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学派形成指标看孔门后学贡献——再读《孔门后学与儒学的早期诠释研究》——杨少涵

孔氏编

《孔门后学与儒学的早期诠释研究》书影

2021年，立林兄新著《孔门后学与儒学的早期诠释研究》（人民出版社，2021年，以下简称《孔门后学》，引用仅标明页码）出版前，我曾就电子版书稿先睹为快，并应邀即兴作一小序。日前拿到纸质版新书后，又阅读一遍。在感叹电子版与纸质版完全不同的阅读体验之余，加以近年的所见所闻与所思所想，又有了一些新的想法与思考。现赘述如下。

一、学派意识复醒与《孔门后学》内容

近些年来，中国学术界出现了一些好现象：在学术著述文中，我们会时常看到“……学脉”“……学派”的字眼；在学术会议上，也有不少学者会半严肃半活泼地自称“新……学”“新……家”，比如“新经学”“新文学”“新法家”“新名家”“新墨家”；更令人欣慰的是，学界前辈大家也陆续推出重量级的造论之作，自觉构建各自的学术体系。这些现象都说明，在当今中国学术界，重新彰显学脉、建造学派的意识逐渐复醒。我们可以把这一现象简称为“学派意识的复醒”。

关于这个说法，有三点需要提前说明。第一，这里所说的“中国学术界”，具体界定为中国文、史、哲等人文学术领域，经济、法律、管理等中国其他学术界非吾所关，不太清楚是不是也有学派的传统与意识的自觉。第二，这里所说的“学派”，如下所述，是指具有明确的师承、权威的著述与一贯的思想之学术流派。第三，这里所说的“意识的复醒”，是针对“意识的自觉”而言的。中国学术界自先秦以来，就一直有学派的意识自觉，这从《汉书·艺文志》的“诸子略”与历代学案的盛行可见一斑。但是中国学术界的学派现象，曾经被视为“占山头”等“不良风气”，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学术界的学派意识不敢明，学统观念难得彰。近年来，中国学术界学派意识的重新觉醒，应该说是对那种历史覆蔀的冲决与祛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这是一个好现象。

当然，一个学派的形成，并为时人认可、世人共许、历史流美，有其客观上的基本指标。概括地说，一个学派的形成，至少需要满足三个方面的学术指标，我们可以称之为“学派形成的三大指标”。这些指标包括人、道、书三个方面的要件：在人的方面，是明确的师承；在道的方面，是一贯的思想；在书的方面，是权威的著述。如果说“道”是一个学派的灵魂，那么“人”就是这个学派的传道者，而“书”则是这个学派的物质载体。

儒家是早在先秦就已形成并延续迄今的中国第一大学派，那么儒家学派的形成自然也需要满足这三大指标。但是，关于儒家的形成，两千多年来，学界一直存在一些未解之谜、未发之覆。比如，在人的方面，早期儒家如何从孔子一下子就过渡到了孟子、荀子？在道的方面，从孔子到孟、荀之间到底经历了什么理论上的曲折发展？在书的方面，孔门最权威的著述《论语》到底是如何形成的？稍加归拢，我们就可以发现，这些谜案聚于一点，就是在儒家学派形成的过程中，孔门后学到底起到了一种什么样的作用？

细品《孔门后学》一书的目录，我们发现立林此书几乎是严格按照以上三个指标的问题来布局谋篇的。此书共六章：

第一章《孔门后学与孔子言行文献的整理》显然是就第三个指标亦即在“书”的方面之问题“儒家最权威的著述《论语》到底是如何形成的”来展开讨论的。

第二章《生命诠释：作为践履者的孔门弟子》则是对第一个指标也就是在“人”的方面之问题“早期儒家如何从孔子一下过渡到了孟子、荀子”的回答。

第三至六章是全书的重点，内容也最丰富。第三章《孔门后学与儒家天道天命观的早期诠释》、第四章《孔门后学与儒家人性论的早期诠释》、第五章《孔门后学与儒家修养论的早期诠释》、第六章《孔门后学与儒家政治观的早期诠释》，顾名思义，这几章分别是从天、仁与礼（修养论与政治观皆可归入礼的范畴）三个方面，来探讨孔门后学对孔子思想的阐释以及对后儒的启发。而这正好是对第二个指标亦即在“道”的方面之问题“孔子之学与孟荀之学中间到底经历了什么理论上的曲折发展”，从天道论、人性论与礼教论三个维度的理论发展进行的集中梳理。

二、孔门后学与早期儒家的师承

我们首先从学派形成的第一个指标即明确的师承，来看孔门后学对儒家形成的学术贡献。

所谓“学派”，就是学术的流派、派别。有流就有源，源是往上追溯其渊源，流是向下衍演成支流。所以从人的方面来说，一个学派往上追溯，必有其开创人；向下衍演，必有其传承者。从学术思想的发展来看，一个学派之开创人的创造性思想往往具有雄浑圆融的特点，这就需要有源源不断的后继者与传承者，从各个方面对其思想进行多角度的阐发解释、鼓吹与传播。只有这样，一个学派才有可能形成并流传久远。如果一个学术观点虽然很有创造性，但只有一个开创者而无继承人，那么围绕这个观点很难形成一个学派；或者这个观点仅流传一代、两代而息，那么即使暂时形成了一个学派，也难以产生实际上的较大理论效应，先秦诸子百家在秦汉以后即亡，就是其证。

儒家的开创人是孔子，但孔子所开创的儒家之所以能成为中国第一大学派，显然与孔子之后一代又一代的传承者，前赴后继地对孔子思想进行致广大而尽精微的阐释、鼓吹与发扬，有莫大关系。《孔门后学》绪论中所提到的牟宗三与杜维明先生所主张的“儒学三期说”与李泽厚先生所倡导的“儒学四期说”，皆可以说是对儒家传承的不同划分。



先师孔子行教像

无论是“儒学三期说”还是“儒学四期说”，都把先秦儒学归入第一期。只不过“三期说”是将汉唐儒学视为先秦儒学之附庸，而“四期说”则将汉唐儒学独立视之。在这方面，立林赞同后者，即“更强调‘先秦儒学’为独立的第一期”（第2页）。“三期说”与“四期说”虽然有以上区别，但也有一点相同，即都主张一种“孔—孟—荀”三段论式的先秦儒学史观。在立林看来，这就存在一个很大的学术史盲区，这就是“忽略了孔门弟子及门人在早期儒学发展史上的作用”。《孔门后学》还引用立林2011年提交给曲阜师范大学的博士学位论文《“儒家八派”的再“批判”》的原话说：“在以往的先秦儒学研究中，学者的用力所在，也往往限于孔、孟、荀的研究，对于远为复杂的‘七十子及其后学’‘儒家八派’等诸问题之研究和探索则略显苍白。”（第3页）这个引用告诉我们，立林早在十余年前就已经非常自觉地注意到孔门后学在儒家学派成立中的学术地位。

对先秦儒学“孔—孟—荀”三段论式学术史观的反思，其实就是在追问我们在前面提到的这个问题：早期儒家到底如何从孔子一下子过渡到了孟子、荀子。对此，《孔门后学》第二章通过四节的内容做了比较详细的回答。

在论及从孔子到孟、荀的传承群体时，我们一般会面临两个问题：一是这个群体的总体规模，也就是这个群体大概有多少人数；二是这个群体的派系划分，也就是这个群体与包括孟、荀在内的后儒有什么内在的传承关系。

关于第一个问题，一般的说法是“弟子三千，贤者七十”。如《孔门后学》所引（第11、94页），这一说法源自《史记·孔子世家》“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及《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这些记载让我们对孔子与孟、荀之间的儒学传承群体规模有了一个大致印象。

关于第二个问题，孔子本人就有“四科十哲”的说法。这一说法出自《论语·先进》“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这个划分告诉我们“孔门高弟，各有优长”（第94页），但也有两点信息上的不足：一是这里所胪列的人数距“七十”远矣，更无论“三千”，那么其他弟子各有何长；二是对后世儒学影响极大的曾子未列其中，以至于“十哲无曾”，“为后儒留下了一大公案”。（第94页）相比于此，《韩非子·显学》提供了一个包罗稍广的说法：“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韩非“儒分为八”之说，虽然覆盖面稍广，但这些人物具体何指，也历来是学界孜孜以求的焦点。立林著作《“儒家八派”的再“批判”——早期儒学多元嬗变的学术史考察》（台湾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3年）对此曾做过精深的探索。

总之，孔子殁后，孔门分化为多条线索，而“只有到了孟子和荀子，儒学才真正出现了另外两座高峰”（第131页）。顺着这两座高峰往前追溯，即会推测出孔门后学大致上的传承关系与基本脉络。根据立林的考察，“颜子对于曾子、子思、孟子一系有重大的影响，因此他们之间存在着思想上的密切关联”“子思乃孔子裔孙，曾受教于曾子、子游、有子、子张等孔门七十子”（《“儒家八派”的再“批判”》）。再进一步规整，正如立林在著作中根据蔡仁厚《孔孟荀哲学》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孔子弟子分为三派，分别为传道之儒、传经之儒与曾点传统。传道之儒以颜、曾二子为代表，下传子思、孟子、《中庸》《易传》，再下及宋明儒者。传经之儒则以子夏、荀子为主，下启汉儒。”（《“儒家八派”的再“批判”》）这大概是孔门后学比较可能的传承关系。

三、孔门后学与儒家一贯之道的阐发

一个学派，从创立者到传承者，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在这个创、传过程中，人或存或亡，但总有一股内在的精神，不绝如缕。这股内在的精神就是一个学派一以贯之的核心思想，亦即一贯之道。无此一贯之道，一个学派是难以立世的，更是难以持久的。所以学派形成的第二个指标即一贯的思想或一贯之道。

孔子之学有其一贯之道。这就是孔子对曾子所说的“吾道一以贯之”（《论语·里仁》）相似的话头，孔子也曾对子贡言及：“予一以贯之。”（《论语·卫灵公》）这种一贯之道是儒家学派成立的一个重要指标。正如《孔门后学》所说：“一个学派之成立，往往需要由宗师与门徒组成，还要有一个基本一致的思想观念。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组成了这样一个学派，被汉代学者称为‘儒者’‘儒家者流’。”（第45页）



子贡画像

但孔子对其一贯之道的具体内涵与内容，言之甚少。即使言及，闻者也不一定能够全得其体要。那么孔子所创立的儒家一贯之道，就需要有一个对其进行内涵明确与内容丰富的过程。这个历史任务就落在了孔门后学身上。在给立林此书的小序中，我曾就此做过专门的介绍。下面仅就序文择要述之。

孔门后学对孔子一贯之道的明确与丰富，集中体现于子贡所说的那句名言：“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历来注家对子贡此语有不同训释，或谓孔子日常所言多为文章，而对性与天道言之甚少，即所谓“罕言”；或谓孔子对性与天道常有言之，只不过徒众“不可得而闻”，即不能理解。无论哪种解释，有一点是可共通的，即孔子对于文章、性与天道都曾“言”及，而这些应该就是孔子的一以贯之之道。但是听闻者对孔子所言之一贯之道，由于根器不一与机缘不同，就产生了不同的理解或分歧。孔子殁后，这种分歧进一步放大，进而在孔门后学时代的儒家内部形成了不同的阵营与派别。韩非所说“儒分为八”应该就是对孔门后学这种内部分歧的大概描述。

当然，从学理上说，孔门七十子时代的分歧应该还不太明显，所以会有儒分为“八”的复杂现象。但随着论证越来越严密，分歧演变为分化，阵营与派系也就越来越明显。到了七十子后学尤其是孟、荀以后，儒学逐渐分化为三派：一是重仁的内化派，这一派是将孔子之仁学往下发展为子贡所说的“性”，这一派的集大成者是孟子；二是重礼的外化派，这一派是将孔子之礼学往下发展并外化为一整套的典章制度，也就是子贡所说的“文章”，这一派的集大成者是荀子；三是重天的天道派，仁与礼渊源有自，而天是这两者的终极根源，也就是子贡所说的“天道”，这一派的集大成者是《易传》。

但是，这三派理论到底是如何从孔子发展到孟子、荀子和《易传》的？其中间环节的具体详情到底如何？孔门七十子在这个过程中到底扮演一种什么角色？对这些问题，在先秦儒学史研究中，历来是谜一样的话题。这些年来，立林对此也是颇下功夫，尤其是《孔门后学》，全书共六章，后四章全部是针对这些问题而发。也就是说，《孔门后学》是用了全书近七成的篇幅来阐述这些问题。

《孔门后学》第三章集中考察天道派的天道或天命问题。我们知道，《论语》“天道”一词仅一见，但立林书中广泛征引了《孔子家语》《大戴礼记》与帛书《易传》中孔子的相关论述。《孔子家语》研究是立林的看家本领，其论证颇具参考价值。另外，立林书中除了引用《易传》、《中庸》与《性自命出》的相关论述外，还专节介绍了郭店楚简《穷达以时》的“时命”观。立林此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旁征博引。关于《穷达以时》的作者，立林广泛参考了当今学界的十家之说，最后得出结论，认为这是孔子后学之作。那么其关于天命、天时的观点，就比较好地解释了天道派是如何从孔子发展到《中庸》《易传》的。

《孔门后学》第四章专门探讨内化派的人性问题。立林书中除了重点讨论《性自命出》与《孟子》的思想之外，还引用《成之闻之》的两段论述来论证普遍的共同人性。《成之闻之》据考证，应为子思之儒的作品。这就提醒我们，从孔子之仁到孟子之仁性之间，除了《性自命出》之外，还有很多文献讨论过仁之内化为性的问题。

《孔门后学》第五、六章着力论述外化派的礼教问题。这部分内容约占全书的四成篇幅，足见其重要性。这种安排大概与立林近年致力推广儒家礼乐文化有关。礼乐教化向来是儒学的一个标志性论域。立林此书从个人修身与社会政治两个维度，系统考察了孔门后学的相关论述。这部分的一个亮点，是立林深入论证了出土文献《尊德义》和《成之闻之》的礼教思想。立林倾向于将《尊德义》定为孔子所作，而《成之闻之》属于子思之儒，两者结合，就让我们进一步明晰了从孔子到荀子之间重礼思想的发展脉络。

简要言之，对于孔子所奠定的儒家一贯思想或一贯之道，孔门后学给予了不同的理解与诠释，由此形成了儒家内部的分歧与分化。但孔门后学的分歧与分化，同时也是对儒家一贯之道在内涵上的明确与在内容上的丰富。对于一个学派一贯之道的分化，《孔门后学》曾有一个非常恰当的比喻：

在人类思想史上，大凡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创立或发展了一套思想体系或学说之后，往往会出现其后学据一端以发挥思想的局面，甚而出现分化，这是十分普遍而正常的现象，亦可说是学术思想发展的规律。正如大江大河，往往同源而异流，流亦分流，最终汇入大江大海；参天大树，大凡一干而多枝，枝又分枝，方能冠盖成荫。分是发展，合亦是发展，有分有合，方是思想发展的常态。而那些没有发展变化的封闭保守者，则往往会被历史所淘汰。（第45页）

所以，正因为有了孔门后学对孔子一贯之道内涵的明确，儒家核心思想才能够为后人更好地把握和理解；正因为有了孔门后学对孔子一贯之道内容的丰富，儒学作为一个学派才能够生生不息、常开常新。

四、孔门后学与儒家权威著述的形成

一个学派的一贯之道或核心思想要想得到绵延不绝的传播与传承，需要有物质的载体。从学术上说，这个物质载体就是权威的著述。如果没有权威的著述作为物质载体，面对历史长河的洗涤与淘汰，再深刻的思想也很容易变成游魂野鬼而烟消云散。所以我们说，权威的著述是学派形成的第三个指标。

对于儒家来说，其核心思想得以承载的权威著述，最重要的就是儒家的经书系统。而就孔子个人而言，他的伟大贡献就在于反复阐释六经，并将其中的思想精神转化为具有学派特色的一贯之道，而其一贯之道得以集中呈现的权威著述就是《论语》。但《论语》的成书显然非一人一时之功，而是孔门后学集体智慧的凝结。立林《孔门后学》第一章对孔门后学整理孔子言行的历史过程，进行了详实的分析与展示。

关于孔子言论的留存情况，清代以来，学界对此多有集录。比如清代孙星衍的《孔子集语》，今人姜义华等学者的《孔子——周秦汉晋文献集》、李启谦等学者的《孔子资料汇编》、裴传永的《论语外编：孔子佚语汇释》、吴龙辉的《孔子语录全编》、栾贵明的《子曰》、郭沂的《子曰全集》等。《孔门后学》将孔子遗说的留存归入两个系统：一是传世文献，诸如《论语》《孔子家语》以及《春秋》《易传》《礼记》《孝经》《左传》《孟子》《荀子》《韩诗外传》《说苑》《孔丛子》等，这些文献有十几万字；二是出土文献，比如马王堆帛书《易传》、郭店楚简和上博楚竹书等。可见，“孔子之言行事迹，较诸其他诸子远为丰富”（第7页）。《孔门后学》又将孔子这些言论遗说分为两类，即“语录体”与“文选体”。前者“大多为语言片段，多数缺乏具体背景的交代，语句短小，语言凝练，简明深刻，有语约义丰之效果”，《论语》即为其代表；后者“则是成篇的论述，对话背景有一定的交代，所记为完整的对话情形，篇幅相对较长”，《孔子家语》为其典型。（第33—34页）



《孔子集语》书影

那么孔子的这些言行事迹是如何保存下来的呢？这就要说到孔门弟子的基础性贡献了。他们是“塑造和建构孔子‘儒学思想’的‘记录者’与‘整理者’”（第8页），“或者可以说，孔子之所以成为孔子，离不开他的弟子们。孔子之所以成为我们所了解的孔子，是要依赖于阅读孔子弟子后学记录与整理的孔子言行文献的”（第7页）。《孔门后学》通过《论语》与《孔子家语》等文献的记载，发现“孔子弟子有记录孔子嘉言懿行的习惯”（第28页）。有的“书诸绅”（《论语·卫灵公》），即写在腰带上。有的“执笔记事”（《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这近乎一种史官记事的制度化措施。当然还有通过口耳相传进行“记忆”和“传承”的。

言论虽然众多，但是如果散漫而无统，这对于一个学派的凝聚力来说并不是好事。所以对孔子遗言的选择性整理，就事关儒家的团结与统一。“那么，如何维护孔门的团结和统一？其中一项重要的举措就是将孔子言行文献进行汇编整理，进而编纂为一部具有权威性的孔子语录精华本。”（第58页）或者说，在孔子众多言行中，“整理出一个具有权威性，能够得到多数孔门弟子及孔门后学认可的孔子言行文献精华本”（第46页），就提到了孔门后学的工作日程上来。而完成这一事关学派稳固的历史重任，“需要一个在孔门内部具有极高威望和崇高地位的人来主持其事”（第46页）。关于这一点，立林认为“子思成为曾子之后，在孔门更具影响力的领袖”，因而《孔门后学》赞成杨朝明教授的看法，即“子思无疑是最为可信的最终领纂者”。（第70页）子思是孔子裔孙，孔子去世后，“就学于孔子的诸位弟子。而在孔子弟子中，曾子与子游可能对子思的影响较大”（第70—71页）。也就是说，经过从孔子弟子到孔子裔孙子思至少两代人的不懈努力，最终形成了一部“可以凝聚孔门、团结孔门的权威文本”（第58页），这就是《论语》。

可以说，正是由于孔门后学前赴后继的记录保存与编选整理，《论语》才得以问世、传世并享誉于世。也正是因为有了《论语》以及其他儒家经籍作为物质载体，孔子所创发的儒家一贯之道，才得以如水绵绵，生生不息。总而言之，从儒家学派形成的早期历史来看，孔门后学在师承的明确、道统的传承与权威著述的创制等三个指标上，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学术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