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唯一的山阴籍宰相王家屏 连载一至六（人物事迹资料）

王氏整理

王家屏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山阴籍宰相。当地民间惯称“王阁爷”或“王阁老”。

王家屏，字忠伯，号对南，谥号文端，明嘉靖乙未年(1535)出生于山西省山阴县山阴城(现名古城镇)东南约五华里的山阴城故址内一个家道中衰的书香官宦家庭。

据《太原王氏通谱》记载，王家屏祖上太原人，析居陕西凤翔府。明永乐初，“先世有以材勇充文皇帝宿卫者，扈跸之云中屯，因家山阴”。

王家屏神道碑铭写道：“北边以武健雄资为豪，而王氏独世世长厚，好文学，积源流庆，实生天德。”

王家屏高祖王翀，充任明朝邑(陕西同州府)尉，自此而下五代皆为宿儒达官。其曾祖父王缙，明成化四年以贡士授山东临邑县知县。性清廉，有德望，勤于民事，政声颇高。民有讼至，情理谕之，世有“王佛子”之称。他在政务之余，单骑巡行田野，呼农夫田妇问耕织之事。后因邻县发生盗案，连坐临邑县民十数人。台察置王缙据理申辩于不顾，竟欲以刑讯逼供而定罪论死无辜。因而王缙拂衣怒斥：“古人杀一无辜而得天下不为，你却想让我妄杀十数命以保县令之职吗?”于是当即引疾辞罢归乡。该案真相大白于天下时，临邑县连坐者冤案得以昭雪，其县人皆以“王青天”而呼之。台察奏明朝廷为其复职，他却毅然拒绝。因此而名垂青史。

王家屏祖父朝用，号黄坡，明诸生，有俊声，为儒官。泰昌元年十二月十八日，以其孙王家屏贵，赠其为通议大夫、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并赠其妻为一品夫人。

约明弘治年间其家道中落，黄坡公朝用析居山阴城(今古城镇治东南旧址)。朝用夫妇所生宪文、宪武、宪成、宪康四男。次子宪武，乃文端公王家屏之父。

王宪武，字克定，别号石溪，生于明正德己巳年(1509)正月二十五日，卒于嘉靖乙丑年(1565)六月二十七日，享年五十六岁。

王宪武资质脱俗，志趣高洁，宽仁孝悌，操履端严，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农民知识分子。其幼年时家道衰落。加之其兄宪文不成大器，生活奢侈，衣食无节，行为放任，作为一门长子不仅不理家政，反而将父辈家资的十分之七八挥霍殆尽，还要四处借贷，直至每日上门讨债者络绎不绝，因而携子弃家逃债出走了。而年幼的宪武用其稚嫩的肩膀扛起了全部家庭重担，而且为了不让其父知晓这些窘迫之事，他除了承担上奉父母欢娱、下抚双弟菽水等繁重的家务之外，还要坚持且耕且读，不辍学业。特别是其父晚年双目失明，他更是终日不离堂前问寒问暖，抚慰赡养，孝敬有加，寒来暑往，从不懈怠。更为可贵的是，为了宽慰父亲，他还千方百计地馈赠出嫁的姐姐，训导年幼的弟弟。他十五岁那年，其父病故。这对于命运多舛的王宪武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但是，胸怀大志的少年王宪武，没有屈服于艰难困苦的残酷遭遇，勇敢地担负起训导婚娶、日渐纷繁的家庭重任。他恪持家政于内，拮据偿债于外，以其山高海阔之胸怀、坚韧不拔之毅力、经天纬地之才略、锲而不舍之精神立家修身，“读书南山之僧舍(指复宿山下的瑞云寺，即今之沙家寺)，刻意自苦，不丙夜不休。”终于二十岁时考取了县学生员，名冠郡中。

王宪武虽然幼年执掌家政，举步维艰，但他以“却奁还产似狷，倜傥好施似侠”，平生耻做见利忘义之事而著称于世。

王宪武的岳父韩公向来非常赏识宪武贫而有志、德才兼备，所以曾经在他婚娶时陪奉了巨资妆奁。但是他执意全部谢退回去。后来，韩公又差人携财物赈济宪武，再次被他婉言谢绝。他说：“终不以书生困故，而受外家资。”因此其岳父及所有姻亲更加敬重他，就连当时并称豪俊的两个连襟，也无不屈尊下拜于他。王宪武有一个从兄，无有子嗣，死后族人处理其遗产时，据族规依情理应当首先分给宪武，但他坚决拒绝接受。他对族人说：“我正为他无后绝嗣而哀痛，怎么忍心得他的遗产呢?”

王宪武侠肝义胆，襟度慷慨，乐善好施，仗义济人。他多次暗地里用自己的钱财赎救被贼寇掳掠的妇女，并且为了尽量避免她们知恩图报而设法隐瞒自己解囊相助的实情。被解救者有愿意在当地择夫出嫁的，他便帮助选择良善之人以成全她们;有冻饿成疾者，他便收留养息，待其康复痊愈后再出资雇车将她们送回原籍;如有死者，则备棺盛殓安葬，使她们在异地他乡也能入土为安。所以，明《山阴县志·人物志》为其立传称赞道：“阴德事殊未易缕指。”意思就是说，暗中施德于人的善事，他做得特别多，不能一一指明。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由于王宪武治家有方，兴业有道，使衰落之门庭日渐兴盛，终于成为当地的中产之家。这时，其兄宪文携带衣不蔽体的两个儿子家垣、家田落魄归家。豁达大度的王宪武不仅没有丝毫嗔怨之意，反而迎上前去与兄侄相拥痛哭，并为兄长设宴洗尘，给侄儿们更衣御寒，还给他们割地分房剖产，安置他们重新居家兴业，过上了丰衣足食的舒心日子。

王宪武秉性耿直无私，满腔浩然正气。他威武不能屈，权势不足隆。每逢督学的学政和上级派出巡察的官员来到县里，召集诸生询问情况时，他总是神态从容，谈吐自如，问必有答，答必据实，从无丝毫避匿。因而“大吏多器之”。

当时，边境告急。山阴县为边陲小邑，统兵大帅率领军队驻守山阴，以迎击犯边的敌虏。这个大帅好大喜功，让部分兵士身着胡服冒充胡人骑兵，又征杀老弱重刑囚犯以陈尸于郊野，以此谎邀头功。王宪武对此深恶痛绝。因此，这个大帅深夜敲门想要进城，却遭到了王宪武的严词拒绝。大帅怒责宪武，而宪武却用意义深远情理精微的言辞来劝导感化他。大帅终于醒悟了，命令监军重新核实军功。这样一来，被扔出去的人头骨一夜之间填满了城壕。自此，这位大帅十分敬重王宪武。

王宪武丰姿峻整，规言矩行，德表乡闾。而且，他要求子弟也很严格，所以他的儿子们总是衣冠齐整，言行文明，在他面前从来不敢惰容。因此，王宪武在乡亲们心目中是一个德高望重的楷模。他的身影无论出现在哪里，人们远远望见就会惊叫起来：“王先生到了!”凡是那些衣冠不整、不学无术之徒都会闻风而躲避藏匿，谁也不敢近前。王宪武尤其厌恶抓住别人的过失而传播流言蜚语，听到座谈闲聊间有窃窃私语者，他就会拂衣而起，并要严辞责备：“怎么可以将别人的隐私作为话柄呢?难道不怕神明怪罪吗?”

王宪武作为一个农民知识分子，始终坚持耕读并举，从未因操持和打理艰辛繁重的家政而荒废学业，但因其仕途不畅竟然六试不第。嘉靖甲子年(1564)其长子王家屏秋捷中举，他才放弃科考入贡士补授学官，从事了一生钟爱的教育事业。后来，为了训育子嗣而弃官购置了复宿山下的周家庄园(在今南洲庄村)建馆办学，竭力践行耕读传家的庭训。起初，他建馆办学是为了培养子侄，纯属家塾。但因他名蜚乡闾，所以慕名到此受业者“斌斌皆雁行”。

南洲庄本来是一座古木参天、清溪环绕、鸟语花香、风景秀丽的私人庄园。石溪公宪武在这块“风水宝地”上建起书馆之后，酷爱花木鸟兽幽雅环境的宪康(家屏之叔父)亦定居于此。万历二十年(1592)文端公家屏罢归后为讨其年迈的叔父欢心，而将此重建成一座园林学堂融为一体的苑囿，取名曰“南洲山园”。至今，东园玫瑰、西园珍珠、南园松柏槐桑之遗迹犹存。不难想象，这里无疑是当年达官显贵、风流雅士休闲交游的理想胜地。明崇祯年间的山阴县令刘以守在《游王寰瀛枕流亭》(按：王寰瀛是王家屏长子王浚初的别号。枕流亭，是南洲山园的一个小亭;因清溪从旁流过而名)诗中描述了当时的情景：

寻山迢递结轻，扑眼岚光紫翠浮。

源里总非秦世界，座中浑是晋风流。

花香泛酒拼同醉，雨意催诗惬胜游。

钟韵冷然时屡换，殷殷投辖正淹留。

王宪武乡望颇高，善与人交。无论他在家里还是馆塾，每日都是高朋满座，酌酒吟哦，真可谓“门庭多礼义，家道重儒风”。但是，正当他办学之愿将启，授业之趣正浓，却于次年与世长辞。因而他在临终之前再三叮嘱儿子们，将自己的灵柩停在书馆内，以此来补慰其生前未竟之宏愿。在其去世二十三年后的万历戊子年(1588)，皇帝颁敕在北周庄村南御建坟墓，是年三月初一择吉安葬。泰昌元年十二月十八日再次制诰旌表他：“风规峻整，襟度清严。振中落之家，方成仲产;推既恢之业，以快归兄。可挟箧而并耕，亦掺家而力读。初抗颜为戆?熏谊不受怜;即折节为恭，道能自振。百苦承先之孝?熏一经启后之慈。人目兼才，时艰大用。故略施于里巷，便可安人;稍语于缙绅，顿能摄众。盖衷情慷慨，检束公忠。立身贻式谷之谋，迪哲副具瞻之望。是用加赠尔为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太保、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

二

王家屏就出生在这样一个儒风淳厚的书香门第。

《云中郡志》载：王家屏出生前“娠有贵征，生负异资”。对此，明《山阴县志》所刊明代赠太子太保、吏部尚书邹元标撰写的《文端公墓碑》一文作了进一步的解释，说：“公未生，石溪公梦一绯衣抱玉童自碧霄下。”意思是说，在王家屏出生之前，其父梦见一个穿红衣服的人怀抱仙童从天而降。这无论是偶然的巧合还是荒诞的传说，都无需深究。然而，王家屏“生负异资”却是确凿可靠的事实。史料记载，他自幼奇颖，夙达早慧，“谈谑巧捷，四座尽倾”。“凡为文，不属草，含毫沉吟，一挥而就，闭门散帙，不闻诵读声，过目辄不忘。”因此，在他去世后，魏见泉中丞等人“旁求公遗，缘公不属草，故多亡失。”

王家屏在青少年时期，受过颇重儒风的家庭熏陶和正统的家庭教育。他的人生第一师——其生母韩淑人，出生于钟庆名门。她不仅“静贞贤惠，性淳行懿，攻苦食淡以相夫，爱劳备至而持家”，而且“夙通国史，颇晓典籍，启迪诗书而口授，笃毓爱子以劬劳”。就是这样一位令仪师模的知识女性给了王家屏以良好的启蒙教育。然而，在王家屏七岁那年，这位贤德的慈母却“不逮显茂，慈仪云邈”，忍痛抛撇爱子而英年早逝了。皇帝敕命累赠其为安人、宜人、淑人，泰昌元年十二月十八日制诰加赠为一品夫人。

嗣后，王家屏父亲续弦梁氏为第二任妻子。七年后，梁夫人也抛夫别子永诀人世。其父复继景氏夫人。如此看来，王家屏的少年时期是凄楚苦涩的。然而，他先后遭遇了梁、景二位恪守妇道的继母，也是不幸中的大幸，使他在痛失生母的阴霾里再次享受到了慈母的温暖。所以，他在其继母景淑人病故后，向皇帝上的《请恤恩疏》中说：“痛念臣生而屯蹇，数遭愍凶。甫七岁，而臣母韩氏见背，赖继母梁氏抚臣于髫龀之年。又七岁，而梁母复丧，赖今故继母景氏抚臣于童埼之日。计臣五十岁之身，所繇成立者，蒙臣父之教。所繇长育者，更三母之慈也。”这段话的大意是，沉痛地思想起来，自己的人生道路十分艰难，遭受了多次不幸的打击。刚七岁时，生母韩夫人去世，依靠继母梁夫人的抚养度过了童年。又过了七年，梁母也抛下自己离开了人世，靠现在故去的继母景夫人的抚养，才度过了少年时期。计算起来，自己活到五十岁了，之所以能够立身成事，是接受了父亲教诲的结果。而所以能够长大成人，是经历了三个慈母的爱抚啊。

同寻常人家一样，王家屏在童年时也少不了要在娘舅门上度过一些时日。尤其是在其生母韩夫人去世后，或许和舅舅的过往会更加频繁些。因此，他对其舅父十分敬重。其舅父的品格和言行，无疑对他也是颇具影响力的。从文端公家屏为其舅父撰写的祭文(即《祭韩寒潭公文》)中可以得知，韩寒潭公(具体名讳待考，笔者认为“寒潭”可能为其别号。寒潭，本为当时邑里八景之一，亦称寒潭石瓮。位于城南二十里，潭形如瓮，潞水成泓，深不可测。详见明《山阴县志》)可能是本县安居里大屯村(即今古城镇洪济屯村)人。他虽是饱学之士，邑里名人，但因其秉性耿直不善变通而得不到上司的眷顾，最终只做过本县小吏。

文端公家屏在祭文中写道：“吾舅英标伟植，抗志于当年;藻思雄文，蜚声于上国。藐王公而睥睨，轻青紫于掇拾。当仁不让，赴义如渴，固岿然列丈夫之概也。而爵不过县尉，职不过主圉，誉未孚于上官，劳不登于最簿;栖迟枳棘，困踣风尘，斯已诎矣。”

这段话是说，舅父英姿挺拔壮美，风度高雅出色，壮年时坚持素志而不移不挠;才思杰出、雄文华美而名扬京师。他性情耿介绝不趋炎附势，对王侯公卿达官显贵冷眼相视，尤其瞧不起那些不择手段摘取拾掇的高官显爵。他遇到施行仁善之事争着去做毫不推辞，见义勇为更是迫切似渴。他那颇具大丈夫气度和节操之高峻独立的形象，本来应该位列于公卿侯爵之中。但是，他的爵位不超过县尉，官职不过是一个掌管养马刍牧的小吏。因为没有取得上司的信任和赞扬，所以其功绩不能载于高级别的册籍之中。他在艰难险恶的环境中迁转生存，在污浊纷扰的仕途上穷困潦倒。这真是太过冤屈了。

不管是先天的秉承，还是后天的习染，韩寒潭公这种“藐王公而睥睨，轻青紫于掇拾;当仁不让，赴义如渴”的性格特征，无论如何对其外甥家屏的成长是有一定影响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我们无需剖析他们之间的传承过程，仅从其身后得到一般无二的高度评价便见端倪——文端公在祭文中对其舅父韩寒潭公的评价是：“道不苟容，弃官如屣;义不苟免，视死如饴。”意思是说，坚持不渝地奉行正确而高尚的思想和政治主张，而不苟且地逃避合宜的道德、行为规范以此容身于世，抛舍官职如同脱掉鞋子一样轻松随便;看待死亡如食膏糖一样甘美。而后来在文端公的墓碑上恰恰一字不差地再现了这几句话。后人以此作为对其一生的概括和评价，绝非偶然的巧合或撰稿者刻意追求雷同而为之!

文端公家屏对其舅父的感情是非常深厚的。韩寒潭公未老归休，林居田园，暮年罹难，晚景凄凉。他“遭时不靖，旋值兵燹，举族星飞，阖门烬灭。”大意是：寒潭公遭遇了不安定的时势，回籍后正遇上战火的焚烧破坏，整个家族像流星一样飞逝毁灭了。在贼兵反乱时，他奋勇抵抗，身负折颈断臂之重伤，奄奄一息，倒在广平低湿的荒野。自己虽虎口逃命，子、妇却杳然并亡。文端公家屏“以此忧想迷心，悲哀失度，狂呼躁动，遂以成癖，盖至情之所钟，岂药石之能救?”大意是：我因此而愁思忧伤，心绪迷乱，忍不住悲痛过度而失去了常态，狂呼乱动烦躁不安。于是成了一种积久成性的心病。这是最真挚而深重的情感所汇聚凝滞的缘故。怎么能用医药针灸的办法救治呢!

三

王家屏授业立身的第一任老师是他的父亲石溪公宪武。

他自五岁始受业于父，致力于诗书。十三岁名列秀才，二十九岁得中举人。尽管因丧父守孝未能及时参加会试而耽延了前程，但为完父愿，在南洲书塾服孝三年期间，仍潜心攻读诗书。服满赴试即“第隆庆戊辰进士，廷试拟第二，穆皇帝移置二甲，选庶吉士。”

庶吉士介于官与非官之间，等于候补翰林官。每届会试之年，殿试唱名后，再行朝考，然后综合复试、殿试、朝考三项名次等第，从年龄未甚老而名次较高者中选拔文章、书法尤其优秀的新科进士授为翰林院庶吉士。当时，全国共录取进士四百零二人，其中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者仅有三十人。王家屏即在其中。可见他的天赋聪颖、智慧超群、文思敏捷、才华出众。

王家屏由于从小受到了正统的纲常教育和颇重儒风的家庭环境熏陶，注定了他从骨子里形成了一种愚戆正直、坦荡无私的秉性品格。这就势必导致他在为人处世中，坚持原则有余，应机变通不足。但是，他为人操履端严，深得皇帝和同僚们的信赖和尊崇。

他在隆庆戊辰年(1568)进士及第被选为庶吉士后不久，即隆庆庚午年(1570)，就受任为翰林院编修。其间参与了世穆两朝实录的编撰工作。高拱的胞兄高捷以前曾在江都御史的任上，将公家钱财贿赂了权臣赵文华。王家屏在分任校勘《世宗实录》时秉笔直书，如实记载了这件事。当时高拱正在朝廷中任内阁首辅，掌握着国家大权，嘱咐稍微隐讳一下。但是王家屏坚持以事实为依据，未作丝毫让步。事后，翰林院同僚们公认他是最优秀的史官。

万历初，两朝实录俱已修成。王家屏于乙亥年(1575)晋升为翰林院修撰并充任经筵日讲官，破了“讲筵必宿儒”的先例。

四

万历初，王家屏一直徘徊在史官职上。壬午年(1582)升任司经局洗马兼翰林院修撰。一年后擢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读，掌院事。其间，他恪尽“以备皇帝顾问古书之疑义”，“为皇帝进讲之责”。

甲申年(万历十二年即1584)，王家屏以翰林院侍读学士之职教习庶吉士。由于他操守端严，经术宏深，而且能够在训课时率先垂范，言传身教，受他教习者后来多为国家的大器之才。是年冬天，王家屏进升为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不久调任吏部，兼官如故。刚过一月，皇帝亲手拟敕令改任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内阁居辅相参预机务。敕命既出，朝廷内外都为皇上慧眼识良弼，国家有幸得贤人而表示庆贺。王家屏离史官之任二年就入阁辅政，这在以前是从未有过的。

王家屏作为封建官吏，视忠君报国为天职。他入阁后决心慷慨自靖，思大建树以感皇上知遇之恩，图酬报效国家之志。乙酉年(1585)，他奉召在暖阁回答皇上提出的问题，并偕同官议处章奏。次年参与廷试读卷。是年，北方大面积遭受风沙等自然灾害，给老百姓造成了巨大的祸难。王家屏上疏皇上，分条列款请求宽减诸如织造、陶型等四项民负，得到了皇上的赞许和采纳。八月初一日，王家屏继母景淑人在京辞世。皇上赏赐财物，恩赠祭礼，着特使护行，于十月初六日归乡举行葬仪。他在家乡丁忧三年，按例当补官入阁。但是皇上明令虚席以待，不准别人取而代之。服孝期满，皇上又亲拟诏书命行人专程起接王家屏返京还朝，晋升其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继续在阁辅政。由此可见，王家屏当时在皇上心目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那个一人得贵、鸡犬升天的时代，王家屏由进士第入翰林院、登经筵升阁臣至擢首辅之职，从来没有把自己的升迁视为个人权势和地位的标码，而是看作朝廷赋予自己的一种历史责任和神圣使命，以此作为自己施政的出发点。在他看来，一个忠正之士不为官则已，但凡做官就必须以治天下为己任。更何况自己是辅弼重臣呢!他在《初入翰林自述》的诗中早就表明了自己的心志：

宇宙皆吾事，一念安可欺?

文章乃末技，富贵非吾期!

远心在霄汉，努力酬明时。

这首诗的大意是，天地之间的万物，我要为之服务;天地之间的所有事情，我要努力做好。怎么可以动一丝欺骗的念头呢?诗赋文章对于安邦治国而言，只是雕虫小技;荣华富贵并非我所要期求的东西。我的远大抱负是，用自己的勤奋努力来报效朝廷，报效清明的时代。

古人云：“诗言志。”这首诗的确使王家屏的内心世界昭如日月了。显而易见，他做官并不是为了企图富贵，其根本目的是报效国家。

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分析王家屏执政思想产生的基础，大概有两点：一是作为封建官吏的忠君爱国思想;二是作为农民子弟朴素的悯民意识。

悯民意识，用现代语言来表达也可以说是一种勤政为民的思想。作为一个农家子弟，王家屏非常同情人民的疾苦。他的许多作品，抒发了关心平民疾苦的思想感情。他的五言律诗《悯农》这样写道：

春日荷一锸，夏日荷一锄。

摘稻如摘发，种谷如种珠。

晨起饲牛饱，羹藿常无余。

鸡栖烟树暝，日宴遑宁居。

胼胝田陌间，终岁勤菑畬。

早禾幸自熟，蟪蛄鸣郊墟。

登场未云竟，催征已纷拏。

粜新了官税，而无担石储。

凉风四壁静，妻孥依空庐。

生计怀农事，谁能不欷歔。

这首诗直白地告诉我们，农民辛辛苦苦忙碌了一年，到头来“粜新了官税，而无担石储”。这不等于白干了吗?遇上荒年饥寒交迫，背井离乡，饿殍遍野，这种悲惨遭遇“谁能不欷歔”啊!

还有《山居和魏见泉中丞忧旱》，诗云：

经春无滴雨，入夜每占星。

旱魃骄方甚，饥民涕欲零。

土膏千里赤，烟缕数家青。

安得桑林祷，回天惠至宁。

诗的大意是，整个春季没有降一滴雨，所以每逢夜里我总是观察天象。但是那个能致旱灾的神灵更加骄横了，饥饿的平民百姓悲天泣地泪如雨下。千里大地一片赤裸无毛的景象，村村落落灶火罕见，只有稀稀落落的几家屋顶上冒着青烟。怎么能像古代贤君身入桑林自责祷天那样，祈求苍天回心转意赐给老百姓极为平安康乐的日子呢!

再看看《山居和魏见泉中丞喜雨》：

赖有贤开府，忧民似拯焚。

清风驱溽暑，和气酿油云。

解泽千岩沛，欢声四野闻。

明农谐所愿，志喜愧无文。

诗的大意是，仰仗您这个忧虑老百姓的疾苦如同救火般心急情切的督抚大人，清风终于驱散了盛夏湿热的暑气，温和的空气渐积而成了浓云。甘霖普降，重山润泽，草木葱茏，到处可以听到人们的欢呼之声。通情达理的庄户人如愿以偿了。我想把这令人欣喜的情景记述下来，可遗憾的是自己腹中没有文辞。

这三首诗，一“悯”、一“忧”、一“喜”，足见其关心老百姓之心至诚，情至切。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高级官员，敢于毫无掩饰地为农民兄弟“凉风四壁静，妻孥依空庐”的悲惨境遇而饮声“欷歔”，而且把这种“忧民似拯焚”的思想感情作为步入仕途的思想基础，可想而知，他清正廉明的为官之道必然是顺理成章的了。

由于社会环境和时代的局限性，他虽然不可能有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的现代执政理念，但是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朝廷重臣，他当然懂得民如水君如舟，水能载舟也可覆舟的道理。所以，他在给皇帝的许多章疏中也重笔呈奏了民情。

万历十八年，王家屏以久旱乞罢。他在向皇帝的上疏中说：“迩年以来，天鸣地震，星陨风霾，川竭河涸，加以旱潦蝗螟，疫疠札瘥，调燮之难莫甚今日。”“虚内事外，内已竭而外患未休;剥民供军，民已穷而军食未裕。”“今骄阳烁石，小民愁苦之声殷天震地，而独未彻九阍。此臣所以中夜旁皇，饮食俱废，不能自已者也。”

在这道奏章里，他把近年来所发生的各种自然灾害和民变外患，及其造成严重的后果，毫无保留地列举出来奏明皇上。诸如地震、风霾、干旱、虫蝗、瘟疫，这些灭顶之灾本来就足以使老百姓熬煎于水深火热之中，再加上一些“外患未休”，“剥民供军”等残酷的人祸，就更加彻底地把老百姓推下了死亡之渊。尤其可怕的是，老百姓的愁苦之声已经殷天震地了，而作为一国之尊的皇帝却对此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根本无动于衷。这怎能让一个农民的儿子袖手旁观坐视不理呢?

作为身居庙堂之高的朝廷宰辅，王家屏对老百姓的疾苦忧心如焚，能够达到“中夜旁皇，饮食俱废，不能自已”的程度，就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他还要冒死直谏，甚至严词指责皇帝，这种惊人之举是需要多么巨大的勇气和胆量啊!试想，如果没有强烈而牢固的悯民意识，没有对人民高度负责任的伟大精神，怎么能够产生不顾自己的身家性命而为民请命的勇气和胆量呢!

所以，他对那些漠视民情、践踏民意、侵吞民脂民膏的贪官污吏必然是深恶痛绝的。他在《答张仰峰太守》的尺牍中说：“现在官吏治事的方法和政绩大都虚饰，很少讲求实效。一些官员专门从事修饰应付上级考核的所谓政绩，以此来猎取名声。但是他们对老百姓的疾苦却漠不关心。更为严重的是，榨取民脂民膏作为招待上级巡视督察官员的食物用度，添充行贿的资财，以此取悦苟容。他们不顾监狱里有食不饱穿不暖的囚徒，庭堂上有苦度寒窗的学子、士夫，路途中还有饿死的尸骨。而地方官府中的小吏、差人、役卒，却没有一个不是饱餐肥美甘醇之食物，穿着绫罗绸缎之衣履。这些人不仅没有作为老百姓的父母官之诚心，就连做人的良心也丧失尽了!”他痛斥那些“殃民毒众，负圣贤之教，背主上之恩”的贪官污吏，同时也对地方官员提出了“以此辈为戒，躬行节约，勤恤民隐，爱民如子，治郡如家”的要求。告诫他们说：“如此而民生不遂、民心不服者，自古及今未之有闻。不必问上司之知与不知矣!”(意思是：只要你们这样做了，老百姓的生计问题仍不能如愿以偿，他们的内心仍不信服你，这样的情况从古至今没有听说过。如此就没必要问上司对你优遇与否了。

经筵日讲官是陪侍君主讲论经史之专官，亦称侍读、侍讲。明代定经筵为内廷之经常典礼，以大臣知经筵事，以翰林官充经筵官。具体地说，“经筵”和“日讲”，是明代皇帝教育的方法。前者每月逢二日期举行，勋臣、大学士、六部尚书、都御史、翰林院学士等都要到齐，由翰林院春坊等官及国子监祭酒进讲经史，典礼很隆重。“日讲”则只用讲官和内阁学士侍班，随便得多。然而在明代中叶以后，皇帝的朝讲经筵多流于一种形式，日讲官也徒有虚名，实不过循行故事，充当陪伴和侍奉皇帝游戏的玩侣而已。神宗皇帝对于这种典礼更是待以儿戏，他往往掷金钱于地上，令日讲官拾之，如此跟他玩耍罢了。

但是，王家屏出席经筵开讲却不然。他讲论经史的态度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分析经义深刻明确，朴实透彻，且能密切联系实际，提出精辟而合理的见解。再加上他讲经时的风度仪表端庄凝重，谈吐正色大方，声音清晰洪亮，所以神宗皇帝也被他那宏深精辟的经术和端凝重厚的气质所折服，经常正襟危坐肃然聆听，接受其教诲，并且常对左右说：“王讲官举止详而视履正，端人也。”万历七年(1579)神宗皇帝赏赐给王家屏“责难陈善”的御笔题词以褒奖之。据《王文端集序》载：“侍今上皇帝经帷，进止有度，声中金石，上殊眷之。尝命诸讲臣书扇，公书讫误用私印。文忠?穴按：指张居正?雪不可，令窜灭其迹。上问故，谕公复用私印。而手择十扇，独畀公书用私印。乃受其宠异如此。”后来的山西巡抚魏养蒙说：“公入侍讲帷，骤跻揆地。谈经燕对，隐讽直谏。其所启佑最多，其受主眷最渥。”(大意是：文端公当了日讲官，很快又升上了宰辅之位。他讲论经籍，策对政问，隐喻劝规，直言告诫。他对皇帝的启发和辅佐最多，皇上对他的眷爱最深。)

王家屏虚怀若谷，光明磊落，凡事秉公执法，坚持正义，决不趋炎附势，更不营私舞弊。他的高尚人格，在对待和处置张居正的荣辱兴衰上表现得尤为突出，赢得了朝野上下的一致赞誉，在历史上也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张居正，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今湖北江陵)人。初仕时与祭酒高拱相善。高拱是嘉靖朝的老臣，到隆庆朝已升为内阁首辅。但在神宗皇帝即位后，张居正与神宗的生母李贵妃、权宦中官冯保结为死党合谋倒逐高拱。张居正遂为内阁首辅，得宠于神宗皇帝。张居正刚任首辅，神宗称他是“忠臣”，并提出“凡事要先生尽心辅佐”。在神宗皇帝和李贵妃(后来经张居正力举册封为慈圣皇太后)的支持下，张居正从万历元年到万历十年一直担任内阁首辅，统揽着朝廷大权。其间，张居正议事，神宗多能言听计从。这就是说，张居正在万历朝的显赫地位是整个明代所有的大学士都望尘莫及的。当时，谁要想得宠于皇帝，求得高官厚禄以光宗耀祖，就必须先得到张居正的垂青才行。除此之外，通过任何渠道，采取任何手段都无济于事。因此，举朝大小官员多极尽阿谀取容之能事，挖空心思地巴结张居正。

就是这样一位权倾朝野的显赫人物，王家屏也是秉公相待之。在王家屏任翰林院修撰期间，张居正身染重病。当时包括翰林官在内的朝廷大臣，绝大多数匆匆赶赴祠庙为其请僧道、设斋坛向神佛祈祷阳寿。那个肉麻的虔诚劲儿比贤孝的儿子为其亲老子祈求祷告以表孝忱而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唯独王家屏不这样做，在这帮攀高结贵的人群中，始终未见他的踪影。当然他更不登门造访，行贿送礼。后来从张居正家中抄出来其生前有关馈赠钱物的记载中，绝无王家屏一个字。

张居正在政务上颇有建树，但却远未做到正色立朝，廉洁自好。他招权树党，排斥异己，收受贿赂，甚至侵吞国家资产等等。万历十年(1582)，他离开了人世。这时，群臣们对他的所有积怨就像洪水猛兽似的发泄出来，而且倒张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亲政不久而年轻气盛的神宗皇帝，一方面为了树立自己的权威，达到总揽朝纲的目的，另一方面也为了敛聚钱财，满足其贪财好货的私欲，也下定决心要清算张居正。此时，恰有陕西道御史杨四知上疏参奏张居正十四条罪状。这样正中了神宗皇帝的下怀。于是，他立即批示说，朕这么信任、尊宠张居正，他却不思尽忠报国，而借机谋私，有负朕的宠信，着令查处。万历十一年(1583)三月，神宗皇帝下令追夺张居正“上柱国”、“太师”荣衔，接着又下令追夺其“文忠”谥号，并革去其子张懋修的进士功名，斥其子锦衣卫指挥张简修为民。同时，罢斥了一批“悦张”、“私张”的官员，废黜了“考成法”等改革措施。此后不久，神宗皇帝下令南下江陵对张居正私邸封门查抄。在朝廷派员未到之前，先着荆州知府、江陵知县等地方官员亲自带人到张府封门，将张家人赶到空房子里，命衙役严加看管。等朝廷派员到达时，这些被关押的张家人已饿死十余口。在这场查抄闹剧中，张居正之子张敬修投环自尽，张懋修两次自杀未遂，其惨状令朝野为之惊悸。但是，张家的厄运并未就此结束。万历十二年(1584)八月，神宗皇帝下诏书，宣布了张居正“诬蔑亲藩，侵夺王坟府第，钳制言官，蔽塞朕聪，专权乱政”等等罪名，并称本当斫棺戮尸，念其效劳多年，姑且免之，只把其弟都指挥张居易，其子张编修、张嗣修，其孙张顺、张年，发配边地，以示惩戒。

就在这君臣同流合污，朝野上下倒张气势“汹汹攻排未已”之际，王家屏却独立风口浪尖，不仅没有加入墙倒众人推的行列，在弹劾张居正的所有奏疏中绝无他的片言只语，反而实实在在为张居正鸣了不平，做了营救工作。他上疏提醒并规谏神宗“言听贵审，用法贵平”，特别请求皇上尽量减免籍没张居正的家资，以保全和抚慰其生前辅助朝廷、劝导皇帝的功绩。他给侍御任正宇写信说：“江陵事既已竟结，复有严旨趣之，举朝汹汹攻排未已，大抵进言者务激昂而持法者尚平恕。张氏之祸极矣!此外更何以加?能平亭轻重之间，上回天而下泽骨者，唯在门下。此非独用解脱行德于冥冥，所以全国体而存主上帷盖之恩，法应如是。此耳，门下寔重图之。”(大意是：江陵公张居正的事既然已经作了终结，皇上还要颁发措辞严厉的旨意督查严惩他!满朝攻击排斥他的声势汹汹不止。向皇上呈奏此事的人大都是情绪振奋激昂。然而，执行法令的人应当公平和宽容。张居正的祸殃已经到了极点?选除此以外，还要施加什么处罚呢?能够在轻重之间斟酌定夺，尽量使其得到公平的处置，对上能使皇上回转圣意，对下让张居正的遗骨能得到恩泽，就只在于大人您了。这样做并不单单是为了解脱已故的张居正，而主要还是为了保全国家的典章制度和皇上庇佑臣民的恩德。从法律的角度出发，也应这样做。对于此事，大人确实应该重新反复考虑。)王家屏认为，神宗皇帝如此残酷地加罪于一个早就离开了人世且“事既已竟结”的罪臣，实在有伤国体，有悖于“主上帷盖之恩”。所以，他将为张案“平亭轻重之间，上回天而下泽骨”的行为，视为“以全国体而存主上帷盖之恩，法应如是”的正义之举。王家屏能够站在维护国家典章制度和皇上声誉威望的高度看待朝廷个案，可见他的胸襟是何等坦荡磊落，品格是何等纯朴高尚，情操是何等端庄伟大啊!

五

正确的执政观念必然会产生端严的施政行为。王家屏在阁期间，处处以国家利益为重，置个人利禄得失于度外。他以做人操履端严，器宇博大，为官正色立朝，以精忠劲节而赢得了朝野的信赖和尊崇。

申时行任首辅时，内阁四员中许国、王锡爵二人次之，王家屏居末。但他能够与其他三辅臣和睦相处。他认为：“盖内阁犹梁，九卿犹柱，柱直梁平。柱先软矣，即有合抱之梁，不能使墙壁不欹，椽瓦不坏也。”意思是说，内阁犹如屋梁，九卿犹如房柱。柱子挺直才能保证屋梁平稳牢固。如果柱子首先驼了背，挺不直腰杆，即使有合抱之梁，也不能保证墙壁不倾斜，屋顶不毁坏啊。这里虽然讲的是内阁和九卿之间的关系，其实质也说明组织与个人的关系。作为一个内阁成员，王家屏不仅从理论上明确了自己和内阁的统一关系，而且在处理阁务的实践中，他更是既不招权揽功，又不推诿职责，切切实实地依纲常按律条摆正自己的位置，发挥自己的作用，恪尽自己的职守。

那么，具体到自己的责任他又是如何看待的呢?王家屏在《庚寅自劾请罢疏》中说：“昔人有言：宰相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外抚四夷，内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其职，其任之重未易举也!”很显然，他认为宰相的职责是，对上要尽心竭力地辅佐皇帝，协调好各方面的关系，使整个国家机器能够应时按候地正常运转起来;对下要培育天地间的一切事物能够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对外安邻定国，使周边的国家和部落能够归顺朝廷;对内要关爱百姓，使其能够依服在朝廷的周围。此外，还要以身作则，严申纲纪，照章施政，协调百官，充分调动他们主动工作的积极性，使其能够各称其职，各尽其责。总而言之，宰相的责任重大，不是轻易能够担当得起的啊!他还说：“天下治乱系朝廷，朝廷轻重在辅相。”这就一语击中了要害：辅相关系到国家的命运。具体地说就是，相臣是否称职尽责，直接关系到社稷的安危，国家的存亡，乃至国计民生的强弱兴衰。如果辅相德才兼备，尽职尽责，能够做到不计个人得失，不图利禄地位，凡事以宗社大计为重，以国家复兴为己任，何愁天下不治，国运不兴，民生不济呢!因此，他在《请敦趣给假辅臣还朝揭》中，对辅相，其实也是对自己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内阁本枢机之重地，辅弼为股肱之近臣，参佐固贵于得人表率，尤资于硕望。”(大意是：内阁本来就是作为中央枢纽的朝廷重地，而辅相是辅佐皇帝的亲近大臣，参政辅君当然贵在能够为别人起到表率作用，特别要凭借硕大的声望。)

无论是做阁僚，还是当首辅，王家屏正色立朝的风节是得到了历史首肯的。他在《答沈蛟门年丈》中说：“弟在政府时无他长，惟不植私交，不泄禁中语，与姑苏、新安、太仓无枘凿也，是则退而可以无怍者耳。”在致冯文所宪使的信中也说：“回想数年政府，尺寸无称，惟独内不敢求知于宦官宫妾，外不敢得罪于贤士大夫。进无隐情，退无私客，解官而返家，徒四壁萧然寒儒，此可不愧于心，不愧于知己者也。”(这两段话，其大意分别是：“弟在政府的时候没有其他长处，只是不树立私人关系，不泄露宫中的言论，同申时行、许国、王锡爵三位同僚没有不相融合的现象。因此，就是罢官离职后也没有什么惭愧和遗憾的事情啊。”“回想起在政府任职的几年里，没有丝毫值得称道的功绩。唯独一点是在宫内不敢谋求宦官后妃的宠遇，在宫外不敢有对不起良臣贤士的言行。进，没有隐情;退，没有私客;辞官后回到家里，也是空寂冷清，只是一个贫寒的儒生罢了。因此，我可以说是问心无愧，而且更无愧于知己好友了。”)

明代后妃宫妾尤其是宦官太监擅权干政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宦官明目张胆地代皇帝批答章奏，这是其他历朝历代所没有的。至于廷臣百官仰宦官之鼻息，受太监之欺压，就更不待言了。因此，廷臣们为了取悦于皇帝，外官为了擢升，往往是先攀附内宫受宠的嫔妃太监，与之结成死党，然后逐步跻身于皇帝宠臣之行列。在这种政治气候下，王家屏作为内阁大臣，能够出污泥而不染。他亲贤臣，“不敢得罪于贤士大夫”;远小人，“不敢求知于宦官宫妾”。“惟不植私交，不敢泄禁中语”，“进无隐情，退无私客”。如此光明磊落坦荡处世，的确“可不愧于心，不愧于知己”。其伟大的人格节操，真可谓质得天地，见得鬼神了。

王家屏能够与同僚们搞好团结，决不是因为他本人毫无主见，人云亦云，或者干脆不坚持原则任人左右，装聋作哑。恰恰相反，据《明史》载，他在内阁任职时，“每议事，秉正持法，不亢不随”。正如他《上张浒东老师》信中陈述的那样，内阁中事无巨细，“有知未尝不言，言未尝不尽。事有未当，未尝不相与评驳，寔不敢推事旁观。然言之从与不从，评驳之可与不可，惟当事者所裁断。而某未尝着一成心徇一偏见也。退而省过，私室未尝纳一私交，出一私语以禁中事外闻也。故亦未尝揽事而至于相竞焉。”他这种襟怀坦白的立朝作风，与以前作辅相者“以权不在己，自诿，则推事而袖手旁观;以权不在己，忌人，则揽事而壮頄相竞”的为官作风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凡此都足以证明他与同僚之间的交往，是建立在一种开诚布公、肝胆相照、光明正大的精神基础之上的。至于平时一得一失之念，他更是“决町畦于眼界，置冰炭于胸中”。王家屏之所以如此虚怀若谷，与其始终坚持以“吾独立于世，顾影为俦而不惧者，心无彼此于人也”这样一句古训为鉴戒，不断警醒和炼砺自己修身养性是分不开的。

自从明代实行内阁制以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权力的嬗变，内阁由顾问机关演化为行政机构的核心。内阁首辅则变成了这个核心的决策人物，拥有巨大的权力。其实，这不过是明王朝宫廷权力逐步演化而成的结果。自洪武十三年始定永远废除丞相一官，由六部尚书分任国务，直接皇帝，以期权力之极度集中在皇帝手中。但是皇帝毕竟不能亲自处理政务，于是不得不设内阁于宫廷，以大学士担任顾问兼秘书的职务。内阁大学士不能直接指挥行政，止于票拟而已。如此而论，内阁虽然表面位尊而权重，但独立发挥权力的机会甚少，除了受制于宦官之外，还应该分权于各部。但是，由于内阁大学士逐步升迁，往往已至尚书、侍郎，地位日渐提高，久而久之，内阁之权也超出了六部之上，内阁首辅仍为实际的宰相，而且有时还是权相。因此，以前的内阁首辅皆有攀附权宦、结党营私、排斥异己、侵夺部权之嫌弊。而王家屏在阁辅政时，就是任了首辅之后，也如《明史》所记载的那样：“家屏制行端严，推诚秉公，百司事一无所挠。”可见他正色立朝的作风是始终如一的。

万历二十一年大计京官时，礼部员外郎陈泰来对王家屏不干扰部科政务的往事，依然是津津乐道。他说，吏部过去曾多次想整顿吏治，但每次都因受到内阁的牵制而始终未能实现。而当“尚书陆光祖、文选郎王教、教功郎邹观光矢志澄清时”，“辅臣王家屏虚怀以听，铨叙渐清”。很显然，如果不是王家屏“虚怀以听”大力支持，这些部司官员们即使“矢志澄清”，也未必能够达到“铨叙渐清”的目的。

如果朝廷是一个人体，内阁就是头脑、心脏，各部科就是股肱、耳目。倘若股肱不举其职，耳目不尽其责，那么耳不聪目不明，头脑何以灵活敏捷正确决策呢?芽肱不举股不行，心脏焉能和顺调适搏动有力?芽作为内阁首辅，光懂得这个道理是不够的，重要的是心底无私、身体力行。只有这样，股肱、耳目才能活动自如，从容行事。王家屏不贪权，不武断，不干扰部科政务，不侵夺部科权力，还要尽一切努力为其扫清障碍，创设和营造良好的工作环境，使国家机器的每个部件都能正常运转起来，提高整体行政质量和办事效率。他这种正色立朝的作风，是其伟大人格的光辉体现，在明代乃至整个封建社会，也堪称楷范。

六

王家屏入阁辅政，可以说是受命于危难之际。明朝的皇帝多为荒淫无度的玩童，宦官宫妾把持着朝政，朝廷内外党派纷争，互相攻讦。加之官场贪浊之风渐盛，导致自太祖朱元璋奠基开国以来，朱明王朝始终没有摆脱萧悴持续、繁荣倏忽、盛衰起伏的景况。到了万历初年，已经暴露出残局败势之象。特别是神宗皇帝亲政后，这位骄奢淫逸、贪财好货的昏君着手恢复了已被革除的冗官冗费，废掉了一切对皇上和政体有制约的清规戒律，亲自谋划自己的生活用度，以养帝王之尊。因此而导致朱明王朝千疮百孔，风雨飘摇。王家屏就在这朝败纲坏之时，国危民困之际，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他尽管面临重重困难，举步维艰，但还是呕心沥血，日理万机，励精图治，操持国务。他为拯救朱明王朝的国计民生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尤其在严肃纪纲，整饬吏治的指导思想和政策理论上，提出了不少正确的主张和宝贵的意见，并且，尽力付诸实施。

在王家屏看来，导致国家濒临于经济崩溃、民不聊生之境地，其症结就在于吏治腐败;而吏治腐败的根源就在于纪纲坏乱;纪纲坏乱的罪魁祸首就是皇帝。他在《答李克庵抚台》的尺牍中说：“不佞尝窃叹今天下民生凋悴、风俗浇漓极矣。所以然者，由纪纲不振而贪墨之吏昌，故民生戚;教化不兴而浮薄之士纵，故风俗衰也。”“纪纲教化之责，内则在庙堂之上，人主与大臣共握其枢;外则在郡国之间，抚按与司道交持其柄。所谓枢与柄，非诏旨宪条之谓也。以综核而行黜陟之权，以表率而示取舍之的。权设期于不移，的设期于必赴。若此，乃能运其枢与柄于天下。”这里，他首先直言不讳地指出了朝廷所面临的现状，就是全国人民的生计衰败疲萎，官风仕气浮薄俱已到了极点。紧接着，他一针见血地揭示了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所在：“由于国家的法度得不到振举，导致了贪官污吏猖獗横行，因而人民的生计悲惨不堪;对官吏不进行教育感化，清正廉明的官风仕气得不到兴起和树立，致使轻浮而不实在的官员更加放纵，风俗更加衰败腐朽。”作为一个封建官僚，他敢于如此旗帜鲜明地指责时弊，就已经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了。然而，王家屏非但没有就此停步，反而一鼓作气，步步逼近，继续深入地进行了分析。对此，值得我们注意的有以下两点：

一是他把皇帝和大臣同样置于责任之首。在封建社会，皇帝乃一国之尊，天下臣民之君主，更是朝廷的掌舵人。倘若一旦社稷的巨辇偏离了正确的轨道，纪纲风俗出现了疏易弛纵，莫说是“天下民生凋悴，风俗浇漓极矣”，即是稍有差失，实事求是地讲，皇帝作为封建专制的顶极头目岂能脱得了干系?任凭封建主义的纲常伦理怎样刻意地麻醉人民，美化“天子”，这都是抹煞不掉的事实。所以，王家屏毫不掩饰地指出，君主和大臣共同掌握着朝廷的机要大权(即国家政权)，皇帝理所当然地应该首先负起“纪纲教化之责”。

二是他强调了振纪纲兴教化重在落实。他说，所谓的决策权和执行权，都不只是在圣旨和律条上说一说而已，关键是要落在实处。同时，他还提出了落实的具体措施，即“通过综合考核来称量官吏的进退升降，用他们以身作则的行为或榜样的作用来显示罢免或留用的标准和目的。设立衡量的尺度，寄希望于一定要投入到实际行动中去。只有这样，才能使国家的政策法令在各地得到贯彻和落实。”

这就是说，执行纪纲教化，朝廷内外从皇帝大臣到地方官员，无一例外地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且每个人必须不遗余力、不折不扣地付诸实际行动。尤为重要的是，必须不偏不移地依纪纲按宪条，据“不移”之“综核”而“黜陟”官秩，照“必赴”之“表率”而“取舍”冗吏。如此才能进而做到“御吏吏应，训士士从”，“运其枢与柄于天下。”说到底，就是执行纪纲要公平秉正。其关键就是，上至皇帝下至庶官，谁都不能懈怠。这实质上同现代社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之观点没有多大差异。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廷臣，王家屏为了维护纪纲的公正性、严肃性和权威性，不畏皇权强暴，不怕丢官舍命，更不姑息养奸。他的这种无私无畏的品格，就在今天也是难能可贵的。

王家屏为人处世秉公持法，坚持原则。他主张严肃纪纲，整饬吏治，无论尊卑贵贱，一视同仁。尤其主张实行首长问责制。

万历十八年冬天，神宗皇帝敕命光禄少卿曾干亨兼任监察御史，视察大同边务。曾干亨查得大同士兵每年粮饷一万二千多石，由士兵亲自征收，老百姓不堪忍受其侵扰。他遂向朝廷揭发并弹劾罢免了总兵以下十余人的官职。他主张择优保留士兵二百人，其余全部淘汰，以节缩经费。这就引起了五府京营武臣聚众寻衅滋事。他们怂恿武士在朝廷禁地肆无忌惮地围攻和辱骂曾干亨的哥哥、时任工部尚书的曾同亨。其猖狂恣横之势，不可一世之态，朝市为之哗然，都邑为之震惊。但事件发生后，五府京营官有意放纵，“闻之而高座私第，自巳至申，无一车一马至长安门者”。王家屏闻讯后出面干预此事。他差人告诉这些武臣们说：“天下有叛军，宁有叛臣?芽若曹于禁地辱大臣，罪且死。”这时众武士方才如鸟兽散。有些廷臣认为，武士聚众侮辱贵臣，大伤国体，奏请皇上予以处置。但是兵部尚书以惧怕兵变为借口而拒绝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在查办时，又“虚捏姓名，妄报老弱”。此时，王家屏具揭力争，请求神宗皇帝准予查办。

他在《请究五府京营纵卫官噪乱揭》中说：“窃惟天下之治，莫大于纪纲。纪纲诚振，天下虽乱，终无害于治也;纪纲一坯，天下虽治，终无救于乱也。故善观人国者，但观其纪纲之理乱，而其盛衰可知也。”的确如是。一个国家的安定与否，再没有比法度更为重要的了。法度果真得到振肃，即使出现一些不安定的现象，但最终不会威胁到安定的大局;一旦法度败坏了，即使暂时安定，终竟也挽救不了败乱的结果。所以说，衡量一个国家的盛衰，其重要标志就是“纪纲之理乱”。不难想象，泱泱大国，如果纪纲不振，人主、廷臣、官吏、平民岂不都乱套了吗?国家、都邑、郡县岂不都成了一盘散沙了吗?如此国将不国了，何言什么“国是”、“国体”呢?

因此，王家屏坚持严申法纪，查处到底，主张依律追究武臣首长定国公徐文璧的责任。他又在《请发票留中奏疏揭》中向皇上奏道：“臣等看得国是宜明，国体宜正……至于官军聚噪，在徐文璧虽无教使、恣横、要挟君父之意，而身为勋旧之首，武臣皆其统属。禁庭何地，可容群众喧哗旁观不理?”在王家屏看来，徐文璧身为功勋旧臣之首长，武士军官都属其统辖管理，官军聚噪朝廷禁地，围攻朝廷大臣，即使他没有怂恿、指使，要挟皇上的想法，但是他并非不懂朝廷是什么地方，能够容许自己的下属聚众叫骂噪乱而袖手旁观、坐视不理!所以，对于这个严重事件，徐文璧应负领导责任。不能因其是“勋旧之首”，是“国公”，就可以凌驾于“国是”、“国体”之上而不加究责。于是，最终定国公徐文璧被处以夺禄半年的惩罚，并将其他带头闹事者也依律予以制裁。王家屏这种秉公持法、不畏权贵的品德和行为，在那个刑不上大夫的封建时代的确是罕见的!

其实，王家屏不仅仅是从思想上认识到只有严肃纪纲、整饬吏治，才能治天下，而是从国家所面临的实际情况出发，客观而理性地提出了这个观点的。他说：“今朝廷所重者人才，郡国所急者吏治。”因此，他在《答萧岳峰督府》中，针对“贪墨之吏昌”、“浮薄之士纵”的弊政，用具体的事实有力地说明了“根究弊源”，整饬吏治，“力图兴复”民生风俗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他说：“今海内穷困已极，而边方尤甚。所恃以抚恤军民者，全在将吏;资给储饷者，全在囤盐。屯政久隳，盐引积滞，祖宗之旧法已大坏矣。方当根究弊源，力图兴复。而奸商夤缘渔猎，且借开荒名色攘臂边城，占田既夺农利，占引又夺商利;开荒无实既坏屯政，中盐无实又坏盐政。若此者可谓有法纪否乎?至今将吏钻求升用禁例甚严。向时于请者，或阴有庇托尚不敢阳露其名，或小有营谋尚不敢大彰其迹。今乃公具姓名，盛行贿赂，内凭城社，外附要津，至求阁部为之致书，督府为之咨荐。尅剥军士而下不敢言，欺凌司道而上不敢问。若此者又可谓有法纪否乎?不佞每念及此，切齿痛心，恨不能少有匡正。”这段文字至少能够使我们明白如下几个问题。

一是当时的国计民生确实危在旦夕，“今海内穷困已极，而边方尤甚”，国家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严申纪纲，整饬吏治已经成了迫在眉睫、刻不容缓的问题了。

二是从经济秩序和吏治建设两个方面阐明了严申纪纲、整饬吏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从经济秩序来看，关于屯田的事务(屯政)早已毁坏殆尽了;商人运销官盐的凭照(盐引)堆聚留滞，经久不能流通，祖宗遗留下来的法度已经遭到了严重破坏。一些刁钻奸诈的不法官商，凭借自己的特权投机钻营掠夺暴利，并且打着开荒垦田的旗号，捋衣伸臂去到边境城镇非法“淘金”。这些不法之徒霸占田地，侵夺了农民的利益;抢占盐引，又掠夺了本分商人的利益。他们实际并未开荒，但已经破坏了屯田的政策和法规;凭借权势骗取和垄断官盐，又破坏了有关经销营运官盐的政策和法令(盐政)。如此糟糕的经济形势，怎能保证“资给储饷者，全在囤盐”呢!再从吏治建设的实际情况来看，更是一片黑暗，至今文武官员找门路、托人情、拉关系谋求升迁重用，类似这样法令所不容许的情况确实很严重。过去对于提出这种要求的人，有的是在暗中庇护，还不敢公开暴露其姓名;有的是稍作谋划指点，还不敢放肆地彰显其痕迹。而现在却公然申报姓名，无所顾忌地流行贿赂，对内凭借权势，对外依附显要的职位，甚至要求内阁部司为之代传书信，军府按院为之美言举荐。这些人克剥士卒以饱私囊，而下级不敢声言，欺凌部门、道台等一般官员，而上级不敢过问。如此污浊可恶的将吏，岂可“恃以抚恤军民者”!

三是当时存在的包括经济和吏治在内的所有问题，已经不是个别的社会现象了，而是整个国家肌体几乎全部溃烂了。这完全暴露了其根源就在于朝廷的法纪已经大坏了。其实，造成这种残局败势的罪魁祸首正是皇帝本人。然而，王家屏提出了“方当根究弊源，力图兴复”，哪怕是“恨不能少有匡正”的主张。毫无疑问，这只是根本不能实现的“美好愿望”。尽管他“每念及此，切齿痛心”，到了怒不可遏的地步，也只能是反复质问“若此者可谓有法纪否乎”?芽仅此而已。

对此，王家屏心里也不是不清楚。他之所以这样做，恐怕与其正直无私的秉性品格、忧国忧民的思想观念以及高度负责的使命感是分不开的。他在《答李克庵抚台》的尺牍中这样说：“现在朝廷之上，作为掌握机要大权的人，自己也是跟随皇帝的人里面的一员。然而纪纲之弛靡，教化之怠惰，我怎敢将所有的情形完全列举出来呢!只是自己度量，仅凭我的力量最终也不能扭转其中的万分之一。那么，只有愤怒地叹息罢了。”

但是，慨叹归慨叹，无奈归无奈，王家屏毕竟是王家屏!他提出整饬吏治，并非一时冲动、心血来潮的权宜之计，而是早就具备了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他认为，吏治腐败的根源在于“纪纲之弛也，教化之偷也”;只有振纪纲、兴教化，才能“惇士风”、”肃吏治”;才能达到匡正时弊、挽救民生的终极目的。所以，他把整饬吏治视为主要突破口。他说：“吏治清了，征收的税赋就会减少，因而穷困败落的人民就可以恢复其生存的条件和能力;官风淳厚了，相互争竞角逐的现象就会消除，因而浮薄衰退的风俗就可以得到挽救。这些方面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在其他各项工作中逐步推而广之，那么天下志同道合的人们都能照此执行，社会风气的彻底好转就有了更大的希望。”

王家屏特别重视对官吏的选拔任用。他主张选拔任用官吏，必须依据一定的标准和严格的程序，必须做到“慎举刺”、“公品骘”。“慎举刺”，就是要慎重地把好荐举选用的头道关口。举刺不慎，良莠不分，就会使一些不法之徒混进官吏队伍，造成鱼目混珠、滥竽充数的局面，给士习吏治、纪纲教化乃至国计民生埋伏下危险的隐患。“公品骘”就是要由群众公正地评判论断，反复地比较征验。说白了，就是发挥集体的智慧和作用，公正无私地进行综合考核，坚决杜绝长官意志和任人唯亲，真正能够收到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的任人唯贤之功，坚决杜绝假公济私或挟嫌攻讦。他要求对官吏的“品格资于鉴别，绩叙视所铨综。必权度之素精，斯统均之克称”。其意思是说，借助鉴别的办法，了解他们的品格，依据综合的考量，评定他们的功绩和才能之高低。坚决做到测度衡量他们本来一贯的精诚统一的品质，这样就可以全面地判定他们能否符合任用的条件。很明显，这里提出了考核的程序和内容，强调了考察的重点。其实这也是吏治的关键所在。考察官吏必须经过“鉴别”、“铨综”、“权度”、“统均”，其中各个环节缺一不可，而尤以“统均”为重;考察的内容包括“品格”、“绩叙”、“素精”、“克称”等，而总旨在于“克称”。如果不经过鉴别，何以知其品格之优劣;不进行总聚的衡量，何以评判其功绩和才能的高下。特别重要的是，一定要权衡和测度其质地是否纯一真诚。只有全面地衡量，才能决定其能否胜任职责。因为“人才长短若欂栌榱桷之异用，已预度其所宜;吏治污隆犹泾渭淄渑之分流，胡激扬之弗效”。(大意是：人才长短如同斗拱和椽子的作用不同，一定要事先度量他们所适合的岗位;官吏工作的方法优劣和成绩高下，好比泾水和渭水之清浊分明，淄水和渑水之气味各异，斥恶扬善怎么能没有效果呢?详见《贺陆五台太宰》)如此知人善任，必然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用尽其职，“世道从兹清淑，泰阶赖以登闳”。

对官吏的奖赏，王家屏主张必须严明公正，注重效果。所以必须坚持论功行赏、择德赐爵的原则，绝不能随心所欲、滥赐恩泽、亵渎名器。否则，只能遗留讥刺，适得其反。他在《辞训录成加衔疏》中说：“圣王驭世，爵人而人以为荣者，其命德公也;赏人而人以为劝者，其论功当也。使或官不择德，则名器亵，而得之不足为荣;赏不程劳，则恩泽滥，而观者莫知所劝。此鹈梁所以致刺，羊胃所以诒讥者也。”(大意是：圣明的帝王统治天下，给人封官晋爵，人们认为这是受爵者的光荣显耀，那么这样的命令和恩德是公平合理的;如果奖赏人，人们认为这是对受赏者的勉励，并能起到鼓舞别人的作用，那么这样的论功行赏就是适当的。假使授官封爵不是选择贤德者，那么就会轻慢辱没了表示等级的称号和相应的礼制待遇，而且得到官爵者也不值得以此为荣;如果奖赏不估量其获得者的功劳，那就是滥施恩泽，因而凡受到这种奖赏的人，都不会起到鼓舞别人的作用。这就会因居官不称职而招致指责，遗留下被人讥讽的把柄啊。)他认为，只有“爵人而人以为荣”，“赏人而人以为劝”，才能起到激励竞争作用，同时，才能验证“命德公”、“论功当”，最终达到振纲纪，兴教化，肃吏治，惇士习，利国利民的目的。否则，“得之不足为荣”，“观者莫知所劝”，其后果不仅仅是“致刺”、“诒讥”，起不到爵赏的作用，反而会使“贪墨之吏”更昌，“浮薄之士”愈纵，到头来只能是纪纲更坏，吏治更败，士风更衰，国计民生愈加凋悴，江山社稷越显濒危。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对于官吏的任用，王家屏提倡要用具有开拓创新精神的人才。他在《拟上执政论士习书》中说：“窃惟古今所称系世道重者士焉耳。士所为重，岂以其修辞饰貌，逡逡然踵人之故辙而由之，不敢越其尺寸，以是为能谐世而立功名哉?”很显然，他毫不含糊地反对那些“修辞饰貌”的形式主义者，“逡逡然踵人之故辙而由之”的墨守成规者和“不敢越其尺寸”的故步自封者。对于这些庸人，他断言任用后肯定不能“谐世而立功名”，是无所作为的。他认为：士“其所挟持者，大其风节操致夐然不囿于流俗，人之为斯，天下国家有所恃而臻理也。”“国家造士将需其有为，非直能使其有所不为也。假令士徒窅窅闷闷，进而无所措注，则虽人人有羔羊素丝之风，于世道奚裨哉?”

创新是一种精神。没有创新精神，就没有前进的动力。自古及今，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创新精神和创新人才，就不会有生机，也不会有希望，更不会有发展。而王家屏在这里讲的也正是这个道理。因此，他主张朝廷用人必须选拔“将需其有为”的创新型英才，而绝不可以任用那些“窅窅闷闷，进而无所措注”，“其有所不为”的庸人。我们很难想象，一个封建社会的官吏，竟有如此高瞻远瞩的吏治观。其产生的根源，无疑是凡事以宗社大计为重，方寸之内“一台之己私无与”的精忠爱国思想作为基础。这种吏治思想本身及“其所挟持者”，不也正是“大其风节操致夐然不囿于流俗”吗?不也正是“天下国家有所恃而臻理”吗?不也正是“于世道”大有裨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