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刻教授谈中国现代化与儒学传统：儒学文化资料

孔氏编

李宝琦 整理

整理者按：1994年5月3日，美国学者墨子刻教授应邀到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讲学。墨子刻（Thomas A.Metzger）出生于德国柏林，在美国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先后在美国几所大学任教，现为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墨子刻是美国著名汉学家，对中国历史、哲学研究兴趣相当广泛，从先秦史、宋明理学、明清时期资本主义萌芽、清朝社会经济、盐运，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到毛泽东以后的时代等问题都有研究，发表论文、著作130多种，其中比较著名的著作被翻译成中文的有《摆脱困境》。这次是墨子刻第一次来大陆，也是他第一次在大陆的研究机构作学术报告。

墨子刻以一口流利的汉语，作了精彩的学术演讲。他的讲演，见解独到，风趣生动，博得与会者一阵阵热烈的掌声。他发表演讲以后，历史研究所的学者们同他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下面是他演讲的主要内容：

我今天要讲的题目很广。来这儿最重要的目的，是把外国学术界的趋向同你们交流，让你们可能更了解一些外国人看中国历史的兴趣所在、他们的方法论和角度。我所讲的，只是一些外国人研究的某种趋向。

我觉得我们学术上的交流，很多方面不一定是因为我们真正有不同意见，而是互相沟通、了解不够。为什么？因为这很难，当然有语言文字上的障碍，但就是能看你们的书也不够，因为各自在角度、分析架构、选题兴趣上可能会格格不入。大陆和台湾有很多学者到美国，我们有很多来往，开过不少国际会议，可要真正了解是不那么容易的，需要很多的功夫。比如12年前我碰到一位台湾学生，这些年他跟我在一起研究，学术上真地能说互相了解，好像把对方历史方面的研究角度已互相内在化，他当然比我了解中国的学术界。最近我们每星期差不多讨论15个小时，一起看梁启超的《新民丛报》资料，根据12年的经验，在我慢慢地常提醒他应该注意这个、那个的过程中，他不由地比较了解了 “这个外国人”的方法学。除了这样的功夫以外，我觉得互相理解确实不那么容易。所以我们看各自的著作，常会产生莫名其妙的感觉。我今天要谈的一些想法，你们未必会同意我的角度，但我会努力作一些解释。

我要谈的是“中国的现代化与儒学传统”，也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的关系”。这是一个美国历史学家的看法。我要谈到两个历史性的问题，一个哲学性问题，一个方法学问题。我觉得我们谈中国现代化与中国传统的互相关系时，所有上述方面都应该注意到我这样的论证方法，因分析架构的不同可能已经有了辩论的余地，暂时我先这样来分析。

第一个历史性问题。我开始研究中国历史时，我们很多外国人都受到了费正清的影响。费在美国有很大的影响，因为他提到了以前外国的“中国通”所没有提到过的问题，就是中国的现代化。以前的外国人会研究中国的唐代、宋代的这个那个问题或孔夫子什么的，但都没有注意到中国的现代化。这是费的很大贡献。假如谈到中国的现代化，一定要了解它的出发点，即现代化前夕中国的社会、文化是什么样的。费提到这个问题时，有两个非常流行的看法，而且现在还是非常流行，我相信在你们研究所不一定那么流行，因为这样的看法有很多的问题。第一个是认为现代化从五四运动来，另一个是认为中国人自己慢慢地感觉到他们的传统是很停滞和落后的，而后有了现代化的要求。其实，后一种看法从梁启超的《新民说》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他认为普遍的人性有两方面，好与不好、自私与有良心，欧美历史的发展比较正常，人性中好的一面越来越强，中国历史中这好的一面不够发达，所以中国没有能够赶得上一些外国的进步。后来20世纪很多中国知识分子都有类似的看法。如最近台湾一位学者认为中国文化是历史的一个怪胎，我把这叫作是中国人自己的残废感，好像说我是一个残废者，可外国人的发展非常正常。我想这是种很夸大的说法。假如说我们房子比你们高，汽车比你们的跑得快，这是事实。可是，注意到这些进步是一件事，而说整个西方文化比中国文化有价值、发展得正常，则完全是另一个问题。你怎么证明？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觉得文化有一个本质，里面有个核心。可现在很多社会学家会觉得文化是个非常笼统的东西，很多方面不一定有很清楚的系统和核心。假如有中国人说，外国人的文化核心是理性，他们跟着理性，我们中国人很可惜，没有跟着理性。但你要证明这样的话，会引起很多的麻烦。第一，你对理性有什么样的定义？你觉得基督教是理性吗？那么，在哲学方面会有很多的问题。你觉得我们外国人比较有良心，还是外国的政府比较大公无私？可是中国人没有了吗？所有这些说法，很明显不能立足。梁启超的对比，原意只是意识形态的对比，不是很精确的，到现在许多中国人还是如此看问题。其实我刚才说了，有两个思潮不谋而合，一是中国人开始有自己的残废感，二是五四运动非常激烈地批评固有的文化。我们外国人有人很佩服你们的看法：中国人开始说“噢，我们是落后”，然后我们外国人说“可不是吗”，外国人就同意。这方面有韦伯最有名的一个理论，就是西洋文化有理性化的能力，后来有些西洋文化人批评这个理论，说这是西洋民族不合理的优越感，我们不应该是这个样子。虽然西方有人这样批评自己的优越感和偏见，但韦伯的理论在西方还是主流。你看爱因斯坦的说法还是这个样子，他觉得西洋文化有办法了解理性、了解自由和平等，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西洋人、犹太人给了西洋文化那样的精神，其它的文化都没有办法。再上溯，西洋文化最出名和有潜力的思想家都有这个看法。从康德开始，他认为儒家的东西属于地理的风俗习惯，不是什么思想。其后黑格尔、马克思、韦伯到爱因斯坦等很多人还是觉得西洋文化是世界的模范，所有的人应该模仿我们。你们中国人五四运动中的看法，以及我不太清楚的现在中国人，比如《河殇》中，也有类似的看法。所以这样两个思潮很配合，都觉得中国要现代化的前夕，你们的传统都是停滞和落后的，等等。

我很早就觉得这是对中国文化很歪曲的一种看法，并在这方面作了些批评，当然不是我一个人所作的。我和一些外国人开始怀疑这两个不谋而合的世界性思潮。我们看爱因斯坦、《河殇》、金观涛以及李泽厚最近所写的，李泽厚没有金观涛那么激烈，他们都觉得原来中国古有的文化很停滞、落后等。我和一些外国人当然也有大陆人（台湾不太清楚）开始注意到一些不同的情况。比如，有人说中国古有的文化不欣赏商业，就是欣赏农业，但无论如何我们慢慢地注意到你们还是欣赏商业的。儒家的思想常常有通商的因素，我们看很多清朝官僚制度的档案，还有皇朝的一些文编等，常看到一些欣赏商业的说法，后来，我对盐法，尤其是两淮的盐法，作过一些研究，看了不少盐法志，从中我发觉你们的官僚第一有通商的精神，第二在行政方面不能说他们就是很腐败，他们有很多的弹性，有各种调整盐方面贸易的方法。这就告诉我们，你们的官僚制度那时在经济方面虽不是现代化的，但还是有它的弹性和专门知识，比较欣赏专门性的知识及其人才。同时，我们看到从明到清有一个很根本的趋向，就是把经济和政治分别化。比如，从清开始土地制度有了很大的一个突破，因为明代假如一个人要拿到很多的土地，多半需要依赖政治方面的力量，不是绅士就是皇亲和近人，然后通过一些特权给一些“头衔”来送土地，这种给“头衔”的现象在清代看不见了，要拿到较多的土地，除了付钱没其它办法。同时，清代多半的贸易是私人的，是自由的（除盐、茶很小的部分以外）。所以你们的政府很有弹性，比较容忍经济的自由发展，我们慢慢地了解到这个政府跟集权主义不完全一样，我把它叫作inhited center（原意为力量有限），意思是说，这个政府不会答应什么独立的政治性活动，可除此以外，会答应很多的自由。那时中国人口超过四亿，政府自己的文武官员只有三四万，加上全国的部下、军人，据说能有三四百万，这四百万人不能很严密地控制四亿人口。假如我们开始了解这个政府某种程度是比较欣赏自由市场，在经济上比较有弹性，比较能把经济活动与政治活动分别化，扼要地说，这个政府除了政治自由以外会给老百姓不少的自由，它也没办法控制那么大的社会及其活动。那么，这样的图景和看法跟五四运动和流行的说法就好像有了一些改变。我们开始注意到这个政府与现代化价值不一定那么南辕北辙了。

另一方面，一个基本的问题是韦伯曾提到的，中国人原来跟现代化精神南辕北辙，是很冲突的，因为儒家思想是一种没有内在的生命感的思想，同基督教精神相比，儒家的思想没有“内在的紧张”，没有一种抗议世界的趋向和主张，他们就是权威主义，只有接受皇帝的权威，等等。拙作《摆脱困境》在这方面批评韦伯，认为儒家思想的内在精神非常有“内在的紧张”。以前徐复观是看到一个“忧患意识”和儒家精神内在的生命感。当然有生命感，但在这一层背后，我觉得有个更基本的对世界很不满的精神，这种精神我们怎么才能看到？可能需要详细地谈一些宋明理学的问题。拙作在这方面强调了一个Perception的概念。Perception用中文翻译不那么容易，本义是感觉到的一种东西，一种事实，比如我看到这桌子，没有辩论余地。除了这些具体的东西以外，Perception又指另一些似乎没有辩论余地的东西(社会性、精神性)。比如很多中国朋友说现在世界的潮流就是现代化，其实假如我们详细地看看世界的很多情况，像非洲和别的地方，好像看不到这种潮流，可是人们还是觉得有这种潮流。在这方面“潮流”这个观念对看到者来说是个事实，其实是不是事实我们不知道。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中有很多这样的“事实”。比如我自己是犹太人，可以对犹太人说一些不好听的话，很多犹太人觉得没有上帝，可是每个犹太人又认为是上帝把以色列给我们，这就有些小矛盾。我的意思是说上帝给我们以色列，对我们来说这是“事实”，所以犹太人有很大的优越感，是《圣经》把土地给了我们，而别的国家只是偷走人家的土地。宋明理学里面有很多的Perception，它所包括的简单地说当然有“天”、“理”、形而下，它后面有 “气”，这些东西又有“静”、“动”等等。假如我们要描写宋明理学的Perception，第一，我们会看到这是很高的东西，完全有关于人类的目标，是“仁”和所有的一些品德。所有这些观念都是Perception，和犹太人认为是上帝把以色列给我们是一样的，从这个宋明理学的Perception出发，我们觉得功夫不够，常会碰到人欲，没有办法实行我们的目标：“仁”，“天人合一”。然后就有一些Claim（意见、主张），即怎么处理这些问题，控制人欲，怎么“天人合一”。所以，朱熹提出“居静”，它是描写一种功夫；王阳明不同意，提出“致良知”，引起很大的争论。我在拙作中所强调的非常简单：所有这些解决问题的方法都是Claim（意见、主张），由此引起很多的辩论；所有这些描写问题的范畴都是Perception（事实）。

我觉得这些Claim（意见、主张），有很多的矛盾，不一定是正确的。另外，解决这些问题的意见引起那么多的辩论，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那时候的思想不是很安安静静地接受世界的一个构造，而是非常不满的思想，看到很大的一个问题，看到一个“小人”的世界，然后找不到一个解决这世界问题的方法。所有被提到的解决方法仍旧行不通。所以，到了清末，我们知道宋明理学有个危机，很多人觉得所有这些讨论有很多矛盾。从这方面看，我们觉得儒家的思想有个很基本的困境感，他们要找到一个目标，可是自己觉得没有办法达到。这个思想不是接受一个有毛病世界的思想，而是要克服那种世界问题的思想，它原来有很强的动力。所以从那一方面看鸦片战争以后的事情，我们应该想一想，那些人原来有一个困境感，可是鸦片战争以后，他们读到一些介绍新方法的著作，像严复、谭嗣同、康有为那些人似乎要给中国人一些好消息：以前我们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现在有些新的办法。台湾有学者注意到，拙作也提到过，那时候中国人非常乐观，他们提到现代的民主，慢慢地觉得民主是了不起的事情，以为美国人那么民主，他们的总统跟圣人一样。当然，我们美国人会觉得很可笑，我们的总统当然不是圣人，我们往往会批评总统，觉得总统多半是傻瓜，不是傻瓜就是很腐败的一个人。我的意思是，在那个时候还没有接触到这些外国人的说法以前，他们有个困境感，一直找不到方法解决问题。等接触到了，因为外国人在战争方面比较厉害，便觉得外国人可能思想中的有些秘密。对，是有些秘密。儒家知识分子看到世界的历史有个强调民主和科学的潮流，以前的宋明理学没有这些潮流，那时候有“三代”，“三代”以后几乎没有什么进步，康有为不是提出了大同说吗？徐复观等人也是一样的乐观主义。我想问的是：这个乐观主义是怎么来的、中国人是怎么得到这样改造自己社会的工具。我认为，这跟宋明理学的内在紧张有很密切的关系。那个时候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方法，非常心急。现在忽然有个新的办法，然后一定觉得我们利用这个方法可以达到自己的目标。儒家开始接受西洋思想时，所接受和强调的是一些方法，在目标方面，中国应坚持什么样的理想，我想还是同儒家的思想有很密切的关系，还是“天下为公”的理想。他们觉得以前没办法做，现在有办法做了。

我这里所强调的，一是政府的弹性，一是儒家内在转化的动力，一是儒家思想和政府中重商的一面。宋明理学的好处是强调自我的自觉，这点我不否认，只是觉得除此之外，还有内在的动力。新儒家像牟宗三等人多半是看不起清代的儒家思想，认为没有什么抗议精神，我自己觉得可能他们看得对，清末儒家的抗议精神比较衰落。可是虽然如此，儒家思想最基本的构造并没有多大的改变。你们中国人开始现代化，跟世界上许多地方不同，你们文化中的理想主义，在我们看来是强得不得了，这不是来自哪一个政党，在这方面我不能看得很准，可是你们那么看重民主，尽管在这方面有马克思式的民主，有穆勒式的民主，无论如何你们都觉得民主是非常了不起，不是每种文化都这样的。这个精神是从哪里来的？不是从外国来的。当然，文化的演变都有这样的过程。我们可以送你一些汽车，但是不能送给你基本的文化方面的精神。这个基本精神我觉得同宋明理学有很大关系，当然，宋明理学就是你们文化的一个表现，它的思想代表了你们文化一个重要的趋向。这个趋向很有动力，你们官僚制度的弹性跟这个动力、这个内在紧张有很密切的关系。比如你们官员都有这个看法，好像觉得现在世界有很多的毛病，他们常常有“能不能出力”这类观念。你们清代的官僚制度里面还有这个精神，要不然你们怎么有两百年的稳定？其实这是了不起的成就。每两百年有动乱，然后你们觉得很惭愧，我们美国每50年就动乱。那么这个和平是怎么来的，不是自动的。因为你们这个文化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方面，它跟五四运动的看法不同，跟外国像非洲、南美也不一样。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问题。

第二个历史性的问题。我要强调的，就是20世纪的中国历史同固有文化的连续性问题。以前和现在有很多人觉得，20世纪的中国历史与固有文化是断裂的，越是现代化就越要荡涤固有文化，这个看法在台湾、美国非常流行。现在我们看到在大陆有人开始批评这种看法，认为有很多的连续性。那么连续性是什么？我刚才说了，在目标方面非常有连续性。大陆有人那么强调“实用理性”，虽然我本人并不完全接受“实用理性”的提法，但我觉得如果有良心，应该有勇气先承认唐君毅、牟宗三他们的学术价值，而不是先批评他们。早年唐、牟等人在香港被人们认为是怪物。而正是他们提出了“内在超越”等重要观念和五四运动对传统文化的断裂等思想。要谈到连续性，应该实事求是地承认学术上这样一个历史的过程。

从哲学的角度看，中国历史的研究有四个问题可以讨论：一、目标，二、认识论，三、历史观，四、agency（代理权）。

从上述四点我们看中国20世纪的思想主流，有四个基本方面跟西洋思想有很大的不同，限于时间，我只能扼要地谈一谈。

一、目标。你们常常有非常高的目标，最终要那个社会是没有自私、完全是大公无私、没有束缚、完全自由的社会。这个目标有个很基本的方面，也就是知识、道德、政治力量和自由能融合在一起。怎么融合？有些先知先觉、开明人士可以变成一个组织，因为他们开明所以有知识、道德，然后他们可以纳入政治力量，再变成一个完全公平的社会。这是一个很根本的目标。然而，西洋文化现在多半觉得知识、道德、政治力量和自由这四个东西没有办法合拢，因为“合拢”在一起，马上会有专制方面的危险。我说的不是所有的西洋文化，可是一部分西洋文化很强调个人的自由，会觉得社会应该尽可能地增加个人的自由，换句话说，一个社会应该变成个市场，因为我有自由可以支持某一政党，就像买一样东西，在这个社会换来个人的自由。

二、认识论（epistemology）。很多历史学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epistemology也就是有道理或没有道理的区别，我们怎么决定哪个说法有道理或没有道理？在这方面我们有一些价值，假如你说某种看法是胡说八道，这也就是一种认识论的说法。这个认识论因文化、历史而异，希腊人的认识论同儒家的不一样，比如孔夫子有什么epistemology？一方面他说“述而不作”，意思是古代已经有“三代”，有许多传下来的知识，我就是把这些知识集中起来传下去。而苏格拉底和希腊人没有办法“述而不作”，因为他们不觉得有什么“三代”。所以，孔夫子的认识论非常的乐观，他觉得我有很多的知识，这些知识是从《诗经》来，从古代来，所以有说服力，现在我再把这些知识传给你们。苏格拉底却非常悲观，他说过“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就知道一件事：我什么都不知道”。现在有部分重要的学者都认为认识论是文化中很重要的一个成分。比如，耶鲁大学的一位学者写了本书，把俄国的政治制度、俄国革命与西洋政治制度相比较，觉得二者最大的不同是在于epistemology，因为俄国的共产党觉得他们有一个非常可靠的知识，就是马克思主义。然后他们觉得自己是开明分子，拥有这些知识，所以有办法领导这整个社会。你们的马克思主义、三民主义、自由主义在认识论上都很乐观，认为能找到一个体系，而一些西方人则不然。他们的认识论是非常悲观的，尤其是休谟，有很悲观的认识论：我们不知道谁有或没有智慧，所以我们不能建立一个很开明的政府，只是有一些马马虎虎的政党，由他们自己互相来比赛。在这样一个民主社会的后面，就有一个很悲观的认识论在起作用。

三、历史观。在历史的潮流、方向上，中国的历史观有相信某种必然性的趋向，写出来的历史也多有这种观念化的东西。一部分西洋文化中对历史的必然性不那么太相信，而更多地相信偶然性的作用。怎么描写和认识历史，怎样看待历史的潮流、趋向，中国和西洋文化是有不少差异的。

四、agency（代理权）。历史有它的潮流、趋向，而现在这个社会谁比较有能力来帮助尽量地改进它？中国知识分子有群体的趋向，认为中国知识分子能救中国、救世界，这是一种看法。另一种认为一个政党可能有这个能力。这个一个agency的问题。真正的知识分子与政治化的知识分子，在中国知识与道德的分配中，从历史上看，似乎分配得比较清楚，越有知识的也就越具有智慧、道德以及对于智慧、道德的阐述职能。在西方，像英美则不太清楚知识与智慧、道德之间的分配，普遍认为从事日常工作的阶层，他们的智慧、道德不一定就比知识分子低。

这四个基本的方面，引起了许多的辩论，有许多无法解决的问题，而许多社会思潮、思想家、政治领袖都因之而显出不同。我们说的中国古有文化的许多连续性，都同这四个基本方面有关。

从方法论的角度看，研究一个文化首先是描述清楚，而不是评估好坏的问题。记得在一次国际讨论会上台湾有位学者最后急迫地发问：那么你们说中国传统究竟是好还是不好？这种问题很难回答。在我看来，杜维明谈儒家思想时是从评估出发的。我在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中强调了它的动力性和连续性。在哲学上讲有个很迷人的问题，就是“话域”。因话域的不同，常常会觉得对方是在胡说八道。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场世界性的认识论比赛。唐君毅、牟宗三等人在这方面的学术贡献，是让西方人认识到中国儒学在认识论中有为西方所缺少而又可以互通的方面。

（原载上海《近代中国》第5辑，1995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