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中华文明的夷夏格局——隋云鹏

孔氏编

近年来考古学证据显示，远迈整个新石器时代，一直存在夷夏东西两个系统。他们进行了无与伦比的精神创造，在早期中华文明的发展进程中，呈现出交流碰撞、此消彼长、熔铸发展的格局，共同造就了中华文明的根脉和基石。

□隋云鹏

傅斯年《夷夏东西说》主要以夏商两大族群、王朝千百年来对峙、争斗、发展的史实，论证三代及近于三代之前期，以太行山为界，古代中国存在夷夏东西两个系统。近年来陆续出现的考古学证据显示，不仅三代及近于三代之前期，而是远迈整个新石器时代，一直存在夷夏东西两个系统。新石器时代，以太行山为界，太行山以东为夷，核心区北至辽宁、南至江浙，影响力可达日本列岛、琉球群岛一线；太行山以西为夏，核心区东至河南中部、西至甘肃东部，影响力可达河西走廊一线。

新石器时代，夷夏都进行了无与伦比的精神创造，在早期中华文明的发展进程中，呈现出交流碰撞、此消彼长、熔铸发展的格局，共同造就了中华文明的根脉和基石。

距今10000年至8000年左右，在早期中华文明的奠基和起步阶段，东夷创造的玉文化、陶文化、龙文化等处于领先地位，且绵延数千年之久。玉文化是石器时代先进技术和先进文化的结晶，黑龙江饶河小南山遗址第二期发现中国乃至东亚最早的玉器组合以及玉砂线绳加工技术，开启了中国的玉器时代，经过兴隆洼文化、红山文化、大汶口文化、凌家滩文化、良渚文化、龙山文化的发扬光大，玉圭、玉琮、玉钺等玉器不仅成为国之大事——祀与戎的标志性礼器，也成为个体生命进德修业的象征。在陶文化方面，黑龙江饶河小南山遗址第一期已发现陶片，山东临淄赵家徐姚遗址发现陶片标本200余件，经过烧制的陶塑100余件，夹炭磨光红陶制作工艺成熟，浙江上山遗址发现世界上最早的彩陶和稻作农业遗存，龙山文化薄胎黑陶高柄杯“黑如漆、亮如镜、薄如纸、声如罄”，被誉为“四千年前地球文明最精致之制作”。在龙文化方面，辽宁阜新查海遗址、内蒙古赤峰敖汉旗兴隆沟遗址、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都发现龙形遗存，辽宁喀左牛河梁大墓和安徽含山凌家滩大墓发现“C”型随葬玉龙。

夷文化之所以在北越黑龙江、南过江浙的广阔范围内形成一元天极宇宙观和比较统一的精神创造与文化形态，与史前中国东部平原陆路、水路、海路交通便利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以太行山为中轴，在大兴安岭——太行山——大别山一线以东，东北平原、西辽河平原、华北平原、长江下游平原等海拔较低，陆路平坦；江河淮济以及黑龙江、西辽河等水资源充沛，河汊湖泽众多，水路畅通。东夷先民是早期海洋文明的创造者，海路是东夷先民交流迁徙的重要通道，史前东北渔猎业与陶文化、玉文化在环日本海地区的传播，水稻沿山东半岛——辽东半岛——朝鲜半岛到达日本九州地区，都需要海路交通；跨湖桥遗址长达八米的独木舟、田螺山遗址独木舟模型器、余姚井头山遗址木浆、茅山遗址独木舟、余杭南湖遗址竹筏等说明史前先民具有成熟的海路交通工具；莱州吕村遗址大型鲸鱼椎骨、三里河遗址蓝点马鲛头骨、余姚井头山遗址大量海产品遗存等说明海洋是先民获取食物的重要场所。

距今8000年至6000年左右，随着全球气候大暖期的到来，中国进入南稻北粟农业社会，东夷文化领先的态势被打破，位于夏范围的仰韶文化崛起，夷夏进入早期中华文明加速发展阶段。由于海平面上升以及河水泛滥，东夷陆地面积缩小，在东部，海岸线前进到山东半岛、辽东半岛一带；在西部，黄河、淮河等与海水交汇，河岸线前进到燕山山脉、太行山脉、泰沂山脉脚下，所以磁山文化遗址、后李文化遗址、北辛文化遗址、大汶口文化遗址以及后世北京、保定、石家庄、邢台、济南等城市都是依山而建。沧海桑田的巨大变化，可能导致部分诸夷族群向西部内陆迁徙。泰山当黄河西来之冲，扼华北大平原南北交通咽喉，位置十分重要，出现人口迁徙、战争爆发、洪水泛滥等情况时，泰山脚下与黄河中上游之间是一个重要的东西大通道，所以伏羲、神农、黄帝等上古圣王在山东曲阜、河南、陕西、甘肃一线都留有记载和传说。此时的泰山成为《山海经》的逻辑原点与叙事中心：以泰山为中心的海岱地区在中央，海岱地区四周环海（水），海外还有广袤的陆地。对诸夷族群来说，泰山是当之无愧的天下之中，也是最早的昆仑。《史记·封禅书》记载管仲说“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有着真实的历史背景。

距今6000年至4500年左右，夷夏各主要文化区系先后进入文明社会。在粟作农业快速发展的支撑下，仰韶文化进入扩张期，古代人群DNA和古蛋白研究表明，仰韶人群四处迁徙，甚至进入青藏高原、藏彝走廊、河西走廊、西辽河等地。仰韶文化对东夷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例如仰韶文化中晚期，花、鸟彩陶纹饰在黄河、长江和西辽河流域普遍出现，古籍中黄帝与少昊之间的关系很可能反映了这种影响，《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由于“凤鸟适至”，少昊氏放弃太昊氏的“龙纪”传统而选择“纪于鸟”，“凤鸟适至”与仰韶人群东迁、仰韶文化东传的历史线索暗合。随着仰韶文化与东夷文化的交流碰撞、融合发展，大汶口文化开始兴盛起来。大汶口文化在其中晚期进入扩张阶段，核心区稳定分布在海岱、豫东、皖北、苏北等地，与仰韶文化、屈家岭文化逐鹿中原。仰韶文化的农桑文明——重农尚朴、世系传承，大汶口文化的礼乐文明——棺椁制度、原始乐器、早期文字等，以及两者共有的宇宙观、早期历法、尚公规则等，都被龙山文化传承发展，成为早期中华文明的基因。在这一时期，东夷在原始宗教方面也有了很大发展，牛河梁遗址大型女神塑像和坛、冢、庙祭祀建筑群，以及良渚文化神徽在整个环太湖地区的出现，显示原始宗教在先民生活中具有重要地位。

《史记》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秦本纪等关于上古史的记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夷夏纷繁复杂、密不可分的关系和历史，例如五帝执政顺序反映了夷夏联盟的形成以及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影响力的增强。距今4300年至4100年左右，很可能是由于气候异常、洪水频发等因素削弱了诸夷的实力，而由夏部族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广域王朝，太康失国则反映了夏王朝建立后，东夷仍然具有较强实力影响中原王朝的历史进程。在生产力相对低下的史前时期，地理、气候等因素对社会发展具有较大的影响，有必要设立地理考古学、气候考古学、海洋考古学等学科加强这方面的研究，从而揭开更多隐藏在历史深处的秘密。

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同时出土了《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六韬》等兵学竹简，三部兵学经典的作者都是齐人，不仅证明孙子、孙膑确实为两个人，而且证明古代齐地兵学，尤其是朴素辩证法的研究与运用已经非常纯熟，说明其源流久远。齐国的建立者东海吕尚（姜尚）著有《六韬》，以兵法韬略和辩证思维闻名于世，《史记·齐太公世家》曰：“周西伯昌之脱羑里归，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又曰：“天下三分，其二归周者，太公之谋计居多”，《孙子兵法》的最后一句话也提及吕尚，指出“周之兴也，吕牙在殷”。不仅如此，古代齐地还孕育诞生了以阴阳、五行、辩证见长的阴阳家，其代表性人物邹衍也是齐人，《汉书·艺文志》认为“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可见，齐地的天文术数辩证传统非常深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