，避免骄傲自满、嫉妒嫌忌的负面效应。针对“向学之士，贫者居多”的情况，张謇还在学校里设置了一些“苦学生”
[55]
岗位，在减免学费的同时让他们承担一些校内杂务，帮助他们通过勤工俭学完成自己的学业。
其九，关于教育事业的发展规律。张謇认为教育是有起点而没有终点的事业，必须与时代一同进步，长办常新。他说：“万事有始者有卒，教育有始而无卒之事也。万物有新者有旧，教育有新而无旧之事也。”
[56]
因此，“教育必须与时势相消息。倘昧于时势之变迁，墨守定章，一成不变，则其教育与时势不相应，虽有成效，何补于国？何补于民？”
[57]
不仅如此，教育还是一项既有规则又无定则的事业，不同国度不同地区发展教育必须从本国本地的实际出发，才能收到好效果。他说：“教育者，有方而无方、有法而无法之事也。”
[58]
因此，“教育尤其宜有变动，不过必当顾及本地的需要。例如在南通讲教育，先要想什么是南通需要的，什么是适合南通的”
[59]
。他的这些论断，揭示了教育事业应当随着时间地点而发展变化，批判了文教事业上的教条主义，对于保持教育事业的生机活力具有长久的指导价值。
正是由于拥有以上九方面的教育主要内容，张謇才成为同时代教育思想家的典型代表与集大成者。他批判地继承了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儒家教育思想，实现了新的历史时代教育思想的新飞跃。以他为杰出代表的中国近代教育家的理论与实践，是继孔子把“学在官府”改变为“学在私塾”之后，对教育生产力的又一次大解放，具有把古代教育推进到现代教育的里程碑意义。
二、从科场魁元到学界泰斗
分析张謇从科场魁元到学界泰斗的演变轨迹，可以发现他的成功绝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内在的必然性的。
一是顺应时势，迎难而上。张謇对晚清中国的国情与积贫积弱的原因有着深切的研究与了解。他曾指出：中国“病不在怯弱而在散暗，散则力不聚而弱见，暗则识不足而怯见。识不足由于教育未广，力不聚由于实业未充”
[60]
。怯弱是表象，散暗才是本因。救暗莫如教育，因此他大声疾呼：“图存救亡，舍教育无由。”
[61]
“忧国者以为，救亡之策莫急于教育。”
[62]
“欲图自存，……舍注重实业教育外，更无急要之计划。”
[63]
与此相联系而值得注意的是，比张謇晚生28年并且也曾旅日求学的鲁迅，也得出了与张謇相似的结论。鲁迅的初衷是要研讨医学，救治像他父亲似的有病而被庸医耽误的人们。后来他发现，对于那些精神麻木、当同胞被异族杀戮时竟还“酒醉似的喝彩”的人们来说，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因为“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着，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
[64]
，于是他把医治中国国民精神的劣根性作为自己毕生奋斗的目标。张謇要创办教育开启国民的智商，鲁迅要发展文艺疗救国民的精神，真有殊途同归之妙！但是，发展国民教育在晚清时代还是一桩前无古人的难事：“至于教育之理、教人之法．虽谓直无一人能之，亦不为过。”
[65]
需要有人为之前驱，而张謇正是这第一个敢于“吃螃蟹”的勇士。他适应时代的呼唤迎难而上，首创了师范、女师、纺校、农校等．有的在当时是全国第一（如通州师范），有的甚至是全国唯一（如纺织学校）。他由此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的成功世人瞩目、群贤效法，起到了引领时代潮流、开一代风气之先的示范作用。
二是实业先行，根深叶茂。张謇深知：“教育者，耗财之事也。资其耗者，必有所出。”
[66]
财何所出？按当时“各国之通例”，应当是“官立之校用国家税，公立之校用地方税，私立之校而力不足者，政府以国家税、地方税补助之”
[67]
。但清政府有限的财政收入正艰于应付战争赔款，地方财政收入又各有原定用途，都不可能用于举办新式教育的投资。事情明摆着，如果自己没有稳定的财源，单纯寄希望于社会集资，要么是学校根本办不起来，要么是办起来也不能经久，更谈不上发展。揆情度理，在先办实业还是先办教育的问题上，张謇选择了实业先行。他在后来追叙这一抉择过程时写道：“欲兴教育，赤手空拳，不先兴实业，则上阻旁挠，下复塞之，更无凭借。”
[,68]
“办学须经费。鄙人一寒士，安所得钱？此时虽已通仕．然自念居官安有致富之理？……其可以皇皇然谋财利者，惟有实业而已。此又鄙人兴办实业之念所由起也。”
[69]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张謇在兴办实业方面倾注了大量心血，1898年始创大生纱厂，次年开车纺纱．不久依靠天时地利人和获得稳定盈利。然后,他才从盈利中支取他个人应得的份额，于1902年创办通州师范。大生纱厂后来逐渐发展成包含有几十个企业的大生企业集团，“蛋糕”越做越大。到1921年大生纱厂历年纯利已累增至1600多万两，可以为挹注教育提供大量资金。综观张謇25年兴学实践，他实际用于解决经费来源的渠道共有4条：（一）张謇私人资金；（二）亲友赞助；（三）大生企业集团划给一定比例的股份，或直接拨给经费；（四）购置一定量的土地作为学田，利用其田租收入。就中又以企业股份为最大最稳定的收入；即使是私人资金，也主要是来源于企业所得红利。故曰：“教育必资于经费，经费惟取诸实业，所谓实业为教育之母是也。”
[70]
张謇之所以能比较顺利地说服绝大多数股东同意以公共盈利挹注教育事业，这与他以状元身份担任大生集团总理的崇高人望和巨大信用有关。强大的实业资本成为兴办教育的坚实后盾，使南通的教育事业成了有源之水，源远流长，有本之木，根深叶茂，避免了同时代许多志士仁人在兴办教育事业上“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尴尬。
三是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在政治上．张謇对中国落后现状持渐进改良的主张．认为这样可以安上全下；而对“能破坏而不能建设之革命”，则明确表示其“疑虑”。清末民初，反对旧文化、提倡新文化，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已成为历史潮流。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股“唯新是务”的偏激思潮，主张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以西方列强文化取而代之。曲解民主自由，主张在学校里一味放任，学生可以“不尽上课，不限考试，不严记分”，从而导致学生荒怠学业。“人民以实业辛苦所得之资间接供教育之用，将以成其子弟也。今匪唯不成而又戕之，戕之以放纵，戕之以游惰”，他认为这是既可悲又可恨的事。他认为接受西方科学文明不必要以牺牲中国的传统道德为代价。在一封《论新教育》的信中，他写道：“自国势衰弱，人厌科举制艺之徒空言无用，乃决去之，而趋向于泰西之科学。决去之，是也；趋向泰西科学，亦是也。然科学者，艺之事。艺非德行，体薄而不立；德行非艺，用狭而不行。不立不行，则才不足，而人之恃以为生者不周。”
[71]
因此，在他的教育实践中，对中国的旧文化实行了辩证扬弃，弃去的是“空言无用”的科举制度的内容与形式，保留和发扬的是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道德中的“合理内核”，实行的是“有破有立”，“边破坏边建设”，并使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与西方传人的先进科学知识有机结合。这样做的结果，他称之为“有旧道德而又有新学识”
[72]
。在他的教育生涯中，他能得心应手地发扬自己在三十年科场拼搏中娴熟掌握中国古代优秀文化典籍的长处．经常恰到好处地引经据典，帮助学生释疑解惑，鼓励和引导学生勤奋学习，立志成才，由此使他成为在全国莘莘学子中享有崇高威望的青年导师。他在重视对学生进行西方科学知识传授的同时．也十分重视对学生进行优良道德的教育和国文技能的训练．使他的学生因德艺兼备而受到社会的欢迎。他没有试图一笔抹杀中国的旧文化．另起炉灶重新创建新文化，而是“站在巨人的肩上”，在传承中国优秀历史文化的基础上，致力于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正如有的学者正确指出的那样，他的教育思想具有“西学之形表，儒学之内核”
[73]
的特点。可以说，张謇的教育思想体系是脱胎于旧文化而超越了旧文化的“老树新花”，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砧木上嫁接了西方现代文化的接穗而结出的硕果。
四是洋为中用，青胜于蓝。张謇是一个勇于并善于取人之长补己之短、采人之优成己之用的高手。他认为：“人之长处，虽千里万里之遥，尚宜取法。”
[74]
所以，他不避劳苦，于1903年东渡日本取经学习。但是，在学什么、怎样学、学后达到怎样的效果上，张謇都有自己的考虑。关于学什么，他对东道主这样阐述自己的“调查宗旨”：“学校形式不请观大者，请观小者；教科书不请观新者，请观旧者；学风不请询都城者，请询市町村者；经验不请询已完全时者，请询未完全时者；经济不请询政府及地方官优给补助者，请询地方人民拮据自立者。”
[75]
关于怎样学，他认为首先必须识得主客体：“我所欲知，我所能行与不能行，我所宜否，皆主体也；取足以补我之知、扩我之知者，辨别能行与不能行及宜与否，皆客体也。”
[76]
他在日本考察时曾详记并深思二位留日华生的议论，一个认为日本学的是欧美，“我学其似而仍须欧美之真是学，而又须摧眉抑颜以受之．不若尽中国学子分游欧美”；一个认为“登高必自卑，行远必自迩。以我普及教育未兴之人，一蹴而几欧美，是责三尺童子以乌获之任，鲜不蹶者，不若就其犹近我者而借径焉以为曳也”
[77]
。张謇在兴学过程中对欧美与日本的教育制度都进行过深入的研究，他的选择是以日为师而兼采欧美之长。关于学后达到怎样的成效，他力主对外来经验进行本地化的适应性改造，使外国经验中国化，日本做法南通化，从而达到消化、吸收、整合与创新的目的。他认为“学校也是配置尺寸的地方”，“试看各国教育，各有其特殊情状”，“如果专门模仿人家的方法，是不对的”，“这好像拿他人的帽子戴在自己头上，哪里可以呢”？“就是照西人的做法，心中也要有个斟酌”
[78]
。张謇这种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态度．避免了民族虚无主义和洋教条的误区，符合于人类从模仿学习到融会创造的认识论规律，因而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一位原先傲慢的日本侯爵到南通参观后转倨为恭，自言日本当轴亦将改变其向日方针，“且云他日日人之来华者，必劝其来观于通。岂非以通之教育为公理正义之所归耶”
[79]
？从1918年起，来南通参观者，“不仅本国人士，外人亦翩然继至。诚以通校课程均有特异之点在，而师范校为其尤”。原因在于“课程之订定，既须适应世界大势之潮流，必须顾及本国之情势．而复斟酌损益，乃不凿圆而枘方”
[80]
。1924年，日本青年会组织的参观团来参观南通的教育，足以证明张謇的“洋为中用”，已经取得了“青胜于蓝”的效果。
五是胸有成竹，循序渐进。张謇认为“凡事人手有次第，未有不奏成绩者”
[81]
，“天下事又不可求其速效，盖欲速则反不达”
[82]
，“教育实业，未易言也。立之有本焉，行之有方焉，次第之尤有序焉”
[83]
。1918年有人评述南通与无锡两地的教育，认为南通的特点在于统一性。这种统一性，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系统性，正是来源于张謇对南通僻左下邑、风气闭塞、集财不易的地情的深刻把握，以及由此而来的办事时深思熟虑的计划性。关于兴学的纵向次序，张謇认为：“凡事须由根本作起。未设小学，先设大学，是谓无本。小学惟在得师，则师范尚焉。鄙人立志办师范学堂．盖始于此。”
[84]
在他看来，“师范启其塞，小学导其源，中学正其流，专门别其派，大学会其归”
[85]
，是兴学必须遵循的先后次序。早在1901年的《变法平议》中，张謇就对“普立学校”做了经历五年建成从全国县乡小学到京师大学堂教育体系的设计，但未被清廷采纳。后来他在回顾自己的办学经历时说：“当时清廷昌言兴学，筹设大学校．鄙人独持小学为基础之议。言于江督刘坤一，不纳，遂退而自营于南通。”
[86]
于是从办师范、兴小学开始了他的兴学育才生涯。关于兴学的横向普及，他认为“须预先通盘计划，若……枝枝节节为之，则朝朝除夕，未有一事能成者矣”
[87]
。张謇对建成覆盖全南通地区的小学教育网络曾有过周密的擘画与具体的计算。起先，他设想25方里设一所小学，这样距校最远的学童每日上学散学行走10里，“兼亦令学童练习勤劳也”。后他因事于雨日亲历乡间泥泞，“念如十岁以内之学童必不能胜此十里之行走。势有不便，则事必难通”
[88]
，于是拟改为每16方里设一所，这样全州境一万方里共须设小学校600所。以其毕业生之一成入高等小学，又需设高小18所。层递而上则为中学与师范。并对建校经费及其来源一并进行了设计。在张謇的时代，由于社会黑暗、政府腐败，教育的普及与提高两方面进展都十分艰难，但张謇凭着顽强的努力，经过20多年的循序渐进，终于建成了以300多所小学为塔底、以南通大学为塔尖的南通教育体系的“金字塔”，培养出了一大批造福乡里、贡献国家的有用人才。
张謇在南通教育事业上的辉煌建树．在当时全国1，700余县中是绝无仅有的奇迹，受到海内外人士的高度赞扬。1912年江苏都督传语嘉奖：“张謇所设通州师范，实树各省之先声，规模宏远，成绩昭著。”江苏省公署饬令称：“该校开办在十年以前，造就宏多，于本省教育史上厥功甚伟。”
[89]
1916年前后，“远近各省之来观者咸啧啧称南通师范。省视学至称南通教育可模范一国”
[90]
。由于张謇在兴办教育上的丰功伟绩，开全国新式教育的风气之先．他被学界同仁先后推举为江苏教育总会会长和中央教育会会长，成为清末民初中国教育界公认的领袖与旗帜。
三、张謇教育生涯给予后人的启示
通过考察张謇25年的教育生涯，对于我们今天更好地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教育事业，可以提供很多有益的借鉴。
首先，国家要充分认识教育的基础性功能及其在整个国家事务中的战略地位，牢固树立在整个国家事务中的战略地位，牢固树立“科教兴国”的观念，坚定不移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尤其是在进入21世纪、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世界背景下，综合国力的竞争越来越表现为知识、人才的竞争和国民文化科技素质的竞争。一国的军事实力决定于经济，经济实力决定于科技，科技实力决定于教育。历史事实已经证明，一个具有坚强科教素质的民族即使在战争中被打败了，战后也能迅速恢复和发展起来。因此要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确保对教育事业的财政投入，鼓励和调动全社会的力量兴学育才，以保证教育事业快速发展的需要。
其次，作为一个地区的教育行政部门，要善于因地制宜地发展教育事业。要根据本地的地理、生源与人才状况，对发展教育先有通盘的规划，然后分步实施。既不能急于求成，也不能丧失机遇，学科的设置要面向经济建设，注重发挥教育与经济双向互动的作用，促进两者共同协调发展，既要抓普及又抓提高，使初等、中等教育为高等教育提供坚实基础，高等教育成为初等、中等教育的自然发展，滚动似的把教育事业的“蛋糕”做大做强。要造成尊师重教的浓厚风气，制定并实施向教师队伍倾斜的优惠政策，使教师成为人们乐意终身从事的高尚职业。
其次，作为学校的校长，首先要以身作则，既有传统美德，“又有新知识，且教育有经验”
[91]
。要敢于和善于使用人才，制定优惠政策吸引和延纳海内外优秀人才，并以赤诚信任之心感动人才、倚重人才，充分营造“名师效应”，使学生“因爱师而爱校，即以浓其学为人师之心”
[92]
。专业与课程的设置要顺应时代发展，并尽可能带有自己的特点。要严格校务管理，奖勤策惰，陶铸优良的学风校风，使莘莘学子在积极向上的氛围里求知成才。要开辟勤工俭学渠道，帮助有志向学而家境贫寒的子弟完成学业。
再次，作为教师，要热爱和珍惜自己的工作岗位，具有一辈子从教的高尚志愿与荣誉意识。要从理论与实践、道德学识与修养等方面不断进取和积累，以满足为人师表的需要。要因材施教，注重发现学生的特长，引伸而助长之，努力造就各具特色的优秀人才。要对学生怀有热忱的爱心与和善的耐心，谆谆教导、循循善诱地扶助学生健康成长。张謇当年曾勉励师范毕业生以武训为榜样，专诚兴学育人，他自己也身体力行。他不仅对广大学子灌注以慈父般的深爱严诲，而且于百忙中亲自辅导甘肃学生学习国文，亲自发函为外地遭遇婚姻纠葛的学生排难解纷，亲自为一些贫寒学子请求国家有关部门的财政补助，亲自为有才能而无助的毕业生推荐求职就业；这种基于伟大父爱而来的师生之谊，铸成了“爱生如子”的人间佳话。难怪那么多学子对他怀有“高山仰止”的崇敬心情，至今人们犹尊誉他为“万世师表”
[93]
最后，作为莘莘学子，担负着国家和民族的希望和前途，要养成自尊自强的人格，既不要妄自菲薄，也不能妄自尊大，要以勤奋学习、圆满完成学业为在校的唯一宗旨。张謇当年曾力劝学子们要效法越王勾践的精神，“气欲其沉而蕴于中，不欲其浮而张于外”
。目前专心于学业，不漫作没有实际效用的大言．到将来学业完成，才得其用，“雪耻复仇不足言也”。他要求学生讲求志气而不要讲求享受，“吾人之享用，不可较最普通之今人增一毫；吾人之志趋，不可较最高等之古人减一毫”
[94]
。他主张青少年时期要立志有所作为并且付诸实行，“人患无志，患不能以强毅之力行其志耳。成就之大小，虽亦视乎才能境遇及其他种种关系，然果能以强毅之力行其志，无论成就大小，断不能毫无所成！”
[95]
他殷切期望学生“负责任，知实践，务合群，增阅历，练能力”；强调“世界今日之竞争，农工商业之竞争也；农工商业之竞争，学问之竞争，实践、责任、合群、阅历、能力之竞争也，皆我学生应知应行之事也”
[96]
。他认为“少年之事为一生作事之基础”
[97]
，因此要十分珍惜宝贵的青春时光，用于静心苦读。他苦口婆心地劝导青少年：“愿各安求学本分，勿动于外界潮流，更不可自造空气，误此宝贵之光阴。”
[98]
“少年时习一艺而专之，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督行之，从模仿研习而融会贯通，进而自辟新路，至“采众花而成蜜．不复辨其为何蕊；冶众金于一炉，不复辨其为何金”然后能自“成一格局”
[99]
。毕业后，成为合格的国民，就业为良农良工良商良教师，对国家尽纳税当兵之义务，同时也实现了个人的前途利益与人生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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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吴开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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