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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骁骥
“四月是最残忍的一个月”。我想，虔诚的“哥迷”们或许最能体会到艾略特诗句中的凄悲。6年前的愚人节傍晚，张国荣在香港文华东方酒店24楼纵身一跃，结束了46年的绮丽人生。其实，不仅仅是“哥迷”们，即便像我这样对于香港娱乐圈的是是非非略显“木讷”的人，每年这个时候也不难从网络、电视、报刊之中寻觅到张国荣的影子：泪水、花圈、文字、塑像、纪录片、追思会、艺术展，乃至如今韩国举办的电影节。如此多的人用如此多的形式来怀念一位明星，本身就说明了被怀念的人对我们生活的影响力，同时，我们也可从中窥知“歌（哥）迷文化”在今天的某些面向。
与一般明星的“身死”有所不同，张国荣的去世不单单是一桩新闻事件，更具有一种文化上的象征意味。洛枫在新近出版的《张国荣：禁色的蝴蝶》一书中深入解读了这一文化现象背后的“语境”。她注意到，很多在张国荣生前对其毫无认识的群众，却在2003年4月之后成为张国荣的追随者，而且数量与日俱增。洛枫将这种独特的“后荣迷”现象解读为“纪念”在文化上的一种“延展”，而网络时代讯息的快速传播更将这种延展升华为“仪式”。唯其如此，这种纪念才称得上一种“文化”，这样的“哥迷文化”才值得我们去纪念。
书中，洛枫将张国荣的一生描述为香港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大众文化变革的缩影。对于很多“哥迷”来说，张国荣的银幕形象早已成为个人心灵史的一部分。而在他经历艺术与人生的浮沉之际，香港也经历了电影的“新浪潮”，电视工业和唱片工业的转型。在这一时期，张国荣成功地利用香港媒体的转型，引领着时尚和大众文化的风气之先。
不过，媒体转型不可避免的副作用便是传媒“小报化”，这以1995年张国荣复出歌坛为分水岭。此前，香港的娱乐新闻着重消息的发放，对张国荣的报道也相对地集中于电影及音乐作品的讨论。然而在1995年之后，香港报刊开始出现话题性的报道，其中“壹传媒(0.84,0.00,0.00%)”的记者更开始针对他的私生活穷追不舍，或明或暗地肆意扭曲他的言谈与形象，至千禧年的“热·情演唱会”更达至嘲讽的高潮。讽刺的是，这次受到香港媒体“道德地”挞伐的演唱会，却在日本等外媒得到截然相反的评价。这让人不禁为我们的媒体生态而唏嘘。
“成也传媒，败也传媒”，媒体催生了偶像，但同时也具有毁灭他们的力量，“媒介杀人”更是无声无臭的利器。以“大众知情权”作为糖衣的包装，实则行愚弄大众、误导舆论之事，一度被香港的传媒视作理所当然。因此，寄生传媒的“道德家”们对张国荣不公正的谴责，直到他自杀之后也未停息，甚至一度愈演愈烈。事后张国荣的伴侣唐鹤德在《明报周刊》上破例开腔，请求传媒勿再以文字、语言对张国荣进行“鞭尸”；歌手梅艳芳等人更公开要求“还哥哥一个公道”。
布迪厄（Bourdieu）曾将文化描述为可以像经济制度一样运作，对资源进行不平等分配的制度。它通过与大众媒体的配合，建构了一种所谓的“高雅”文化，并使之与那些没有获得社会合法性和社会机构支持的“大众文化”区别开来。洛枫无疑是赞同这一观点的。张国荣通过表演和歌唱而创造出的那个无性别差异的“伊甸园”，显然不见容于社会文化中强大的“习惯势力”。由此，受所谓正统思想“潜移默化”的媒体对张国荣刻意的抹黑便是在所必然的了。
香港填词人林夕在悼念张国荣的文章《四月一日之后》中写道：“从一九九五年他复出乐坛开始，我替他打造了大量不同风格的歌词……我忽然很内疚，写下了那么多勾引听众眼泪的歌词，究竟对这个世界有什么意义？”
读到这段话的时候，我感到历史似乎总带有某种“后知后觉”。如今人们对张国荣的纪念比什么时候都热烈，仿佛宁愿相信他从未离我们远去。然而，却绝少有人严肃地追问：张国荣的离去“对这个世界有什么意义”？显然，洛枫在书中尝试了这一“追问”并给出了她的答案。但与谋求“改变”相比，她更希望我们进行反思：在文化的意义上，世间再无张国荣。只有意识到这一点，对于他，我们才可能学会以一种“文化”的方式来纪念。
（《张国荣：禁色的蝴蝶》 洛枫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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