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医困局 如何破解？（文化资料）

王氏整理

肩挑农民医疗卫生保障的重任，却处于年龄老化、知识陈旧、收入微薄、后继乏人的境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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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开展的“寻找最美乡村医生”大型采访活动，使扎根基层、执着奉献的村医群体引起了社会的关注。但人们在道德褒扬最美村医的同时，却不知道由于这支队伍系农民身份，在工资、养老等方面缺乏保障，处于年龄和知识结构老化、收入微薄、后继乏人的困境。国家实施医改后，与农民“零距离”的村医被寄予“村民健康守护者”的厚望。由此，设法帮助这一群体走出现实困境，让他们“定下心、稳住根”，踏踏实实为农民提供医疗卫生服务，是确保医改取得成功的重要基础。

3月13日，太原市迎泽区郝庄镇孟家井村老村医张巧花在银行一刷工资折子，发现市财政发给自己的562.5元养老生活补贴如期到账。“做梦都想不到，咱也能像城里上班人一样领到退休金。”她激动地说。

发生在张巧花身上的开心事，得益于太原市新近出台的乡村医生退养机制。根据这项政策规定，为省城农村医疗卫生事业服务25年以上、年满60周岁的319名村医，每人每月将领到不低于当地职工最低工资额一半的生活补助。

然而，像太原这样将村医退养以制度形式固化下来的，在全省唯此一家，即便放眼全国也寥寥无几。在我省更多的地方，由于村医仍系农民身份，没有工资、养老等方面的保障，不仅造成了这支队伍长期人心不稳定、工作不积极、吸引力不强，影响到基层医疗服务的质量，也使农村医疗保障网络的“网底”面临“人走网破”的窘境。

19%与11%的尴尬

3月14日一大早，当记者来到太原市尖草坪区呼延村卫生室时，82岁的老村医王治明正在给患者看病。不一会儿，另外两名村医——61岁的王天俊和63岁的王根柱也走了进来。

作为村卫生室的老村医，“三王组合”至今已经搭了40多年的“班子”。王天俊说，自己和王根柱没上过医科学校，看病救人的技能源自王治明早年手把手的传授。

三位老村医看起病来认真负责，这一点远近闻名。但一名在村卫生室开了两盒感冒药的青年村民，走出门后却悄悄地对记者说，自己除了偶尔来买点头疼脑热的药片外，很少到这里看病。“因为他们毕竟年事已高，又都不是科班出身，对先进医学知识掌握得少。”

呼延村“三王组合”是我省村医队伍现状的一个缩影。记者在调查中注意到，年龄与知识结构老化是当前全省村医队伍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

据省卫生厅统计，全省共有村医4.4万余人，其中60岁以上的比例高达19%，这些人多系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从业的 “赤脚医生”，而年轻村医则寥寥无几，以太原为例，全市1622名村医中30岁以下的不足7%。

从学历看，情况同样不容乐观。在全省村医队伍中，无学历的占23%，中专学历的占66%，大专以上学历的仅占11%。而且即便是拥有中专学历的村医，真正毕业于全日制中专的也不多，大多只是参加了中专视频学历教育。

在调查中，不少乡村干部忧心忡忡地表示，近年来，尽管我省通过开展农村 “十个全覆盖”工程，实现了村卫生室全覆盖，但村医队伍年龄与知识结构老化的问题十分突出，如果不及时补充“新鲜血液”，将面临难堪重任乃至“有室无人”的窘境。

行医一年，不如握把瓦刀

58岁的王金保是平顺县秦光村唯一的村医，他常为“接班人”问题犯愁：“卫生室的年轻村医换了好几茬，根本待不住。”

造成村医队伍后继乏人、青黄不接的症结何在？

业内人士的普遍看法是：这支队伍虽然拥有正式的行医资格，身份却是农民，缺乏工资、社保等方面的保障，必然导致人心不稳定、工作不积极、吸引力不强。

目前，村医的收入由三部分构成：一是2010年国家实施基本药物制度改革后，药品实现了零差率销售，财政开始按各村卫生室的服务人口数量发放基本药物补贴；二是政府下拨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三是为村民提供打针、输液等医疗服务后收取的诊疗费。据测算，根据现有的国家补助标准，一个服务1000口人的村级卫生室年收入约2万元。“乍一看不低，但多数村卫生室不止一名村医，这笔钱得大伙分。更何况我省的不少偏远山村人口稀少，当地村医的收入要远低于这一水平。”省卫生厅农村卫生处处长侯冬梅说。

省政府曾明文要求普通村医月收入不得低于400元，大学生村医月收入不低于800元，不足部分由财政补齐。但事实上，一些地方限于财力，政策并未“落地”，而且这笔微薄的收入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村医的窘境。

退出机制不畅是堵在村医心头的又一块“巨石”。64岁的汾阳市后庄化村村医田兴瑞说，40多年前，自己成为一名“赤脚医生”时，本村的李维兰也当上了民办教师。如今，由“民办”转“公办”的老李退休后每月可领取养老金2400多元，自己却还得像年轻时一样忙碌，否则就断了收入来源。

“行医一年，不如握把瓦刀，而且到老还有后顾之忧，这怎么可能对年轻人产生吸引力呢？”为了维持生计，汾阳市南浦村老村医王殿高不得不一边行医、一边种地，他感慨地说：“如果年轻十岁，我早弃医打工去了。”

破解困境呼唤政策给力

国家实施医改后，作为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的“网底”，村医肩上的担子变得更重。他们不仅担负农村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治，还承担起了全村人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等职责。

“帮助村医走出困局，让这个职业变得具有吸引力，绝不仅仅关系到他们自身的利益，更事关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长远发展。”侯冬梅说。

近年来，为了建立一支素质高、留得住、干得好的村医队伍，我省一直在积极探寻破题之策。根据省政府的要求，全省乡村医生从去年起在岗期间可享受到每人每月30元的“新农保”缴费补助。前不久，太原市在全省率先打出了一整套的政策“组合拳”，内容包括建立乡村医生退养机制、实施“大学生村医”招聘计划、财政出资启动“农村定向中专医学生免费培养项目”、进一步提高乡村医生待遇等。由于这一揽子政策立体化、全方位地剑指村医困境，其未来成效被业内人士普遍看好。

在业内人士看来，“太原模式”带来的启示是，破解村医困局是一项须通盘考虑、多措并举的系统工程。其着力点一是培训提高素质，帮助村医不断提高业务水平和服务能力；二是疏通退出渠道，切实解决村医的后顾之忧；三是引入“新鲜血液”，通过改善工作环境、提高收入待遇、稳定发展前景，吸引更多的医科大学毕业生主动到农村就业，逐步实现村医队伍的脱胎换骨。

专家建议，条件成熟时，政府应彻底改变乡村医生的身份性质，将其列为事业单位设置或纳入乡镇卫生院的队伍序列中，理顺驻村医务人员的编制、薪酬与养老机制，从根本上稳定村医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