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结合”的主题化及其世界历史意义——马拥军

孔氏编

［摘 要］西方资产阶级开辟了世界历史，终结了中国古代“天下”的历史。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成功地把“天下史”引入了“世界史”。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党，也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是一条中华民族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走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再从全面小康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又是一条从中华民族共同富裕走向人类进步和世界大同的道路。从“中华小康”到“世界大同”的转变是在“两个结合”的指导下展开的。如果说，在中国道路的前半段，“第一个结合”有其突出重要的意义；那么，在它的后半段，“第二个结合”就由自发走向了自觉。“第二个结合”的主题化是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终结“人类社会史前时期”的利器。

［关键词］“第二个结合”；主题化；“古今中西”之争；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中坚持中国道路经验的哲学研究”（项目编号：22ZDA012）的阶段性成果。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党，也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党。”为了实现自己的使命，中国共产党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两个结合”的实践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就开始了，为什么直到建党百年才由自发上升到自觉？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的主要任务是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也就是必须首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然后才能虑及其他，而救亡图存和“两为两谋”的关键恰恰在于“第一个结合”。“第一个结合”没有排斥“第二个结合”。相反，“第二个结合”与“第一个结合”互为条件，只不过在“天下”破碎、中国“小康”尚未实现的时候，“大同”理想只是作为远景，“第二个结合”还没有得到主题化的处理而已。当时的中国对“小康学”的需要之迫切，远远超过“大同学”。到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任务已经圆满完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已经开启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命运已经与全世界、全人类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与“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正在成为一体之两面。从“两为两谋”到“四为四谋”的使命演进，把“第二个结合”的主题化提上了日程。“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的道路必然向“人类进步”和“世界大同”延伸。如果中国能够在21世纪中叶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上的“天下之中国”就必将成功转型为未来的“世界之中国”。届时，实现了“共同富裕”目标的中华民族，将可能通过人类命运共同体带动其他国家和民族建设小康社会，为终结“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实现世界大同准备物质条件。

一、“大同”“小康”与“人类社会”及其“史前时期”

众所周知，《礼记·礼运》篇记载了孔子对“大同”和“小康”的论述，认为“大同”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社会，而“小康”是“大道既隐，天下为家”的社会。孔子仰慕“大同”之世：“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但对于孔子来说，“大同”只是他的理想，在当时要达到“小康”很不容易。党的十九大报告和二十大报告对于民生建设的部署，从“两不愁”“三保障”，到七个“有所”，表明中国走向“共同富裕”的目标与孔子对大同理想的描绘是一致的。唯一不同的是，“天下”变成了世界。

与中国古代划分“大同”与“小康”相似，马克思划分了“人类社会”及其“史前时期”，并把后者称为“经济的社会形态”即广义的市民社会，而资产阶级社会则被当作狭义的市民社会。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把“人类历史”即广义的市民社会史看作“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认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在他看来，市民社会与人类社会的划分，是以共产主义作为中介的，而共产主义又表现为最先进的“私有财产”即资本的否定之否定过程。正是通过这一过程，“经济的社会形态”即由“经济人”构成的市民社会向“作为人的人和作为社会的人类社会”的过渡才成为可能。理解共产主义的中介性，关键在于明确“私有财产”概念。私有财产是共产主义的对立面，它的发展经历了众多历史阶段和形态。资本的私人占有制是私有财产的最高形态和最后阶段，它是在商品经济和货币制度的发展中形成的。“货币是一种外在的、并非从作为人的人和作为社会的人类社会产生的、能够把观念变成现实而把现实变成纯观念的普遍手段和能力”，资本则是能够自我增殖的货币，通过货币和资本制度形成的是资产阶级社会即狭义的“市民社会”。从资本的否定之否定角度看，“共产主义是作为否定的否定的肯定”，它是“人的解放和复原的一个现实的、对下一段历史发展来说是必然的环节。共产主义是最近将来的必然的形态和有效的原则，但是，这样的共产主义并不是人类发展的目标，并不是人类社会的形态”。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明确地划分了市民社会和人类社会两个阶段，指出“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人与动物的区别是“生产”和“个人彼此之间的交往”，其中作为谋生手段的生产活动被称作“劳动”。他们主张“迄今为止的一切革命始终没有触动活动的性质，始终不过是按另外的方式分配这种活动，不过是在另一些人中间重新分配劳动，而共产主义革命则针对活动迄今具有的性质，消灭劳动”。在这里，马克思和恩格斯指的是分化、分裂或分割的劳动，即分工（Division of Labor）。在他们看来，在共产主义之前的社会里，由于分工，人被局限于特定的活动范围，“而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由此，被局限于特定职业、特定谋生活动的劳动就转化为自由自觉的活动。如果说共产主义把劳动者从资本的统治中解放出来，那么，随着主体分工的消失和劳动的消灭，“作为人的人”将从从事谋生活动的劳动者的身份中解放出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把人的生活分为物质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四个层面，其中前三个层面属于人的社会存在，第四个层面则属于社会意识。马克思曾经讲“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他把不同的生产方式形成的社会称为“经济的社会形态”，“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 。这就是著名的“人类社会”及其“史前时期”的理论。

如果像《〈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那样，把以谋生劳动为基础建立的社会、把“经济的社会形态”作为广义的市民社会，那么，中国古代的“家”“国”“天下”秩序无疑具有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特征。但是，根据《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关于三大社会形态即“人的依赖关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自由个性”三个阶段的划分 ，中国并不存在作为第二大社会形态的市民社会。这是因为，第二大形态中的“物”并不是泛指通常意义上的劳动产品，而是特指货币和资本，“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社会特指资产阶级社会意义上的狭义市民社会。由于实行重本轻末、重农抑商的政策，中国商品经济虽然曾经达到很高的水平，但直到鸦片战争前，并未形成资产阶级社会意义上的“市民社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跨时代性，决定了要实现两者的结合并非易事。

二、开辟从乱世经小康到大同的道路

毛泽东指出：“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如果说，太平天国运动试图学习西方宗教、洋务运动试图学习西方经济，那么，戊戌变法学的就是西方的改良主义政治，辛亥革命学的就是西方激进主义政治。所有这些努力都失败了。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才接续了被打断的中国历史。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的结合经历了一个从“大同”下降到“小康”的过程。俄国十月革命以前，马克思主义是从欧美和日本传入的，被当时的中国先进分子称为“大同学”。孙中山所了解的马克思主义来自欧美，李大钊所研究的马克思主义来自日本。“在那时的中国人看来，俄国是落后的，很少人想学俄国。”孙中山要求加入第二国际而被拒绝，理由就是中国太落后，不适用第二国际的社会主义。李大钊反对江亢虎建立中国社会党，也是因为当时的中国太落后，尚不具备相关条件。

第一次世界大战彻底改变了这种局面。一方面，中国北洋军阀政府对德宣战，并成为战胜国；另一方面，俄国进行了十月革命，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本来，中国带着战胜国的自豪感参加巴黎和会，准备收回战败国德国在中国的权益。没料到，巴黎和会把德国在中国的权益交给了同为战胜国的日本，而列宁和托洛茨基则发表宣言，准备把沙皇俄国侵占的中国权益无偿归还给中国。“这时，也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十月革命前传入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被称作“大同学”，是因为受到“三世说”的影响，被与中国古代“大同”社会的学说联系起来了。当时中国连“小康”的水平都没有达到，所以，十月革命前传入的马克思主义虽然也影响了一部分先进分子，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尚处于萌芽阶段，更不要说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了。比较起来，“中国有许多事情和十月革命以前的俄国相同，或者近似。封建主义的压迫，这是相同的。经济和文化落后，这是近似的。两个国家都落后，中国则更落后。先进的人们，为了使国家复兴，不惜艰苦奋斗，寻找革命真理，这是相同的”。列宁主义传入中国以后，不仅李大钊和陈独秀“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改变了中国革命的政治布局，而且受到了孙中山的欢迎，推动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由此成为可能。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 。在这一意义上，列宁主义属于指导中国走出乱世、迈向“小康”的新马克思主义、东方马克思主义，即“马克思列宁主义”。因此，俄国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的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大同学”马克思主义，而是“列宁主义”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是“小康学”马克思主义。

孙中山认为当时的中国并不具备实现大同理想的条件，因此一开始并不赞同列宁的“共产主义”主张。他“节制资本，平均地权”的纲领更接近于第二国际的“社会主义”。只是因为列宁和苏俄是唯一“平等待我之民族”，孙中山才高举起“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大旗。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步实现了孙中山的民主革命纲领。当时的中国并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而是新民主主义国家。经过“一化三改”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国1956年底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然而，就生产力状况看，当时的中国并没有达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提出的那种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列宁称为“社会主义”阶段）的水平。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生产力水平比发达国家还要高。如果我们像十九世纪下半叶马克思主义刚传入中国时那样，把共产主义之后的社会称为“大同社会”的话，那么1956年底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中国，生产力连中等发达国家水平都没有达到，因此还不具备建设“大同社会”的物质基础，试图“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只能是一种空想。正是在生产力不发达的意义上，邓小平指出：“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但即使生产力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也只不过相当于十月革命前的俄国在世界上的地位。

由此可见，“第一个结合”的道路远比预想的更加曲折。如果说，身处生产力处于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俄国，列宁都无法照搬照抄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发达国家找到的通往共产主义的道路，那么中国就更是这样了。在生产力水平连中等发达国家都没有达到的中国，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无法照搬照抄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发达国家找到的通往共产主义的道路，甚至连俄国革命和建设的道路也无法照搬照抄。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闯出来的，而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或列宁和斯大林在地图上画出来的。毛泽东把列宁的“工农民主专政”思想中国化，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他认识到，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革命。邓小平把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和向社会主义迂回过渡的理论中国化，创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他认识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也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第二步才是变成发达国家，不能把生产力水平比发达国家还要高的社会主义当成衡量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的标准。不能“性急”，要“冷静地分析主客观方面的情况”；要承认自己的无知，敢于“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摸着石头过河。只有走完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现了共同富裕，才能进一步实现向更高阶段的跨越。

列宁曾经批评过“左”倾幼稚病，邓小平也批评了所谓“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性急”病。建设共产主义，哪怕是作为其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也需要创造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水平还要高的生产力。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第一个任务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中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后，发展生产力的工作做得不够好，“主要是太急，政策偏‘左’，结果不但生产力没有顺利发展，反而受到了阻碍”。在生产力落后的情况下谈论向共产主义过渡，只能是头脑发热的空想。邓小平后来批评说：“马克思讲的共产主义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社会。什么是按需分配？没有生产力的极大发达，没有物质产品的极大丰富，怎么搞按需分配？马克思主义讲的共产主义是物质产品极大丰富的社会。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要发展生产力，这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

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指出，当他们为发达国家找到通往共产主义社会的道路时，“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即“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中产生出来的。无论在十月革命时期的俄国，还是在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生产力和交往都没有达到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水平，因而共产主义还不是一种“现实的运动”，而是一种“理想”。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生产力水平比发达国家还要高，而俄国仅仅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他们的革命者还不得不探索是否可能不经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大峡谷”而向社会主义过渡。列宁的迂回过渡方案被证明是可行的。相比于俄国，中国连中等发达国家生产力水平都没有达到，因此，单就生产力水平来说，中国的社会主义“事实上不够格”。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要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首先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独立探索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之所以是共产主义“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是因为如果没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更是提出了著名的“两个决不会”的观点：“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只有当生产力发展到谋生活动不再必要，从而由谋生活动所决定的阶级对抗结束的时候，才有可能向共产主义之后的“人类社会”迈进。在生产力水平没有发展到这一步的时候，想单纯依靠阶级斗争去建设共产主义，单纯“以革命促生产”，是背离历史唯物主义的。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之后，阶级斗争已经不再是主要任务，应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不是以阶级斗争为纲。邓小平正是牢牢地抓住这一点，指出“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只有这样，才能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迈进准备物质条件。

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语境中，“小康”概念是邓小平首先提出的。根据邓小平的主张，党的十二大正式确立国民生产总值在1980—1990年、1990—2000年两个十年内各翻一番，到2000年达到总体小康水平的目标。所谓总体小康，是指多数人能够吃饱穿暖，不再为温饱问题发愁。党的十二大以后，邓小平进一步阐述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第一步在八十年代翻一番……达到五百美元。第二步是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一千美元。实现这个目标意味着我们进入小康社会，把贫困的中国变成小康的中国。……我们制定的目标更重要的还是第三步，在下世纪用三十年到五十年再翻两番，大体上达到人均四千美元。做到这一步，中国就达到中等发达的水平。”党的十三大把“三步走”战略的第三步确定为：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当时“中等发达国家”并没有一个公认的衡量尺度，所谓 GDP“人均四千美元”，是参考中等收入国家人均 GDP三千到一万美元的标准制定的。按照这个标准，“人均四千美元”在中等收入国家中仍然处于比较低的水平，相比超过一万美元的发达国家而言，生产力还很落后，因此仍然属于发展中国家。但在邓小平看来，只要始终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和“共同富裕”两条原则，中国就不会出现两极分化，更不会出现新的资产阶级，“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我们的人均四千美元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人均四千美元”。在没有两极分化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下，人均 GDP 达到四千美元，人民群众的日子就会比较好过，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可以发挥出来。

在党的十三大到十八大这一历史阶段，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个人的原子化现象不断发展，以原子式个人为基础的西方人文社会科学思潮影响日深，有人甚至提出了土地私有化、国有企业民营化、金融自由化的主张。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建设总体布局不断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顺利推进。2019年中国人均GDP超过一万美元，2020年底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更高标准下提前30年完成“比较富裕的小康社会”的建设目标。相应地，“基本实现现代化”和“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必然跟着调整。新的战略布局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修订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党的二十大把“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标准修订为“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标准修订为在发达国家中达到“中等”，而不再是在发展中国家中达到“中等”。到21世纪中叶，中国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变成地地道道的发达国家。所有这一切表明，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另一个重要的战略转折点到来了。

按照中国古代的观念，“小康”之后是“大同”。一旦“后小康时代”来临，“大同社会”的建设就提上了日程。由此，“小康学”马克思主义的任务基本完成，中国重新进入了“大同学”马克思主义的语境。由“小康”转向“大同”，显然是一个重要的节点，“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可能性：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此后，中国将面临全新的问题，无论是苏联和东欧，还是欧美和日本，都未曾解决这些问题。要想解决这些问题，除了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外，还必须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资源。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指出：“改革开放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划时代的，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是划时代的，开启了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新征程，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全新局面。”由于缺乏时代意识，很多人不理解两个“划时代”的转折意义：前一个“划时代”是调整过于超前的生产关系以及与之相应的上层建筑，使之能够适应落后的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后者则是调整过于落后的生产关系以及与之相应的上层建筑，使之能够适应发展了的生产力的要求。正是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带来的社会基本矛盾的变化，造成了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主要矛盾变了，解决主要矛盾的分析工具也必须跟着变。第一个百年的战略目标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已经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即共同富裕提上了日程。“共同富裕”已经超出了小康的标准，进入了大同的领域。从此以后，中国共产党不能再仅仅满足于“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而是必须把“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使命提上日程。理解了这一点，才能真正把握“新时代”的含义。否则，就不可能真正看到和理解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复兴的全局所带来的挑战和机遇。

三、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共同富裕”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超出了中国古代关于“小康”的设想，而且超出了当代西方关于福利国家和世界秩序的理论。它们与中国古代的“大同”理想和马克思设想的“人类社会”密切相关，因此只有通过“第二个结合”才能实现。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消除阶级对立、消灭国家、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准备条件，并不是乌托邦主义者的单纯道德要求，而是经济发展自身的内在要求。乌托邦主义者总是强调公平正义，把公平正义当成区别于“实然”的“应然”，这与马克思主义有着根本区别。在谈到公平正义问题时，马克思指出，阶级压迫和剥削是否符合正义，不是单纯的法权问题，而首先是经济问题；一种法权关系的内容，“只要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相一致，就是正义的；只要与生产方式相矛盾，就是非正义的”。随着生产方式的变革，公平正义的标准也必将发生变革。恩格斯则指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认为，阶级的存在是以生产力有了一定发展、而又发展相对不足作为前提条件的；随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阶级对立的客观物质条件将会消失。为此，恩格斯指出：“社会分裂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是以前生产不大发展的必然结果。只要社会总劳动所提供的产品除了满足社会全体成员最起码的生活需要以外只有少量剩余，就是说，只要劳动还占去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时间，这个社会就必然划分为阶级。在这被迫专门从事劳动的大多数人之旁，形成了一个脱离直接生产劳动的阶级，它掌管社会的共同事务：劳动管理、国家事务、司法、科学、艺术等等。因此，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由此，劳动时间就成为衡量物质财富的标准，而对劳动时间的占有，则成为衡量全部社会财富的标准。以往全部人类历史都是短缺的历史：粮食不够吃、衣服不够穿、房子不够住，因此必须建立一种制度，能够养活更多的人，生产更多的粮食、衣服、房子，让上层人吃得好一点、穿得好一点、住得好一点，让下层人能够吃饱、穿暖、有地方住。达到这一点，就是中国历史上的“盛世”或“治世”。这是小康社会的顶点。恩格斯指出，“社会阶级的消灭是以生产高度发展的阶段为前提的，在这个阶段上，某一特殊的社会阶级对生产资料和产品的占有，从而对政治统治、教育垄断和精神领导地位的占有，不仅成为多余的，而且在经济上、政治上和精神上成为发展的障碍”。在他看来，对于当时的发达国家来说，“这个阶段现在已经达到了”，发达国家面临的不再是短缺的问题，而是相对于劳动人民有购买力、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来说的产能和资本过剩问题。因此，关键在于如何提高劳动人民的购买力，把他们的生存需要和发展需要转化为有效需求。由此可见，“消灭阶级”和“实现共同富裕”并不是单纯的道德要求，而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不这样做，其必然结果是“在每次危机中，社会在它自己的而又无法加以利用的生产力和产品的重压下奄奄一息，面对着生产者没有什么可以消费是因为缺乏消费者这种荒谬的矛盾而束手无策”。相反，“通过社会化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这种可能性现在第一次出现了，但它确实是出现了”。到这时候，衡量物质财富和社会财富的标准将发生根本变化，建立在分配正义基础上的公平正义问题也将走向过时。

无论在马克思主义的语境中，还是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于大同和小康的设想中，财富指的都不是货币和资本，而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对象。这就意味着，在“第二个结合”的语境中，财富不限于物质财富，更不只是限于能用货币和资本衡量的财富。中国古代的盛世和治世理想强调“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为此，中国古代长期实行重农抑商政策，从而把商品经济限制在有限的范围内，把资本主义扼杀在萌芽状态。与此相反，西方文明从其源头古希腊、罗马开始，就有着浓厚的重商传统。恩格斯晚年把罗马法称为“商品生产者社会的第一个世界性法律”，认为“它对简单商品占有者的一切本质的法的关系（如买主和卖主、债权人和债务人、契约、债务等等）所作的无比明确的规定”，是近代发达的商品经济社会即资产阶级社会的一切法律体系包括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基础。中世纪的基督徒按照耶稣基督的教导，主张“钱不能生钱”，因此借钱不能要利息，否则会被污名化为“高利贷者”，反犹主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但新教徒认为“钱不能生钱”是对于人来说的；上帝是万能的，万能的意思是“无所不能”，因此如果上帝想让钱生钱，钱就能生钱。能够用钱赚钱的新教徒，被认为是得到了上帝的恩典，因此这些钱是用来荣耀上帝的，而不是供自己奢靡浪费的，由此形成了禁欲主义的新教伦理。正是因为如此，早在韦伯把资本主义精神与新教伦理联系在一起之前很久，青年马克思就把资产阶级社会即现代市民社会视为犹太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认为犹太人的本质即用钱赚钱的犹太精神“在市民社会得到了普遍实现，并已普遍地世俗化”，从而发展为资本主义精神。韦伯的所谓“新教伦理”，对于马克思来说，不过是犹太化了的基督教伦理而已。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国际社会，只能是一个“人对人像狼，国家对国家像狼”的世界市民社会，这是一个由原子式个人组成的，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自然共同体。

近代以来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形成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多元文化，都与“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与所谓“原子式个人”联系在一起。马克思和恩格斯则明确指出，“市民社会的成员决不是原子”，“原子是没有需要的，是自满自足的；它身外的世界是绝对的空虚，也就是说，这种世界是没有内容的，没有意义的，空洞无物的，正因为原子是万物皆备于自身的”。与此相反，人有需要，不仅生活在自然界中，因而不可分割地与食物、衣服、房子等生活资料联系在一起，而且生活在国家和社会中，因而必须与其他人产生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联系。只有得到满足这些需要的对象，即物质的、社会的、政治的和精神的财富，人才能成为“现实的个人”，否则就不过是“口头说的、思考出来的、设想出来的、想象出来的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社会、政治、文化表面上是原子式个人之间的意志自由的关系，但由于人首先必须谋生，而谋生的方式无非是要么通过货币和资本，要么通过出卖劳动，从而形成“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财富的统治表现为抽象的“物”即货币和资本的统治。为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揭露了所谓的自由、平等、博爱以及民主、公正、法治等价值观，指出它们不过是经济领域的货币价值观和资本价值观在社会、政治、文化等领域的理想化的表现。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无论是自由、平等、博爱还是民主、公正、法治，都是狭义的市民社会即资产阶级社会的价值观，都与“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价值体系联系在一起，因此不能简单地说它们是“虚假的”或“真实的”。倒不如说，它们对于资产阶级来说是真实的，对于无产阶级来说则是虚假的。在这一意义上，无产阶级革命并不是要实现“真正的”自由、平等、博爱和“真正的”民主、公正、法治，而是要消灭自由、平等、博爱，消灭民主、公正、法治。同样，不能把资产阶级社会和资产阶级国家简单判定为“虚假的共同体”。它们只是对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来说才是虚假的，对于资产阶级来说则是完全真实的。无产阶级不是要把资产阶级社会和资产阶级国家改造成所谓“真正的”共同体，而是要消灭资产阶级社会和资产阶级国家。只有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阶级国家的消失，消灭了阶级对抗的、作为人类社会的共同体才能建立起来。此后以货币和资本统治为基础的资产阶级价值体系和价值观将走向消失，新的、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为标志的价值体系和价值观将宣告诞生。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并不是泛指“劳动创造价值”，而是特指“相互对立的私人劳动所转化成的社会劳动创造商品的价值”。因此，“劳动创造价值”与“劳动创造财富”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命题。马克思明确指出：“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作为满足人的需要的对象，物质财富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而自然界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的源泉。商品不仅是使用价值，而且是价值，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两个属性。与此相应，生产商品的劳动也具有作为具体劳动的私人劳动和作为抽象劳动的社会劳动意义上的二重性。只有在私人劳动与其他私人劳动对立的条件下，才谈得上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意义上的“劳动创造价值”。在当今时代，越来越多的物质产品是由人工智能生产出来的。以色列历史学家赫拉利指出：如果全部使用人工智能进行生产，人类的经济价值就会彻底消失。不仅如此，高科技战争将是智能机器与智能机器之间的斗争，不再需要人类士兵。由此，人类的绝大多数将成为经济上和军事上多余的“无用阶级”，“21世纪经济学最重要的问题，可能就是多余的人能有什么功用”。他的回答是：没有用。届时，“无产阶级”的概念将失去意义，绝大多数人类将化为“无用阶级”。但在马克思看来，人的价值并不限于经济方面。相反，只是在市民社会即以经济人为基础建构的“经济的社会形态”中，人的经济价值才有意义。由于生活必需品的短缺，人不得不通过谋生获取自己所需要的生活资料，而占有生产资料的阶级，则迫使没有生产资料的阶级为自己劳动，由此形成阶级对抗。所谓“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无非是说，在通过整个“生活的生产”所形成的价值体系中，经济价值成为社会价值、政治价值和精神价值的基础。一旦进入过剩经济时代，随着阶级对抗消失，整个价值体系都将发生变革。人们不再用货币和资本来衡量万事万物的价值，更不用说人的价值了。“身价”将成为一个荒谬的词。一旦货币和资本失去作用，人不再作为经济人存在，“市民社会成员”“政治人”“意识形态家”等角色都将失去意义。“我们现在假定人就是人，而人对世界的关系是一种人的关系，那么你就只能用爱来交换爱，只能用信任来交换信任，等等”，这一切都不再能用钱去收买。

凯恩斯革命和罗斯福新政已经证明，相对过剩问题并不难解决，只要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改良，建立福利国家、福利社会即可。为了证明提振消费和需求拉动的可行性，当代西方经济学家甚至提出了“直升机撒钱”的理论，妄图通过所谓的“乘数效应”和“消费杠杆”解决产能过剩和资本过剩问题。与这些经济学家相反，凯恩斯认为随着经济由相对过剩走向绝对过剩，即人类对生活必需品的需要得到满足，不仅解决短缺问题的经济学将走向过时，自私自利的人性也必须从根本上加以改造。他认为：“经济问题并非是人类永恒存在的问题。”当对生活必需品的物质需要得到满足时，“我们就会改变意图，把精力投放在那些非经济的目的上去”。他的这一主张在资本主义世界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反倒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之后，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而不是把为赚钱而赚钱作为生产目的的中国，使得凯恩斯的预见成为可能。事实证明，只有马克思主义者能够解决凯恩斯所担忧的过剩经济的难题。同中国古代的“人文化成”思想一样，马克思曾经明确指出，世界上根本不存在永恒不变的人性，“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套用凯恩斯的话说，自私并不是人的本性，而只不过是短缺经济时代形成的一种病态的精神现象，它在资本积累的年代会变成“一种一半属于犯罪、一半属于变态的性格倾向”。凯恩斯幻想通过改良资本主义改变这种倾向，但他对当今时代的“那些富人们”即资本家，却又深感失望。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人性的改变是不可能通过改良的方式实现的。不仅资产者不可能自动实现自我改变；就是无产者，也不可能自发地实现“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而必须通过“革命的实践”来达到这一点，“因此，革命之所以必需，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能够推翻统治阶级，而且还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胜任重建社会的工作”。马克思之所以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解剖市民社会，正是由于他认识到，解决过剩经济问题，需要的是超越资本经济学的人本经济学；相对于传统经济学，今天这种新经济学又可以称为人文经济学。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习近平经济思想要解决的并不是历史上的短缺问题，而是新时代的过剩问题。针对经济新常态，习近平总书记先是提出了在国内“三去一降一补”、在国外建设“一带一路”的举措，后来提出了新发展理念、高质量发展、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等一系列要求。相应地，我国的全部制度，包括经济制度、社会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等等，都要服从和服务于解决过剩问题。这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发展的意义之所在，也是新时代的改革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和系统集成的根源之所在。由此就能够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的说明》中，谈到“关于确定全会议题的考虑”时，为什么首先要强调“这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的迫切需要”。与党的十三大确立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任务相比，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已经越出了“建成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现代化”等目标，现在的目标是党的二十大确定的“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回到自己的历史位置、实现共同富裕以后，下一步是带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奔小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者简介

马拥军，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刊发于《泰山学刊》202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