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子对孔子的批评及儒墨论战——武振伟

孔氏编

晏子像

先秦时代，儒墨并称显学，“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韩非子·显学》）。墨子学儒者之业，又因儒者礼仪繁冗而反儒，《淮南子·要略》：“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行夏政。”《墨子》有《非命》三篇以驳斥儒家有命说，有《非儒》上下篇以驳斥儒家厚葬久丧、有命、礼乐诸说，《公孟》等篇记载墨子驳斥儒家弟子的言论。儒墨论战是先秦诸子论战的重要内容，贯穿战国始终。因晏子曾阻止齐景公封赏孔子，墨子称誉晏子，儒家后学又对墨家大加批驳，从而形成了先秦文化史上晏子、墨子与孔子的一桩公案。

一、齐景公欲封孔子而晏子劝阻之事的考证

孔子生于晏子之后，孔子入齐见齐景公，齐景公向孔子问政，“仲尼之齐，见景公。景公说之，欲封之以尔稽，以告晏子”（《晏子春秋·外篇八·第一》）。齐景公问的具体内容，《史记·孔子世家》记载：“景公问政孔子，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岂得而食诸！’他日又复问政于孔子，孔子曰：‘政在节财。’景公说，将欲以尼溪田封孔子。”可见，景公向孔子问政有两次，此事《墨子·非儒下》也有记载：“孔某之齐，见景公，景公说，欲封之以尼溪，以告晏子。”景公欲赐孔子封邑，但遭到了晏子的反对，诸书以《晏子春秋·外篇八·第一》记载最详：

晏子对曰：“不可。彼浩裾自顺，不可以教下；好乐缓于民，不可使亲治；立命而怠事，不可使守职；厚葬破民贫国，久丧循哀费日，不可使子民；行之难者在内，而儒者无其外，故异于服，勉于容，不可以道众而驯百姓。自大贤之灭，周室之卑也，威仪加多而民行滋薄；声乐繁充而世德滋衰。今孔丘盛声乐以侈世，饰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礼以示仪，务趋翔之节以观众。博学不可以仪世，劳思不可以补民，兼寿不能殚其教，当年不能究其礼，积财不能赡其乐，繁饰邪术以营世君，盛为声乐以淫愚民。其道也不可以示世，其教也不可以导民。今欲封之，以移齐国之俗，非所以导众存民也。”公曰：“善。”于是厚其礼，留其封，敬见而不问其道，仲尼乃行。

晏子认为，孔子的学说足以蛊惑国君，但不能教化百姓，不适用于治国，其繁文缛节，使人民德行浅薄；盛为礼乐，使民风奢侈；厚葬久丧，使国家贫困；顺应天命，则使人民懈怠做事。齐景公在晏子的进谏下，不再给孔子封邑，也不再向孔子问政，无奈之下，孔子被迫离开齐国。

《墨子·非儒下》的记载在语句上与《晏子春秋》稍有差异，在《晏子春秋》记载之外还记载：“孔某乃恚怒于景公与晏子，乃树鸱夷子皮于田常之门，告南郭惠子以所欲为。归于鲁，有顷，间齐将伐鲁，告子贡曰：‘赐乎！举大事于今之时矣！’乃遣子贡之齐，因南郭惠子以见田常，劝之伐吴，以教高、国、鲍、晏，使毋得害田常之乱。劝越伐吴。三年之内，齐、吴破国之难，伏尸以言术数，孔某之诛也。”《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艾陵之战是孔子弟子子贡穿梭于各国游说的结果，“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可见，司马迁是将子贡出使各国当作史实来看的。但此段记载尤为不可信，与史实严重不符。

墨子在与儒家弟子程子对话时说：“儒之道足以丧天下者四政焉。儒以天为不明，以鬼为不神，天鬼不说，此足以丧天下。又厚葬久丧，重为棺椁，多为衣衾，送死若徙，三年哭泣，扶后起，杖后行，耳无闻，目无见，此足以丧天下。又弦歌鼓舞，习为声乐，此足以丧天下。又以命为有，贫富寿夭，治乱安危有极矣，不可损益也。为上者行之，必不听治矣；为下者行之，必不从事矣。”（《墨子·公孟》）



《墨子》书影

对比《晏子春秋》与《墨子》的记载，晏子批评孔子的言论与墨子认为“儒之道足以丧天下者四政”高度相符：厚葬久丧、礼仪繁缛、盛为声乐、以命为有，这也就使许多学者怀疑是墨子影响了《晏子春秋》，自唐代柳宗元提出《晏子春秋》为齐人墨徒所作说后，历代学者多有将《晏子春秋》视为墨家之书的。

《晏子春秋》中《外篇八》的真实性，一直为历代学者所关注，刘向在《晏子春秋叙录》中说：“又有颇不合经术，似非晏子言，疑后世辩士所为者，故亦不敢失，复以为一篇。”刘向认为，《外篇八》不像是晏子之言行，以保存史料的角度而将其纂辑为一卷。此章所载晏子反对齐景公重用孔子，《晏子春秋》与《墨子》多有语句相似或相同之处，孰先孰后，诸家之说纷纭不一，如清代学者孙星衍认为《墨子》疑本于《晏子春秋》，谭家健先生则认为《晏子春秋》成书于《墨子》之后，《晏子春秋》受到《墨子》的影响（《〈晏子春秋〉简论——兼评〈晏子春秋集释·前言〉》）。

从司马迁将此事记入《史记·孔子世家》看，司马迁是比较认同此事的真实性的，其取材很可能即本于《晏子春秋》。据《史记·管晏列传》中所说：“太史公曰：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详哉其言之也。既见其著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传。至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论其轶事。”临沂银雀山出土汉简《晏子春秋》即可证明，《晏子春秋》在西汉初期流传广泛，司马迁对其中内容是熟悉的，其对待这则史料的态度与之后负责校书的刘向并不相同。同为先秦古籍的《吕氏春秋》，也记载孔子见齐景公的史事：“孔子见齐景公，景公致廪丘以为养。孔子辞不受，入谓弟子曰：‘吾闻君子当功以受禄。今说景公，景公未之行而赐之廪丘，其不知丘亦甚矣！’令弟子趣驾，辞而行。”（《吕氏春秋·离俗览·高义》）陈奇猷先生认为此即与《晏》《墨》《史记》所载为一事，“疑尼溪为廪丘之属邑”（《吕氏春秋新校释》）。如此论确实，则《吕》与《晏》《墨》《史记》所载均不同，齐景公赐邑，而孔子辞封，不只无晏子阻止景公封孔子之事，更无孔子怒景公之事。



司马迁画像

二、墨家借晏子之口以非儒

墨子在世之时，与儒家的论战就已开始，墨子曾与儒家弟子公孟子、巫马子、程子、告子等辩论。墨子之后，儒墨论战更为激烈。孟子之时，“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孟子·滕文公下》）因晏子反对齐景公封赏孔子、指出儒家学说的不切合实际，与墨子学说有很多相合之处，因而墨家后学将晏子拉进墨家以非儒，似乎晏子也成为反儒的重要人物，记录晏婴言论事迹的《晏子春秋》一书因此也被诸多学者归入墨家学派。

《晏子春秋·外篇八·第二》记载，针对“孔丘之徒”的厚葬久丧之举，晏子以“古者圣人”之标准进行了批判。古代的圣人知道尊卑长幼之礼，制作规矩礼节来教化百姓，只是认为烦琐而浪费时间，所以制定礼仪不超出行事方便的范围；知道舞蹈音乐可以勉励众人，只是认为浪费财物人工，所以制作音乐不超出使百姓和乐的范围；知道几世人竭尽财力来侍奉死者，哭泣悲伤来悼念死的人，但不这样做，是知道那样对死者无补而对生者有害。孔子之学说“饰礼烦事，羡乐淫民，崇死以害生，三者，圣王之所禁也”。此章《孔丛子·诘墨》也有记载，只是较为简略：“晏子曰：‘古者圣人非不能也，而不为者，知其无补于死者，而深害生事故也。’”因《墨子》中《非儒上》已佚，清人孙诒让认为此章可能是《墨子·非儒上》的佚文，与墨子节葬之旨相同。此章所记载晏子批判儒者的内容与第一章有相同之处，“厚葬破民贫国，久丧循哀费日，不可使子民”，第二章是对第一章中厚葬久丧批判的进一步申说。从晏子提出的节用之法看，晏子批判儒者的厚葬久丧行为是可能的，应是事实，而《孔丛子·诘墨》则反驳说：“墨子欲以亲死不服，三日哭而已，于意安者，卒自行之，空用晏子为引而同于己，适证其非耳。”认为墨子借晏子之口以非儒家的厚葬久丧，并非晏子所为。



《〈孔丛子〉训读及研究》书影

《墨子·非儒下》还记载了晏子回答景公的一段话。景公问孔子之为人，晏子不答。在景公认为孔子为贤人时，晏子回答说，孔子到楚国，已经知道了白公的阴谋，而把石乞这个人献给他，与他同谋，最后楚国大乱，国君几乎身亡，而白公被杀。孔子和叛贼同谋，竭尽心智以行不正当之事；鼓励以下犯上，教导臣子弑杀国君，不是贤人的行为；进入别国，而与叛贼结交，不符合义；知道别人不忠，反而促成他叛乱，不符合仁义。晏子将孔子与楚国的乱贼白公胜视为同类，对此，《孔丛子·诘墨》反驳说：“白公……乱作在哀公十六年秋也，夫子已卒十旬矣。”可见晏子不及见白公之乱，因而晏子诋毁孔子之说只能是后人的附会。清人毕沅说：“此述墨氏之学者设师言以折儒也。”张纯一认为：“白公之乱，在晏子卒后二十二年，其说不能见信于后人，故本书不取，专就儒家旨趣异于墨者而非之，此知晏子当归墨家。《墨子·非儒》之文，凡本书所无者，皆后人增成之。”张纯一竟以《晏子春秋》中的非儒之言而将晏子归于墨家，实在是先后倒置了。清人孙星衍认为《墨子·非儒》之文疑本于《晏子春秋》，以晏子之口将孔子比之于楚国白公，“亦《晏子春秋》本文后人删去者，疑在此章之前。据《墨子》知之”。

《晏子春秋·外篇八》还有四篇孔子与晏子互相诋毁的故事，史事错乱，显然非晏子言论，只是借晏子之口以非儒。如《外篇八》第三、四两篇记载，孔子讥讽晏子事三君有三心，疑其为人，晏子辩驳说：“以一心事三君者，所以顺焉；以三心事一君者，不顺焉。”他认为：“孔子拔树削迹，不自以为辱；穷陈、蔡，不自以为约。”孔子周游列国，困于陈、蔡，远在晏子卒后，晏子不及见之，何以驳之？第六篇又记载：“仲尼相鲁，齐景公患之。”晏子对景公说：“彼鲁君，弱主也；孔子，圣相也。君不如阴重孔子，设以相齐，孔子强谏而不听，必骄鲁而有齐，君勿纳也。夫绝于鲁，无主于齐，孔子困矣。”据《史记·齐太公世家》，晏子于齐景公四十八年卒，而孔子摄相事在鲁定公十四年，为晏子卒后之事。第五篇中晏子以孔子之德行不及大舜，仅能行舜之一节。《外篇八》前六篇非儒倾向清晰，其中三篇在《孔丛子·诘墨》中有记载和反驳，其撰作者很可能就是稷下学宫中的墨家学士。



《晏子春秋》书影

墨子虽非儒，但只是针对儒家“足以丧天下”的学说，对于孔子并无诋毁，反而多赞扬孔子。如《墨子·公孟》记载，墨子在与儒家弟子程子辩论时，多次赞誉孔子。程子不解，问墨子曰：“非儒，何故称于孔子也？”墨子曰：“是亦当而不可易者也。今鸟闻热旱之忧则高，鱼闻热旱之忧则下，当此，虽禹、汤为之谋，必不能易矣。鸟鱼可谓愚矣，禹、汤犹云因焉。今翟曾无称于孔子乎？”可见，墨子对于孔子并非单纯反驳，他认为孔子学说中也有很多不可动摇的部分。《孔丛子·诘墨》认为晏子与孔子互相称誉，并非互相诋毁。《论语·公冶长》记载，孔子称赞晏子，“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在《晏子春秋》中也有多处孔子赞扬晏子的记载，如“救民之姓而不夸，行补三君而不有，晏子果君子也”（《外篇七·第二十七》），“晏子以一心事百君者也”（《内篇问下·第二十九》）。晏子也称赞孔子：“景公问晏子曰：‘若人之众，则有孔子贤乎？’对曰：‘孔子者，君子行有节者也。’晏子又曰：‘盈成匡，父之孝子、兄之悌弟也。其父尚为孔子门人。门人且以为贵，则其师亦不贱矣。’”因此《孔丛子》编者认为：“墨子之所引者，矫称晏子。”（《孔丛子·诘墨》）墨子所引晏子诋毁孔子的言论，实则是编造之言，是对晏子的诈诬。《晏子春秋·内篇问上·第六》也记载晏子对齐景公赞扬孔子说：“臣闻仲尼居处惰倦，廉隅不正，则季次、原宪侍；气郁而疾，志意不通，则仲由、卜商侍；德不盛，行不厚，则颜回、骞、雍侍。”这也说明，不只《墨子·非儒下》很多非儒的言论非墨子所讲，《晏子春秋》所载晏子与孔子互相非议的故事，也都很可能是墨子后学所为。

三、墨子对晏子的赞扬

《晏子春秋》中有两则墨子对晏子行事的评论，两篇作者借墨子之口，赞扬“晏子知道”，同样有以墨子显扬晏子的目的。《内篇问上·第五》记载，齐景公“外傲诸侯，内轻百姓，好勇力，崇乐以从嗜欲，诸侯不说，百姓不亲”，晏子向齐景公进谏说，古代的圣王行为公正无邪，所以谗谀之人不能进入朝廷；不结党营私，不宠爱女色，所以结党之人不能容身于朝廷；自身节俭，厚待百姓，所以贪婪敛财的人不能横行；不侵占大国的土地，不消耗小国的民力，所以诸侯都想以他为尊；不以武力劫掠他人，不以人多势众而威迫别人，所以天下的人都希望他强大；对诸侯施以德义，对百姓施以慈爱，人民像流水一样归附他。晏子请求景公“卑辞重币，以说于诸侯，轻罪省功，以谢于百姓”，墨子对此评说道：“晏子知道，道在人为，而失为己。为人者重，自为者轻。景公自为，而小国不与，为人，而诸侯为役，则道在为人，而行在反己矣，故晏子知道矣。”

《内篇杂上·第五》又记载，晏子说“衣莫若新，人莫若故”，景公却说“衣之新也，信善矣，人之故，相知情”。晏子认为景公不再需要自己，就辞去职务，齐景公亲自治理齐国，但齐国大乱，景公被迫重新召回晏子以治国政，诸侯忌惮晏子的威势，而高、国两姓也服从晏子的安排。齐国的田野得到开垦，种桑养蚕、喂养牲畜、放牧牛羊的地方不够用，就借燕国之地养蚕织丝，借鲁国之地放牧牛马，一同入贡朝廷。墨子评说道：“晏子知道，景公知穷矣。”

郑杰文先生认为，第一篇晏子所论与墨家所主张的尚贤、节用、非攻等相似，第二篇晏子勤政爱民的政绩合于墨家之论，故而墨子称赞“晏子知道”（《中国墨学通史》）。笔者认为，第二篇中晏子言行与司马迁在《管晏列传》中所说“其在朝，君语及之，即危言；语不及之，即危行。国有道，即顺命；无道，即衡命”相符。《晏子春秋·内篇问上·第二十》记载，晏子回答齐景公何谓忠臣时说：“不掩君过，谏乎前，不华乎外；选贤进能，不私乎内；称身就位，计能受禄；睹贤不居其上，受禄不过其量；不权居以为行，不称位以为忠；不掩贤以隐长，不刻下以谀上；君在不事太子，国危不交诸侯；顺则进，否则退，不与君行邪也。”与司马迁所说相符。晏子之言行符合墨子所言忠臣之标准，《墨子·鲁问》：“若以翟之所谓忠臣者，上有过，则微之以谏；己有善，则访之上，而无敢以告。外匡其邪，而入其善。尚同而无下比，是以美善在上，而怨雠在下；安乐在上，而忧戚在臣。”晏子之言行也是背利而向义的典范。《墨子·耕柱》记载，墨子弟子高石子在卫国为官，卫国国君给予高石子高官厚禄，但“高石子三朝必尽言，而言无行者”，卫君并不施行高石子的谏议，高石子因此而辞官去卫，此举得到墨子的高度赞扬：“夫倍义而乡禄者，我常闻之矣；倍禄而乡义者，于高石子焉见之也。”晏子不贪爵禄而辞官，与墨子所提倡的“倍禄而乡义”相合。



《中国墨学通史》书影

四、结语

《晏子春秋》《墨子》等书所载晏子对孔子的批评，是在先秦时代儒墨论战的大背景下发生的。以晏子之口批评孔子的言论，大多为不实记载，反映的是墨家非儒的思想，被批评的孔子不过是充当了墨家的道具而已。但可以看出的是，不管是墨子后学借晏子之口以诋毁孔子，还是晏子与墨子的互赞，都说明晏子思想与墨子思想有相通之处；墨子除称颂尧舜禹汤文武等先王外，其之前的近世人物中只有晏子被墨子称颂过，这也说明晏子对墨子思想的形成有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