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氏浅谈天平山范仲淹纪念馆藏品《高义园世宝》

访祠人七

乾隆御题《高义园世宝》

提及 “高义园”，人们自然会想到天平山，想到乾隆御题的高义园盘龙金匾，这可谓是天平山庄的镇宅之宝。而说起《高义园世宝》人们却知晓不多，它作为范氏家族的珍藏，现仅有一套存于范仲淹三十世孙范国强家中。2006年，天平山范仲淹纪念馆开馆在即，范国强先生将自己家传的《高义园世宝》孤本复制，捐赠给纪念馆。

《高义园世宝》共四册，成书于清乾隆年间。书卷内容为北宋名贤范仲淹手书的《伯夷颂》，以及北宋至清末八百年间历代名臣大员、文人墨客的题跋。原件置于名贵的金丝楠木盒中，可见藏家对其的珍视程度。

北宋皇祐三年（1051年），范仲淹在山东青州任职。同年十一月，应好友苏舜钦兄长、书法家苏舜元之请书写《乾卦》。但是范仲淹没有写《乾卦》，而书写了《伯夷颂》，并于书后附言，向苏舜元解释说，因为《乾卦》字多，自己眼睛不好使，更何况冬日里非常寒冷，不易于书写，就写了字数相对较少的《伯夷颂》。

《伯夷颂》的作者是唐代文学家韩愈。韩愈所处的时代藩镇割据激烈，各种矛盾尖锐，官场黑暗。他反对拥兵自重而遭到嫉恨，他大力倡导古文运动而受到冲击。在多方压力下韩愈并没有畏惧退缩，而是写下了《伯夷颂》一吐心声。文中所歌颂的伯夷被孟子誉为“圣之清者”，是殷商孤竹国君的长子，他和弟弟叔齐为避让王位而逃往周国。周武王伐纣时，他们曾叩马谏阻。武王灭殷后，他们十分有骨气，不吃周国的粟米，避居山里，以吃野菜度日，最后饿死山中。伯夷和叔齐特立独行，卓而不群的精神世受推崇，对此韩愈感同身受，借对伯夷的颂扬，表明自己不与世俗同流的决心。而范仲淹应人之邀不写《乾卦》，而写《伯夷颂》，除了身体和天气的原因，更多的是托物喻志。范仲淹一生重名教尚风节，《伯夷颂》所倡导的“特立独行”精神与他的思想也是一致的。

苏舜元收到范仲淹手书《伯夷颂》后，将这件作品寄给了文彦博、晏殊、杜衍、富弼等赏阅，他们相继进行了题跋， “范墨韩文传不朽”，“精妙极双金”……对范仲淹的书法予以了高度评价。自此，《伯夷颂》手卷在历时八百多年的时间里，题跋者不下一二百人。以至于清高宗乾隆也三次御览，三次题跋。1765年春，乾隆南巡，临幸苏州，驻跸在灵岩山，范氏后裔范君求恭呈范家珍藏的《伯夷颂》帖，乾隆阅后钦题：

韩辞范楷伯夷躅，俱是千秋第一流。

必自卓标天气节，方堪坐解庙堂忧。

富文题者真同道，秦贾当之岂不羞。

高义园诚赖有此，勖哉何以继箕裘。

从诗文可见，乾隆对韩愈的文章、范仲淹的书法、伯夷的行为都大加褒扬。1780年，乾隆五下江南，第三次临幸天平山，在范仲淹十七世孙范允临营建的天平山庄内，再次预览了《伯夷颂》，并敕赐题签“高义园世宝”，意为范仲淹的德行义高云天，范仲淹《伯夷颂》手卷为范家世代传承的珍宝。1784年，乾隆六下江南，又为《伯夷颂》帖题诗“昨年亲炙夷齐庙，台陟清风滦绕流……”。所以，范家子孙因乾隆“即荷圣恩，亲洒宸翰”，觉得“遭逢至此，诚千古史册所罕见”。而对于范仲淹手书《伯夷颂》来说，不仅是范仲淹的书法，深得帝王重臣、文人墨客赞赏，其人品和气节更是世上少有，千古一流。

至于范仲淹手书《伯夷颂》的收藏，辗转多人之手，屡失屡得。南宋时，落入奸相贾似道、秦桧手中，此两人都有题跋，印“秦氏藏书”、“秋壑珍玩”闲章。元代流入李逸斋府中，李在苏州任职，拜谒范仲淹祠堂，就将手卷捐给了范氏家族，范家珍藏于义庄。大约五、六十年后，由于战乱，义庄祠宇都化为灰烬，范家人都以为《伯夷颂》一定未能幸免于难。但不久范仲淹十世孙范天倪却在军营中发现，估计手卷曾遭官兵掳掠，范家人欣喜万分，后以重金购回。明隆庆四年（1570年），义庄主奉将手卷典押到王世贞那里。王世贞因感佩范仲淹的德行，催促范家将这件宝物原价赎回，然而范氏族人迟迟没有行动。直至十年以后，王世贞效先人发善举，无偿将手卷送回了义庄。后来，义庄主奉又不小心，手卷再次流失，幸被松江府的朱勋追回，归还范家。清乾隆六十年（1795年）春二月，义庄主奉范仪炯家中失火，手卷化为灰烬。幸好义庄原打算将手卷刻碑，已作了勾摹，范仲淹手书《伯夷颂》墨宝才得已留存。太平天国时期，《伯夷颂》石碑遭毁，幸运的是范家得到了李氏珍藏的《伯夷颂》贴，还是乾隆年间的原拓，而且已经“装缀四册，册页全璧”，于是出价购买回义庄。这真是“神灵默佑合浦珠还”，《伯夷颂》“屡失屡得，信有神物呵护”，难怪不少题跋者都会发出这样的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