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的跨语际旅行——以辜鸿铭英译《论语》为例——沈乘风

孔氏编

《论语》一书是孔子及其弟子们的语录言行汇编，集中反映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的伦理、政治、教育、道德、文化等观念。作为对中国文化产生深远影响的儒家经典，自16世纪以来，《论语》的外文译本就不断问世。20世纪以来，《论语》的西文译本逐渐增多，其中仅英文译本就有十余种。作为中国近代的著名学者，辜鸿铭学贯中西，是最早英译儒家经典的中国人之一。他的英译《论语》以其对《论语》原文意义的准确传达，成为西方人认识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桥梁，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本文将以辜译《论语》为依托，通过对辜译《论语》中“礼”概念的不同英文表达的梳理，展现辜鸿铭在翻译时的良苦用心以及中英文本差别中的“微言大义”，进而丰富学界对辜鸿铭的既有认识——辜鸿铭不仅仅是“怪物”，更是饱含家国情怀的“文杰”。



辜鸿铭先生

一、辜鸿铭翻译《论语》的起因

在众多的外文译本中，理雅各的《论语》英文译本反响最为强烈，甚至被西方视为了解中国文化的标准读本。但是鉴于中西之间存在巨大的文化差异，西人翻译《论语》时，必定存在误解甚至曲解之处，这反过来会加深中西之间的既有隔阂，影响西方对中国文化的正确认识。基于此，痴迷于中华传统文化的辜鸿铭，积极投身于儒家经典的翻译活动，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纠正西方对中华传统文化的错误认知，向西方传播中国思想。

（一）不满前人翻译

辜鸿铭翻译《论语》，正是出于对理雅各翻译版本的不满。他在自己的《论语》英译本“序言”中，直言不讳地批评理雅各的文学训练不足，认为他“完全缺乏评判能力和文学感知力”，他只是“一个对中国经书具有死知识的博学的权威而已”，尽管理雅各的工作是严谨的，“但他却没能克服其极其僵硬和狭隘的头脑之限制”，使这些“死知识”活起来。辜鸿铭认为，即便是不懂中国文字的西方读者，在翻阅理雅各的译文后，他们也不会认为理雅各的《论语》英译本是多么令人满意的。［参见辜鸿铭：《英译〈论语〉序》，《辜鸿铭文集》 （下），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



理雅各英译《论语》书影

辜鸿铭认为，由于理雅各的思维受限，所以他的《论语》翻译不尽如人意。虽然理雅各的翻译能使从事该专业的研究者初步了解中华文明、了解中国人的道德力量，但是普通的英国读者在阅读理雅各的翻译后，一定会觉得十分古怪，就像他们看到中国人异于西方人的服饰装束，却并不会因此对中国人产生敬意。在这里，辜鸿铭初步表达了自己翻译的受众定位，即自己翻译的受众不仅是相关领域的研究者，还应包括一般（ordinary）的人群。这些“一般人群”不具备专业研究者的哲学或文学素养，也缺乏相应的知识储备，因此他们无法广泛阅读理雅各卷帙浩繁的翻译作品。即使他们能够读得懂理雅各的翻译文字，其对文本的理解也可能只是流于表面，因此，他们无法正确认识中国文化。

（二）传递文本价值

为了向西方大众正确传递《论语》这本书的内蕴价值，辜鸿铭决心作此翻译。《论语》作为一本管窥中国人智慧和道德的“工具书”，理应以一种更加鲜活而不是令人难以接受的面貌与西方读者相见。

为传递《论语》的内蕴价值，辜鸿铭确定了自身翻译的三项原则：第一，让孔子与其弟子像受过教育的英国人一样说话，让这个“英国人”能够表达和中国哲人一样的思想；第二，为了最大限度地去除陌生感，辜鸿铭尽可能地删去了《论语》中的中文特定词语；第三，为了便于读者理解，辜鸿铭决定引用读者可能熟知的欧洲作家的名言作为注释，并将之添加在《论语》中。辜鸿铭在其翻译中真正实践了这三项原则。辜译《论语》删去了绝大部分的孔子弟子名称，而代之以“a disciple”（一个信徒），并以席勒的诗句注解“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以歌德的诗篇注解“以约失之者鲜矣”。

（三）纠正西人偏见

辜鸿铭既对《论语》的至高无上地位表示推崇，也自信于自己的三项译法原则对《论语》的解构与重构。他形容自己的这本书是“消化过了的”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论合集，并赞扬《论语》是中国人的行动指南，甚至还引用马修·阿诺德的名言，力图在“序言”部分就吸引英国读者，让其感受到这本书对中国人的道德引领和这本书本身的重要价值。辜鸿铭试图以自己的翻译尝试来纠正西方人眼中不正确的中国文明形象，让西方人抛弃他们的偏见来正视中国人以及中国这个国家。

笔者下面将从辜译“礼”的多种翻译入手，着力分析辜译《论语》对“礼”等专有名词的不同译法，对辜译“礼”进行分类探讨的同时，发掘其翻译的微言大义，力求探讨辜鸿铭多样化翻译“礼”等专有名词的深层原因。

二、作为“行为艺术”“活动艺术”的“礼”

在辜译《论语》中，“礼”字多次出现，约达32次。而“礼/art（arts）”的翻译形式就多达11次。在《论语·学而》篇的“礼之用，和为贵”中，“礼/art（arts）”的译法首次出现。通过探究辜鸿铭在此处所作的翻译，我们可以有效感知他的翻译思想与个人情感倾向。

辜鸿铭在其英译本中，将“礼之用，和为贵”这句话翻译为：“In the practice of art,what is valuable is natural spontaneity.”（Ku Hung-Ming: The Discourses and Sayings of Confucius）辜鸿铭将这句话中的“礼”翻译为“art”，这是符合他的个人思想的，也暗合了他对《论语》的理解。在讨论“art”的5种内涵与其对应的中文时，他厘清了5个组合，确定了中文与英文“art”的对应关系，展现了中文的包容力量与中国语言是活文字且具有创造性的特点。在增加“礼”的内涵时，他认为“礼”是“行为艺术”“活动艺术”的“礼”，同时认为道德、文化应从内心而起，而非自外而来。所谓“贤贤易色”，就是真心以贤为贤，而不应在乎外表如何。



辜鸿铭英译《论语》书影

三、作为“文明”的“礼”

在辜鸿铭的英译本中，“礼/civilization”的译法主要出现在以下2处：

其一，《论语·为政》篇中的“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辜鸿铭将之译为：“The House of Yin adopted the civilization of the Hsia dynasty… The present Chou dynasty adopted the civilization of the House of Yin…”（Ku Hung-Ming: The Discourses and Sayings of Confucius）

其二，《论语·八佾》篇中的“夏礼吾能言之……殷礼吾能言之……”辜鸿铭将之译为：“I can tell you of the state of the arts and civilization during the Hsia dynasty… I can tell you of the state of the arts and civilization during the Yin dynasty…”（Ku Hung-Ming: The Discourses and Sayings of Confucius）

虽然在对“礼”这个汉字的解释上，《为政》与《八佾》两篇十分相似，但是在具体使用中，二者还是存在一些细微区别，这尤其体现在辜鸿铭对“礼”的翻译上。翟理斯是英国的汉学家，他曾著有《华英字典》（1892年出版），他在书中将“礼”解释为：“Ceremony; etiquette; politeness.Presents; offerings.Worship.”并附实例于其后，如“礼义：civilization”“礼仪：ceremonial”。（参见HerbertGiles: A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翟理斯的字典也将“礼义”翻译成“civilization”，可见辜鸿铭将“礼”译为“civilization”的这种翻译不是标新立异之举。辜鸿铭的“civilization”一译，既在相当程度上表达了“夏礼”原意，同时又未偏离其翻译准则——从西人角度看《论语》。

四、辜译《论语》中“礼”的其他翻译方式

（一）作为“判断”的“礼”

作为“判断”（judgment）的“礼”于全书约有5次出现，现举一例如下。

《论语·卫灵公》曰：“（君子）礼以行之。”辜鸿铭将之译为：“He carries it out with judgment and good sense.”（Ku Hung-Ming: The Discourses and Sayings of Confucius）

“礼以行之”即“以礼行之”，也就是按“礼”的要求去做事，也可理解为按“判断与理智”做事，就是在做事时要符合“civilization”，即“举止优雅得当”，符合“各项制度”。而辜鸿铭在此处将其简化为“judgment and good sense”，这就是从西方一般读者的角度考虑的，力求翻译得浅显直白。

（二）作为“仪式”的“礼”

作为“仪式”（propriety/forms）的“礼”于全书约有7次出现，现举一例如下。

《论语·为政》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辜鸿铭将之译为：

When his parents are living, a good son should do his duties to them according to the usage prescribed by propriety; when they are dead,he should bury them and honor their memory according to the rites prescribed by propriety. (Ku HungMing: The Discourses and Sayings of Confucius)

在这里，辜鸿铭将“礼”翻译为“礼节”，认为：作为一个好儿子，当父母在世时，他应该按照礼节规定的方式来为他们尽义务；父母去世后，他也应该按照礼节规定的仪式来安葬和纪念他的父母。辜鸿铭的翻译浅显直白，这是和他的翻译思想相一致的。

（三）作为“尊敬”的“礼”

作为“尊敬”（honour）的“礼”于全书约有2次出现，现举一例如下。

《论语·八佾》曰：“君使臣以礼。”辜鸿铭将之译为：

“Let the prince,” answered Confucius,“treat his public servant with honour.”(Ku Hung-Ming: The Discourses and Sayings of Confucius)

在这里，辜鸿铭灵活地将“礼”翻译成了“尊敬”。“礼”之所以存在，与人们想要表达“尊敬”之意不无关系。而“尊敬”一词较“礼”，又更为具体直白，更能传达文本的思想内涵。

（四）作为“礼貌”的“礼”

作为“礼貌”（courteous）的“礼”于全书约有2次出现，现举一例如下。

《论语·学而》曰：“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辜鸿铭将之译为：“But better still it is to be poor and yet contented;to be rich and yet know how to be courteous.” (Ku Hung-Ming: The Discourses and Sayings of Confucius)

在这里，辜鸿铭将“礼”翻译为“礼貌的”，这是表明施“礼”的目的，即行“礼”表达礼貌。通过揭示“礼”的目的，辜鸿铭又一次将文化负载词“礼”的内涵浅显地表达了出来。

（五）作为“教化”的“礼”

作为“教化”（education）的“礼”于全书约有4次出现，现举一例如下。

《论语·为政》曰：“齐之以礼。”辜鸿铭将之译为：“Maintain order by encouraging education and good manners.” (Ku HungMing: The Discourses and Sayings of Confucius)

在这里，辜鸿铭将“礼”译为“教化”，强调了“礼”本身的约束性，即“礼”用于约束个人行为，使之不逾矩。这种翻译方式，老妪能解。

“判断”是“礼”的行事准则，“仪式”是“礼”的具体表现，“尊敬”是“礼”的意义，“礼貌”是礼的目的，“教化”是“礼”的约束性质：此五者分别从五个角度阐释了“礼”之一词。通过辜鸿铭的巧妙意译，使西方人困惑的“礼”得以通俗化，这是辜译本的显著特点和独特贡献。

五、辜鸿铭翻译“礼”的文化自信

辜鸿铭没有盲目推崇西方汉学家，而是勇于贡献自身力量进行本国典籍翻译。理雅各认为，“礼”很难翻译。辜鸿铭则用自己的作品证明，“礼”虽然不好翻译，却是可以翻译的；“礼”不仅是可以翻译的，还是可以表达“行为艺术”“活动艺术”等更多意义的。

辜鸿铭没有盲从理雅各等西方汉学家，他发现理雅各的翻译版本中确实存在一些不合适的地方。例如：在翻译“礼之用”部分时，理雅各强调，“礼”在这里指的是“合适的、适当的事物”（what is proper），并进一步指出，“礼”就是“事之宜”，指的是恰当事物（the fitness of things），也就是理智在我们向上级或向别人履行职责时要求我们做到的事情。（参见James Legge: The Chinese Classics,Vol.I）理雅各在这里出现了一个失误。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孟子集注》卷一一中写道：“义者，行事之宜，谓之人路。”同样，在《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卷一中，朱熹也为“礼之用，和为贵”部分作了注释：“礼者，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也。”朱熹提出，礼是天理的礼节、人事的礼仪，礼是一切事物需要遵行的制度。所以，理雅各认为“礼”就是“事之宜”，这实际上是错误的。当然，理雅各确实如辜鸿铭所言，“严谨细致”。所以，理雅各在后面补充指出，英语中的“ceremonies”贴近“礼”的意思，而这种翻译恰恰贴合了朱熹所注释的“节文”与“仪则”。理雅各作为权威汉学家，不是人云亦云，而是自己分辨，甚至如同辜鸿铭一样“自立门户”，这是值得赞叹的。

在《中国人的精神》中，辜鸿铭专列了“中国语言”一篇。辜鸿铭评价中国文学道：

要想体会这种中国文学——用极其简明的语言表达深刻思想和深沉情感的文学——你必须去读希伯莱圣经。希伯莱圣经是所有世界文学中最深刻的著作之一，然而它的语言却极为简洁。［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中国语言》，《辜鸿铭文集》(下)］



《中国人的精神》书影

辜鸿铭认为，中国语言以简明扼要的形式承载了具有深刻内涵的中国文学，与之类似的是希伯莱语。从这里可以看出，辜鸿铭的文章受众仍是以西方人为主，同时，辜鸿铭也相信中国语言的光辉灿烂。即便希伯莱《圣经》与中国文学类似，具有简洁明了而内涵万千的特点，但希伯莱语和古希腊语在如今使用度都不高，而中国语言却仍是一种活生生的语言。比起古希腊语那样的“死语言”，为人使用、依旧流通的中国语言是独一无二的。这样一种语言，当然是值得维护的。辜鸿铭在其字里行间都流露出他对使用中国语言的自豪与维护中国语言的决心。辜鸿铭对中国汉字的推崇正如他对《论语》的推崇，是一种近乎极端的支持与迷信式的热忱。辜鸿铭论及“活文字”与“死文字”，与其在新文化运动中与胡适等人的“笔战”是分不开的。辜鸿铭在其“笔战”中竭力维护中国文字，认为文言是具有创造性的活文字，能够产生新的、活的文学。他还认为，“好的中国文言的特征之一，就在于它语言是高雅的”［辜鸿铭:《反对中国文学革命》，《辜鸿铭文集》 （下）］，具有艺术的美，并且风行于世。笔者同样认可中国文字在世界文字范围内的独特地位与文化价值，但辜鸿铭面对新生的新文化运动，不能理性看待，反而忽视了民众的力量，不愿开启民智。哪怕辜鸿铭承认，当时中国90%的人都不识字，他也认为，如果这90%的人全部认字甚至通晓英语，那我们则无法再自信说出：“我们是中国。”［辜鸿铭:《归国留学生与文学革命》，《辜鸿铭文集》(下)］辜鸿铭认为，识字多寡并不是受教育多少的标准。因为按照《论语》的标准，竭力奉养双亲、忠心辅佐君主、诚信对待朋友，这才是充分接受教育的表现。辜鸿铭认为，中国百姓浸染在《论语》之下，按此行事，虽然表面看似“未学”，但实际才是真正的“学矣”。在这里，他偷换了学习教育的概念，刻意忽视了当时国人受教育水平低下的事实，假借《论语》反对新文化运动的文学革命。辜鸿铭的这些主张，是与时代潮流背道而驰的。

结 语

理雅各翻译的《论语》晦涩，激起了辜鸿铭独立翻译《论语》的想法。在翻译过程中，辜鸿铭确定了“尽可能删去专有名词”和“一词多译”等翻译准则，“礼”的翻译便是其中一个代表。作为“行为艺术”“活动艺术”的“礼”强调了“礼”的“艺术”成分；作为“文明”的“礼”强调了“礼”的“社会秩序”意义。而作为“判断”，“礼”是行事准则；作为“仪式”，“礼”是“仪式”的具体表现；作为“尊敬”，“礼”是“尊敬”的意义；作为“礼貌”，“礼”是“礼貌”的目的；作为“教化”，“礼”是“教化”的约束性质。辜鸿铭用“礼”之翻译的多样性注解了汉字“礼”，表达了他个人对《论语》“礼”的独特见解，较为顺利地完成了“礼”一词的翻译任务。

就其所处时代的英语词义发展而言，辜鸿铭对“礼”的英语翻译比较确切，表达了“文明”作为“社会秩序”的含义，与同时代汉学家翟理斯的看法不谋而合。就其所处时代而言，辜鸿铭是完整翻译并出版《论语》英译本的第一华人，其眼光之长远与文化之自信，令人震撼。所以，把辜鸿铭狭隘定义为一位文化保守主义者，恐不全面。就辜译《论语》而言，这样一本专为西方人准备的《论语》教科书，能以跨世纪的眼光看待经典文化的重要地位，并试图改变西方对中国的偏见误解，既是翻译，也是实验，更是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