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唯一的山阴籍宰相王家屏 连载七至尾声（人物事迹资料）

王氏整理

《明史》列传中评价王家屏“性忠谠，好直谏”，这是他在政治生涯中的主旋律。

王家屏一生臣事了三个皇帝，其性格形成于嘉靖时期，功名成就于隆庆年间，而他的品格和才智则突出地展现在万历时代。因为，他真正作为朝夕顾问之臣而启佑的皇帝是万历帝神宗。

神宗皇帝叫朱翊钧。他是明代17位皇帝中在位时间最长，也可以说是一个最昏庸、荒淫、懒怠的人君。他在位48年，驾驭着朱家王朝权力的巨辇，将前此已露败象的大明江山径直拖入彻底覆灭的深渊。

朱翊钧10岁登基。那时，他的精力全部用在读书上，“大柄悉以委居正”。但在十年后，他洋洋自得地亲了政。按理，他正值朝气蓬勃的美好年华，本应为振兴大明而建功立业。然而，他那种从小养成的懒散习性，由商人外祖父李伟那里继承下来的贪婪禀赋，以及狭隘的市井思想，使其逐步形成了骄奢淫逸、贪财好货、刚愎自用的性格和品质。因此，朱翊钧作为一代帝王，沉溺于酒色的程度是骇人听闻的。别的权且不论，仅供他日夜寻欢作乐的后宫美女就数以千计。他嗜酒成性，酒醉辄怒，怒则伤人，宫女、太监稍不留意，就要遭到杖责，重者致死。他还学会了抽大烟、玩花鸟、掷钱赌博。这样一位五毒俱全的昏君，国家何以赖之，廷臣安能辅之?岂能指望朝政勤恪，社稷复兴，臣民安康吗?

封建专制社会自命为天子的帝王，一旦堕落到这等地步，哪里还有什么心思临朝亲政处理国务呢?所以此时的朱翊钧，不要说置国家兴衰、民众生计于不顾，就连阁臣选任、机关缺补、官员晋退等等，都一概极少过问，甚至已经连最起码的朝讲也不临了。“原其初偶以圣躬静摄，暂时传免耳。后来因循之久，安如故常。”“乃自累岁以来，端居大内，警跸稀闻，郊庙之祀不亲，朝讲之仪久辍，大小臣工有经年累月不睹天颜者，则出入起居稍戾于曩时也。”全国的官吏“从万里远来瞻仰宸闱”，“群集辇毂之下，听候黜陟”，“亦未有三载会朝之时”，“典礼为之并废矣”。(大意是：起初，是偶然借需要静养而停止主持政务，暂时传喻免于临朝，后来沿用此法时间久了，习惯成了常事，居然心安理得。直至发展到连年以来，深居后宫很少出行，郊祭庙享之礼不亲自出席，经筵讲学之仪长期停辍，大大小小的臣子们长年累月见不到皇上的尊颜，其日常生活也违背了以往的规律。全国各地的官吏不远万里从四面八方来瞻仰朝廷，会集在京师听候升降调迁，三年也没有遇到会朝的机会。朝廷的一切典礼都被废止了。)

至于章疏的处理，亦如朝讲之仪、郊庙之祀，“频留而不下”。神宗皇帝亲政之初，言官抗直之声满天下，言事论政、检举弹劾的谏疏、论疏，扰得懒散成性的神宗非常头疼，但上有太后督着，躲犹不及。因而他常向首辅申时行鸣怨叫苦。申时行为人为政十分聪明乖巧，又有历仕三朝的经验，很会揣摸皇上的心思，便趁机教唆他“留中”章疏。他说此法历朝都用过，一切疏文都要出示外廷，反而平添许多麻烦，不如扣在宫中暂不理会，上疏的人还以为皇上在为之考虑呢，自然也不会马上再生事，岂不两全其美?神宗闻言初试，果然没出什么纰漏，而且落得清静。此后奏疏多起来时，他们君臣二人又将“留中”的方法做了改进，规定御史、给事中等言官，要各自管好本职事务，不得越科言事。譬如给事中，以前虽分吏、礼、户、兵、刑、工六科，但论事时却不受科别限制，举国上下，各色事物，都可论及。有了这个规定后，便无法论疏科外的事了。如此一来，章疏自然少了许多，再加上“留中”，神宗便可有大量的时间纵情酒色了。“原其初偶以圣意未协间一留览耳”，后来“至于中外章奏或疏入辄留，或票进不下，或日暮而始发票，或隔日而后批行，甚至接本与守科官员有延候终日不见一疏者”，“停阁之多，寝以稽滞。事关黜陟刑赏而留，关民生国计而留”，以至“内阁不得票拟，外廷无由禀承”，“则政教号令或愆于常度也”，“纲纪为之渐弛矣”。作为皇帝，既不临朝听政，章疏也就懒得批发了，其他政务的荒废便可想而知了。起初，偶然借口奏疏与皇上的心意不合而间或留中，后来发展到朝廷内外的章疏动辄就留中，有时内阁拟票也不予批发，即使批发也是日落时才见动作或隔日事过境迁了徒发“马后炮”，甚至等候接本和值守科部的官员终日引颈候望，也不见一道章疏发下。事关官员升降调补、刑赏劣优的被留中，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也被留中。直至内阁不能票拟，所有官员有事无法禀奏，当然也领受不到应得的回复批示，整个朝廷的刑赏教化等一切法规命令都违背了常规，纲纪法度渐趋毁坏了。这样的皇帝，臣民还有什么指望呢?

对此，秉性直戆、忠君爱国的王家屏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夙夜忧惧”，“不能顷刻安其位”。他认为，“人臣事君，如子事父母。父母有疾，为子者谨视汤药必疗乃已，此至情也”。何况自己“官居辅弼，职在赞襄”，是可忍，孰不可忍?选因而，他经纶竭补衮之才，肝胆倾回天之力，素精开仁爱之心，披忠陈逆耳之言，冒死直谏，力图启圣心，解君惑，“导主德于缉熙，燮天工于寅亮”，进而达到兴典礼，整纪纲，挽救明王朝于旦夕危亡之际的目的。

万历十七年四月，王家屏丁母忧除服，奉诏返京还朝，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的爵衔再次直文渊阁，照旧在阁参赞。他于初六日启程，二十一日抵京，不顾旅途劳顿，于次日在鸿胪寺报名见朝讫，即回阁要求觐见皇上。然而他连请数次未果，于抵京已逾三月之久，万寿节将临之时，不得已上了《请御朝讲发章疏疏》，说：“自入京以来，已逾三月，尚未获一瞻天表，一奉玉音。私心旁皇，良用悚仄。”“堂陛之交所恃以存其体貌者，惟有朝讲;军国之政所恃以集其谋议者，惟有章疏。”“乃今朝讲久辍而不御，皇仪阙于展究，圣学倦于缉熙，勤励殆有间焉。”“册封遣官而免，郊庙奏祭而免，典礼为之并废矣。今圣寿届期，捧表入贺者云集，万国之属目也。尚可端居大内而不一出乎?”在王家屏看来，作为一国之君，上有天帝的爱抚并施予安定之时世，下有臣民的拥戴且附于倾心之依赖，一旦自己日常起居作息失去了节度，即违背了自然节序之和顺;倘若对朝政不能及时地发号施令，必然牵连国家机要政务疏于治理。因此，皇帝的出入起居，绝对不能恣意放纵随心所欲;发号施令，尤其不能违背法度悖逆民意。但是，自己身为内阁大臣，朝廷宰辅，现在抵京还朝已经过了三个月之久，尚未见到皇帝一面，心里着实因此而焦急不安。他认为，君臣当面论议治国之策，所能依赖存其礼遇的唯一机会，只有朝讲;国家的军政大事所能集中谋划商议之唯一途径，只有章疏。而现在朝讲久辍，皇家礼仪缺乏深入展示，皇帝的学习因其厌倦而未能积渐至于光明。这些情况大概有些时日了。实际上还不止于此，甚至连册封仪典也不亲自出席了，只是派宦官代行;郊祭庙享更是彻底罢停，干脆连宦官也懒得派遣了，所有的典礼全部被这个昏君给毁坏了。现在万寿节即将来临，八方朝贺者云集京师，天下人拭目以待。王家屏怒不可遏地质问神宗皇帝：此时此刻你还能安居深宫而不露一面吗?岂有此理!也就在这次上疏时，他毫不客气地指责神宗停朝辍政由“初偶”到“因循之久，安如故常”，“勤励殆有间”，已经习惯养成自然了。哪怕“事关黜陟刑赏”、“民生国计”，“典礼为之并废”;哪怕“内阁不得票拟，外廷无由禀承”，“纲纪为之渐弛”，整个国家机器停止运转，这个昏君“端居大内而不一出”，且毫无半点愧疚之意，相反还觉得心安理得。似这样的人君，还有什么“皇仪”可言呢?

此时，神宗慑于王家屏一语千钧的谏责和朝望颇重的威仪，不得不勉强在万寿节来临之前接见了他，并于次日遣文书房中官李文辅口传圣谕“王阁老忠爱之心已有了，昨升殿头眩坐不久”，聊表抚慰。王家屏上疏谢恩，再次规谏神宗临朝勤政。过了数日，神宗为之在御门又接见了他。此后便更加深居不出了。

万历十九年岁末，内阁次辅赵志皋也遭到了与王家屏前年返京后同样的冷遇。此时，王家屏作为首辅，觉得自己“犬马之诚实未足以动天”，于是具《请视朝揭》，气愤地指斥神宗：“臣等自今年孟冬，恭遇皇上亲飨太庙，一睹天颜，此后每当视朝之期，辄报传免。大小臣工足不至交戟之下，目不瞻衮冕之容已数月矣。即今三冬已尽，一岁将终，伏念臣同官赵志皋，荷蒙皇上简抡，擢居密勿之地，俾参大政，固朝夕备顾问之臣也。”“未有朝夕顾问之臣而可三月不面者也。”(大意是：我们这些内阁大臣，自从今年十月遇到皇上亲自祭祀太庙，见了你一面之后，每当你应该临朝听政的时候就听到传谕停免。大小臣子已有好几个月没踏过皇宫的台阶，没见过皇上的尊容了。现在冬季已过，一年到头了。我考虑赵志皋承蒙皇上选拔提升，到了朝廷重地，参预国家军政机要，本来就是备为皇上朝夕顾问之臣。哪有朝夕顾问之臣可以三个月见不到皇帝之尊容的情况呢!)其实这无异于当面质问神宗：“朝夕顾问之臣而可三月不面”君，怎么“俾参大政”呢?天下哪有如此荒唐的朝廷呢?

作为辅弼之臣，王家屏认为自己的职责应该是“能止慝于未形，防欲于微眇，弼成主德于内，而宣昭令名于外。”(大意是：能使帝王的邪念或差失在没有暴露之前即予以阻止，在其欲望稍有萌芽之时，即应防止其膨胀蔓延;对内应辅佐帝王成为一个有道之明君，对外要明显地昭示其美好声誉。)

所以，王家屏非常重视“辅养君德”。每到年终，他将讲过的经书讲章分类抄录，呈进宫里，“以备皇上温习观览”，还要重新编辑发送司礼监，让其陆续刊印，“依节次进呈，伏望皇上万机之暇，时加观览，以求温故知新之益。”(详见《类进讲章揭》)真可谓用心良苦，“惓惓效忠之至”啊!

他的进谏方式也不乏“委曲以开导之，尽力以扶持之，至诚以感动之”。“其有不从”，万不得已的情况下，“然后可以强谏力争。即数而取厌，取疏以去就决之”。在崎岖坎坷的仕途中，他的确是这样艰难而努力地实践的。

万历十七年十二月，大理寺评事雒于仁向神宗上了“四箴”书。其大意是说，神宗皇帝近年来得了一种嗜酒、恋色、贪财、尚气的综合症，以致几年来郊祀庙享遣官代行，政事不亲，讲筵久辍，觞酌是耽，宠信宦竖，溺爱郑妃，摈斥忠谋，久虚储位，并且传索帑金，括取币帛;横施雷霆于廷堂，以责罚无明之罪。他对症下药地要求神宗“浓醑勿崇，内嬖勿厚，货贿勿侵，旧怨勿藏”。神宗皇帝闻之震怒不已，决心重罪于仁。当此千钧一发之际，王家屏挺身而出，上《申救大理寺评事雒于仁疏》，恳请皇上由自己代替雒于仁“伏罪”。他说：“臣惟人主置相，责使保王躬，辅养君德。职亲任重，非庶官之比也。人主出入起居之节，庶官所不及知者，相臣得先知之;人主耳目心志之娱，庶官所不敢谏者，相臣得豫谏之。”如此“弼成主德于内而宣昭令名于外”，“何妄议之有?芽妄议之兴，咎在相臣失职。”他还说，得知雒于仁进“四箴”书，初讶“其误听讹言，妄生臆说”，然而“思之于仁庶官也。于皇上之起居尚及知之，于皇上之愆违尚能谏之。臣职亲于庶官，任专于辅导，乃尚有所不知、不谏。夫不知失职也，知之而不谏失职也。安可独罪于仁哉?芽使于仁之言诚误且妄，犹可诿也。倘其一事偶中，一言或投，以圣躬之康豫而真有阴阳之患，干伐其天和;以圣德之清明而真有云雾之翳，障蔽乎日月。为臣子者，何忍诿之不知而不谏乎?芽”倘或“事皆中、言皆投，于仁蒙罪而言之，为宗社生灵救无穷之祸，乃所以为忠也。”接着，他肯定地说：“于仁之四箴以规皇上，则为妄试之医以备养生，未必非延历之术也。此臣所以谓于仁为忠也。若臣者从谀承意，缄默苟容，无能匡正宸枢，弥缝衮阙，上亏圣明之誉，而下陷庶官俾以愚戆蒙不测之威，此乃真所谓不忠之臣，不可一日在左右者也。”这里，王家屏采取了先退后进，以守为攻的迂回进谏的方式，“委曲以开导之”。

首先，他从自己的身份和职责入手“引火烧身”，为雒于仁开脱责任。他认为，君主设置宰相，目的是使其保证帝王的身体安康，辅养君主的德行笃厚。其职位亲近，责任重大，不能混同于一般官员。所以，帝王日常作息的节度，一般官员是不可能知道的，而宰辅之臣则必须事先知道;君主充耳入目以及心想的欢娱安乐之事，一般官员是不敢规谏的，而宰辅之臣却必须预先诫谏之。由此看来，雒于仁进谏之举，怎能说是“妄议”呢!果真是“妄议”，而引发庶官之“妄议”的过责应归咎于相臣的失职。言外之意，作为庶官的雒于仁，既然没有这个职分，当然就不应负这份责任。而皇帝拿他问罪，却放纵了“失职”的相臣，无论于法于理，还是于情，都说不过去!

接下来就是婉言曲折地肯定雒于仁所言确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他说，起初乍一听到此事，惊讶其误听了传讹之言，胡乱生发了臆断之说。但转念一想，雒于仁不过是一个职低位卑的庶官，对于皇上的日常作息以及其中存在的差失，尚且能够知之，并能直言进谏，这本身就是难能可贵之举。相反，身在皇上左右的相臣，职位比他更为亲近，而且又是专门负责辅导皇上的股肱大臣，竟然对这些事情置若罔闻，更没有及时地规谏。本来“不知”就已经构成失职之罪，而知之未尽谏诤之责，这就更为失职了。如此说来，皇上怎么能只处罚雒于仁，却不加罪于这些严重失职的相臣呢!

接着便是指责皇帝不应该推卸自己的错误，并肯定了雒于仁此举是尽忠于朝廷。其实，这里蕴含的实际意思，是在拷问皇上的良心：雒于仁为你治病何罪之有!王家屏连用假设推断言其真实的巧妙谏诤方式，步步为营给雒于仁开脱活命之途径：假如雒于仁所进之言确是谬论妄说，皇上权且可以推诿。倘若他提及之事，偶然有一件确系事实，那么皇上之康宁安乐果真有击刺破坏自然祥和之气的隐患，皇上之清明圣德果真有遮障蔽匿日月辉耀之光的云翳，作臣子的怎能忍心借口自己不知道而不予及时规谏呢?如果雒于仁所提及之事都是事实，那么他这样做无疑是不顾自己蒙冤获罪，而挽救国家和人民免遭无穷之祸难啊!这不是效忠于朝廷又是什么呢?雒于仁用“四箴”规谏皇上，即使是作为以备养生的妄试之医，其目的也无非是为了让皇上延年益寿。这正是我之所以认为他是尽忠于朝廷的缘由!如果作为臣子阿谀奉承，或者缄默不言，以此苟且容身，不能匡正朝纲之疏误，弥补皇上之差失，对上损坏英明睿哲之君主的美誉德望，对下陷害百官因愚戆而蒙受意外的刑罚，这样做才是真正不忠之臣，一日也不能存立于皇上左右啊!

王家屏如此独具匠心的精妙进谏方式，足以令神宗皇帝理屈词穷，无地自容。总而言之，他委婉而客观地认可了雒于仁所言皆为事实，含蓄而确切地肯定了雒于仁是忠正之臣，间接而坚定地表示了自己的观点：决不从谀承意缄默苟容。在以王家屏为首的忠臣贤士全力申救下，雒于仁最终免遭重典而善罢归里了。

万历十八年，全国大面积遭受久旱、水潦、蝗螟等多种自然灾害，边患严重威胁着国家安全，国民经济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加之政治腐败、纲纪松弛，国家已陷入严重危机之中。但皇帝深居静养，朝政久辍，辅弼大臣无力扭转即危之乾坤，难以恪尽赞襄之职责。在这种情况下，王家屏不堪忍受“既不能婉导密规防君志未萌之欲，又不能明诤显谏扶干纲将坏之枢”，而“徒以被恩高厚”，“庶几殚竭愚忠”，却“毫发靡酬”、“旷职鳏官”的煎熬，毅然上疏求罢让贤。他说：近年来，天鸣地震，星落尘飞，江河干涸，加上天旱水潦蝗螟虫灾害，以及多种瘟疫的流行，调理的困难再没有超过今天的了。况且套贼在陕右叛乱，土蛮在辽西横行，贡市属国又像鸱猛虎般地窥视着宣、大。“虚内以事外，内已虚矣，而外患未休;竭民以供军，民已穷矣，而军饷积缺。此边腹并溃之势，兵农俱困之时也。民生国计匮乏，如此则均节之难。”“然而议论纷纭，罕持大体;簿书详致，祗饰弥文。纲维废弛，而玩之风已成;名实混淆，侥幸之途渐启。士风吏治惰窳，如此则董正之难。以至重之任，当至难之时”，“而臣智不能赞一筹，力不能效一臂，则安用臣为哉?芽”“乃今皇上深居静摄，朝讲稀临。计臣一岁间，仅仅于去年八月一奉朝参，今年元旦一奉召对而已。自余月日，求一瞻衮冕之容不可得。间尝一进瞽言，略蒙慰谕，竟与诸司章疏事关规谏者并寝不行。臣自是遂不敢复有尘渎。”“冀赐罢归，以避贤路。庶少逭旷官之愧，免于误国之诛。”(详见《庚寅自劾请罢疏》)

王家屏向皇上进谏，一贯坚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实事求是，义正辞严;从不吞吞吐吐，闪烁其词;更不溜须拍马，报喜隐忧。就在这篇《庚寅自劾请罢疏》里，他十分翔实地阐述了国家所面临的严酷形势，即天灾人祸俱至，政治经济并溃，国计民生垂危，朝纲士风濒摧，整个朱明王朝趋于天失时、地毋利、人不和，即将全面土崩瓦解之势。这绝非危言耸听，且看：地震、干旱、水潦、瘟疫、蝗螟虫害等自然灾害无所不至;“套贼叛乱”、“土蛮横行”、贡市属国虎视眈眈，蠢蠢欲动，诸多外患民变此起彼伏;军饷积缺、民穷兵困、边腹并溃，国民经济顷刻间轰然坍塌……仅此疮痍满目的烂摊子，就是那几个“殚竭愚忠”(事实上也未必全是如此)的宰臣，纵然有三头六臂、使出浑身解数均和调节，恐怕也是难以招架了。然而更要命的是，纲维废弛，贪图安逸、虚度岁月之士风已成气候;名实混淆，贪得无厌、求利不止的墨途渐至开通;官场上议论纷纭，但很少有人关注国家大计，文书中备说细述，只不过是为了粉饰文字而已。如此懒惰苟且、污浊不堪的士风吏治，任凭那几个“被恩高厚”的宰臣拼上老命进行督察纠正，恐怕也是无力回天了。王家屏清楚地知道，比这些时弊更可怕、更致命、更不可救药的是神宗皇帝这个罪魁祸首。他终日深居后宫不御国政，贪图享乐，稀临朝讲;经年累月，大小臣工难得一瞻其尊容，一奉其纶音，就连辅弼朝臣强行具奏之言亦同诸司章疏一样，一概滞留不行，哪怕王家屏这样情真意切、肝胆相照的肺腑之言，那个玩得“头眩”了的昏君也全当耳旁风，竟然不予理睬。所以，心灰意冷的王家屏悲愤交加地发出无奈的喟叹，提出罢归之要求：“以极其沉重之责任，面对如此极其危难之时势，而我不能赞助一筹之智，贡献一臂之力，那么用臣何为呢?”“希望赐予我罢官归乡，来避让贤士进用之路。这样或许使我稍微逃脱旷废官职之愧疚，免除耽误国家命运之自责。”

若仅仅将神宗皇帝看成是不理朝政的懒惰之虫、酒色之徒，那是远远不够的。他还是一个贪得无厌的市侩强盗。他不仅把大明江山看作一片无需耕耘的田地，拿国政当儿戏，而且把臣民视为任意宰割的牛羊，而挖空心思地敲骨榨髓搜刮民脂民膏。在十六、十七世纪交替之期，中国封建社会的个体经济已经零星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商品经济有了新的发展。这就给贪财好货、骄奢无度的神宗提供了大显身手的广阔天地。其皇子办冠婚礼，挥霍帑银达一千二百多万两;生一个女儿，要户部、光禄寺各进奉白银十万两;公主出嫁，也要讨取数十万两。更有甚者，还在弱冠之时他就为自己选“吉壤”，造定陵，选料苛刻，耗资可观：杉木，非云、贵而不用;大砖，必须山东临清专门烧制;汉白玉巨石，须房山特采;工期长达6年之久，投资白银800多万两之巨，日均工匠、民众多达3万余之众，其中不堪折磨而致死者不计其数。此时的神宗决非胸怀宗社大计的一国之尊，而完全变成了一个贪婪凶残的豺狼。他视金银珠玉如命根子，不厌其珍，不厌其奇，更不厌其多。他为了买到称心的珠宝，竟不惜一次花掉白银两千四百多万两。在他的带动下?熏宫廷消费日益暴涨，每年仅脂粉费便高达四十万两白银，织造龙袍的丝料多达15万匹。因而国家财政日趋窘迫。但是，神宗皇帝非但不思振国力，兴国运，纾民困，遂民安，反而变本加厉地大发国难财，肆无忌惮地破坏残存的生产力，以满足其穷奢极欲的生活用度和市侩心理的需求。他大力提倡官吏向自己“进奉”，把进奉财物的多少，作为衡量官吏效忠皇上的唯一标准，甚至不惜用武力和恫吓等卑劣手段强行索取钱财。

面对这种社会现实，王家屏基于忧国忧民的思想，多次冒死直言进谏，明确地指出祸国殃民、制造危机的罪魁祸首就是神宗皇帝。他说：“纵欲败度其源在上。”意思是：放纵私欲，败坏法度的根源在皇上。)“太仆有食谷之马，水衡有食肉之兽，而民苦饥饿不能餮藜藿，流离道路辗转沟渠。”(大意是：皇家的马吃的是粮食，皇家园池里养着吃肉的禽兽，而穷苦的平民连野菜也填不饱肚子，只能背井离乡四处流散逃命。)这无异于养禽兽以吃人?选他怒不可遏地质问皇上“一丝缕之细，一器物之微，孰非民力?”“下供之甚艰难，而上用之不甚惜”，其结果必然是“不甚惜则务多取，务多取则必厚敛”，天下苍生怎堪忍受呢?芽言辞犀利，态度激昂。如此锋芒毕露地把矛头直接指向皇帝，恐怕在历朝历代的宰臣中是极其罕见的。

王家屏在辅政期间，不但婉导密规隐讽暗谏以燮理赞襄，报效朝廷，更以明诤显谏犯颜触忌而建言献策，为民请命。论其才智和德行，可以说，他自步入仕途就注定前程似锦，富贵有期了。但其秉性和人格决定了他虽然处身于这样一个社会矛盾错综复杂的时代，事奉着一个如此嗜酒腐肠、恋色伐性、贪财丧志、尚气戕生的昏君，但他绝不能选择只顾追求个人的名利地位，而在困难面前消极退缩或者苟且偷生。他认为，“臣等为辅弼大臣，受股肱重任”，“备员禁近，感承皇上眷倚至恩，以分而言则辅导善谊者，臣等之本职也;以情而言则奉扬休美者，臣等之至愿也;皇上一言之善，一政之得，则臣等与其光荣;一言之违，一政之失，则臣等均其耻辱。”因此，尽管在“朝纲陵替，国是碝张”之际，“抱忠而不得施，告猷而不见纳”，“终不能感格高厚，回旋分毫”，但他始终坚持“发之以正直，本之以忠厚”，不遗余力地“以犬马之诚动天，蚍蜉之力撼岳”，匡时弊，兴典礼，整纪纲，挽狂澜于中流，拯饥民于水火。就是在他黜退辞朝之时，还语重心长地叮嘱神宗：“伏望皇上宥密凝神，特慎寝兴之节;中和养德，常平喜怒之情。隆孝养于两宫，奉烝尝于九庙;视朝听讲一如万历之初年;敬天勤民恪守祖宗之遗训。信任辅弼，爱惜老成。亟收罪谪之臣，用伸士气;重斥贪残之吏，以厉官风。”(大意是：恭敬地希望皇上宽仁宁静，聚精会神，特别慎行日常作息的节度;待人处事要温情和谐以修养德性，经常平抑喜怒之情感。对两位皇太后，要尊崇孝养;对九庙祖宗，要恭奉祭祀。御朝治政和出席经筵听讲，要像万历初年那样一如既往坚持始终;敬天勤民，要谨慎而恭敬地遵守祖宗之遗训。要信赖任用辅弼大臣，爱惜颇有成就、德高望重的老年宿臣;尽早征召起用错遭贬谪之臣，以此而伸张吏治之正气。严惩贪浊残暴之吏，以此来整肃官署之歪风。)正所谓真诚体国可比武侯，慷慨当机并驾莱公。后来的大学士叶向高给予他高度的评价：“盖自嘉隆以来，相臣之精忠劲节取信于上下，名实纯备始终无瑕，罕有及公者。”其精神品格亦如他的墓碑上镌刻的赞语：“道不苟容，弃官如履;义不苟免，视死如饴。”

八

在明代历史上，“争国本”可谓浓墨重彩的一笔。它像一场飓风骇浪，将王家屏的愚忠直谏推向了巅峰，同时也使他的政治命运被摔埋在谷底。

这场政治风暴的源头是皇三子朱常洵的诞生。万历十四年，最受神宗皇帝宠爱的郑贵妃生下了朱常洵。郑氏原为淑嫔，容貌之艳丽远在宫中所有嫔妃之上，而且性聪敏，爱读书，有志气，多谋略，入宫后很快得宠，早于万历十一年即幸晋为贵妃。所以，皇三子朱常洵的出生，使其生母郑贵妃的身价倍增，神宗马上册封她为皇贵妃。皇贵妃是仅次于皇后的封号。其位分高出皇长子朱常洛的生母王恭妃两级。按礼法，王恭妃的地位应仅次于皇后，而居于其他嫔妃之上。但是，她生皇长子五年未能得封，而郑贵妃刚生了皇三子就飞黄腾达后来居上。因此，朝廷内外舆论大哗，不平之声如惊涛拍岸，臣工们纷纷上疏，为王恭妃争取相应的名分，为国家争彰明正的礼法。恰在此时，传说神宗皇帝秘密偕同郑贵妃到大高元殿谒神盟誓，约定务立皇三子朱常洵为皇太子，神宗将誓言书为诏命封装在玉盒内，交郑贵妃存宣。这就是所谓的“玉盒密约”之说。此风骤起，即在朝野上下掀起了轩然大波。臣工们判定，神宗有“废长立爱”之意。根据太祖洪武皇帝的遗训，嫡子有继承皇位的优先权。可见皇子们的地位是取决于其母亲之地位的，而长幼之序并不重要。在朝臣们看来，神宗册封郑妃为皇贵妃，其实醉翁之意不在酒，其真正的意图只不过是企图立皇三子朱常洵为皇太子罢了。朝臣们认为，此乃宗社大计，事关社稷江山的大是大非问题，就是丢官爵，抛头颅，也要坚决与之斗争到底!

万历十四年二月，郑氏被册封为皇贵妃不久，时任户科给事中的姜应麟上疏首抗，说：“贵妃所生陛下第三子犹亚位中宫，恭妃诞育元嗣翻令居下。揆之伦理则不顺，质之人心则不安，传之天下万世则不正，非所以重储贰、定众志也。伏请俯察舆情，收还成命。其或情不容已，请先封恭妃为皇贵妃，而后及于郑妃，则礼既不违，情亦不废。然臣所议者末，末及其本也。陛下诚欲正名定分，别嫌明微，莫若俯从阁臣之请，册立元嗣为东宫，以定天下之本，则臣民之望慰，宗社之庆长矣。”其实，在这个问题上姜应麟充当了守正的大小臣工之代言人。很明显，他的观点有二：一是反对册封郑妃为皇贵妃。他认为，郑妃因生皇三子而位居皇长子生母恭妃之上，犹亚于皇后，这种做法于伦理、人心和宗法都是不适当的;二是册立皇长子为皇太子，以定国本。这不是明目张胆地和皇帝唱对台戏吗?所以，神宗阅毕甚为震怒，遂降旨痛斥姜应麟，同时也对此作了一番不能自圆其说的解释：“册封贵妃，初非为东宫起见”，“贵妃敬奉勤劳，特加殊封。立储自有长幼……”御旨既出，姜应麟遭到贬谪。然而，守正的朝臣们上疏者蜂起，力谏神宗及早践行“立储自有长幼”的谕旨。由此而获罪遭贬者多人。此时，慈圣太后感到神宗真有“废长立爱”的企图，便加以过问并干预此事。

万历十八年元旦，神宗帝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召皇长子和皇三子以及内阁大臣们入觐毓德宫。皇上将二位皇子拥于膝前，有意做出非常亲热的样子来让阁臣们审视。当时，王家屏同其他三阁臣跪请皇上准予皇长子出阁讲学，神宗勉强点头应允。内阁大臣们继而请求定行册立皇太子典之期。神宗面带嗔色，犹豫良久而面谕：“朕不喜激聒。近诸臣章奏概留中，恶其离间朕父子。”并明确告谕，册储之事宜与近臣从容议决，不让外臣参与杂议。王家屏闻言深感忧惧，此后多次上疏请册立，请豫教。他先以皇上元日召谕之意因势而疏导，说：“皇长子膺主器之重，具冲睿之资，中外臣民系心已久。请册立未许，请豫教未许。国本莫定，群情危疑。此臣之夙夜忧惧者也。”(大意是：皇长子承当皇太子之重任，具有谦和、淡泊、明哲、睿智之资质，朝廷内外的臣民心系已久了。但是，请求册立皇太子之典未得准许，请求其出阁讲学也不得准许。皇储之位不能确定，天下臣民的情绪犹疑不安。这是臣昼夜忧惧的原因。)神宗皇帝不予理睬。

是年十月，内阁臣子联合上疏，用自己的进退去留谏诤。神宗不高兴，传谕数百字，严厉地责备朝臣们沽名而引起纷扰，指责他们是犯上作乱。申时行等闻言面面相觑，都感到突然而惊愕，闭门不出乞求罢归。只有王家屏在内阁，继续请求速决大计。于是，神宗差中官李浚到阁口传圣谕：“册立事如明年春夏科道等衙门不来渎扰，便于明年冬传旨册立。如再来渎扰，直待十五岁册立。”王家屏认为口谕难以为据，希望神宗特颁诏书传谕，便立即拟备了诏书文稿呈进宫里。但是神宗帝未予采用，再次差人口头传谕，说：在二十年春天举行。王家屏得旨后大为高兴，即在朝廷上宣布了此事。朝臣们无不欢欣鼓舞。然而，神宗的心意其实尚在犹豫之际，听说王家屏已公开宣示朝廷，甚为不满，便降旨予以谴责。王家屏再次上疏，说：“皇上于元子亦既明示其长幼之序矣，乃廷臣屡请册立未即允从，反责其求荣卖直。在皇上若欲少待时月，而百官万姓因圣意之久不决也，辄造妄传讹猜议横起。”很明显，这次上疏是冒着更大风险，要求皇上尽早实践其“立储自有长幼”的诺言，而诚诫皇上若“圣意之久不决”，就会造成朝野猜忌，当然更不应反责朝臣“求荣卖直”。但仍然无果。自神宗有诏切责廷臣以来，王家屏无所畏惧，没有退缩，连上四本《请册立揭》，向皇上明确地陈述了早定国本的利害关系，并告诫神宗所谓“渎扰”，其责任不在廷臣言官，而在于皇上本人。要想压服“渎扰”，唯一的出路是早定国本。他说：“当万历十四年，诸臣尝以为请矣。而皇上不许也，将言者重罪之。今五年矣。诸臣以为请，皇上又不许也，而又重罪之。夫请之而不许，臣下已不能无疑;不许而又罪之，此疑惑之所以益深，而摇乱之所以益众也。”“欲释众疑，莫若大信之早全;欲解摇乱，莫若圣志之早定。虽目前举行未敢遽必，而欲过十岁似太迟。”“诸臣所以连章累牍请册元储，不避渎扰之罪者，正以元储渐长，册礼未成。虽云候旨举行，而未示的确之期，年复一年，日延一日，此群情之所以摇惑，而请乞所以频繁也。今元良之建断自宸衷;册立之期拟于来岁。圣心一定，臣下幸成命之可守，皆当喜色以欢传;明冬遄临，臣下幸大礼之将行，皆当诎指而拱俟。此不待禁其渎扰，而自然无言之可渎，无事之可扰矣。”

由此看来，在争国本这个问题上，王家屏和神宗皇帝的“对弈”日趋激烈。他把数年来神宗帝对臣工们所犯的错误，毫无避忌地和盘托出：早在万历十四年，诸臣曾经请求册立皇储而不许，此乃神宗帝之错;将言者重罪之，此乃神宗帝之更错。五年后的今天，诸臣又请而又不许，此乃神宗帝之又错;而又重罪之，此乃神宗帝之又大错。因此说你神宗皇帝就是造成群臣“众疑”、“摇乱”乃至“渎扰”的祸根罪源。要想释众疑、解摇乱、禁渎扰，只有你神宗帝早日坚定自己的心志，兑现自己的诺言，保全自己的诚信。只有这样，“不待禁其渎扰，而自然无言之可渎，无事之可扰矣”。倘若还是“年复一年，日延一日”，摇摆不定，最终依然“未示的确之期”，众疑将益深，摇乱将益众，渎扰将益频繁!可想而知，如此言辞犀利、理直气壮的章疏呈进宫里，那个昏君岂能准奏?还不是“泥牛入海”!

万历十九年(1591)秋天，工部主事张有德以册立太子的皇仪礼节疏请批示，神宗又视之为激扰之举，命令制止此事。许国坚持谏诤而上疏求罢归里;申时行被人弹劾不得已也罢归离去，王锡爵在此前以省亲为由还乡，王家屏遂被任命为首辅。但他认为许国谏疏上列有自己之名而不该独自留任，故再次上疏请求罢归。他说：“切念阁臣辅导谊均，一体有罪，斥罚不宜异同。臣与国并厕机廷，协襄政务。即顷册立之事，国与臣居平商议数矣。国始具揭时，臣寔赞之;属草揭既具，臣寔与之连名。其始谋同也。上揭之日适值主事张有德疏至，初恐事势促迫，尚在逡巡，已见事机凑合，难复延缓，其从小臣之后附合同也……臣罪既与国同，则罚不应与国异……况国今日之所请，本臣前岁之所传。臣前奉德音，业有成命。国等不过遵皇上之大信，订册立之定期，事匪无端，言实有自。今国等过听臣传宣之言，遂干上激聒之怒，则所以误国于有罪之地者，始终皆臣之为也。臣不传宣于前，国何据以为请;臣不怂恿于后，国之请必不坚。由此观之，误国于罪者，非臣而谁?”在这本《乞与次辅并免疏》中，王家屏明确揭示了神宗皇帝出尔反尔失信于人臣的行径，极其委婉地责备了他随意斥罚无辜廷臣言官的错误。他先是申明与许国分担罪责，其理由是：从大的方面讲，同为内阁辅臣，共同的职责，集体的罪过，当然“斥罚不宜异同”;具体到请求册立这件事来说，许国初有具揭疏请之意，自己表示赞同，揭本起草完毕，自己又联合署名，附和小臣张有德之后呈进揭本，自己与许国共同所为。既然从始至终与许国同谋同行，那么“罚不应与国异”。然后，将罪责独自揽在自己身上，又顺藤摸瓜地追溯到皇帝头上：况且许国具揭请求册立之起由，是自己传宣了皇上的“德音”，许国“不过遵皇上之大信”而已，“事匪无端，言实有自”。“由此观之，误国于罪者，非臣而谁?”然而，自己之传宣也不是无中生有，妄造传讹，而是“前奉德音，业有成命”。一言以蔽之曰：这个罪责是你神宗皇帝应该承担的!

最后，他提出罢归的请求。他说：“以皇上之美意既定而复摇，以册立之吉期既届而复改，所以误宗社大计者，亦由臣传宣之不实致之也。然则臣之罪不但当与国同罢，虽加以斧钺窜诸遐荒，犹未足以安九庙之神灵，快四方之觖望也。”“伏乞皇上……将国留用，放臣早还或并赐罢归，俾分任罪戾。”神宗依然不展“龙颜”，不启“圣心”，不降“天恩”。王家屏只好继续留任执阁。

自此，册立之期多次更改，朝野上下为之议论纷纭。王家屏因此而更加深感忧虑，力请皇上践守大信，以堵塞流言蜚语，消除宫闱嫌隙。他在《请册立揭》中说：“国有长君，社稷之福，故古之帝王贻谋燕翼，莫不愿主器之有归;而臣民歌咏太平，亦莫不愿储位之早正。”“长幼之分明，而君王之位定，国家之福莫大于此。”“臣等备员辅导，义难缄默。敢昧死上请皇上早赐宸断，特霈德音，遵明春之吉期，成前岁之大信，庶一言可以定国本，顷刻可以释群疑。宫闱雍睦之休，宗社灵长之庆，端在此举。”(大意是：国家有了君主，是全国臣民的福祚。因此古时候的帝王善为子孙谋划者，最大的愿望就是皇太子有了归宿。而臣民歌颂的太平盛世，也不过就是皇太子早日正位。长幼分明，君主和诸侯藩王的职位得以确定，国家的福祚没有比这再大的了。我们这些内阁成员的职责就是充当皇帝的辅佐和开导之臣，从道义上讲也不应该沉默不语。所以，我冒死请求皇上尽早裁定决断，特降恩泽，颁发德音，遵照原定明春举行册储的吉日，实现皇上去年的承诺。希望皇上的一句话就能够确定皇太子之人选，顷刻间便可消除众人的疑惑。皇宫上下和睦融洽的美善，国家流广绵长的福祚，的确就在于这一举措。)但是，任凭他掏尽心肝，磨烂唇舌，那个置社稷存亡、万姓生死于不顾的无赖之君，就是死猪不怕开水烫!

万历二十年(1592)，皇长子朱常洛已经十一岁了，但尚未出阁讲学。这在本朝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廷臣言官都很着急，认为如此下去皇长子以后怎能同文官正常交往呢?将如何掌朝治国?他们甚至更怀疑其是否能被立为皇储。是年正月，礼科都给事中李献可偕各科诸臣联合疏请皇长子出阁讲学。神宗大怒，以“违旨侮君”之罪名将李献可降职外调。其余参与上疏者皆夺俸半年，以示警戒。御批下到内阁，王家屏冒死将其封还皇上，并向神宗具呈《封还御批申救言官揭》。他说：“其意乃在请谕教，而非请册立也。皇上诚念谕教当早，则宜俯纳其言。即未合圣心，亦宜宽贷其过。乃怒其烦激，遽加降罚，传之中外，寔骇听闻。使献可等止以奏请谕教，遂此重惩;若使奏请册立，当加何罪?臣等窃恐严旨一出，群情惊异，益起疑端，众口沸腾，转滋争论，哓哓烦聒，当无宁时，不将益溷宸聪，而增圣怒耶!”(大意是：人家李献可的意思是请求让皇长子出阁讲学，并不是请求册立其为皇太子。皇上果真考虑到应尽早让其出阁讲学，就应采纳他的意见。即使李献可所言不合乎皇上的心意，也应该宽谅饶恕他的过错。然而皇上竟然认为他是烦扰噪闹，反而为之震怒，横加降职处罚。这事传至朝廷内外，实在是骇人听闻!李献可等人仅仅是因为奏请皇长子出阁讲学，就遭到如此严重的处罚，那么如果他们是奏请册立皇太子，当加以怎样的惩罚呢?我恐怕如此严厉的圣旨一旦公开颁发，众臣的情绪更加震惊诧异，越发容易激起大家的疑惑议论，产生更多的烦扰噪闹。在那不安宁的时候，不是将会愈加搅混皇上的耳目而增添皇上的恼怒吗!)此揭呈上去非但没能起到其应有的作用，反而更加激怒了神宗皇帝。正在此时，吏科都给事中钟羽正愤然站出来，说：“献可上疏，臣实际赞成他这样做，愿同他一起贬谪。”于是，他同李献可一并以杂职被贬于边地。吏科给事中舒弘绪也上疏，说：“言官可以治罪，但皇长子出阁讲学一定不可不施行!”因此，弘绪遂遭到被逐出京师降职外任的处罚。吏科左给事中陈尚象上疏再争，被坐斥为民。户科左给事中孟养浩，御史邹德泳，户兵刑工四科都给事中丁懋逊、张栋、吴之佳、杨其休，礼科左给事中叶初春等言官各上疏申救，俱遭重处。其中孟养浩最惨，被当廷杖击一百，削职除名。其余六人均遭贬官一秩出京外任。李献可、钟羽正、舒弘绪随之而均被革职除名。

神宗皇帝这一怒不得了，先后重处谏官十一人。朝士莫不为之惊骇慨叹。然而论谏者并未就此作罢。礼部员外郎董嗣成、御史贾名儒特此上疏规争，御史陈禹谟、吏科左给事中李周策也偕其同僚论谏。但最终都被治罪论处：董嗣成被罢黜，贾名儒遭受贬斥边方，陈禹谟等人俱遭程度不同的停俸。邹德泳、丁懋逊等也全部由此而累遭削职除名。李献可被废于家。就连继王家屏之后又先后参与上疏申救的大学士赵志皋、礼部尚书李长春等大臣亦被严词诘责。

神宗皇帝这一怒，的确是了不得!王家屏也因此清醒而充分地认识到，由于辅臣们劝请册立皇储而不合乎皇帝的心思，导致了朝廷内外为之互相猜疑毁谤，横生出多少臣民为之纷纭议论。对自己来说，内既不能辅助皇上完成正确的裁度决断，外又不能平息群臣民众的纷争论议。多少贤德之臣僚无端获罪遭难，自己没法解救;陈积在阁紊乱无章的国务，自己不能剖断。尤为甚者，“两日之内严旨迭出，或夺其俸，或谪其官。方一旨调南京，又一旨调外任;方一旨降边方杂职，又一旨削籍为民;以至于孟养浩之廷杖一百，则更惨矣!雷霆横击，风日凄阴，凡举朝士绅、远方外吏，见者无不丧气，闻者无不摧心。诚不意圣哲之君有此举动，平明之世有此景光!”(详见《乞罢归以全臣节疏·第二疏》)

于是，他毅然决定求罢归里。向皇帝呈上《乞罢归以全臣节疏》，说：“臣闻汉臣汲黯有云，‘天子置公卿辅弼之臣，宁令从谀承意陷主于不义乎?且己在其位纵爱身奈辱朝廷何!'每感斯言惕然内省。”“顷年以来，九阍重闭，五位深居;宴安之毒是怀，兢业之衷渐替;郊庙不飨而仁孝之念疏，堂陛不交而君臣之谊隔。天灾物异之警罔彻宸聪，民生国计之忧不关圣虑。”“乃今数月之间，请朝讲不报，请庙享不报，请元旦受贺不报，请大计临朝不报。臣犬马微诚不能感回天意，已可见于此矣。至于升储大典，九庙之神灵共属，万方之想望惟殷。即册立之期或可少待，而谕教之举委宜蚤图。科臣所言未为差谬，皇上即恶其渎扰，报罢足矣，甚则罚俸足矣，何至降调外任乎?”“臣诚不忍明主蒙咈谏之名，清朝有横施之罚，部科罹无妄之罪，宗社蓄不测之忧也。循省虚庸，终惭匡救。若复依违保禄、淟涊苟容，正汲黯所谓从谀承意以陷主不义，贻辱朝廷者耳!死且有余僇焉。愿乞圣恩亟赐罢归，俾全晚节。”

这里，王家屏从主、客观两个方面，总概和具体两个视角阐明自己请罢的原因和理由。从主观上讲，自己的禀性、品质和人格等自身条件决定，不能够也做不到为保官爵俸禄而在大是大非面前犹豫不决，更不能不顾污浊而苟且容身，阿谀奉承、迎合圣意而陷害君主于不义之境地;自己也不忍心让明哲的君主蒙受抵触规谏的名声，清明的朝廷突然有了意外的惩罚，部科官员受到意想不到的刑罚处分，国家积伏着难以预测的忧患。但是无奈何自己的“犬马微诚不能感回天意”，检查反省自己才能平庸低劣徒有虚名，最终为不能匡扶挽救时世而羞愧。从总概的视角来看客观存在的问题，更使他寒心失望。近年来，皇帝安居深宫，贪图享乐如同服毒一样危险，荒淫无度不理朝政，君臣之谊隔绝;郊祀庙享不亲，仁孝之念淡漠;天灾人祸置若罔闻，国计民生漠不关心;而今数月之间，自己请求朝讲、庙享、元旦受贺、考核黜陟官吏俱不理睬。这样的帝王还能有什么指望呢!具体到升储之事，尽管是“九庙之神灵共属，万方之想望惟殷”，但前景也是十分渺茫。即使册立之期或许可以稍待些时日，而出阁讲学的确应该尽早谋划;科臣言官所奏之建议并无错误，皇上即使厌恶他们“渎扰”，不理睬就足够了，严厉不过处以罚俸也就足够了，怎能处以贬秩斥逐边地呢?因此，他是一日也不能“立于尧舜之朝”了!在他看来，最好的选择就是求罢归里。

神宗闻奏大怒，又下旨贬谪数名正直的言官，并斥责王家屏“希名托疾”。王家屏再奏：“以事系储闱，不宜盛怒，以损天亲之爱;言出台省，不宜峻斥，以塞忠谏之门。乃为圣德虑，为国体虑，非为献可一人也。”“臣惜谔谔之一士，而反累济济之群英;争降罚之轻刑，而反搆放逐之重祸。真善类之罪人，清时之戾气也。”“谓臣‘希名不遂，托疾故症'。臣闻言怔悚，负罪弥深。窃念：名非臣之所希;实非臣之敢弃。臣所希者，期皇上为尧舜之主，而臣为尧舜之臣。此之为名垂千载有余荣，故足希也。若犯颜色、触忌讳，抗争偾事，被谴罢归，此何名之可希乎?必不希名，将使臣身处尊官，家享厚禄，主德愆违而莫之救正，刑政坏乱而罔克匡维，此可谓之不希名之臣矣。而国家将奚赖焉?更使臣弃名不顾，将逢迎为悦，阿谀取容，虽许敬宗、李林甫之奸佞无不可为，是九庙神灵所阴殛，天下万世所唾骂也。不但得罪于李献可、钟羽正诸臣而已，岂当一日立于尧舜之朝哉!”(大意是：因为事情关系到皇储的建立，皇帝不应大发雷霆，这样会伤害皇家骨肉亲情;请求豫教的建议以及所有申救的论议，俱出自专任谏议之职的禁中部院官署，不应严厉斥责，这样会堵塞忠诚规谏之门。况且大家都是为皇上的德望、国家的典章制度而着想，并不是为了李献可个人的利益。臣为惜护一个直言进谏之士，反而连累了众多优秀的官员;为他们被降职处罚而抗争，反而给他们造成了流放驱逐的重罪大祸。我真是贤良之士的罪人，清明时世的疫疠之气啊。皇上说臣“希名不遂，托疾故症”，臣听到后颇感惊惧不安，背负的罪过更加深重。臣私下暗想：名誉不是臣所希求的，实贡也不是臣所敢抛弃的。臣所希求的是，希望皇上能成为像尧舜那样贤德的君主，而臣子们也能成为像尧舜时期贤德的臣工。这样才是名垂千载而遗留荣耀。这本来就值得希求。如果像我这样冒犯皇上尊颜，违触皇上的忌讳，直言争竞而做坏了事情，最终被严词谴责罢官归里，这希求的是什么名誉啊?如果不希求名誉，将使臣身居高官，家享厚禄，皇上的错失不要挽救匡正，刑罚与政令遭到破坏衰败也不能得以纠正和维护，这可以称得上是不希求名誉的臣子了。这种人国家将怎么依赖他呢?如果再让臣不顾抛弃名誉，阿谀奉承取悦于人，曲意逢迎苟且容身，像许敬宗、李林甫那样的奸佞什么坏事都能干得出来，这样终究会被九庙神灵暗暗地诛杀，被天下百姓世世代代所唾骂。这样做不光是对不起李献可、钟羽正等众位忠臣而已，难道还能立身于圣明的朝廷一日吗?)

第二疏呈入宫中，神宗皇帝更为恼火。“忽于本月(按：万历二十年农历二月)三十日，皇上钦遣文书官李浚恭捧御谕”到内阁首辅官邸，诘责王家屏“迩年以来，喜事小臣狂肆不道，逞臆激扰，姑以薄罚。卿为佐治，见此要名不义之徒，自宜调停着处，缓词解谏，却乃径驳御批，故激朕怒，甚失礼体。及朕怒起，卿又不忍受，假疾具疏，文言求去。朕想，卿真欲以此挟君废政，沽名逸卧。岂人臣之义哉!且卿辅朕燮理赞襄，佐治有年，方今国务多艰，卿恝然高卧。此心可安乎?卿既有疾，准暂假数日即出，入阁办事。卿宜钦承之故谕!钦此”云云。

当即，王家屏上了第三疏。在本疏中，他对皇帝的诘责作出了回应。他说，犬马犹能报主，葵花尚可向阳，何况“臣具面貌、心腹而为人”，怎能不懂得报答“皇上作养生成之大德”呢?曾经“十年讲幄，六年政府”，“粉骨碎身”效忠朝廷，但是“止以册立一事，争议数年矣”。对此，我“殊无帖然听命之恭”，不能“将顺圣意，镇戢群嚣”，“以致一言不投，万事瓦裂”。臣好比折辕的牛“不可复乘”，“败群之羊”应尽早逐斥，“自不能一日安于其位”。

同时，他针对皇帝的指责，直言不讳地申述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封还御批，致激圣怒”，皇上指斥臣“甚失礼体”，这是臣的罪过，我也不敢推辞。“但皇子于皇上，父子之亲也;册立与豫教，典礼之大也。言涉至亲，不宜有怒;事关典礼，不宜有怒。”臣与诸臣只知道为国家大计着想，以直言进谏为效忠而已，哪里是故意激皇上发怒呢!假使诸臣事先知道皇上会发怒，一定不敢喧闹干扰皇上的听察;倘若臣事先知道皇上会发怒，一定不敢封还御批。“而所以敢激聒、敢封还者，正恃皇上之圣明，无一言之不纳;皇上之宽大，无一物之不容也。”

其实，王家屏封还皇帝内降之旨何止这一次。从其奏章上获知，至少曾经还有一次封还皇帝手敕之事。那是有人参奏“近来吏部用人迁转太频”，文书房中官刘宣将皇帝的手敕稿送达内阁，“欲行降敕宣谕”。王家屏“捧诵再三”，认为“吏部之职名曰铨衡其资序，定之中亦不能无斟酌转移之法”。“吏部尚书陆光祖，老成练达，鲠介精严”。对官吏的综合考核“太锐”，“故更置稍频。乃其意则为公非为私，任怨非任德也”。如果降敕戒谕，不但“志意销阻，隳其任事之心”，而且“摧伤”以礼相待，使其“难居表率之地”，“何以甄叙众职而压服人心也”。所以，封还皇上手敕，“姑宽严督，恕其既往之咎，开其补过之门”(详见《奉旨戒谕吏部封还手敕揭》)。

王家屏并非不懂封还御批、冒犯龙颜、触怒圣心的利害，而是为维护封建社会的纲纪礼制和伦理典仪，为宗社大计而效忠尽言，为彻底粉碎宦党宫妾篡权乱政的阴谋，早已将个人的利禄地位、生死得失置之度外了。所以，他屡冒天威抗争直谏，甚至敢于以犀利的言辞绝妙地嘲讽这个心地狭窄的昏君。

自此，王家屏更加坚心执意地力求罢归。他将妻子家眷提前打发“俱还”，自己“徒以孑然病躯”暂留京师候旨。“汤水不给，空厨寂阒，羁旅萧条”。日常生活“靠一二如聩如聋之僮仆;垂亡性命托三五暂来暂去之医巫”聊慰调治。皇上手书敕命“准暂假数日即出，入阁办事”，并差人送来药饵，以示温恤挽留。但王家屏继续上疏，决心求罢。此时恰逢三月十五日殿试天下之期将届，礼部以其名籍未除，遵例拟定其充读卷官。他上疏辞免，并恳乞“早放生还”。有人劝他稍微俯就以成大事。然而，王家屏认为，君主为所欲为，是由于大臣要保持爵禄，小臣害怕获罪。如此，皇上就有轻视臣子的意思。若大臣不惜官爵俸禄，小臣不惧刑罚诛戮，事情才有救助。于是他又连上两疏，更加恳切地请求罢归。因此，神宗于三月十四日降旨准予其辞官回籍，着驿站车马送行。王家屏于十八日离京启程，四月初二日抵达山阴城私邸。

王家屏柄国时间虽然短暂，但因忠贞爱国、刚直不阿之秉性而罢归，朝野为之惋惜。但是，皇帝明知其忠心可鉴，因恶其刚直而永不叙用。后来，廷臣言官曾多次举遗贤于他。顾宪成等人对他更是推崇备至，为了举荐他，甚至不惜丢官弃职而遭到贬谪。对于一个在朝廷中处于极少数的北方官员来说，其秉公持法、精忠劲节、不曲不阿、光明磊落的精神和品格由此可见一斑了。

九

相对于政治事务的处置而言，王家屏身为宰辅之臣，在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事业上所作的贡献就显得微渺了许多。究其原因，主要的可能有以下几点：

一是他在朝为政的时间较短。王家屏于万历十二年冬入阁办事，十四年农历八月其继母病故，他回籍丁忧达两年零七个月。十七年农历四月奉诏抵京还朝，至二十年农历三月罢归。掐指细算，“六年政府”其实际不过四年零七个月的时间罢了。任首辅的时间则更短，充其量只不过九个月而已。

二是残酷而恶劣的政治环境，紧张而激烈的政治斗争，迫使他不得不为“宗社大计”而奔命。客观地讲，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辅养主德”这一项“调燮之难”就搞得他精疲力竭了。特别是他任首辅以来，情况更为复杂，环境更为恶劣，形势更为残酷。再加上“纲维废弛”，“士风吏治惰窳”而“董正之难”，哪能容他去搞“下育万物之宜，外抚四夷，内附百姓”的经济工作呢?毕竟那个时代的宰相“任专于辅导”啊!

其实，确切地说还是那个“宴安之毒是怀”、“民生国计之忧不关圣虑”的皇帝就不允许他尽伸其德，尽展其才，更谈不上去从事什么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事业。世有唐太宗那样的明君，然后才会有魏徵这样的忠臣;只有具备了唐太宗之君德，方能全魏徵尽忠之臣节，而后造就“贞观之治”的太平盛世。若君主似商纣王那样昏庸无道，岂不枉费了比干修善行仁，以义自持之臣节!其结果必然是，尽心竭力之臣徒以割心挖肝奉之豺狼，最终未能拯救殷商王朝的覆灭。同样，既然上天降下一个明神宗，也必然注定了王家屏这个忠贞愚戆之节臣的悲剧性政治命运。这是毫无疑问的，也是不言而喻的。尽管如此，王家屏在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方面，没有做出丰功伟绩，无论是对国家和人民，还是对他本人的历史地位来说，不能说不是一个历史性的悲剧。至少是一个历史性的大不幸!

三是古代政治家多以处政事为主，很少专门涉身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问题。他们大多是在处置政务的过程中，对此起到“均节”作用便可以了。

但是，尽管这样，王家屏还是在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方面做了一些工作。看他的部分奏章和尺牍，有许多关于这方面的精辟论述和正确主张。由于我们对王家屏的研究非常肤浅，所涉猎的史料也较少?穴实事求是地讲，我们对他的全部历史之了解，的确是不及万一?雪，因此，有关王家屏对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方面的业绩或建树乃至是非曲直，还有待于我们进行全面、深入和细致的研究、探讨。下面撷取点滴，聊飨读者。

第一方面，财贸金融。他在《贺郝少泉司农》中说：“导泉货而布之上下，国脉端赖以疏通;持斗杓而酌其盈虚，元气久资于调护。”这是讲货币流通，平衡收支，调控国家财政，抑制通货膨胀，此乃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根本，当然是经济建设的核心要旨。所以他视之为“国脉”、“元气”。国脉不“疏通”则经济缺血，元气不“调护”则社稷危亡。对于货币流通的具体问题，他认为，“夫钱，民之资也，衣食赖焉。”钱不仅“用之于市肆”，还可用之于“官吏俸粮，军民租税，罪犯罚赎”。他强调依钱法统一货币。他说：“今公私匮竭之际，惟有钱法一事，可以通利权便民裕国”。他要求“自官府下至市肆，通用制钱，与银相权而行，他钱弗与”。“如此则法守一，利权通民”。依法管理金融，这在封建社会的经济生活中，无疑是空前的一大进步。

关于边贸互市，他主张坚持利国利民、平等互惠的原则。在《答郜文川督府》中说：“互市之权，我与虏共之者，一低一昂，势居然也。”“惟不有其挟而亦不受其要”。他提出“彼以急来，我以缓应”的对策。如此“旷日持久，彼计滋穷，势必自折”。

王家屏特别重视工商税务管理。他说：“所急者惟矿金、店税，与没官之产耳。”这里，他言其“急者”，乃是强调它的突出地位。

第二方面，农业生产。王家屏针对“各边屯田废坏已久”的状况，分析了“按籍则岁增一岁，征比则年累一年”征纳粮税的弊端，言中了问题的症结在于“徒查粮而不查地，徒增粮而不知均粮之过”。所以，他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总查顷亩，细查荒熟。熟地有余则通融摊粮，本堡不足则照旧以俟开种。如此则旧田粮均而易输，新田科轻而乐垦，屯政安有不举者乎?芽”也就是说，过去征公粮不分地之荒熟，每年都是简单按比例平摊平增，群众没有垦田的积极性。现在要分荒熟，以查核的实际田亩分类定税粮，“旧田粮均”，“新田科轻”，群众垦荒的积极性就会很快调动起来。因此他主张查田定征鼓励屯垦，并指示各边“推此行之”。同时，王家屏主张疏治河道，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当“泗城水患浸淫民居垫溺”发生时，他指示开通周家桥和高家堰两处以排洪。他认为“下流泄则上流自通，外水泄则内水自减”，而且“开后设减水闸以时消息”，“水大则开闸以泄，水小则闭闸以济”。这些措施无疑对发展农业生产和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大有裨益。

第三方面，国防建设。在王家屏的章疏和尺牍中，讲边患、边防、经略的地方很多。这说明他对国防建设非常重视。在明朝，边患问题非常突出。王家屏称之为“南倭北虏，烽羽腾传”。南倭指日本倭寇。早在明初，倭寇就从辽东经山东到广东，在中国漫长的海岸线上骚扰剽掠，使沿海居民深受其害。北虏主要指来自蒙古诸部落的威胁。在宁夏还有哱拜的夏兵叛乱。此外，在西南地区也有少数民族的磨擦。所有这些，都是影响明王朝统治的“边患”。

对于国防建设，王家屏有一套完整的主张。针对宣、大一带的虏情，他主张“急须乘款而修备”;“平宁夏之叛军”，他认为“特求戎首，尽宥协从，势不烦兵而自解”;“御海邦之倭寇”，他主张“但谕守臣，分屯要害，可保按甲以无虞”。

王家屏尤其对边防治军持有独到的战略方针。他在《答贾春容年丈》的尺牍中，针对“疆臣动谓边事难处，似以为任重机繁，未易担负，未易解割”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是这样认识的：“夫以为不可担负者，其退缩之气胜也;以为不可解割者，其牵缠之念多也。”其实，是这些疆臣思想上缺少了些“精忠为国，专志筹边”的忠心和抱负。所以，他明确提出了“汰冗兵，稽冗饷;饷有余则节，不足则请;将领材者用，不材者即斥;已有功则献功，有过则引过”等一系列具体的治军方针政策。在他看来，“如此是以疆事处疆事，而一台之己私无与也。何事不可担负，何事不可解割?芽”继而，他针对“边事之日坏”的实际情况，作了实事求是的论述，提出了对外“治夷”，对内“入告”的具体主张，即对主动“叩关请罚”的官兵，则“许其款”;对“桀骜不服”的首领“则严为备”。“以此治夷，而外无遗策;以此入告，而内无匿情。夫何退缩牵缠之有?芽”所谓“边事难处”，其根本原因在于“调度兵饷赢诎不以实，举刺将领功过不以实，奏报夷情顺逆不以实，是方寸之内不胜牵缠，不胜退缩。”像这样的疆臣，“而欲担负重任、解割繁机，诚甚难矣。何怪边事之日坏哉?选”

此外，王家屏对教育也是十分重视的。他在《贺徐文江督学京畿》中指出：“学校教化之原，师模甚重;邦畿首善之地，功令居先。”言简意赅地揭示了学校的功能是教化，教化的根本是“师模甚重”;更值得推崇的是，他认为办好教育的关键在于，应将考核和选用学官的法令放在首要位置上。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政治家，能够如此高屋建瓴地论述教育，的确是难能可贵的。因此，他对办学是积极支持的。万历十七年，他捐金为山阴县儒学建筑号舍24间。他的这些大义之举，无疑是对自己这种教育思想的有力诠释。

要全面地了解和认识王家屏，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方面，就是他的健康状况。从其奏章里可以看到，他的身体素质很差。我们可以肯定两点：第一，他是一个长期抱病坚持工作的人。第二，他最终上疏请罢确与其糟糕的健康状况不无关系。

王家屏身患严重的慢性呼吸道疾病，致其身体健康状况一直令人担忧。在《王文端集十四卷》中，第一篇奏疏就是因病回籍调理，为恭谢天恩而上奏的《请告谢赐银币驰驿疏》。约在万历三年至七年(即1575—1579)期间，时任经筵日讲官兼翰林院修撰的王家屏，年仅四十出头，就“久病不能供职，恳乞天恩，容令回籍调理”。他在疏中写道：“宿疾侵寻”，“沉疴难拔”，“旷瘝弥月”。既称“宿疾”即为旧病;又谓“沉疴”，则是积久难治之重病。所以尽管已经“旷瘝弥月”，然而仍需“回籍调理”。可见其病程也有些时日了。

在这个集子里，他的奏疏共四卷七十六篇，其中因病而上奏的《给假调理疏》、《乞骸疏》和《辞起召疏》竟多达八篇(其他涉病谢恩疏不计)。

万历十六年(1588)，他丁继母忧除服后，于农历十二月二十九日接到吏部公文，“恭奉敕旨”“着升礼部尚书仍兼东阁大学士，照旧入阁办事”。他却因病不能赴京，呈上《戊子辞起召疏》具诉病情，说：“素患脾虚，兼挟痰火。罔知将息，驯至缠绵。血气滞于咽喉，饮餐作哽;疽毒盘于胸膈，肿溃濒危。此在同采诸臣向所习知其苦。迨更丧变，重感悲辛，沉忧积摧，宿疴增剧。倚庐三载，卧蓐经年。形虽具而精力衰颓，息仅存而神魂渫越。”这里说的“素患脾虚，兼挟痰火”，“血气滞于咽喉，饮餐作哽;疽毒盘于胸膈，肿溃濒危”，清楚地告诉人们其病在呼吸系统;“罔知将息，驯至缠绵”，“此在同采诸臣向所习知其苦”，说明他长期抱病坚持工作;“卧蓐经年”，“形虽具而精力衰颓，息仅存而神魂渫越”，说明其病情不轻啊。

次年正月二十九日，皇帝再降敕诏要求他“上紧来京”，并钦差行人司专官安希范赴山阴县王家屏里舍朝夕探望、敦促启程，但他“以摧毁之躯，遘沉痼之疾”，而依然未能成行。后于二月二十四日再次降敕并“着差去行人敦促来京”。本来他“定于三月十七日起程，整办行李间，不意感患时疾，寒热交争，痰嗽大作，头目昏眩，肢体烦疼。盖累七昼夜而目不得交睫，勺水不能入口。当延本城医士余孟和诊视，谓病在腠理，寒邪外抟，于法宜汗。遂听其用药汗之。既汗而烦热不退，咳嚏不止。复延镇城医官杨景时诊视，又谓病在肠胃，毒热内蕴，于法宜下。听其用药下之。三数日间再汗再下，于是脏腑枵然若洗，而臣亦瞆然不复辨物，四肢百骸皆不可控而有矣。今游魂稍复，生意渐回，而骨力全消，精气大耗，饮啖未复，步履犹艰。茫无痊可之期，敢定启程之日?”就这样一直延至农历四月初六日就道，二十一日入京。这场病一直耽延了四个多月。

大概在万历十八年冬季，因其“单身守直，章牍纷委，办理不前，惶惑怔怦，心神迷乱”，又遇“感冒风寒，误用药表”，“忽于初五日昏黑出阁，归至私寓”，“陡发寒战，倒地不醒，四肢厥冷，移时始苏。”“现今昏卧匡床，乍醒乍晕，委难趋阁办事。”(见《给假调理疏》)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岁数年逐增大，工作的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日渐恶劣，思想情绪也随之低沉，其健康状况必然是每况愈下了。因此到了万历二十年春季，“忧惧相乘，宿疴剧发，精神愦乱，坐卧靡宁，脾气积伤，饮餐并废。湿痰流注，腰股不能屈伸;郁火上攻，头目时作眩晕。延医诊视，咸谓疾居骨髓，非针石之可攻;患切膏肓，将晷漏之难保。”(详见《乞罢归以全臣节疏·第四疏》)

据此判断，王家屏的健康状况，对于他决然请求罢归至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是毋庸置疑的。

十

王家屏乞罢归里，没有把一个失意潦倒的政治家之满腹惆怅带回家乡，而依然以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之节操，德表故壤，经传里碨。至于他那忧国忠君之志，爱民课士之行，更是勤恪有加，始终不渝。

他离京时购买许多花卉籽种，并书籍杂物起运回籍，用之以美化南洲山园。当时这里东园玫瑰、西园珍珠、南园松柏桑槐，配以清溪曲径、书塾亭台，确是名流雅士交游会友之胜地。王家屏许多时日是在南洲山园书塾中度过的。他在那里课训导育子弟后嗣，整理昔日章疏尺牍，结谊社会名流雅士，间或亦登山交游赋诗酌句。他的《山居和魏见泉中丞忧旱》、《山居和魏见泉中丞喜雨》及《和魏见泉化悲岩作》等诗篇，均出自此地。就连后来经由南洲庄其后裔收藏或流失于世的画像、绣墩、花瓶、丝履、双龙磁碗、象牙筷子等珍贵遗物，大多为其当时在南洲山园、书塾的生活用度之物件。

据明《山阴县志·人物志》载，王家屏“归则课子弟，崇正学，厘文礼，正士风，乡人里士有巾服不裹者不敢前。忧国爱君之忠十年如一日也”。

王家屏居家时非常重视家乡的文化教育和士风建设。他极力倡导成立文会，“冀自今以文会友，翕敦研席之盟;敬业乐群，共缔切磋之约。务痛祛其鄙怯，期日进于高明。庶众善之相观，将多贤之辈出。”(详见《劝立文会疏》)也就是说，他希望从今往后以文会友，大家聚在一起互相勉励，结成共同学习的团体，专心致志于学习，共同订立相互研讨的盟约。我们必须彻底除去那些鄙陋和畏葸不前的思想，希望逐日增进高尚和明达的士风民俗。使大家共同进步，家乡的贤士英才层出不穷。

同时，他身体力行，整肃阎闾文礼，端正家乡士风。他针对“迩来世教陵夷，士风浮靡”的社会现实，撰《正士人巾履疏》以为诫：“任情自咨，名检以之积隳;放心莫收，学业因而渐废。失后生可畏之势，甘小人下达之归，荡而无成，悔之何及!”他认为，“吾里唐虞故壤，犹存俭啬之风;燕赵多豪，羞作轻佻之态。颇知礼而畏义，不随俗而习非。”所以，要求乡人里士“尚其澹泊以明志，朴素以禔躬;衣锦而存尚䌹之心，被褐而珍怀玉之守;貌思作肃，服戒不衷;务去泰而去奢，毋败礼而败度。道充为贵，将笃实而光辉;德盛日新，自高明而广大。”只有这样，才能“澹泊而志愈明，悃愊而声愈著”。

在王家屏看来，我们的家乡并非荒陲边邑，而是唐尧虞舜的故土，燕赵的疆域，颇具俭朴节约、通晓礼数、敬服道义的风尚。我们的乡人里士应该以轻浮浅薄的姿态和作风为耻辱，绝不追随任何恶习陋俗。尤其是青年人，更不应当任意放纵自己为所欲为的情性，毫不收敛自己那些不文明不礼貌的放荡行为，使先人的名声和规矩因此而毁坏，自己的学业也因此而日渐荒废。如果是那样，就会失去有志气有作为之优势和威力，最终堕落为甘居不求上进的小人。到头来因为自己的行为放荡而一事无成，即使有所后悔而怎么能够追回已经失去的时光呢!所以，他希望家乡的人们，尊崇恬静寡欲的思想，以此来彰显自己远大的志向，用质朴节俭的生活作风来安福自身。穿着锦绣豪华，也要谦逊有礼而绝不有意显露张扬其富贵。穿着粗衣布服，却要视真才实学和美玉般的操守为珍贵的财富，而绝不自卑自弃。无论家庭条件富庶还是贫穷，其容仪状态和心绪情思都要恭敬庄重，衣着服饰必须戒除不正派的样子;务必去掉骄纵奢侈的作风，不要败坏礼教和法度;以正确的立身法则和高尚的人格品质来武装和充实自己，并将其逐步升华，使之永远闪烁着耀眼的光芒。盛美的品行日渐不断地有所长进，高尚明达的品德和美誉自然就会流传甚广，并为世人所推崇。

此外，王家屏还颇具携友交游、会客吟诗的雅兴。今之山阴县马营庄乡沙家寺村曾有一古刹名叫“瑞云寺”。王家屏赋闲时，曾到此会客交游。他所作的一首《瑞云寺闻幽禽》，犹现当年情景。诗前小序说：“香山瑞云寺与客共坐树下，幽禽鸣其上，听而悦之，竟不知其何鸟也，为诗一首。”诗曰：

徒倚松阴暂避蒸，绵峦幽鸟隔林声。

风停高树喧愈静，响落空山凄复清。

客坐乍闻如有意，僧家惯见不知名。

绿窗鹦鹉应惭汝，学得能言误此生。

王家屏虽然遭到了罢免，其政治生涯似乎结束了，但他居家而不赋闲，依然密切地关注着国家的存亡，民生的兴衰。

万历二十五年，日本发动了侵朝战争。朝鲜向明朝求援，明政府决定出兵抗倭援朝。王家屏便给辽东经略顾养谦写信，陈述其用兵救援的建议。他说，春秋时期，卫国曾被狄国灭亡。齐桓公率领诸侯在楚丘筑起城来，将此封为卫地以援助卫国。《春秋》推崇他的道义。但并没有听说他就此跟狄结了仇，联络诸侯的军队去讨伐狄国。现在只要强调朝鲜保住国家，不遭受像越国那样的亡国之耻，用筑城楚丘那样的措施，就能鼓励朝鲜将士。不要反客为主，代替朝鲜人作战，最好还是发挥朝鲜人自己的积极作用。顾养谦没有采纳这些意见，结果在朝鲜的军队几年都没有功绩。

王家屏在籍期间，还多次上疏皇帝，“尚思定国先本根，及今早为之计”。万历二十九年，皇储确定之后，王家屏欣逢大庆，恭呈贺疏。之后，皇帝派遣中书舍人刘承诹恭捧敕书，备办羊酒及花银五十两、彩缎四表里，偕同山西布政司官员鼓乐导从赴山阴城其私邸专门慰问了他。朝廷还恩荫其次子湛初官居中书舍人。

万历二十四年，神宗借口干清、坤宁两宫被烧需巨资修复，抽调大批太监，充当“矿监”、“税使”，分派到全国各地，疯狂搜刮民脂民膏。这就是十分有名的“采榷之祸”。神宗特别授予矿监、税使们节制有司、专折密奏的权力，为他们设立史无前例的“中使衙门”，让他们充当耳目，监督地方，甚至勾结当地流氓恶棍、土豪劣绅，大肆作恶。在籍的王家屏对这种“不此惜力图休养节缩补赢济虚”，而专营“蠹国诛民”的行径痛恨到了极点，斥之为“罪不容诛”。当他看到百姓备受“编佥迫胁之忧，攀缘挖掘之艰，煎炼包赔之罪，以至断指刎颈卖屋鬻妻，水火盗贼猛兽之害无所不有”的时候，竟“涕泗横流，疾痛所关，肝肠碎裂了”。因此，在万历三十一年正月初十日，他向神宗呈上的《谢存问疏》中，规谏其“朝讲之临御如旧，章奏之裁发以时;股肱耳目备其官，无以猜嫌而妨委任;出入启居式于度，无以逸豫而弛忧勤。爱惜人才渐收复乎废弃，矜怜滞狱亟解纵乎累囚。更祈节宣索之需，俾军国得支其经费;罢矿税之使，俾吏民不困于诛求。将和气翔洽于两间，庆祚绵延于亿载矣。”

王家屏是一个封建社会的官僚，受时代的限制，不可能具有执政为民的施政思想和理念。但他是一个农民的儿子，对平民百姓确实有着朴素的感情基础。所以，当他真正看到了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黎民百姓背负着来自官府编派的各种名目的苛捐杂税赋课劳役，在公差凶神恶煞般威逼胁迫下忧伤悲愤，面对自己的劳动果实被挖掘一空，自己的血汗被吸干榨尽的苦难煎熬，以至于天灾人祸像洪水猛兽一般劈头盖脸地全部降临到他们头上，不得不忍受着断指刎颈之痛典房卖妻的时候，他竟然老泪纵横，痛断肝肠。此时此刻，他把解救平民的责任与挽救朱明王朝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寄希望于那个不可救药的昏君。因此，他依然又一次苦口婆心地奉劝皇帝：出席经筵听讲和临朝听政要像万历初年一样勤勉;对臣子们的章奏要及时地裁断发落;要充分发挥辅弼朝廷的股肱大臣之重要作用，不要因为互相猜忌而妨害对他们的信任;皇上自己的日常作息要有尺度，必须遵循法度礼制，不能因为贪图安逸享乐而松懈了对国事朝政的忧虑和勤恪;要爱惜尊重人才，逐渐征召复用被废黜抛弃的贤良之士;还要体恤并解决沉积日久的案件，从而解放为此而受牵累的无辜人犯;特别要节制通过谕旨向官府索取财物，使国家军政的正常开支能够得到保证;罢免矿监税使，使地方官吏和平民不被他们的惩罚、求索所困扰，使天地之间充满祥和融洽之气，皇上的江山能够世世代代绵延下去。

是年，王家屏宿疾渐重。他在病笃寝间梦同马文庄应制题献芹献曝图诗二首，梦醒时，还能吟诵出来其全部诗句：

其一

秋圃柔芹脆可茹，偏思登豆献君厨。

悬知御食绕苾芬，玉薤金茎作弃余。

其二

徒倚茅檐向日暄，春阳烘背欲装绵。

何当捧上明光殿，和气长依尺五天。

他到了病危临终时，梦呓所言仍是政府的事情。真可谓践青云而伏郁，忠悃不磨;抱明月以长终，名垂汗青。

万历三十一年(1603)农历十二月初一日，王家屏卒于山阴城(今之古城镇)府邸。享年六十有八岁。据《山阴县志》载，其逝世之时“有大星坠于城东”。神宗闻知噩耗，十分震惊并哀悼，予以祭葬之礼，颁行制书赠少保，谥文端。制诰曰：“勤学好问曰文，守礼执义曰端。繄此嘉称。”首七日，皇帝又遣山西承宣布政使司右参政李芳，谕祭曰：“惟卿来为柱石，去沦星辰。直道而行，未究施于霖雨;英灵犹在，将陟降于云霄。”次年冬日葬于桑干河阳御修之坟。泰昌元年十二月十八日赠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太保。著有《王文端集》、《复宿山房全集》等传世之作。

王家屏元配夫人霍氏，封兵部主事霍宗岳之女。据传，系朔县霍家营人。婚后不满三个月未庙见而卒。自隆庆六年九月二十七日赠孺人之后，历年累赠安人、宜人、淑人，泰昌元年十二月十八日制诰赠一品夫人。继室李氏，处士李松之女，后文端公三年而卒。生前累封为孺人、安人、宜人、淑人，身后与霍夫人同时诰赠为一品夫人。并葬于河阳堡御修墓内。

河阳堡御修坟墓内，原有万历、泰昌、天启累年所颁诰赠、敕赠、诰命，俱勒碑。其左有东正砖券响堂，名曰“纶褒堂”，内立敕命诰赠碑五通;右有西正砖券响堂，名曰“禴祀堂”，内立敕命碑二通;东侧房三间，名曰“礼器库”;西侧房三间，名曰“明粢廪”。以上建筑题名牌匾皆为石刻门额，嵌于砖壁间。南有砖券坟门一座，上嵌门额石牌刻“山河奥壤”。坟墙俱水磨砖砌成。总占地约十五六亩。内有松柏树数十株，石栏甬道通往各处。坟墙外有白石柱、石旗杆各一对，石人若干成对，石马、石虎、石羊各一对。坟南里许有御修牌楼三间，门额石牌刻“灵承天宠”。东间树神道碑，西间有墓表，门前有石狮一对。余不暇悉载。

一九八六年八月十八日，山西省人民政府将王家屏墓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然而，令人痛心疾首的是该“文物保护单位”，历经多次劫难，遭到严重破坏。一九七〇年冬，惨遭掘墓毁尸、抢劫葬品衣冠，破坏尤甚。现已千疮百孔，面目全非。

十一

王家屏兄弟三人，其为长。两个同父异母的弟弟家玺，例贡;家楫，廪生;俱未仕。

从弟家璧(王宪成之子)，明万历七年举人。九试不第。官至苏州府通判。他在任上生活清苦，言行端正，毫无骄激凌厉之态。当时，有良善者被人诬陷，他极力为其昭雪申冤，使其免受桎梏之苦。一任嘉定(原属江苏省，今归上海市)县丞，再任太仓县(江苏省)代理县令。在此期间尽职尽责，从不因为自己是代任而推诿懈怠。他兴利除弊，洞察民情，顺乎民意。即使是实授之正式官员也不如他之政绩，故升授其正式职任。但是因其耿直行事，不善变通，而违逆时势，最后改授河涧，督办漕运水利。当时，京郊一带大旱，河水仅余一衣带之宽。他亲自带领吏民在烈日暴晒下决渠引水。部使官员纷纷呈报上司，要求旌表其辛劳和功绩。然而，他终因心力交瘁，积劳成疾，患上了手足麻木之顽症。自己呈递引罪自责的辞职文书而告病回乡。(详见明《山阴县志·人物志》)

王家屏治家严肃，谨毖礼教。他的终身伴侣李氏夫人，性贞敏勤，贤德至孝。她上奉父母供乎温养，下育子孙施以慈严;内调饥食寒衣，勤劳无怨，外应亲朋宾客，柔嘉有度。尤其是身为一品诰命夫人，她荣贵既得尚能被服俭素;夫志归田，她毅然赞决笃从。因而多次受到皇帝的敕赠和旌表，特别令人钦佩。

王家屏夫妇共举九男。

长子浚初，字启哲，号环瀛。生于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农历闰二月初一日寅时。万历十年考取秀才，入山阴县儒学。万历十三年中乙酉科解元，入国子监。初授内阁中书舍人，后进户部，由主事历员外郎升至郎中。其后，奉旨巡视两广督府，发现地方实情与有关官员之呈奏不符。他愤世嫉俗，不愿违心办事，还朝后毅然请罢回籍。但朝廷不予批准，特授中宪大夫(《王氏家谱》载为中顺大夫)，调任广西省柳州知府，未赴任而引疾求罢，隐居南洲山园。在此训育子嗣，“儒而不仕”，独自闭户撰文赋诗。同僚获悉后称赞他不愧为名相子弟。他与时任山阴县知县刘以守交谊颇厚，常与之在南洲山园酌吟。现录其诗《刘太梧明府饮南洲山园留诗用韵奉酬》一首：

行春茂宰贺飞，缥缈遥瞻青盖浮。

翠𪩘重重双屐陟，清溪曲曲一觞流。

何图塞北园中景，可当山阴道上游。

兴到药栏还足看，田家鸡黍亦堪留。

王浚初于明崇祯七年(1634)农历八月初五日酉时与世长辞。享年七十岁。著作有《薇垣小草》六卷、《恒山志》三卷以及诗词等。

次子湛初，字启真。生卒年月不详。少年聪慧，二十岁入国学。累试不第。万历二十五年得占副籍(备取)。辛丑(万历二十九年)因建储而受恩荫为中书舍人。同官皆为甲科出身，张口便是诗文。他有时流露一二语，即可表现出奇才，同官全被惊服。在考核官员时，按其才德和劳绩应当升迁，但没有得到调任。所有知情者都要他屈身折节向掌管封爵事宜的官员求情。而他笑着说：“投身染足于权势者的门下，死后怎么有脸再见九泉之下的先父呢!”于是拒绝了这种做法。不久，调至屯政官署，奉命管理帝王陵寝的营造工程，不辞劳怨，辛勤操作。同事者庇护私交亲友，他坚持秉公办事，一视同仁，用法度纠正之。终因不堪重负，积劳成疾，死于任上。皇上闻讯后，十分哀怜，并传旨归籍治葬，恩赠冏少。(详见明《山阴县志·人物志》)

三子沛初，例贡，官鸿胪序班。

四子汲初，拔贡，陕西省富平知县。

五子瀹初，初授中书舍人，寻迁户部主事。

七子演初，光禄寺丞。(上列四人明《山阴县志》有录)

六子涵初幼故。

八子灏初，未仕。

九子泂初，贡生，未仕。

孙子共二十八个。出仕者甚少。其中泰庚(浚初之子)官居河北省宛平县(今属北京市?雪知县。其长子遵典，官尚宝太仆。俱客居宛平。泰璇(浚初之子)，贡生，入国子监，未仕。泰阼，尚宝司。泰阶，受恩荫为尚宝司。其子遵陛，授守府。泰坝，浙江沙县知县。其余多为增生、廪生、庠生。不备赘述。

王家屏之女无详载。查石溪公王宪武碑铭载，至其去世时王家屏已有二女，名曰：青钱、青旗。其余不详。

尾声

王家屏离开我们已有四百余年了。

古人云：“有则有典，贻厥子孙。”王家屏留给我们后人些什么呢?

他留给我们的不是“天下文官祖，三辈帝王师”之余荣，更没有奇宝绝三晋，豪宅镇九州之遗渥，而是值得我们世世代代继承和发扬的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之弥足珍贵的精神遗产。

事实上，四百多年来，人们何尝不是无时无刻地在用心景仰、缅怀他，以至于追寻他的足迹和灵魂，传承和发扬光大他的品格和精神!

《睡庵稿》(明万历刻本)中有一篇《合祭王文端文》，这样写道：“惟公秉枢，与其归田，自初迄终，壹迹无愆。正色立朝，纯固格天。赞微计密，无言不殚;匪言之殚，乃精之殚。间政适人，我怀孔艰。意所不可，宁以身还;身之收矣，义曷可捐!时事之忧，瘁形于颜。”“功将身退，道与名完。凡百钦公，风仪岩岩。内廷矢谟，外不闻半。公之大者，别有悃丹。凡百钦公，脱嚣就恬。公虽在野，犹在朝端。闵世则苦，辞荣匪甘。身系重轻，望佩危安。有计欻闻，绅士胸阗。”“某等接轸秘近，步武高贤。黾勉规随，瞠乎莫前。夺我典刑，仰止邈绵!”(大意是：只有您从在朝秉政到罢官归里，自始至终没有一点差错的痕迹。正色立朝，坚持一贯的忠直纯正足能够感通上天。对于朝廷精微的辅佐，缜密的谋划，做到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而且不止于竭尽直言，乃至竭尽了赤胆忠心。您参政期间，人心所向，然而自己心中却备受极大的艰辛。意料到自己的主张不能得到皇上的认可，宁愿辞官回乡也绝不苟且求容。人可回籍，义怎能抛舍呢!您为了当时之国事而担忧，被折磨得容颜也非常憔悴。尽管事业和人身共退，而思想和名誉保持了完美无损。众人景仰您那高峻的讽谏论议。在朝廷里，您直言献谟。而在朝廷之外，您却从不传布半句。您最大的可贵之处是特别有一颗赤诚之心。众人景仰您那种超脱轻狂嚣竞而甘心恬静淡泊的精神境界。即使是您隐居民间了，在人们的心目中好像仍在朝堂之上。您心中常怀为时世而担忧之苦，就是离开了官职也一定不会称心快意。您身系国家大局，望关社稷安危。您的谋略忽然传布，百官众臣听到后便充满了信心。我们接续着在内阁办事，追随效法崇高的贤哲前辈，努力寻求和追随着您的德行和风范，但是只能瞪眼相望而不敢近前。您是我们心目中不可夺移而永远向往的光辉典范!)

真可谓“五湖明月，两袖清风，高标大节，今古谁同!”

这是明天启朝太子少保雁门张凤翼在《祭王文端相公》中发出的慨叹。他为天地间失去了“直道而行，进退容与”，“望重三台，声绝百世”的王文端公而捶胸顿足地向苍天发问：“当今括海穿山，搜商摧穑，土木繁兴，宴游靡则。老师往矣，谁清主德?纪纲颓敝，法度乖张，任轻台省，权重貂。老师往矣，谁饬朝常?国步多虞，时艰孔噪，夸毗相循，陵夷不道。老师往矣，谁扶末造?皮毛俱尽，肌骨交侵，土崩瓦解，兆在焚林。老师往矣，谁结人心?饥馑荐臻，祲眚迭见，回禄燔宫，阳侯倒漩。老师往矣，谁回天变?”(详见《句注山房集》卷之十七)(大意是：当今皇上钻山搜海，掠夺农商，大兴土木，宴饮游乐，倾毁典则，大肆鲸吞民脂民膏。而先生已经去了，还有谁能洁除君主的德行呢?朝廷纪纲颓坏，违逆法度，轻鄙大臣，倚重宦竖。而先生已经去了，还有谁能整治朝廷的常务呢?国家时势动荡，举步维艰，士风衰退，盛行阿谀之道。而先生已经去了，还有谁能挽救没落的时世呢?整个国家肌体毁丧殆尽，国计民生土崩瓦解，呈现出像烈火焚烧林草之势象。而先生已经去了，还有谁能凝聚人心呢?灾荒重复侵害，异疾交替出现，火烧宫殿，水波倒流。而先生已经去了，还有谁能使变异的天象回转呢?)

自古“云朔诸郡，虽为荒梗”，然而我郡幸甚，吾邑荣极!“地灵酝酿数千百年而生”文端公其人!“方幅严整，气岸高峻，若三门砥柱，屹立在狂澜之中，千古不移也。”(《大泌山房集》语)

明末学者、赠太子太保李维桢，后来为王家屏的《复宿山房集》作序时如是评价他：“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非有轩轾，所乘时异耳!公旃厦之所披陈，丝纶之所宣示，青规之所匡救，金匮之所纪载，依经演义，就事献规，高文典册，谠言宏论，要以斧藻圣谟，铨综国宪，燮和天縡，斟酌民情。忠孚九庙，明见万里，腹心无替，羽翼默成。论德，则道可觉民，而非尚空谈;论功，则才优经世，而不为苟合。不朽者三于斯焉。”

实际上，这段话的精髓就是说王家屏永垂不朽。

古人言不朽有立德、立功、立言三者。《左传》语云：“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人之最大至上的修身立世之本就是立德。立德者，树立圣人之德也。即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圣德立于己身，惠泽被于无穷。说白了，就是遵循纪纲法度和道德规范，创立做人的准则，为人师表，垂范后生。其次就是立功。立功即建立功业。这是毋庸赘言的。再次就是立言。立言即创立学说。我以为，这并非专指巨著宏论。只要是可为众人省世喻理，规言矩行的格言警句，未尝不可谓之立言。

王家屏正是如此。

他不管是在词垣秉笔直书修史撰稿，还是在内阁拟旨票本宣示圣谕;不管是在讲幄剖解铺陈启沃辅导，还是在禁廷直言进谏匡救主德，都是依照经籍开发含义，根据事件进行切合实际的规诤。凡他起草的诏敕制诰，所发表的正直之言和宏博之论，其要旨就在于以此来修饰皇上的谋略，考量治理国家的法制刑律，调谐协和皇上的起居节度，考虑、安排关系到民众生计的事务;都是忠诚于九庙神灵，能够预见未来事势的至理谠言。其忠贞不贰、勤恪不移地潜心襄成辅佐之职责，是无人可以取代的。论德，其思想和主张能够启发民众，使之觉悟，而并非崇尚不切实际的空洞说教;论功，其治理世事之才干优异，但绝不随波逐流任意附和别人。这就是其堪称不朽的全部内容之所在。

壮哉，千古丰碑!

伟哉，不朽哲人!

王家屏是一个封建士大夫，具有严重的愚忠思想和明显的时代烙印。但是，他那种忠正爱国、秉公忧民、恪尽职守的精神，刚直不阿、光明磊落、精忠劲节的品格，操履端严、器宇博大、清廉纯一的风节，作为一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留给后人，的确值得我们继承并发扬光大。若将其作为一面镜子以鉴裁时事，必然能够起到激励、诫谕和警示世人的作用，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及构建和谐社会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和巨大的现实意义。

本书参考资料：《明史》、《中国皇帝全传》、《王文端集十四卷》、明《山阴县志》、《王氏家谱》、《中国历代名人辞典》、《历代职官表》、《太原王氏》、《山阴大事记》等。

(文/王永祯)

(编辑：康晓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