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构建——曹景年

孔氏编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坚定文化自信的首要任务，就是要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深刻总结五千多年中华文明的丰硕成果，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实质，是坚定文化自信的基本要求。孟子说：“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孟子·告子上》）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首先要抓住最核心、最重要的部分。李学勤先生说，国学的核心是儒学，儒学的核心是经学。经学是中华传统学术的主流，《十三经注疏》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重要的经典。近代以来，经学遭到前所未有的批判，这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今天，站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高度，有必要重新省思经学的历史作用和时代价值。将经学放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的总体格局中，我们可以发现，经学是塑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力量，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所以“优秀”的重要保证。



《十三经注疏》书影

一、经学确保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正确发展方向

在经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虽然经书范围多有变迁，如“五经”“六经”“七经”“九经”乃至“十三经”，经学流派也此消彼长，如今文经学、古文经学、汉学、宋学等，但经学作为一个学术体系，其基本价值取向是始终未变的，那就是对和谐的追求、对至善的向往，正是这一价值诉求，确保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

和谐即安定，包括人与人的和谐、人与国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乃至国家与国家、族群与族群之间的和谐。翻开“十三经”，从《周易》强调的阴阳和谐，到《尚书》的“协和万邦”（《尚书·尧典》），再到《诗经》“宜室宜家”（《诗经·桃夭》）的家庭和美、《论语》的“和而不同”（《论语·子路》），都在诉说着“和”的重要性。常有人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起于忧患，而这种忧患很大程度上就是针对不和与战乱的。千百年来，经学中的和谐观念一直在无形中引导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对于安定人心、稳定社会、和解纷争、消弭战乱起到了巨大作用。

至善是经学的终极目标，《大学》明确提出“止于至善”，而《周易》中的“元亨利贞”、《礼记》中的“大同”、《论语》中的“至德”和“天下归仁”、《中庸》中的“天地位”“万物育”，都是对至善含义的诠释。对个人来说，至善是“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圣人境界；对国家来说，至善则是刑措不用、百姓安居乐业、路不拾遗的圣治境界，是《礼运》说的“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的大同境界。至善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立足现实又追求超越的突出特征。它引导个人为追求完美的道德和人格境界，而孜孜不倦地改过迁善、提高自我；引导国家为实现善治，而不断改革弊政、创新发展。至善的崇高理想，使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能够始终向上走，日趋于光明，日进于伟大。

经学不但正面强调和谐、至善的理想目标，更对一切偏离和谐、至善的思想和行为进行“拨乱反正”，《春秋》学就是最典型的代表。孟子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以孔子为代表的历代《春秋》学家，通过对历史的重新书写和阐释，贬斥暴乱、批判邪恶，从而达到维护秩序、肯认价值的目的。总而言之，和谐、至善的目标理想通过一代代的经学教育，内化为所有中国人的基本追求和内在向往，促使士人君子为之孜孜不倦，奋斗终身。从这一点看，经学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引领者，其始终确保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二、经学塑造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优秀品格

经书是中华上古先人智慧的结晶，经学是历代中国最优秀学者的精神硕果，其中蕴含着深刻而丰富的哲理。经学所构建的一整套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对于塑造中华民族的优秀品格起到了关键作用。这些优秀品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仁民爱物、礼敬有序和自强奋进。

如果说用一个字来概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特色，那么这个字应该是“仁”。“仁”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哲学和伦理学范畴，在西方语言中找不到能完全对应的词汇。“仁”是中国经学的根本要义，《论语》以“仁”为“爱人”，《孟子》把“仁”作为人之本心，为仁学的发展定下了基本格调。《周易》“复卦”之“一阳来复”，代表着天地生物、爱物之心，也代表着圣人的仁民爱物之心，故其《彖》云：“复，其见天地之心乎！”《尚书》强调的保民、爱民，是“仁”在政治层面的体现。《诗经》所代表的诗教传统，其宗旨就是通过吟诵诗句感发人的仁爱之善心。“仁”与“人”同音。中国人认为，仁爱是做人的基本准则，并把“仁”落实到生活的方方面面。爱子女、爱父母、夫妻相爱，这是家庭之“仁”；爱朋友、爱他人、尊老爱幼，这是社会之“仁”；爱尊长、爱万民，这是政治之“仁”；放而大之，爱天地万物、爱草木鸟兽、民胞物与，这是天地之“仁”。中华民族所具有的溥博仁心，是天地间的一股浩然正气，也是中华民族能够长期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底气。

“礼”的核心精神是谦让和秩序，是各安其位，各自承担好自己的角色和责任。礼学是经学的核心，《汉书·礼乐志》称“六经之道同归，而礼乐之用为急”，南朝皇侃认为“六经其教虽异，总以礼为本”（《礼记·经解》疏引），民国著名学者曹元弼则正式提出“六经皆礼”之说，可见“礼”与经学的密切关系。与“礼”有关的经书就有《仪礼》《礼记》《周礼》三部，其他各经也大多与“礼”有关，尤其是《春秋》强调名分，更是“礼”的最鲜明体现。“礼”在中国人的文化和生活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古人所谓“发乎情，止乎礼”，中国人对“礼”的强调和重视，使家庭得以美满，社会得以和谐，国家得以安定。经学对“礼”的高度重视，造就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礼敬有序的基本品格。

自强奋进是一种斗争精神和进取精神，是与不完美之自我、不完美之现实斗争的精神，是不断追求进步、追求完美的精神。《周易》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乾卦”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奋斗不息精神的重要表征。《大学》引汤之《盘铭》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诗经·文王》说“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春秋》学中有据乱、升平、太平“三世说”，鲜明地体现了追求进步、日臻完善的精神姿态。《左传》提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说，就是激励人们，人生在世要有一番作为，要对得起自己的生命。“立德”，则成为君子圣人；“立功”，则有功于当世，有功于人民；“立言”，则著书立说，教育万世。自强奋进的精神，发之于经书，普及于人群，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底色。



“真三不朽”匾额

二千多年来，中华民族在经学思想的普及和熏陶下，塑造出仁民爱物、礼敬有序和自强奋进等优秀品格，并在此基础上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

三、经学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前进的重要动力

经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崇尚权威，但在其发展过程中，多元化反而成了常态，这源于经学中的一个基本理念，即经书去圣日远，大义难明，每一位解经者受其能力的限制，都不能完全把握其中的微言大义，因此经学应该广存众说，而不应定于一尊。古人常把“解经”比喻为射箭和捕鸟，把“经书大义”比喻为鹄的和鸟雀，射的箭越多，张设网罗越多，射中靶心和捕到鸟的可能性就越大。明代娄坚曾说：“昔者闻通儒之论，以谓圣人之经宜存众多异同之说，以待读者之自得。”（娄坚：《学古绪言》卷一《重较四书集注序》）这意味着，诠释经书不能墨守前人成说，需要解经者不断创新和发展，没有绝对的权威解释，只有不断发展的解释。正因如此，经学才能迭见新说，从而形成一部流派众多、精彩纷呈的经学史。正是在经学发展的推动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得以不断迈向新阶段，结出新硕果。

萌芽于“三代”，经儒家学派整理形成的“六经”，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第一次大结集。春秋战国诸子百家著书立说，无不以经书为基本资源。秦汉时期，经学正式创立，汉人以经术治国，汉代的雄风和灿烂文化，无不渗透着经学的影响。下至魏晋南北朝，经学与道家、玄学、佛学相互融合、相互促进，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到一个新的境界，并造就了隋唐盛世。宋代以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保持宏大发展格局的同时，也日趋走向精密，产生了长于思辨的宋明理学，陈寅恪先生称之为中华文化发展史上的“一大事因缘”。而理学的产生又与经学的转型密切相关，是儒家学者们由“五经”转向“四书”，并对“四书”进行创造性诠释的结果。尤其是朱熹通过诠释“四书”，建立了影响深远的理学体系，而王阳明则在反思朱熹“四书学”的基础上，通过重新诠释《大学》，建构了心学思想体系。今天来看，无论理学还是心学，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耀眼的璀璨明珠，其影响不仅及于本国，更是广泛影响了东亚乃至西方世界。明末清初，在理学弊端逐渐显现的时候，顾炎武提出了“经学即理学”的观念，推动经学向实理之学回归，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求真、求实。到清乾嘉时期，回归经书、以文本研究为中心的考据之学大兴于世，考据学不仅对传统典籍进行了全面整理和研究，而且其研究方法也已经具备现代科学精神的萌芽。总而言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每一次大发展、大转型，都与经学的发展有密切关系，都是人们不断返回经书，重新启迪灵感、发现智慧、寻找道路的结果。



朱熹画像

经学的发展历史表明，经书不是僵化的教条，它“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来自对自然现象的细致观察，对社会生活的真切体验，对人性本身的自我反省，是天下万世人心之所同然者。正因为如此，经书才能成为一代代学者学习、研究和阐发的对象，成为中华民族智慧的源泉，也是世界文明宝库中的重要财富。今天，经学研究方兴未艾，我们应该倍加珍惜这一精神财富，充分汲取其中的文化智慧，阐明其中的精神价值，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具有中国本色的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