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部门发现建于清代早期的“戴氏宗祠”

谱文整理

文物部门新近在无为西南洪巷乡，发现建于清代早期的“戴氏宗祠”，门楣上横悬一块“濡南望族”的匾额，为时任无为县县长所书，时年“癸亥”。

依据嵌在祠堂内壁、一块刻勒于“康熙三年”的碑文推测，祠堂的建筑年代最迟也在康熙三年（1664年）。距今已有300多年历史。守护祠堂的一位族人介绍，祠堂原址是在靠近圩内河边的一个村庄，后来为避水患迁至这块岗地上。早年，祠堂门前曾竖立一根高大的旗杆，从那时起，祠堂所在的这个村子便改称旗杆戴。竖旗杆，在封建时代是统治者旌表有功名、功德、声望家族的一种表彰形式。按规制，官员到此，文官下轿、武官下马，以示敬畏。可见，祠堂前的旗杆，当时，曾为戴氏一族增添不少荣光。在祠堂左侧不远处，我们见到了当年安插旗杆的石鼓，可惜已分作两半，一半成为菜园墙脚，另一半被一村民移作石凳。石鼓直径约70厘米，围径有两米多。旗鼓相当，看来旗杆高度至少有两米开外。祠堂三进五开间，配有附属用房。屋宇高大，立山重檐；雕梁画栋，彩绘格门；粉墙黛瓦，滚水天花，地道的徽式建筑风格。解放前，祠堂被族人用作学馆；建国后，政府征用为粮库。所以，文革中得以幸免破坏。
然而，由于年久失修、风雨侵蚀，加之粮库弃用后又少人管护，最后一进已是残破不堪，倒塌的地方草木葳蕤，小树有一人多高。所幸前进房屋及天井边厢屋还比较完好。油漆斑驳、彩绘陈旧的梁柱，仍能显示昔日的华贵。遍布门窗、房檐、梁柱的三雕图案，刀工细腻、线条流畅，非今日一些****建筑所能比拟。省文物专家在尚未见到那块碑文时，就从梁头上钩状半草纹认定，此等雕刻工艺定是出自清代早期工匠之手。祠堂门前原立有大小石狮各一对，而今，幼狮父母不知去处，只剩下一对“兄妹”在不弃不离地守望双亲归来。祠堂大门上方，双龙戏珠的石雕气势磅礴，生动传神。横亘“戴氏宗祠”门楣上的那块匾额特别引人注目，彰显戴氏曾经有过的辉煌。依干支纪年推算，癸亥应是民国12年（1923年）。省文物专家对这座祠堂仔细考察后，赞叹不已，誉称为“江北第一”。建议县乡政府申请省重点文物保护，积极创造条件，力争早点修复。称戴氏望族是有根源的。仅戴氏在濡南的一支，历史上就出过举人、进士。而清代文学桐城派早期人物戴名世，即与濡南戴氏共祖同宗。清末民初，戴氏“昌”字辈的戴端甫，就读于武昌陆军学堂，1911年参加武昌起义，1916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与张治中、白崇禧、黄绍、徐庭瑶等同为三期。曾参加北伐和长城抗战，在国民革命军所部，先后任少将处长和中将参谋长。并于1934年出任过无为县县长。戴在任粤军团长时，推荐家乡8位青年，同时报考黄埔军校，戴姓就有4人。其中“衍”字辈、称戴端甫为叔祖，后随中国远征军赴缅与日军作战，扬威异域、为国捐躯，被誉为“黄埔之英、民族之雄”的一百师师长戴安澜，就是戴姓4人中的一人。其他3人也是国民党军高级将领。
民国12年，戴端甫在广州国民革命中已声名显赫，又有武昌首义和参与创建黄埔军校之功，称之革命元老，家乡县长为其宗祠题匾，当在情理之中。而称戴氏为“望族”，此语亦属不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