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州丁氏源流考略

丁源辑录

正本清源 公元前1046年武王克商，不久封姜太公于齐。诸多史料表明，太公亲率吕氏族人到于封地，并逐渐平定东夷诸国，方返镐京作西周之太师。而后始由太公次子吕伋接手治理齐国，此与伋公薨后谥号为“丁”亦相吻合。至于学者认为，太公本未亲莅封地治国，则吾不采信，览者不妨推敲。《谥法》曰：述义不克曰丁。以现代汉语表达，其意思是：实行公正合宜之事业而未竟。充分准确地表达出时人对伋公之敬仰与缅怀。565年后丁氏之真正渊源正在乎此。以数字计，丁氏繁衍至今，已达2488年，可谓源远流长。遗憾者，乃迄未发现关于太公长子之记载，亦未敢遽定为少亡或其他妄测。尤需指出，吕伋薨后，其后人并非即由吕氏改为丁氏，直至齐简公见弑后仍著吕氏，如：吕伋之子齐乙公吕得，吕得之子齐癸公慈母（又名庮慈母、祭公慈母），癸公子齐哀公不辰（又名不臣）， 哀公弟齐胡公静（靖），哀公弟齐献公吕山，献公子齐武公吕寿，武公子齐厉公无忌，厉公子齐文公赤，文公子齐成公脱（说），成公子齐庄公购（赎），庄公子齐僖公禄甫（禄父），僖公之子齐襄公诸儿，僖公同母弟夷仲年（齐仲年、季仲年）之子公孙无知（毋知），僖公之子、襄公之弟齐桓公小白（春秋五霸之首），桓公子公子无诡（武孟，无亏，公子无亏），桓公子齐孝公昭，桓公子、孝公弟齐昭公潘，昭公之子齐君舍，桓公子、昭公弟齐懿公商人，桓公子（又称公子元）齐惠公元，惠公子齐顷公无野，顷公子齐灵公环，灵公子齐庄公光（公子光、太子光），灵公子、庄公同父异母弟齐景公杵臼（自此公始陈氏擅权），景公庶子孺子荼，景公庶子齐悼公阳生，悼公之子、平公骜兄齐简公壬。凡24侯，564年。然则，吕伋后人何时以丁为氏？愚以为，始自简公见弑、舒州逃亡之后。早则无更氏之必要，迟则无更氏之根由。当然，是时著氏者不唯有丁，而或尚有齐、浦两氏等。有说济阳丁以地为氏者如明末文豪诸城人吾八世祖丁耀亢，“述先德族谱序”：按姓谱：丁氏，周太公姜氏裔。太公封于齐，生仲子伋，食邑于丁，以地为氏云。又，同书“族谱序”：吾丁自太公封子伋而姓始著。（均见于《丁耀亢全集》）显然，野鹤公所据当系口碑资料，而其并未深究细探，故与事实大相径庭。一者，丁氏并非以地为氏；二者丁氏决非自伋公薨即始著。至于“武王伐纣丁侯不朝”，现居台湾之日照籍原澧公高见：此丁侯并不必以丁为氏。丁侯者，乃丁国之一侯也。吾折以为然。三国时东吴孙氏改为丁氏，见于《三国志》裴注：非匡而朗（一名仁，庶出）被兄权别为丁氏一族，深疑即其母氏。唐代“安史之乱”中，有大量回鹘军人受邀参与平叛，后留于关中、关东，若干年汉化后相当部分回鹘人著为丁氏，今人称为阿拉伯之丁，元季有丁鹤年、明初有丁德兴。至北宋仁宗时，因丁度为宰相而祥符人无赖子于庆，攀缘而改于氏为丁氏，此为后来人不齿于论。故天下丁氏，除却三氏改附者之外，盖皆出济阳。

丁氏始著 《史记》卷四十六 世家第十六载田敬仲完：简公四年（公元前481年），田常弑君于舒州，独相专权。公元前481年五月廿一日，田常在舒州拘捕齐简公（时舒州属齐境），六月五日见弑，更立简公之弟骜为平公，专齐之政。齐吕四逸，隐姓埋名，此际丁氏始著，并由舒州往东南吴越、正南郑卫、西南荆楚与西北晋国等方向逃亡。至于何以逃往以上方向，当系事发突然，并无准备，尚有今即墨金口已为较大港口却并未选择此途，是必未虑及身家性命至忧。简公逃亡当然并非漫无目标乱逃一气，大致上应有方向或目标，而投靠盟友应是基本选择。从临淄到舒州，直线距离252千米，既已远逃至此而卒为之执，尤见田氏志在必得。然而并未赶尽杀绝。否则，既不会有今日之济阳丁氏，亦不会有平公之子孙留于临淄。尽管留都之吕已属强弩之末，然既不能改头换面，亦不能绝地后起，最终只是成为吕氏嫡系之传承者，而与舒州丁氏渐行渐远，止于秦而绝响。自简公见弑至公元前221年田齐王建降秦，吕齐被屈辱整整260年。历史无情苍天着意，终于成就了济阳丁氏的遍播天下。时相随简公至舒州者，应有为数不少之齐吕氏，逃出田氏魔掌；亦正是此中之一支，辗转迁徙，始著丁姓，并最终占籍济阳、卧薪尝胆，终至形成丁氏郡望。然若有以为自舒州而济阳乃直截了当，则特错焉。其间实在历经曲折而又漫长之若干次迁徙，凡271年左右，至西汉初，始占籍济阳城。其间以下历史记载尤可注意：一是《左传春秋·哀公十四年》：甲午，齐陈恒弑其君壬于舒州。孔丘三日斋，而请伐齐三。据此，可否有吕人逃之鲁国？理论上有实际上无。二是同书《哀公十五年》：秋，齐陈瓘如楚。过卫，仲由见之。两国之间的此次外交活动，很大程度上与简公之子孙已有逃往楚国者有关。三是战国凡254年，诸雄争霸，混乱不堪，各地迁播情形无考。四是《中国移民史·第一卷》：公元前225年（秦王政二十二年），秦灭魏，魏都大梁（今河南开封市）的人口，或迁于丰（今江苏丰县），或迁于沛（今江苏沛县），或迁至外黄（今河南民权县西北），或迁至南阳湖阳（今河南唐河县西南），或迁于南阳郡治宛县（今河南南阳市宛城区）。以愚陋见，上述地区已然不乏丁氏。五是同书：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廿六年），“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估计有60万人，来自关东（函谷关以东之中原地区，鄙注）。以秦季人口不过区区三千万之数，而此60万之众中应有吾丁氏中非豪即富者也。否则，以西汉之初即有丁氏人才辈出者甚难合于情理。六是同书：公元前206年（汉高祖元年），项羽屠咸阳，烧宫室，火三月不灭，咸阳周围人口或死或迁。诸多史料表明：至西汉初，源于舒州之丁氏已进入第一个辉煌发展时期，东汉与三国期间更是人才辈出，其在文、武、医、道诸流中大放异彩。如丁宽、丁鸿、丁广世、丁奉、丁固等代表即是。

舒州泪别 舒州即今鲁西南之薛城，春秋末属于齐国南部边境小城，充其量乃一中型城市。逾越此地便至郑国之境。然现实残酷，一伙亡命者前跋后踬，令舒州成为伤心之地，成为永远之痛。诀别正在此时。为保求随从者生命安全，别无选择，简公自己留下来，简公并不知道陈氏之目标即在乎其吕壬本人。生离死别之紧要关头简公不得不命令随从分头逃亡，让自己以赴死来换取从众之生。何况，陈恒之马车显然比简公之马车更快，加之舒州陈党或许比陈恒所期望者做得更为得力。从临淄到舒州三百多公里路程两天即到，不费多大力气便把简公执而弑之。与简公一同赴死者应有人在，惟名不见经传耳。舒州一时成为屠场，而屠场当然不是亡命者久留之地。简公子孙们显然已无退路。离开舒州后，他们慌不择路，以舒州为顶点呈扇形分散面，向着东南、正南和西南甚至西北方向逃亡。他们至少有三支，而无论哪支都不会即刻从舒州到于济阳占籍，而是惶惶不顾地分头向前、向前。去向何方？以今见资料分析，他们逃到吴越、卫、郑、楚、晋即今江浙、河南、安徽、江西、湖北与山西南部之可能性最大。何以舍近求远而不径直逃到近邻之鲁国？皆因齐鲁一向交恶。鲁弱齐强，鲁国不愿亦不敢收留，简公本人自知一向以强凌弱并无颜面投靠鲁国。何以逃往晋国？是时晋国亦相当强大。何以逃往郑、卫？纯粹地域之近便。何以逃之吴越？吴越正当崛起。何以逃之楚国？郑、卫毕竟临于齐且怯齐，而楚正悄然争强谋霸。只有简公自知上天无门入地无路，而束手就擒，从者四散得生。后历经许多战乱，反复移民，但基本沿今兰考——咸阳此一东南至西北轴线往复迁徙。此后约于西晋末方初步形成丁氏济阳郡望。西晋末年“永嘉之乱”，导致济阳丁氏背井离乡并四播天下。其中一支逃至江陵（荆州），并于隋季或唐初再迁丰城。宋季丰城徙鄂州之丁氏，是为海州丁氏之先人。从兴公之高祖、曾祖、祖父、而乃父，四世不过二百年，而适值元末天下大乱。春秋之末以降，千五百年来，自有为数不少族人死于逃亡路上或疫于战乱、饥饿、疾病之中，更难考据，诚俟后贤发微。《吕氏春秋》卷二十五 似顺论第五 似顺：平公七年，越人兴师诛田成子（田恒）曰：“奚故杀君而取国？”田成子患之。完子（成子兄）请率士大夫以逆越师。以越国灭吴之前一年，为田常弑君千里迢迢而伐齐，除非其余勇可贾，吾深疑一也。此竟不见于《左传》等春秋史料，觉有疑二也。果此，可证简公子孙已有逃往吴越者也。俟后来者详察。简公子孙舒州洒泪而别时，孰能思及后会无期？于间不容发之危急时刻，其是否有一些约定，已无从得知；但关于姓氏之变更问题或许必然被首先提到议程，以至于有今日之齐、丁、浦等于危难中诞生之新氏。林宝《元和姓纂》十二：“齐氏，炎帝之后。太公望子牙封营丘为齐国，子孙氏焉。”今河南内乡，安徽桐城，江西嵩崃，湖南长沙、湘潭、宁乡，浙江五台、湖州、衢州崇文均有齐氏大族。又据《姓氏考略》记载：“太公之后有浦氏，见芦若虚刻石记。”《认祖归宗——姜氏渊源考》（051）“浦”：“出自姜姓。春秋时，齐国太公后裔有奔于晋者，居于浦，遂为浦氏。”今山西浦县、江苏南京、浙江嘉定、云南曲靖均有浦氏望族。要之，不论简公子孙当时更为何姓，都绝对有必要隐瞒自己原曾高贵之吕氏，否则确有性命之虞。战国期间（公元前475-前221）二百五十四年，丁氏迁播情况如同其他氏族迁播情况一样无考，此种史料近于空白。待补。强秦统治虽仅15年，此间“移民的人数之多、距离之远、次数之频繁，不仅是空前的，也是其他多数朝代所少见的。”（葛剑雄《中国移民史 第二卷59页》）此乃已见于记载之我国历史上首次移民大浪潮。在此次浪潮中，丁氏族人必然被卷入。此即何以在接下来的两汉中丁氏族人遍天下之最好注脚。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而至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项羽屠咸阳、烧宫室、火三月不灭时，咸阳及周围人口或迁或死，更兼次年关中爆发大饥荒，“米价一斛万钱，人相食”，因此关中人口大量外流。敢否据断有吾丁氏族人此间万幸中免于灾难并移至洛阳或其以东一带，后辗转到于济阳？俟考。

济阳郡望 以愚之见：西汉初，吾丁氏自洛阳迁于济阳城，抑或甚至早于战国时即有吾丁氏自中原一带回迁济阳。然，晋以前济阳尚未置郡。郡与郡望乃不同概念，不可混淆。“郡”为行政区划，始于春秋；而“望”乃某氏“地望”之略谓。“郡望”连用，乃名门望族于地理上一专门称呼。汉魏以来，聚族而居相当普遍，一个个名宗大族成为社会经济的基本单位，北人又[尤]笃于亲族情义。┅ ┅迁徙中的危难必须共同互助才能克服，因而加强了一个个家庭间的联系。┅ ┅（葛剑雄《中国移民史》第二卷389页）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各地显贵家族，世居某郡为当地所仰望，并以此有别于其他同姓族人，故氏必称论郡望。王士祯《池北偶谈》：“ 好标望族，如王则太原，郑则荥阳，李则陇西、赞皇、杜则京兆，梁则安定，张则河东、清河，崔则博陵之类，虽传志之文亦然。”宋人亦常以郡望自标，如刘攽有《彭城集》、《中山诗话》，皆因彭城与中山均为刘氏郡望；又如姚铉本庐州人，却自题郡望“吴兴”。其实至宋季，“郡”已废止；然“郡望”作为专指某些地域某一名门望族之习惯用语却保留下来，并与门阀制度紧密相连，而为以后较长历史阶段所沿用。从简公被弑到秦初，260年间其子孙至少可传9世，保守估计约有128支，分居32地。至战国时，一支丁氏自关中东进或自关东北上占籍济阳，历经战国、秦，至西汉初将近300年繁衍生息，于西晋末初步形成济阳郡望。《读史方舆纪要 历代州域形势一》三十一页：“济阳，今开封府兰阳县东五十里济阳城是”。同书卷四七第二一六九页：“兰阳县，（淮安）府东北九十里。北至北直长垣县七十里。秦东明镇地，汉东昏县地，属陈留郡。”“济阳城，县东五十里。春秋宋地，战国属魏。┅ ┅《竹书纪年》：‘梁惠成王三十年（公元前340年）城济阳’。汉为济阳县，属陈留郡。”同书，四一页：“吕氏（即《吕时春秋》，愚注）曰：春秋之时，郡属于县，周书作雒篇：‘千里百县，县有四郡。’《释文》：‘周制天子地方千里，分为百县，县方百里，郡方五十里。’赵简子誓众，所谓‘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是也。”“郡之所治，必居形胜控扼之地。郡者，县之主。”同书九九页，历代州域形势三：“济阳郡，汉郡，领定陶等县九。”此地汉季尚未设郡，若称为汉族人居住之郡可解。自济阳郡分析而出之丁氏除后来迁至武昌之吾兴公先祖外，尚有西汉中去洛阳又折迁往山西丁村者，为官至任留于咸阳、长安、洛阳、江陵等地者，从军、布道去往东吴、荆楚者云云。西晋惠帝（公元290-306年在位）时，分陈留置济阳郡，治所在洛阳（今河南兰考东境、山东东明南境），此后济阳再未设郡。可见舒州丁氏至西晋氏已发展至又一高峰；而东晋以降丁氏必称济阳者，乃缅怀追思而已。历览秦汉以至南宋，济阳丁氏人才辈出，文武名流代不乏人。其籍贯间隐约看出丁氏分爨离析之痕迹：秦时大将薛人丁固；西汉大司马、阳都侯丁复（西汉十八侯之一，今嵩山东、颖水北人）；西汉郎骑将、宣典侯丁义（？）；西汉梁人，易学大师、梁孝王时大将军丁宽；西汉太平道教传人，容丘（今邳县北）丁广世；东汉山阳东缗（今金乡县）人，《公羊严氏春秋》治学大家，大儒、博士丁恭；被王充称为豪家“丁伯”之东汉钱塘人、典军中郎丁谞；东汉初，颖川阳陵（今舞阳）人、大儒丁鸿；光武帝刘秀时汉中太守，咸阳阳陵人丁邯；东汉末丁遵任南郡（治在今江陵）太守后占籍江陵；三国时山阴人丁览、丁密（后更名为固？）父子，魏国沛人丁冲、丁仪父子，东吴大将丁奉，瑕丘人大司马骠骑将军丁明，五官中郎将丁忠；晋代瑞州（今江西高安）道士丁义；西晋有丁绍为谯国人，丁义为建城（今江西高安）人。唐初当有丁氏族人随陈之光入闽。唐宪宗时有太子侍读丁公著官至户部尚书。唐代济阳丁氏亦必经历较为辉煌之发展。五代后梁朱温麾下大将、后官至昭义军节度使、被后唐任命为都招讨使死后被追赠为太师之寿春（今安徽寿县）人丁会；北宋仁宗时宰相丁度恩州（今河北清河、山东平原夏津武城等境）、真宗时宰相丁谓长州（今吴县）人其后裔今在广东，南宋沛砀人、余杭知县迁司农寺丞丁黻大父时徙至石埭县（今安徽太平县西）。南宋时开基潮州者尚有丁允文。丁氏济阳郡望名声大噪，较大程度有赖于上列诸公。

避乱江陵 西晋末年永嘉之乱发，济阳丁氏举族南迁江陵避乱。江陵即今之荆州，西晋末为南郡理。周平王三十一年(前740)，楚君熊通自立为楚武王，东征西讨，最后死于伐随途中。公元前689年，其子熊赀继位，是为文王。是年，楚文王为有利于对弱小诸侯国之兼并，拓展疆域，将都城从丹阳迁至战略要冲郢(即纪南城)，并采用板筑法建起高大而坚固之城垣。楚文王继承乃父遗志，尚武强国，很快便灭掉息、邓、申、夔诸国，楚版图又扩。楚都郢作为楚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长达411年。“一鸣惊人”之楚庄王即位三年后，罢去 乐，亲理朝政，罢免、诛杀 谗者，起用忠臣良将，对内平息叛乱，励精图治，对外大举用兵，以20年时间，兼并诸侯26国，拓地3000余里，成为春秋五霸之一。楚昭王十年(前506)，吴、楚柏举之战中楚师大败，吴师逼近郢都，楚昭王弃都避难，派将军宋木等坚守纪南城。吴将孙武引漳水淹纪南城，楚守军大乱，纪南城遂为吴所占。汉代此地已成为全国十大商业都会之一。东汉初，自关中或伊洛抵南阳、沿沔（汉）水、经江陵、溯湘江，乃连接南北之交通干线。东汉末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七月，关羽率主力攻樊城，留南郡太守糜芳守荆州，孙权乘关羽远在樊城之机，一面用计迷惑关羽，使其放松对东吴警惕，一面于闰十月命吕蒙为大都督，率兵袭取荆州。关羽率回救荆州未果，十一月西走麦城，十二月至临沮(远安北)中伏被杀。东汉黄巾军起义或西晋末年“永嘉之乱”至东晋、十六国及后之南北朝“五胡乱中华”，使济阳丁氏被迫分爨逃亡，其中一支历尽艰辛裹在流民中逃至江陵（今荆州，时江陵乃荆州南郡理）。深究细析，尤以“永嘉之乱”所致最为可能。据葛剑雄《中国移民史》载录，以下移民记录中尤有济阳丁氏之足迹与影子：公元185年（东汉灵帝中平二年）张角黄巾军起义，关中人大批外迁，“南出武关（今陕西商南县西南）北徙壶关（今山西长治县东南）”。山东大乱，致使今山东西部、河南之人口，被迫向南迁至今湖北江陵的荆州一带，投奔荆州牧刘表避乱。公元190年（汉献帝初平元年）董卓强行迁都长安，将洛阳及其周围数百万人口西迁，途中大量死亡，到达者仅数十万。公元192年（初平三年）董卓被杀，其余党攻入长安，后又互相攻击，造成大量死亡和外逃，致使关中“无复人迹”。数十万人东迁至今徐州一带投奔徐州刺史陶谦，一部分人出武关、经南阳迁入荆州。孙策经营江东，江淮间不少人随之南迁。此乃较有可能进入江陵动因之一。而西晋末“永嘉之乱”尤能致济阳丁氏南走江陵。西晋之前济阳丁氏郡望尚未发育成熟，况西晋末社会 较诸东汉有过之而无不及，故永嘉前丁氏尚居济阳之可能较大。请看：公元301年（永康二年、永宁元年），“八王之乱”使洛阳、长安、今河南和相邻的河北、陕西、山东、山西部分地区沦为战场，大量人口逃亡。仅聚集在荆州者达10余万户，其中部分来自中原。公元311年（晋永嘉五年），晋之北方统治已无法维持，百姓大部分迁往南方。次年，洛阳陷落后，“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公元327年（东晋成帝咸和二年），苏峻、祖约反，晋谯国内史桓宣将数千家迁至武昌（今湖北鄂州市）。次年，渡江南迁的百姓很多。西晋末年之南郡治在江陵，乃洛阳正南较理想之避难地，多为流民所首选。当时此地户口情形不见于史料，惟有西晋泰康初年荆州南郡户口数据如下：11县，55000户，每县平均户数5000（梁方仲统计）。四十年后之永嘉时，以年增长率5‰计可增长9.09%，达到6万户以上，县均户数5454.55。人口密度估计却不会太大，至少尚不至于人满为患方有日后安史之乱时的“十倍其初”（详下）。永嘉之乱后继之而来者乃是五胡十六国，故所迁人口回迁之可能性较小。以上所论仅及于武昌之丁氏，与孙氏等所更附者无涉，识者幸鉴。450年以后，安史之乱爆发，肃宗乾元二年史思明复叛攻占洛阳时，洛阳已成空城。战乱及繁重之徭役迫使北人南逃，而“荆南井邑，十倍其初。”（《旧唐书 地理志》）李白代人上书：“天下衣冠士庶避地东吴，永嘉南迁，未胜于此。”《全唐文 卷348》尽管安史之乱后有大约250万人迁往南方，然南逃者仅为避乱，乱后多已返乡。至于唐干符六年十月黄巢军攻入江陵，旋在荆门败于唐军后东向江西，便与济阳丁氏迁播时间、空间均不甚相符，尽管唐末定居南方移民多达400万之众。而永嘉之乱后南迁者因紧接五胡十六国便形成南北朝对抗局面，并长达276年，使已迁者基本无回迁之可能，故与别迁有重大不同。因此，文质不主唐季安史之乱中徙于江陵之说。谭其骧《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认为：湖北境内长江上游今江陵、松滋一带的移民主要来自山西、陕西、河南，少量来自安徽和江苏的淮河流域；长江下游今武昌、黄梅一带的移民大多来自河南，也有一些安徽、淮北的移民。江西、湖南二省距中原已远，移民到达的较少。济阳，正在河南北界。至于其他丁氏族人之于此时迁徙，则不仅可能，更有远迁于西蜀、闽粤者亦不足为奇。

偏安丰城 隋唐间、最迟唐初时，江陵之丁氏因避战乱而致举族再迁东南之丰城县。此迁最终居住地乃是荆州之江夏郡治丰城。丰城位于荆楚南北要道，东汉末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置县。唐王勃《滕王阁序》赞丰城：“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近年丰城出土之洪州青瓷窑遗址等文物印证了唐代洪州府所在地丰城之发达。隋季前后之社会动荡以至战乱自足以致江陵丁氏举族迁徙，然唐天宝间安史之乱或黄巢起义尤能致江陵之丁氏等避乱于更偏远之地区。今之丰城，隋唐时尚较江陵欠发达，人口密度低，乃胶偏远、安定之所在。试论如次：公元611年（大业七年），隋末农民战争爆发，大批北方人为避战乱迁往江南、荆襄、蜀中等南方地区，持续至唐贞观年间。公元755年（唐天宝十四载）安史之乱开始，为避战乱，沿途人民开始向南方及北方河东等地迁移，我国历史上第二次北方人民南迁浪潮开始。公元878年（干符五年），黄巢驱河南、山南之民进入淮南。次年十月，黄巢军自桂州（今桂林）沿湘江顺流而下，历衡（今衡阳）、永（今永州）两州，攻陷潭州，又攻入江陵。江陵民人不得不四散逃命，丰城当然是最近之躲避处。江陵人口密度大、又不安定，既至丰成则安于丰城。其他如公元581年（隋文帝开皇元年、陈太建十三年），隋开皇初，迁太行山以东地区高层人士于都城。公元605年 隋炀帝大业元年，营建新都东京（今洛阳市），徙豫州郭下居民以实之。不久又将天下富商大贾数万家迁于此。次年，东京建成，宗室成员、各地衣冠士族及下层人民多有迁入。公元742年（唐天宝元年），自高宗以来山东旧士族多迁往京畿地区，玄宗时达到高峰，多迁入河南府、京兆府及绛州（山西）、郑州、相州（安阳）、汝州等地。公元756年（唐天宝十五载、肃宗至德元载）六月，叛军攻入长安，玄宗率宰相、内侍和官吏军士1300人向成都逃亡。公元759年（唐乾元二年），洛阳称为空城。公元760年（唐上元元年），因战争扩大到境内以及逃避赋役的原因，江淮地区的一些人民向长江以南迁移。安史之乱结束前，荆南（今荆州江陵区）人口增加二三倍（葛剑雄）。公元763年（唐代宗广德元年），安史之乱结束，估计八年间有250万北方移民定居南方。公元845年（会昌五年），中唐时不少官僚士大夫以寄居的形式变相地迁到南方，称为寄庄户。公元845年唐（僖宗干符二年），王仙芝、黄巢分别起义，参加者甚多，中原大乱，许多人不得不逃往南方以及河东避乱，北方人口南迁进入 时期。公元884年（中和四年），黄巢农民军失败，秦宗权据蔡州（治今河南汝南县）称帝，命各将四处攻掠，迫使河南、江淮人民继续南迁避乱。黄巢起义期间约有400万北方移民定居南方。公元904年（天复四年），朱温逼迫昭宗及长安居民数十万人东迁洛阳。公元905年（唐哀帝天祐二年），朱温控制朝政期间及唐亡后，官员南迁者激增。公元951年（后周广顺元年）九月，南唐灭楚，衡山马希萼与部下1万余人迁入南唐，因之迁入金陵、江西和扬州之楚人不在少数。等等，虽有可能但并未明显有吾丁氏先祖自江陵迁于丰城之踪迹。至于今江西樟树丁氏（58世）耀芳先生，自称远祖一世为东汉末年献帝时人，其族先曾辗转迁于陕西、高安，第16世到于丰城，第30世迁至樟树后已历29世者，显与后来迁至武昌县之丁氏不同，二者至少于东汉时即已分爨。从樟树丁氏情况分析，秦汉之间即有丁氏从关东（今中原）地区迁往关中地区（今陕西咸阳、西安一带）。

占籍武昌 元末武昌，宋称鄂州。帝尧时为樊国，罗泌《路史·国名纪》载：“帝尧时有樊仲文，今武昌有樊山”。夏为古三苗之地。殷商时为鄂国，《史记 殷本纪》载：“纣王封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西周夷王七年（公元前879年），楚君熊渠伐扬越，至鄂，封仲子红为鄂王，筑鄂王城，传六王至熊咢犹居于此，为楚之国都。春秋时乃楚之别都。战国时为鄂邑。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秦置鄂县，属南郡，其领域西北界长江、东抵江西、南接湖南。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为鄂县，属江夏郡。魏黄初二年（公元221年）四月，孙权自公安迁鄂县，在此建都称帝，取“以武而昌”之义，改鄂为武昌，并设置武昌郡，辖六县。至此，武昌之名始著。因其地古称“江南枢纽，楚东之门户”，“左控淝庐，右连襄汉”，处“吴头楚尾”，迄为长江中游之政治、经济、军事重镇。北宋初太平兴国至端拱年间鄂州属江南道南康军，宋神宗元丰初至靖康时均属荆湖北路江夏郡归武昌军节度，南宋嘉定十四年（公元1221年）武昌县升为武昌军，次年改名寿昌军，乃江西路理；南宋景炎二年（公元1277年），寿昌军升为散府，仍领武昌县；至元中置鄂州路，大德五年曰武昌路，明初改为武昌府，清因之，今复称鄂州。而海州丁氏之“世居武昌”，料仅止于口碑，且袭于南宋时地名。吴松弟先生《中国移民史》第四卷217页，引用南宋陈亮语曰：湖北和两淮地区“本朝二百年之间，降为荒落之邦。北连许、汝，民居稀少，土产卑薄，人才之能通姓名于上国者，如晨星之相望。”吴氏认为，湖北和淮南都位居我国南北两大地域的过渡地带，每当我国历史上南北对峙时，这一地区往往沦为南北交兵地带，受战乱影响，人口数量严重下降，经济残破。吴因此他得出结论：由于人口密度较稀，北宋中后期成为江西、福建等路移民的迁入地之一。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67：旧荆南（江陵）户口数十万，寇乱以来即无人迹。（时绍兴廿四年十一月甲寅）绍兴廿六年六月十五日，户部奏：荆湖北路有荒田甚多，亦皆膏腴，佃耕者绝少。建议：令四川制置司行下逐路转运晓喻：如愿往湖北请佃开垦官田人户，亦仰即时给据津发前去。并在课租方面予以优惠——悉为朝廷采纳。淳熙三年（公元1176年），鄂州等地尚“污莱相望，户口稀少”，田亩宽而税赋轻”，“江南狭乡百姓，扶老携幼，远来请佃。”到南宋中期（约宁宗时，公元1202前后），原来“荡为瓦砾之场，鞠为草莱荆棘之墟”，经过“比年以来，朝廷宽恤，州县招诱，四方之流移者稍稍聚集，而疆畎渐修。”此后鄂州便逐步成为“山水之聚，舟车之会，货物之交”之所在。吴松弟分析，宁宗时鄂州居民约有20万户100万口，其中40万人来自江陵一带。而张国雄氏调查鄂州一带26族中竟有18族来自江西。由此可见，南宋靖康之变前，丰城包括丁氏族人在内之民人即已迁于鄂州。而宋元祐年间（公元1086年后），丁士楫有女适罗成材殁葬丰城望夫石。可证是时丰城已有丁氏在，亦证此迁亦经过相当时间。后“居楚之家，多豫章籍”正此谓也。按之《琅琊丁氏家乘 海州谱略》所云：武昌府武昌县南门外丁氏“世居武昌府武昌县”研判，并据《中国移民史》：“宋靖康二年八月，宋宗室成员移到江宁、镇江二府和扬州，隆祐太后率六宫迁江宁，黄河流域的士大夫、平民百姓纷纷携家南逃”。“宋建炎三年（1129）二月因金并逼近，宋高宗渡过长江，官员和百姓数万人随其南渡。在此后数月中，北方人继续自长江各渡口进入江南。”“宋绍兴十年（1140）五月，金军重新占领放弃一年半的黄河以南地区，河南和关中人民纷纷随后撤的宋军迁入荆襄、四川和江南。”“宋淳熙三年（1176），很多来自江西、江东等路的农民携家前往荆南府、安、复、鄂诸州（均在今湖北省），以及常德和澧州（均在今湖南洞庭湖西岸）等地，请佃荒田。”“（南）宋嘉熙元年（1237），淮南人数十万迁入江南，临安府、江阴军、建康府、太平州、池州、兴国军、江州、鄂州、宁国府等地都有不少移民。”等内容断定：南宋淳熙时即有丁氏族人即已占籍鄂州，是年迁鄂尤有可能。此外，察鄂州附近至今尚有若干支丁氏大族，其多为明季之初或来自江西，或来自陕西，惟与元末武昌县南门外丁氏无法对接。窃意南门外之丁氏已于明初悉数迁出。

藏马山樵史文质居士

丁亥初夏草成于青岛娄山后

附：1、海州丁氏迁徙时间、路线示意图（略）

附：2、上篇参考书目

1、《二十五史》（百衲本）浙江古籍

2、《西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3、《春秋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4、《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5、《春秋左传注释》中华书局 杨伯峻

6、《春秋毂梁传》

7、《春秋公羊传》

8、《越史丛考》蒙文通

9、《吴越春秋校注》

10、《齐国史》唐致卿

11、《越绝书》不题撰人

12、《中国移民史》福建人民出版社 葛剑雄等

13、《中国历史地理图集》谭其骧

14、《山东通史》（上、下）

15、《吕氏春秋》吕不韦

16、《古本竹书纪年辑证》

17、《春秋左传研究》中华书局 童书业

18、《童书业历史地理论文集》中华书局

19、《齐国古都临淄》山东文艺出版社

20、《括地志辑校》中华书局

21、《三辅黄图校释》中华书局

22、《秦会要》上海古籍

23、《战国策》齐鲁书社

24、《中国农民起义论集》五十年代出版社

25、《中国农民起义领袖小传》

26、《梁方仲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

27、《社会研究方法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

28、《国语》齐鲁书社

29、《荀子简释》

30、《山东方志汇要》王桂云

31、《元丰九域志》中华书局

32、《元和郡县志》中华书局

33、《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 梁方仲

34、《读史方舆纪要》中华书局

35、《舆地纪胜》中华书局

36、《中国历史年代简表》文物出版社

37、《中国地图册》地图出版社

38、《池北偶谈》王渔洋

39、《历代宅京记》顾炎武

40、《陈梦家著作集——西周年代考 六国纪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