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兰陵》与三百年疑案考证

丁文编录

我的感觉里，九仙山是一座神秘的山，不仅仅因为有一个孙膑书院，不仅仅有孙膑的传说。

11月28日，收到2006年第三期《日照文化纵横》，有房文斋先生的《发现兰陵》一文，更加印证了我的这个感觉。作者称他为创作《仰止坊》长篇小说，多次到九仙山考察，发现了兰陵峪。这个发现对于研究《金瓶梅》来说，意义是重大的。因为关于《金瓶梅》的作者，过去学术界争议较大。原因是由署名而起，症结就在“兰陵”。后来意见渐趋统一，丁惟宁是《金瓶梅》的作者成为多数派。但此一派的论者，终因兰陵这个地名问题，显得论据不足。常成为论敌攻击的一个软肋。众所周知，兰陵是在今山东苍山县境内。作者兰陵笑笑生也因此给后来的研究者设下许多迷障。房先生的这个发现，对于研究《金瓶梅》来说，无疑是有重大意义的。他进一步证明兰陵笑笑生的兰陵不是苍山之兰陵，而是九仙山兰陵峪之兰陵。这个考证既合情，又合理，确立了丁氏著《金瓶梅》无可置疑的地位。

看了文章，我就与正武同志联系，问房先生何许人，一会儿，《日照文化纵横》的编辑部主任王恒来电话，告诉了房先生情况。房先生是潍坊师院的教授，今年76岁，已退休多年，但有相当长的时间在九仙山一带活动。春来秋去，潜心创作。现是冬季，已回潍坊，明年春将回九仙山。王恒电话那边说，这里有一个人，房先生文中提到的文友，臧运和就在这里，是否和他通话，我说好。那边臧先生电话里就给我介绍了房先生的有关情况。并告我房先生的长篇《仰止坊》已出版，他要代房先生送我一本。我说，我买吧，他说，不，一定要送。我就没有再多说。臧先生还邀我到九仙山看看兰陵峪。说那里可能会发现需要的有价值的史料。

几年前，我到过九仙山的丁家楼子村，丁家楼子村坐落在九仙山南麓，仰止坊就建于此。丁惟宁当年隐居在该村。村西、北、东三面是山，惟南与东南是一片平缓的开阔地。村前有一条河，村西山坡上有巨石。这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那一次我们去时，远远从车里望去，红瓦青石错落有致的一排排民房，坐落在半山坡上。最为突出的是从远处就可看见一高高的牌坊。车到近处，才发现牌坊原来建在一个高高的土台子上，这牌坊就是仰止坊。牌坊后面是丁公祠，全用石头建成。

五莲作者范风学《乡土漫笔》一书中《九仙诗人》一文记载，万历36年(1608年)，丁耀斗、丁耀亢遵照父亲丁惟宁的旨意，拆除重建，不用一木一料，丁惟宁对九仙山情有独钟，嘱其子迁神主于此室为祠堂。这就是今日的丁公祠。丁公祠有石屋三间，我们参观时，里面空荡荡的，惟正面墙壁挂有一幅画，印象里画面上一个干瘦白须老者坐着，着一件红袍，倒挺符合我想象中的丁惟宁形象。问村主任，画是谁作的，说是80年代从台湾的一个什么地方弄来的。村主任个子不高，红脸膛，很敦实亦很健谈。他指着村西山坡上巨石，说那是老祖丁惟宁读书的地方。于是他就领我们沿斜斜楞楞的山路，登上山坡。经巨石下面时，同行的老潘指着巨石的石壁说，哎，这不是苏东坡的题字吗。村主任说是。仔细看，果然石壁上清晰地刻着三个大字——“白鹤楼”。传说这是苏东坡的题字。攀上巨石，村主任就给我们讲当年丁惟宁在巨石上搭建草棚读书、写书的故事。说当年这大石上就有一座小楼，丁老祖白天、晚上都在这里读书。一天夜里，一个“仙家”来了。有人问主任，仙家是不是黄鼠狼，他说，不是。但是什么，他也没解释。仙家把手从窗户里伸进来，丁惟宁就在它的手上写了两个大字——泰山。村主任说，那是泰山压顶呵，仙家就受不了了，吱吱叫，到下半夜，丁惟宁把抓着仙家的手松了，仙家一溜火光向东南去了。我们下山时，到河谷底的时候，有一块很大的石头在河中间横卧着。主任说，这块大石头你们看到了吧？1998年发大水，从山顶上下来了一股大水，将这块大石头一下子翻了个个。原先它的顶部朝南，底部朝北。听这些豆棚瓜架下神鬼狐怪的故事，亦可见丁家后人把丁惟宁神化程度，想象丁家族人对于文化人的崇拜心理。村主任的这个故事，让我记忆犹新。当年丁惟宁在此选址写作，背靠青山，俯视四野，颇有居高临下的感觉。选择此处确实是有眼光的。但哪里是兰陵峪，我不知道，我的兴趣不在《金瓶梅》。

我感兴趣的，是丁惟宁、丁耀亢父子作为明清社会转型期中国知识分子——士，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所经历的灵魂拷问。明末清初，中国的知识分子面对异族的入侵，面对民族的危机，面对士风的日益败坏，面对着日益被摧残的士气和士林的媚邪之风，灵魂的拷问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严峻。丁惟宁，明万历年间的进士，曾出任过湖广郧襄兵备按察使，直隶监察御史，后遭人诬陷，遂辞官回乡，隐居九仙山，专心创作《金瓶梅》。死后授文林郎，诰授中宪大夫。丁惟宁的长子丁耀斗，为明万历己巳科进士，诰敕房中书舍人。在晚明，丁家一门两代两个进士。丁耀亢，丁惟宁的三子，在抗清失败后，从拒不仕清，到被迫应试，并短期任过惠安县令。很短时间内又辞官回乡，写《续金瓶梅》。

明清之际，北方的士绅，要比江南更早也更严酷地受到来自北方异族政治、文化、思想的巨大冲击。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魏斐德在他的《洪业——清朝开国史》一书中，有一章专门介绍了清朝在建政初期，山东士绅们是如何迅速易帜的。魏德斐这样写，山东的情形表明，在乡绅与满族征服者结为同盟镇压城乡义军盗匪上，它比其他任何一个省份都要来得迅速。“尽管这里的民俗也有一些著名的忠明之士，但在维护共同利益而携手合作上，山东士绅对满族征服的态度最典型。”他的这个研究似乎没有注意到诸城的抗清事件，没有注意到诸城的“壬午兵燹”。诸城，山东半岛上的一个重要的县城，明末清初曾爆发了一场士绅领导的抗清运动。斗争之惨烈，并不亚于后来的扬州屠城。也许山东被过早地征服了，那些血淋淋的事实被统治者掩盖了。魏德斐先生显然将此忽略了，这也是我读《洪业》的遗憾。

崇祯十五年(1642年)，深冬，腊月初十，清大队人马聚于诸城城下，傍晚战斗打响，清兵攻入诸城，知县赵千里、曾任过冀南道副使的臧乐令，和父亲臧唯一，曾作过兵部右侍郎、驸马王之宣以及丁氏兄弟，则成为这场抗清斗争的主要领导者和组织者。在守城中，丁家老大丁耀斗和儿子丁豸佳受伤致残，丁耀昂全家战亡，丁耀心和儿子丁大谷殉难，臧氏一家阵亡数十人。战后全城被掳杀者十之六七。这就是诸城历史上有名的“壬午兵燹”。兵败，丁耀亢携老母和一个侄子逃至海岛，后沿海南下，向明 游说联合农民起义军抗清。顺治二年，南明灭亡，丁耀亢则拒绝叙用，回到诸城。顺治五年(1648年)他50岁，“为避诸艰，声称应试，入北京谋事。”明末大批汉人知识分子，到了清朝，即使不想做官，都不可能。像侯方域、吴梅村一样，在清 的刺刀逼迫下应试，并被委以官职。丁耀亢亦不例外，应试为顺天拔贡，顺治十六年，任惠安县知县。次年以母老告退回乡。回乡后常隐居于九仙山，在此写作《续金瓶梅》。但在顺治初年，因为一场文字狱，丁耀亢又被押到了北京，在大狱中关了一百多天。

近几年来，我对于明清之际中国知识分子在社会转型期的种种表现有较大兴趣。房先生的这个发现，给我以启示，我想他对丁氏父子及其明清之际诸城的士绅们定会有深入了解。《仰止坊》我没有拜读，但书中肯定涉及到这些问题，正是因为如此，才想拜见老先生。当面请教，要比自己冥思苦想来得好。

作者的另一个十分重要的发现，这就是在兰陵峪探访的过程中，发现了著名的苏东坡的“东武流杯亭”遗址。房先生说，他在兰陵峪的考察过程中，得知在兰陵峪南侧的溪流边，有一大一小两座亭子。房教授当即认为，所谓八角亭，就是当年东武流杯亭。

房先生自己也承认，他的这个见解显然与东坡先生的记载有矛盾。苏轼《满江红》词中点明的流杯亭在诸城城南南禅小寺，并未说在九仙山。但房先生还是坚持九仙山的这个亭子就是东武流杯亭。为什么？房先生认为流杯亭初建在南禅小寺中，不过是东坡先生的权宜之计。东坡先生刚到密州，百废待举，且有百年未遇的特大蝗灾。也因时间财力的原因，来不及建一座流杯亭。而修禊除灾，与民同乐，又必不可少，只能降格以求，借区区小寺聚会。此后，他便另觅佳地建流杯亭，结果选中了理想的兰陵峪。

如果兰陵峪有宋代的流杯亭，这当然是我们所希望的。但仅此推论自然还显牵强。还有不少的疑问，需要进一步找到更为充足的证据。既然南禅小寺有流杯亭，有东坡先生的诗词作证，另觅佳地，当然也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事件，对于东坡先生来说，他或许在诗词和文章里有记载而我们尚未发现，在现存的资料中或许能够找到支持房先生的观点。我期望着会有更充足的证据证明房先生的这个观点。

房先生发现的意义在于：一、他进一步证明了兰陵笑笑生就是丁惟宁，这样，兰陵笑笑生的作者之谜，几百年来的疑案一下子涣然冰释。兰陵峪的意义也就大了。这是房先生的一个贡献。二、他提出兰陵峪有宋代流杯亭的观点，这个发现可说是一家之言吧，也是有意义的。大胆假设，但还得需小心求证。证明的过程当然也是很有意义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