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构建中国 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及如何构建——郑永年

孔氏编

近年来，我们把文化强国建设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文化，广义上指的是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获得的物质、精神的生产能力和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上指的是精神生产能力和精神产品，包括一切社会意识形式。因此，文化是一个统称。我认为，一个文明或者国家的文化的核心是知识体系。一个时代的知识体系在方方面面的体现和反映成为这个时代的文化。中外文明演进史都说明了知识体系在文化发展过程中的核心作用。

这就是近年来我们国家这么重视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简称“三大体系”）的原因。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2022年4月25日，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使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真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同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提出，要“深入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培育壮大哲学社会科学人才队伍”。

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紧密相关。简单地说，学术是基础，学科和话语是学术的不同载体和表达方式。经验地看，就学术和学科两者关联来说，先产生的是学术，然后再有学科。也就是说，学科的基础是学术，包括思想、观念、理念、概念和理论，不管是关乎形而上的还是形而下的，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是事物的还是人事的等。学术的机构化便是学科，即把思想、观念、理念、概念和理论等分门别类。不过，学科产生之后又会反过来推进学术，分门别类的研究产生了劳动分工，而基于劳动分工之上的学科有助于深化学术研究，进一步学术研究所获取的新思想、观念、理念、概念和理论再进一步推进学科的发展。这是一个开放的、不断深化的演变和发展过程。

就学术和话语之间的关系来说，学术也是基础，没有学术就没有话语，话语只是学术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包括语言、图像、影像等方式。如果说学术活动的范围仅限于学术界，那么把学术转化成为话语之后，其活动范围大大扩展，伸展到社会实践的各个领域。在实践领域，不同话语的出现以及它们之间的交流、争论和冲突又构成话语变化的动力，不断变化的话语反过来也会促进学术的深化和发展。

就学科和话语之间的关系来说，学科也是话语体系机构化的结果。在现代社会，话语体系的载体不仅是生产话语的学科本身，更多的话语功能被专业化机构所承担，尤其是各种形式的大众传媒。学科体系促成学术研究的劳动分工和专门化，这导致话语基础的深化和拓展，而话语的有效性取决于其应用性，话语存在于实践领域，话语在实践领域的影响力（例如可接受度、不可接受度）会反馈到学科领域，构成学科变化的动力。

如果说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是学术体系的机构化表现，那么这“三大体系”构成了一个统一体。就它们各自的功能来说，学术体系是揭示本学科对象的本质和规律的成体系的理论和知识，话语体系是理论和知识的语词表达，是学术体系的表现形式和语言载体。一个学科的学术体系只有通过自己的话语体系，才能作为一种对象性的存在表达出来，为人们所知晓和理解。一个学科体系只有准确、充分地表达了本学科的学术体系，才能成为有效的话语体系。一个学科只有以一系列具有专业性、系统性的概念、范畴、命题揭示客观对象的本质和规律，构成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统一体，才能称其为一个有效的学科。

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主体便是人们经常所说的“知识共同体”或者“知识群体”。这里的“知识共同体”是广义上的，尽管其主体是学校和研究机构，但并不仅仅限于这些。在现代社会，随着教育的普及，知识共同体的外延一直在拓展和拓宽，包括所有对知识体系有贡献的社会群体。知识共同体构建知识体系，而学科、学术和话语可以被理解为知识体系存在和表述的三种样态。学科体系是知识共同体构筑的教学样态；学术体系是知识共同体构筑的研究样态；话语体系是知识共同体对外传播的工具样态。

那么，问题在于，为什么要构建这“三大体系”呢？呼吁构建“三大体系”，并不是说中国目前不存在这“三大体系”。这“三大体系”在现实中是存在的，但是至少在如下几个方面存在着很多问题。第一，尽管存在着学科、学术和话语这三个领域，但各自的发展短板不少，还没有体系化。第二，这三个领域各自为政，还没有融合为一体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或者说还没有系统化。第三，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发达的国家相比，无论就各个领域还是整体而言，中国的“三大体系”依然缺乏比较优势，在国际舞台上没有竞争优势。第四，更为严重的是，现存“三大体系”缺失“中国性”，而更多的是体现“西方性”。自近代社会科学西方进入中国，学术界迄今对西方社会科学的态度依然是“我注六经”，即用中国的案例来论证西方的命题。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说，“三大体系”还不是“自主”的体系，而是“应用”体系，即应用他人的体系。第五，“三大体系”既不能反映中国的现实，也不能解释中国的现实，更失去了与中国现实的相关性。如果不能重构“三大体系”，那么“三大体系”不仅很难进步，更快的衰落则更有可能。

近年来，笔者花费大量时间研究如何构建基于中国实践经验之上的经济学，因此，本文想围绕经济学构建谈些初步的看法。应当强调指出的是，这里所讨论的情况不仅存在于经济学领域，也存在于几乎所有社会科学领域。

这里先引用一段话：

即使在今天，（中国）学者也很少研究中国的经济思想，只专注研究西方的经济思想……学者们只顾照搬西方学者的经济思想。从欧洲回来的学生呼吁中国应遵循欧洲的经济政策，从美国回来的学生称赞美国的经济政策。一方的支持者认为每一个理论都是完美的，而反对者则猛烈攻击它。研究近年来我国国内经济政策的混乱和财政管理的低水平，就会发现忽视国内经济环境的严重后果。不根据国情的讨论对国家有什么好处？学者们若想为解决中国当代经济问题作出贡献，就应该研究国内的经济思想，加以整理和批判，才能搞清我国的经济背景。同时，学者也可以研究西方的经济思想，整理批判后，可以帮助我们解决问题。由此，中国当代的经济问题可能会有更圆满的解决办法。（此段引文原为文言文，笔者作白话文译）

如果不告诉读者这段话的出处，那么相信很多人会以为是今天的一位经济学者在批评其当代同仁，因为这段话相当精确地描述了中国经济学界的现状。不过，这段话引自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出版的黄汉所著的《管子经济思想》一书。从1936年到今天将近90年了。换句话说，今天中国经济学研究的现状似乎还停留在抗日战争之前的局面。但实际上，就中国经济学知识体系构建来说，今天的情况甚至比那个年代还严峻一些。自晚清到民国，中国培养出了一大批既精通中国历史也懂西方的学者。人们今天能读到的中国经济史或者经济思想史的经典性文献都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尽管正如黄汉这段话所隐指的，当时的一些学者变成了西方知识的“搬运工”，但依然有很多学者基于中国实践的需要来思考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和未来。今天中国的经济学面临着更为严峻的挑战，因为当代中国社会已经很难找到这样一群既懂中国又懂西方的学者了。

这便是中国经济学界所面临的尴尬处境。我们面临很多经济困难和挑战，需要符合中国实际的经济思维，因为经济思维是认识和解决经济问题的工具。但是，中国经济学界一直苦于没有能够解释中国经济现象的经济学，人们总是拿着从国外进口而来的那点经济理论对中国经济作这样那样的解释和诊断，结果诊断错了，药方错了，不仅治不了病，病情反而恶化了。在一段时间里，这样那样的外国工具的使用又是通过所谓的“改革”而实现的，因此，“改革”越多，问题越多、越严重，这使得社会对改革产生怀疑。因此，人们必须明确：首先，我们面临的是“中国的”经济问题，而不是美国的、欧洲的和日本的；其次，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中国的治疗方法，而不是整天拿着治疗美国的、欧洲的、日本的经济问题的美国方法、欧洲方法和日本方法来招摇过市。正因为这样，中国的经济现实一直在呼吁基于中国实践经验之上的中国经济学的诞生。

尽管经济学界在实践面前处处碰壁，但很多人依然没有认识到构建中国经济学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对完全接受了西方经济学的学者（尤其是学院派）来说，构建中国经济学简直就是“闹着玩”，他们对此不屑一顾。在他们看来，西方经济学是普世经济学，我们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再去建构中国经济学。

前些天，我为尹汉宁先生刚刚出版的《中国当代经济发展学》（三联书店2024年版）写了一个书评，发表在《光明日报》上。我强调了为什么要构建基于中国实践经验之上的经济学。有一个人看了留言说，“再搞一个中国牛顿定律”。我想，这样思考的在中国大有人在。很多人把西方经济学（或者社会科学）视为是普世的，中国根本不需要去构建自己的社会科学。

我的回答是，“如果有人想搞中国牛顿定律，那么大错特错了”；但同样，“如果有人认为美国的经济学是普世的，中国不需要构建自己的经济学，那么也同样大错特错了”。

在所有社会科学学科中，经济学一直自居为科学。在经济研究领域，所谓的“量化”和“数学化”的方法论一直是主流。在一些人的思想中，物理学、经济学也无分东西和国别。

那么，西方经济学具有所谓的普世性吗？近代以来的经济学产生和发展于西方，自西方再传播到世界各地，在这个过程中，不仅西方一直认为其经济学是普世的，而且接受国的学者们也认为西方经济学是普世的。

这种所谓“科学化”趋势已经产生并正在产生越来越大的危害。尽管表面上，经济学越来越“科学化”了，但实际上离实际经济越来越远。这个情况在西方也是如此。很多年来，人们一直有“商学院与商业无关”（business school nothing to do with business）和“经济学与经济无关”（economics nothing to do with economy）的说法。在经济政策领域更会带来巨大的财产和生命的损失。智利军人政府期间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对国家造成的损失是一个案例。20世纪90年代之后，基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之上的“华盛顿共识”更是在全球范围内遇到有效的抵制。

我们否认美国经济学的普遍性，但并不否认经济现象具有普遍性。任何经济学或者社会科学都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结合。我们所说的“社会科学”由两部分组成，即“社会”和“科学”。“科学”代表的是“普遍性”，而“社会”代表的是“特殊性”。就经济学而言，我们必须意识到：第一，只有在所有地方都发现某一经济运行规则的时候，人们才可以说具有普遍性。例如供求关系和“物以稀为贵”等现象的存在都具有普遍性。第二，经济学又具有特殊性，普遍性是嵌入在特殊的实践之中的，一旦离开了特殊性，普遍性就变得毫无意义。第三，无论从理论上还是经验上看，经济学的普遍性犹如山的高度与氧气的含量，越高越稀薄，越是深入一个经济体的运作内部，经济学的普遍性变得越不相关。第四，正是因为“普遍性”嵌于“特殊性”之中，所以，普遍性应当是一个经济体自身变化的内在需求，而不能由强力推行而来，否则不可持续，最终也会失败，“华盛顿共识”便是如此。

如果人们有足够的耐心研究一下西方经济学演进的历史，其实不难发现不同时空下的经济实践如何主导着人们对经济学理论的构建。

第一，历史性。所有经济学都具有历史性。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都发展出了符合那个时代的经济学。拿着产生于农业社会的经济学来解释后工业社会的经济现象是荒唐的，拿着产生于后工业社会的经济学去解释农业社会的现象也同样是荒唐的。今天，随着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所有传统经济学都面临挑战。在很大程度上，经济学面临着要么重建、要么死亡的选择。

第二，国别性。经济学的“国别性”是常识，但我们的学者连这种常识都没有了。重农学派产生于法国，亚当·斯密经济学产生于英国，李斯特经济学产生于德国，汉密尔顿经济学产生于美国，发展主义产生在东亚。这些都是自明的。当英国人向德国人推销英国自由主义经济学（即亚当·斯密经济学）的时候，德国的李斯特则在思考，德国如何向美国学习，实行重商主义，这便是李斯特经济理论的起源。必须指出的是，各国经济学的产生都是为了解决本国当时面临的经济问题。如果不承认经济学的国别性质，那么一般的经济学从何而来？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才被赋予了所谓的“普世性”。但新自由主义只盛行于英美国家，并没有普遍性适用性，是美国动用其政治力量来强行推行“华盛顿共识”。很多学者沉醉于经济学理论的“优美”，而忘却了其产生的根源。

第三，问题导向性。所有作出贡献的经济学家的理论都是建立在他（她）那个时代、他（她）的国家所面临的经济问题上。没有一个经济学家的研究是为了追求普世性，或者寻求所谓的普遍真理。只是他（她）直面具体的经济问题（现象）并且提出了有效的解释（或许提供了有效的解决方案），他（她）的理论才具有了普遍性。结论很简单，如果中国的经济学者们不能直面中国的经济问题（现象），不能有效解释这些问题（或者不能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那么很难说他（她）能够构建有效的经济理论。

在我看来，西方经济学自以为具有普世性主要是因为其方法论。在自然科学里面，因果关系是确定的。经济学也追求类似自然科学那样的科学性。学者们过度追求方法论之美，往往导致几个明显的缺陷。仅举几例。第一，简约化，把经济学简约成为几点原则，但现实并非如此。第二，经济学家设定太多的“假如”，在这些“假如”成立的条件下，经济学者所论述的因果才会出现。不过，经济学者设定的大多这样的“假如”在现实中并不存在。第三，今天，越来越多的经济学者转向了数学，这使得他们找到了逃避现实的有效方法。不过，经济学的数学化也促成了经济学和现实经济的不相关性。第四，更为重要的是，西方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也是把经济和社会、政治、文化等因素分离开来的过程。在任何地方，一个社会的经济活动是深度嵌入这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过程之中的，从来不存在一个可以和社会分离开来的抽象的经济活动。不过，经济学生硬地把经济活动和其他生活“脱嵌”开来，把经济视为一个完全“自治”的领域。当经济学不能解释现实时，很多经济学者从来不会也不肯承认是经济学理论错了，而不是他（她）们自己的理论错了。这种认知在中国经济学者中尤其盛行，很多人往往视经济学为绝对真理，拿着经济学理论来衡量（评判）中国的经济现实。也就是说，中国的经济学界依然停留在黄汉1936年所描述的那种情形。

历史地看，一个国家的崛起不仅仅体现在经济或者其他硬力量的崛起，更需要体现在基于思想崛起之上的社会科学的崛起。我们需要花几代人的努力，真正把基于中国实践的经济学构建起来。可以相信，这是一个百花齐放的时代，但这是基于中国实践之上的百花齐放，而非炒作外来思想的百花齐放。中国自主的经济学并不排斥外来思想，但必须是以我为主的开放性思想体系。

作者：郑永年，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院长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24.12.17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