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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经”与中国早期知识和思想的探源
对中华民族知识与思想的探源，最可靠的传世文献就是“六经”。作为中华民族早期知识和思想的渊薮，“六经”之名以及排列顺序，在传世文献中最早见于《庄子·天运》：“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庄子·天下》也说：“《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在出土文献中，最早见于郭店楚墓竹简《六德》：“观诸《诗》《书》，则亦在矣；观诸《礼》《乐》，则亦在矣；观诸《易》《春秋》，则亦在矣。”可见，早在战国中期，“六经”之说就已经确立，而且得到了当时社会的认可,其排列顺序也与汉代以后不同。至于“六经”的价值和意义，传世文献也多有论述。如《礼记·经解》：“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荀子·劝学》：“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故《书》者，政事之纪也；《诗》者，中声之所止也；《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儒效》：“圣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诗》《书》《礼》《乐》之归是矣。《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这六种经典，都是经过长期历史积累才形成的，又经过历史的选择淘汰传承下来，所以才具有“经”的地位。漫长的先秦时代，早在“六经”产生之前，可能还曾经产生过许多经典。《左传·昭公十二年》：“左史倚相趋过。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视之。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孔颖达《正义》引孔安国《尚书·序》：“伏牺、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八卦之说，谓之《八索》，求其义也。九州之志，谓之《九丘》。”“楚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即谓上世帝王遗书也。”《周礼·春官宗伯》：“（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郑玄注：“楚灵王所谓《三坟》《五典》。”贾公彦疏：“按（《左传》）昭十二年，楚灵王谓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彼《三坟》，三皇时书。《五典》，五帝之常典。《八索》，八王之法。《九丘》，九州亡国之戒。”以上说法各有不同，且都带有传闻性质，无法证实。但可以肯定的是，从传说中的古史到夏商周三代，在“六经”之前当有许多类似的文献。仅以夏代为例，在先秦经典中，《左传》中明确提到《夏书》《夏训》并引用其文就有15次，《国语》引用3次，《墨子》引用2次，“这些引用者，或为诸侯国君，如鲁庄公；或为周王卿士，如单襄公；或为诸侯国大夫，如晋国大夫赵衰、魏绛，楚大夫声子；或为乐官，如晋国的师旷，还有当时的名人孔子和墨子，以及不知名的‘君子’。如此多的引用，并将其用于言事说理，这说明这些名言已经为当时各诸侯国国君、大夫等上层贵族和文化人所熟悉，并且具有了经典和权威的力量。这恐怕不会是当时人或者《左传》作者的向壁虚构，也不可能是根据前代的口耳相传由后人才写定的，因为那样的话，就不会被当时人称之为‘夏书’。”遗憾的是这些著作都已经佚失，只有“六经”得到保存。由此看来，“六经”地位确立当有两个条件，一是其产生年代较早，二是其内容丰富且价值巨大。换句话说，它们都有着丰厚的文化蓄积和纵深的历史继承，是中华民族最早、最有价值的文化原典。有鉴于此，我们要更好地认识它们，就有必要对中华民族早期知识和思想的形成进行探源。
那么，这些早期的思想知识是从什么时候产生的呢？从理论上讲，它们的起源可能非常早。当人认识到自身的存在，可以进行交流，并且将生活经验传承给后代的时候，就有了知识。与此同时，人对自然、对社会和对人也会产生相应的认识，于是也就有了思想。洪荒远古，茫昧难求，由于没有准确的时间观念，人类远古的故事都属于“很久很久以前”，并且通过记忆的叠加、丰富的想象、后人的理解等，以口头传说、神话和凝定而成的文化习俗等方式，将其传承下来，成为人类精神的原始宝库。如燧人氏发明了用火，有巢氏发明了盖房，伏羲氏发明了渔猎，神农氏发明了农业，黄帝造车，仓颉造字，大禹治水，等等。经过多次的部族融合、制度建立、习俗养成、生产发展，才有了夏商周三代的文明。近代考古学的建立，为我们探索人类发展轨迹提供了丰富的物质材料。我们由此知道，人类的发展有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从人类所掌握的物质工具来讲，经历了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到铜石并用时代，再到青铜时代、铁器时代，直到当前信息时代的过程。就中华民族的发展历史来讲，旧石器时代有距今约170万年的元谋猿人遗址，距今约115万年的陕西蓝田人遗址，距今约70万年的北京人遗址。新石器时代则有裴李岗遗址（约公元前5500—前4900）、新乐遗址（约公元前5300—前4800）、仰韶文化（一期约公元前5000—前4500，四期约公元3600—前3000）、马家浜文化（约公元前5000—前4000）、河姆渡文化（约公元前5000—前3300）、大溪文化（约公元前4400—前3300）、红山文化（约公元前3500）、良渚文化（约公元前3300—前2200）、屈家岭文化（约公元前3000—前2600）、马家窑文化（约公元前2900—前2650）、龙山文化（约公元前2500—前2000）、齐家文化（约公元前2000左右）、陶寺遗址（约公元前2500—前1900），等等。这些考古学材料证明，中国早期的知识和思想在旧石器时代就已经萌芽，在新石器时代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由此而言，作为中国现存最早的经典——“六经”的形成，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传统，是毋庸置疑的。对此，我们可以从物质生活、社会形态入手，就中国早期的自然知识、天人观念、人文思想、艺术精神等方面做一些简要探讨。
二、华夏早期的自然知识与天人观念
人类早期的知识和思想，是围绕物质生活需要而逐渐产生的。因此，早期的物质生活与社会形态就是思想与知识产生的渊薮。如火的使用、房屋的建造、石器的打磨、农业的发明，不仅仅是技术的发展，也是一个知识不断积累和增长的过程。所以，生产技术的提高和制作工具的革命，直到今天也是人类知识增长的主要力量。早期的知识增长主要集中体现为人与物的关系，而思想的发展体现为人与人的关系。可以想象，当人为了生存的需要，从组成最简单的社会关系开始，社会思想也会相应产生。从家庭的分工，到私有制的出现，社会的组织日益复杂，家庭观念、婚姻观念、私有制观念、等级观念、部族观念乃至国家观念逐渐产生，与之相应的道德伦理观念和政治观念也逐步发展，这些都属于我们所说的思想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华文明的形成，首先与中华大地的自然生态有直接关系。这块广袤的东亚大陆，东南部面海，西南部是高山，西北部则为沙漠与草原，地势西高东低，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自然生态系统。虽然从人类考古学上讲，至今也不能排除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关系，但是当早期人类在这里生存繁衍之后，就依据这里的自然条件而谋生存之道，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人类文明发祥地。从考古学上看，这些在新石器时代已经有了鲜明的显现。如在湖南澧县彭头山就发现了距今9100—8200年的农耕部落遗址。在距今约7500年的兴隆洼聚落中发现了经过周密规划、精心设计、统一营建的聚落。在距今约7000年的河姆渡文化中发现了稻谷、稻壳等遗存。在距今约7000—6000年的陕西临潼姜寨遗址中，发现了由若干大家族组成的氏族居住地。在仰韶文化半坡遗址中，发现了豢养牲畜的圈栏，发现了大量的陶器、骨器、蚌器、牙器等。在距今约5000年左右的各类文化遗址中，发现了大型的中心聚落，发现了公共议事的殿堂。到了龙山文化时期，发现了具有大金字塔顶端的统治者墓葬，出现了规划完整的城堡，高高的城墙和宽宽的护城河，围成面积多达上百万平方米的城市，作为新石器晚期具有代表性的陶寺遗址，与传说中的“尧都平阳”在时间和地域上基本吻合。如此丰富的考古学成果，以坚实的证据证明了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
可以想象，在中华民族漫长的成长过程中，到跨入文明社会的门槛之时，已经积累了多么丰富的知识和思想。遗憾的是，由于那个时代没有成熟的文字，所有的知识和思想都只能靠图画和符号，靠口耳相传，以文化记忆的方式得以流传。受人类记忆能力的局限，这些丰富的知识和思想得以保存下来的极其有限，而且往往加入了后世的理解与想象。在理性昌明的近代知识人眼中，这些以神话和传说的方式，用后世的文字追记下来的东西，往往是不可靠的，于是就有了疑古思想的存在。但是面对丰富的考古遗存，我们不得不重新正视这些记载。早期的知识包括对宇宙的理解、对气象的观察、对事物的鉴别、对生活经验的积累等，最典型的当属青铜器铸造。我们知道，制造一件青铜器，就包括对矿石的鉴别、分类、开采，对铜的物质性质的把握，冶炼方式的不断改进等多方面知识。据考古发掘，早在仰韶时代就有青铜器铸造物的产生，到龙山时代铜的冶炼技术已经相当成熟，“东至胶东，西达甘青，北抵河套，南至鄂中这一广袤地带，发现有早期铜的遗址已超过25处，说明这一时期，有关冶炼铜器的基本知识至少已经在黄河流域和长江中游地区大为推广……总之，当时各地冶炼铜器已不属偶然性的行为，而应为有组织有计划的专门性行业，并在相当广阔的地域获得推广和应用”。由此可知，当时人所掌握的自然科学知识与工业生产知识已经多么丰富。同样，在良渚文化和陶寺遗址中都发现了漆器。而在先秦文献中，就有相关的记载。《韩非子·十过》：“尧禅天下，虞舜受之，作为食器，斩山木而财（裁）之，削锯修其迹，流漆墨其上，输之于宫，以为食器。诸侯以为益侈，国之不服者十三。舜禅天下而传之于禹，禹作为祭器，黑漆其外，而朱画其内。”从考古学角度来讲，漆器的发现证明这个时期手工制作工艺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而《韩非子》的这段话不但告诉我们漆器在当时的应用，更重要的是在无意中向我们介绍了早期生产的工艺流程等相关技术知识：“斩山木而财（裁）之，削锯修其迹，流漆墨其上”，“黑漆其外，而朱画其内”。所以这些内容都向我们说明知识的传承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量，早期文献中相关知识的介绍和记载，都有着相当悠久的历史文化积累。
中华民族在长久的历史实践中，很早就对大自然有了初步认识，形成了朴素的宇宙观和天人观。这些在传世文献中多有记载。如果说，在人类早期以捕获采摘为主要生活来源的时代，对大自然的感知主要还停留在天气的冷暖和风雨阴晴，那么，到了农业社会，掌握农作物的生长周期与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就显得特别重要。《诗经·豳风·七月》用诗歌的方式告诉人们从事各种农事活动的时间，“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举趾。”“四月秀葽，五月鸣蜩。八月其获，十月陨萚。”“六月食郁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七月食瓜，八月断壶，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农夫。”可见自然与天象的观测以及物候的变化，对于指导当时的农业生产是多么重要。《大戴礼记·夏小正》详细记载一年十二个月的物候，同样是先民们多年生产生活实践的丰厚积累。《史记·夏本纪》：“孔子正夏时，学者多传《夏小正》。”《论语·卫灵公》引孔子言：“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可见，中国到夏代就已经有了比较准确的历法。再往前追溯，《尚书·尧典》开篇就讲尧“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这说明，到尧舜时代，中国人已经基本掌握了一年的准确时间为366天，确定了春分、秋分、夏至、冬至这四个准确的节气点，以月亮的圆缺为周期来定月份，从而创造了阴阳合历，并且通过置闰的方式来调整回归年与朔望月之间的矛盾。五四以来，在疑古思潮的影响下，有些学者一度将《尧典》中所记载的历法看作战国以后才有，将置闰也看作是春秋以后的事。但是近一个世纪以来的科学研究却不断打破这一论断。1975年秋，考古人员在河南堰师县二里头遗址发现兽面纹玉炳形饰和镶嵌圆形铜器各一件，此外还发现了一件二里头三期出土的文化青铜钺。据冯时考证：“图像中皆以圆形为最基本的图形，象征天道，又以‘甲’字作为历日的象征，乃是组成历月及历年的基本单位。铜钺图像外周布列十二个甲字，象征十二月，乃天之大数，为一岁之常；内周布列六甲，适为天地之中数。六律六吕以成天数十二，又与外周十二甲子象征阴阳十二月相呼应。圆形铜器图像边缘一周布列61，以天地之中数六之，则为366，是为一岁之天数。双周甲子则有历月阴阳之寓，每周各布十三甲子，象征闰年十三月，含有以闰月定四时成岁之意。毋庸置疑，《尧典》历法体系得到了考古学的印证，其渊源古老甚明矣。”
中国人根据对天象季节的长期观察，建立了早期天文学体系，同时也确立了中国人的宇宙观与天人观。如《周易·系辞下》所言：“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易》的发明，就是古人象天法地的创造。此即《系辞上》所谓：“《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古人将伏羲视为八卦的发明者，虽然此事得不到相关的实证，但是古人已经认识到《周易》的产生源远流长。《周易》的立论原则是将天地视为万物之始，天地风雷水火山泽的互相激荡，不仅是万物得以产生的根本，也是万物运行的基本规律，从而形成了中国文化思想的基本特点。这一宇宙观和天人观，不仅是《周易》占卜的基本原则，也贯穿中国早期文化经典。中国文化中没有像西方一样在冥冥中主宰一切的上帝，其核心即是人本身。此正如《尚书·泰誓》所言：“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天地化育了万物，万物都按照天地的规则行事。人作为万物的灵长，更应该主动地遵循天的规律，包括自身的生老病死和社会的父子君臣。中国人这种宇宙观和天人观，也是自遥远的上古社会实践就已经奠定了基础。
三、华夏早期的人文思想与艺术精神
若从新石器时代开始，中国有着一万年的文化史。但是在这一漫长时期，人类还没有文字。所以，至传说中的夏朝以前，大量的考古发掘中，除了刻画符号或者类似的个别文字之外，至今尚未发现成熟的文字。但是，这并非说明那个时代的人没有相应的思想观念，它们或者凝定在考古遗址和出土器物上，或者积淀在后世的文化记忆和神话传说里。
考古遗址和出土器物中凝聚着人类早期的思想观念，并不难理解。因为当人类社会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已经有了丰富的生活经验和思想观念。人们的日常生活自然都会在一定的思想观念下发生，处处都会留下思想的痕迹。比如在陶寺遗址的发掘中，可以从当时的居住建筑形式上看出当时已经有了明显的等级观念。如最低贱的阶层住在窑洞中，平民居住在半地穴式单间房屋中，下层贵族居住在有满堂红基坑的双连间半地穴式房子中，王者居住在高于地表的夯土台基上。与等级观念相应的是礼制观念，“陶寺遗址居住形式随着等级由低到高，从地下到地上，从单间经双连到三开间，地基基坑处理从无到有，面积从25、经50直至280平方米，室内外装修技术从简单到复杂，装饰质量从简单到高档，从室内灶到宫殿台基外东南的‘东厨’等，表现出一套比较完整的宫室礼制观念。”与之相对应，墓葬的大小和随葬的物品也同样表现出明显的丧葬礼制观念。“陶寺中期王墓ⅡM22长5、宽3.6，自深7米”，建筑工艺讲究。“小型墓长约2、宽约0.6、深0.3-0.9米。无葬具，绝大多数无随葬品。”王墓随葬品上百件，大贵族墓葬随葬品数十件，大贵族扈从小墓葬随葬品数件，平民小墓无随葬品。“礼器及其组合出现在王墓和大贵族中型墓中，真正体现了‘礼不下庶人’的观念。”由居住房屋和墓葬的大小、随葬品的多少所体现的明显的等级观念，我们可以进一步想象，这一时期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也一定形成了包括衣食住行等各方面的礼制区别，以及与之相对应的人文思想观念和相对应的强制性制度，已经有了恩威并用的管理手段和管理思想。只有这样，当时的社会才可能井然有序地运行，否则便无法形成并维持我们现在所见到的考古遗址格局。
这些人文思想观念，也会以口传记忆和神话的方式代代流传。后世之补记虽然不免具有文化记忆的特质，包含了后代对前代文化的想象与理解，但是这种文化记忆的历史基础并未因此而消失。如《尚书·尧典》记载舜在摄政期间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慎徽五典，五典克从”，既确立刑法，“象以典刑，流宥五刑”，又命令契作司徒，“敬敷五教”。这里所说的“五典”和“五教”，按后人的说法就是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属于家庭伦理。“五刑”指的是“鞭作官刑，朴作教刑，金作赎刑，眚灾肆赦，怙终贼刑”（用鞭打作为官府的刑罚，用木棍作为学校的刑罚，用金作为赎罪的刑罚，过失犯罪可以赦免，但是作恶不改则要施加刑罚）。尧舜时代的法治观念是否达到这样的水平，我们现在无法核实，但是根据陶寺遗址的居住和墓葬情况来看，这种井然的社会秩序需要有相适应的思想观念和相适应的制度建设作为支持应无疑义。据《史记·夏本纪》：“皋陶作士以理民。帝舜朝，禹、伯夷、皋陶相与语帝前。皋陶述其谋。”可知《尚书·皋陶谟》一文记载的是皋陶、禹在帝舜面前讨论如何治国的问题。文章主要谈了两个问题，一是作为统治者如何自我修身的问题，要“行有九德”，即要有九种美好的品德。所谓“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一是“在知人，在安民”，即如何知人、如何安民的问题。所谓知人安民就是要按照上天昭示的法度来做，即将五典、五礼、五服、五刑很好地落实。这里所说的五典五刑，应该与《尧典》所记相同。五礼，指的是吉凶军宾嘉等各类礼仪。五服，按周代社会所言，指的是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的礼服，亦即用衣服来明确区分不同的等级制度。《尚书》所言，当然有后世追记的理想化色彩，如所谓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的名号在那时是否已经产生值得怀疑，但是我们可能肯定地说，陶寺时期涉及的社会等级、制度、法律、道德等各种人文思想已经比较成熟。如果我们认为《尚书》所述确实渊源有自的话，那么还可以进一步推测，当时的人们已经将这种人文思想与古代的天人观念结合起来，所谓“天叙有典”“天秩有礼”“天命有德”“天讨有罪”，这其中包含了深刻的哲学思想。
和人文观念相呼应的是早期艺术的产生，中国早期的艺术创作，也同样凝定在生活遗迹当中。人类早期没有纯粹的艺术，所有艺术的萌发都依赖相应的生产生活实践，并借助人类所能掌握的物质工具而得以表现。从最早的石器制造开始，当原始人将一块普通的石头经过打造而成为一件石刀、石斧，并且尽量将其制作得不仅适用而且好看的时候，就已经在里面渗透了人类的审美意识。当人类在建造房屋时，不仅注意房屋保暖御寒的实际效用，而且将其盖得方方正正，既美观又实用的时候，里面也渗透了人类早期的审美意识。同样，当人类掌握了线条、色彩、声音、动作的初步规律，并且将自己的思想意识贯注其中的时候，就有了早期的绘画、音乐、舞蹈、诗歌等艺术的产生。这些人类的早期艺术，依据其所依赖物质载体保存的难易程度，被后人世代传承和保护。所以在今天，我们还能通过历史传承和考古发现而有幸了解一二。于是，我们在早期石器中发现了人类最初的审美意识，在原始岩石上发现了人类最早的绘画，在后世文字记载中发现了古老的歌谣，在彩陶上发现了原始人的舞蹈。
就中华民族来讲，百余年来的考古发掘，时时传来让我们惊讶不已的文明发现，如仰韶文化的彩陶、良渚文化的玉琮、三星堆文化的面具。当我们在仰韶文化的陶缸上看到鹳鱼石斧的彩绘图案时，自然会猜想这里描绘的究竟是他们的生活、理想、还是他们的宗教？当我们看到青海大通舞蹈纹彩陶盆上十五个人携手并肩翩翩起舞的图画，很自然地就会把它和《吕氏春秋·古乐篇》“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的记载联系起来，禁不住会发出疑问：它们之间有文化上的关联吗？当我们看到红山文化出土的精美玉龙，我们在惊叹其造型之美的时候，还会想象古人在其中寄托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它到底是图腾崇拜的符号还是审美的创造？当我们看到良渚文化制作精美、图案复杂的玉琮，我们更会发出感叹：在原始人极其简陋的工艺技术条件下，他们要制成这样一件玉琮，在上面刻上那么复杂的图案线条，需要耗费多么巨大的人力物力！他们制作玉琮的目的究竟是什么？那内圆外方的形制，那上面刻缕的纹饰图案表达的是什么样的宗教意识？当我们看到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巫师立像，我们在吃惊的同时更有不尽的困惑：他那巨目直鼻、方额大耳、头戴高冠的形象到底源自哪里？他要祈祷保护的是什么？所有这些，我们今天都已经得不出准确的答案，但是却由此可知，人类精神文明发展的历史，应该和其物质文明发展的历史一样源远流长。我们惊讶的不仅是仰韶彩陶的造型生动，良渚玉琮的制作精美，三星堆面具的神秘奇异，更让我们浮想联翩的是古人精神世界的丰富无比。这让我们深思，“我们研究历史，就是为了弄清人类所从事的物质活动过程这样一种目的吗？显然不是，其实我们更关心的是人类自身的成长，精神的成长和灵魂的成长。但是，人类早期丰富的实践活动以及所形成的大量精神产品，并没有写在考古文物上。面对冷冰冰的不会说话的考古实物，渴望复原先民的生活，与他们进行精神的交流和灵魂的对话，难道不正是我们最迫切的愿望吗？所以，我们不满足于物质考古，还要通过物质考古进一步探索人类精神文明所能达到的高度。”于是我们看到，近年来，依据考古学相关实物来探讨中国古代精神文明的成果越来越多。如王仁湘通过对庙底沟文化的彩陶艺术的研究，将其称为“史前中国的艺术浪潮”。他以丰富的资料说明，彩陶“不仅仅是愉悦心灵的艺术，它就是史前先民恢廓的精神家园”。他又依据近百年来的考古发现研究中华民族早期的宗教信仰，探讨其中所体现的先民的“日月崇拜”“四方四神”“动物有灵”“权力信仰”“祖先崇拜”“造神运动”等一系列有关中国早期宗教的内容。冯时根据大量的考古学材料，在《文明以止——上古的天文、思想与制度》一书中，“全面讨论了上古时期及前代文献时代的宇宙观问题，通过天文考古学研究，从天文与天人关系的角度，结合考古学、古文字学、古文献学和民族学材料，以考古学、历史学及天文学研究为手段，对上古思想与制度给予了必要的研究。”何驽更是在百年考古学基础上，试图建立“精神文化考古理论”，系统地从精神领域、社会心理、自然观、社会观、宗教观、符号系统和艺术考古等七个方面来探求中华先民的所思所想。这些成果告诉我们，中华民族早期的精神文明何其丰富。所以，当我们追寻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探讨三代以前的古人无比丰富的精神时，离不开这些早期绘画、雕刻以及各种各样的造型艺术。
四、“六经”与中华早期精神文明的形成
说到中华民族早期精神文明，我们更离不开“六经”。“六经”是中国最古老的传世文献，它有着纵深的历史继承和深厚的文化蓄积。对于这一点，古人早就有明确的认识。在中国古代，“六经”的生成都被看作与孔子有关。但孔子并非“六经”撰述者，他只是一个传授者。《论语•述而》记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朱熹对此有很好的解释：“述，传旧而已。作，则创始也。故作非圣人不能，而述则贤者可及。窃比，尊之之辞。我，亲之之辞。老彭，商贤大夫，见《大戴礼》，盖信古而传述者也。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皆传先王之旧，而未尝有所作也，故其自言如此。”朱熹将孔子传述“六经”称为“传旧”，这一说法最为切合实际，因为“六经”的确是前代知识和智慧的长期积累。孔子何以要“传旧”？是因为他看到了“六经”的巨大文化价值，那是中华民族知识的渊薮，沉积着深厚的文化思想。其实，关于“六经”的源远流长，古人也多有论述。如关于《周易》，《汉书·礼乐志》说：“《易》曰：‘宓戏氏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至于殷、周之际，纣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诸侯顺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于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关于《尚书》，按《汉书·艺文志》的说法，是孔子选取了从尧到春秋时代的相关文献编辑而成：“《易》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故《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纂焉，上断于尧，下讫于秦，凡百篇，而为之序，言其作意。”关于《诗》，《汉书·艺文志》：“《书》曰：‘诗言志，歌咏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关于《周礼》，郑玄在《周礼•天官•叙官》“惟王建国”之下注曰：“周公居摄而作六典之职，谓之《周礼》。营邑于土中。七年，致政成王，以此礼授之，使居洛邑，治天下。”孔子甚至认为礼的产生更为久远，在“天下为家”的夏禹时代就有了“礼”，他说：“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乐经》虽然失传，但是孔子多次论及，在《论语•子罕》中孔子更是直接说：“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可见《乐经》的源头也相当早，孔子只是做过正乐的工作。至于《春秋》，也是孔子据鲁史而著。由此可见，古人之所以看重“六经”，并不仅仅因为它们都是经过孔子之手而成为经典，更因为它们的源远流长，是中华文化的无价之宝。诚如刘勰所说：“三极彝训，其书言经。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故象天地，效鬼神，参物序，制人纪，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者也。皇世《三坟》，帝代《五典》，重以《八索》，申以《九丘》。岁历绵暧，条流纷糅，自夫子删述，而大宝咸耀。”也就是说，“六经”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们本是“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孔子只是做了“删述”的工作，由此使这些经典更加大放异彩而已。
遗憾的是，近代以来的古史考辨，许多人并不愿意对“六经”的产生做民族文化的探源研究，却热衷于寻找在“六经”的文本中所遗留下来的后代文化印记，并把这些后代整理传承过程中留下的印记误当作这些经典最初产生时代的“实证”。于是，经过这样一番所谓的考辨，就把这些在漫长中华民族早期历史中形成的文化经典，全部变成了春秋战国甚至是汉代人的“著作”。这一认识，不仅不符合中国早期文献传承的实际，更不符合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历史。有幸的是，当下丰富的物质考古成果，正在为“六经”传承古老文化渊源和巨大的历史文化价值提供强有力的支持。百余年来，中国考古学界对于从旧新石器时代到夏商周三代的一系列考古发掘，基本上厘清了中华文明从原始村落到城市，从部族到国家，从石器的使用到铁器的铸造，从原始的灰陶到精美的青铜器，从早期的刻画符号到文字的成熟，从财产的共有到阶级的产生，从原始的信仰到大型的宗教活动等一系列从野蛮到文明社会的发展进程。仔细比较就会发现，这一考古学所构建起来的中华文明史链条，与中国早期典册文献中所勾勒地从五帝到夏商时代的历史进程基本是一致的。当代学人吃惊地发现，有关这些早期经典中的许多上古记载和传闻，竟然得到了考古发现的有力佐证。如甲骨文的发现，证明《史记》中所记的殷王朝先公先王的名字与之基本相同。这说明，司马迁关于殷商世系的记载曾经有可靠的史料作为依托。同样道理，司马迁关于夏代帝王世系的记载，我们也不能轻易否定。事实上，以二里头为代表的夏文化遗址发掘，学者们所依据的最初材料，就是《史记》等早期经典中的相关材料。其实，有关夏代的相关历史记载，在早期经典中相当丰富。《诗经•小雅•信南山》：“信彼南山，维禹甸之。”《大雅•文王有声》：“丰水东注，维禹之绩。”《大雅•韩奕》：“奕奕梁山，维禹甸之。”《商颂•长发》：“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鲁颂•閟宫》：“奄有下土，缵禹之绪。”《尚书》中的《禹贡》一篇，更是对大禹刊布九州、序列五服的详细记述。有关夏王朝的世系记载最早出现在《竹书纪年》。《竹书纪年》的写作时间不会晚于公元前3世纪早期，被发现的时间是在公元280年前后的西晋时期，司马迁写作《史记》时并没有看到，而司马迁的《史记》对夏王朝世系的记载与《竹书纪年》的序列基本一致。两者相参，我们认为，司马迁有关夏代的历史记载和《竹书纪年》，一定有更为古老的不为我们所知的文献作为依据。特别可贵的是，这些古老的有关夏代的历史记载，被2003年发现的一件西周中期的青铜器《豳公𪾔》所证实。这篇铜器铭文中有关“天命禹敷土，随山浚川”的记载，与《尚书•禹贡》《益稷》《商颂•长发》《山海经•海内经》等记载几乎完全相同。《豳公𪾔》虽然为西周中期之物，并不足以作为夏王朝曾经存在的实证，但是它却明确无误地告诉我们，有关夏禹的故事，早在西周中期之前就已经广泛流传，它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历史叙述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纳入了中华民族早期的知识与思想系统。《易•系辞下》曰：“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此说将《周易》的产生上推至传说中的包牺氏时代。今人多不以为然。但是，《周易》的符号系统的产生由来久远，却得到了近年来考古发掘的证明，如在1962年初次发现，后来经过多次发掘的河南舞阳贾湖遗址中，发现了距今约8000多年前的龟版，上有用于占卜的刻画符号。1979年在江苏海安县青墩遗址中发现了与殷商时期的数字重卦相似的刻画符号。1989年在安徽含山县凌家滩遗址中发现了刻有与八卦相类图形的玉片。这说明古人关于伏羲作八卦之说也并非出于凭空想象，可能来自上古时代的文化记忆。再如“三礼”中常常提到虞夏商三代之礼，并将其与周代之礼作比较。百余年来的考古发现，虽然尚不能对这些记载的情况一一复原，但是的确可以证明“三礼”的记载并非空穴来风，大都有历史依据。而百余年来的考古发掘则证明，中国古代礼制，在陶寺文明和二里头文化时期就比较成熟了，这两处考古遗址所对应的时代正好是虞夏时期。从“三礼”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最重丧礼，而中国早期的考古发掘，也的确以古墓的考古发掘成果最为丰硕，这恐怕并非是一种巧合，而是中国文化特点的共同体现。让我们感到惊讶的是，考古发掘的成果显示，其实中国古代的文明发展程度，比“三礼”中所记载的还要成熟。如《考工记》所讲：“有虞氏上陶，夏后氏上匠，殷人上梓，周人上舆。”而考古发掘证明，陶器的制作，远比有虞氏时代更早。早在新石器时代初始，就有了原始的陶器。《礼记•檀弓上》说：“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堲周，殷人棺椁，周人墙置翣。”意味有虞氏时代才开始出现瓦棺，到了殷代才有木制的棺椁。但是考古发现却说明，早在大汶口文化遗址中，就已经有了木制彩绘的棺椁。在山东临朐西朱封龙山文化遗址墓地中，还发现了重椁一棺的墓圹，形制已经相当复杂。可以说，当下考古学的丰富成果，让我们重新认识到了传世典册文献的巨大价值。如果说，在没有充分的考古学成果支持的情况下，以往的中国早期学术研究单纯依靠传世的典册类文献还不能对此做出很好的说明，那么，随着当代考古学的发展，我们现在完全有理由为以“六经”为代表的传世经典的历史价值来正名了。
百余年来的考古学成果不仅为“六经”的记载提供了更多早期实物证明，而且让我们重新思考“六经”的性质及其传承过程。它们向我们说明，“六经”不是后世的著述型文献，而是中华民族早期的累积型文献。“六经”所以为“经”，是因为积累了丰厚的中华民族早期的思想文化和精神文明，是对中华民族上古文明的传承。它们记载了许多中华民族上古时代的神话、传说、文学、故事，也记载了中华民族上古时代的风俗、习惯、宗教、伦理以及人的思想与情感。“六经”不仅是历史的记录，更是中华民族早期的文化记忆和思想建构，是中华早期精神文明得以形成的最终成果。这使它们和早期的物质考古形成了强大的互补关系，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之源。所以，我们不满足于物质考古，还要通过物质考古进一步探索人类精神文明所能达到的高度。物质考古依赖地下发现，精神考古以此为依托，同时还要依赖对中国早期文献的深度发掘。以“六经”为代表的中国早期经典，正是中华民族早期精神成长的历史结晶。它们的价值，因为物质考古的重大推进而得到更加鲜明的显现，是我们探索中华民族早期知识与思想形成的最大宝库，进行精神考古最可宝贵的材料。因此，立足现代的科学立场而建构一部中华文明史，结合百余年来的考古学成果，展开对“六经”为代表的早期书写的研究，是我们进行中华民族文化探源的重要使命。
作者简介：赵敏俐，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专项项目“中华文明与早期书写研究”（2022DZJZ025）阶段性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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