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琅邪王氏述考（四）（文化资料）

王氏整理

琅邪王氏的衰微

1、衰微的表现及内外部原因

像琅邪王氏这样延续了二三百年的并在历史上起了重要作用的一个大的士族，在历史长河中自然有其他发生、发展与衰亡的过程，但在公元四世纪至六世纪的中国历史条件下，它不同于一个封建王朝的发生发展与衰亡，也不同于一个普通家庭的发生、发展与衰亡。首先它的兴衰过程比普通家庭长得多，也并不与一个王朝的兴亡同步。其实，它的兴起受着某些特殊条件(例如九品官人法)的制约，这些特殊条件的存废，也必然是影响予它的衰亡。那么，琅邪王氏的衰亡应该以什么作标准来来界定，也就是说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传统看法是一个世族的衰落，指它不再被皇帝所信任，在王朝为官的，数目减少了。至于消亡，那便是这一世族或因得罪皇帝，或因其他原因，主要成员被杀，导致被族诛。而琅邪王氏却是一个传世久远的巨大家族，再形成当时所说的门户或门阀。它的衰落，不应依一朝一帝时为朝官的多寡来判断。它的灭亡，亦不应以无人在朝为官作标志。笔者以为，作为琅邪王氏，一个时期内，朝堂上无显宦，不能代表其家族的衰微，因为有九品官人法为之保障，过一段时间，新的家族成员，“坐至公卿”的又上来了，又有了高官。而真的使其衰微，应具备四个条件：一是废九品官人法，使其子弟失去“二十而登仕”的特权。二是社会上不再承认琅邪王氏的特殊地位，将它与寒族一视同仁，三是不再在高门之间世代联姻，可以与寒门子女论婚嫁。四是族中成员腐化至极，一无所能，失去文化家族特有的优势。这几个条件同时出现，过一段时间，王氏家族才会真的衰败，直到历史上再无以琅邪王氏郡望自我标榜的族群出现为止，尽管那时社会上尚有不少琅邪王氏的后裔分散存在于朝野，而作为中古门阀大族的琅邪王氏，才算是消亡了。因此当然作为大士族的琅邪王氏在历史上可以有消亡之说，在社会上只能无声无息，却不会消亡。

有的史学家以琅邪王氏在萧梁时的集体腐朽作为其全族衰落的标志。常常引用下述两条材料为依据：（一）“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多无学术……无不薰衣剃面，傅粉施朱，驾长詹车，跟高齿屐，坐棋子方褥，凭班丝隐囊。列器玩于左右，从容入出，望若神仙。明经求第，则顾人答策。三九公蘸，则假手赋诗。当尔之时，亦快士也。”(二)、“梁世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带，大冠高履，出则车履，入则扶持。郊郭之内，无乘马者……及候景之乱，肤脆骨柔，不堪行步。体羸气弱，不耐寒暑。坐死仓促，往往而然”。作者颜之推，在20岁时，值候景之乱，在郢州被俘，送往建康，由于生活腐化导致的梁朝士大夫肤脆骨柔，不能行步，不能乘马，连逃难都不会，只能坐以待毙的景况，是他亲眼看到的，应当不是夸大之辞。士大夫腐化到如此地步，王朝必已走向衰微。在这种大环境下，

说琅邪王氏已经进入了衰微期，理所宜有。

但是前面说过，在东晋南朝这一特定时期内，琅邪王氏等门阀士族的兴衰灭亡，并不与皇朝同步。如萧梁之腐化可以导致梁朝的灭亡，却不能使王、谢等族随之灭亡。赵翼曾就《江左世族无功臣》这一课题加以考察，发现“江左诸帝，皆出自素族”，“其他立功立事、为国宣力者，亦皆出于寒人”。如顾荣、卞壶、毛宝，朱同、朱序、刘牢之、刘毅等之于晋。檀道济，朱龄石、沈田子、毛修之，朱修之、刘康祖、到彦之、沈庆之等之于宋……皆御武戡乱，为国家之所倚赖。而所谓高门大族者，不过雍容令仆，裙屐相高，求如王导、谢安，柱石国家者，不一二数也。次则如王弘、王昙首、褚渊、王俭等，与时推迁，为兴朝佐命，以自保其家世，虽朝市革易，而我之门第如故。以是为世家大族，逈异于庶姓而已。”

内部原因的腐化，不足以使琅邪王氏衰微、灭亡。颜之推所介绍的梁朝晚年的腐化行为，亦是泛指“士大夫”，并非专指琅邪王氏。设若没有侯景之乱伴同江陵之败，琅邪王氏被横扫一空这一外部条件，琅邪王氏的家族不会出现于解体的状况。

2、候景之乱、江陵之败的巨大打击

候景之乱，治史者对其过程耳熟能详，这里只就与我们研究的课题有关的资料作一点分析。

关于侯景进入建康及攻下台城后杀戮之惨，《南史·候景传》有些片段的记载，当侯景攻破东府城时，“使其仪同卢晖略率数千人持长刀夹城门，悉驱城内文武倮身而出，吏交兵杀之，死者三千余人。”东府城是尚书台等政府部门所在地，文武官员一下子被杀了三千多人，孑遗者大约很少了。皇宫所在地的台城，因为有名将羊侃指挥防守，先是景部久攻不下，便“纵兵杀掠，交尸塞路。富室豪家，基意裒剥，子女妻妾，悉人军营”。这一回遭难的，应当是早被攻下的石头城、白下城、东府城以及秦淮河两岸的居民，他们的身份包括贫民寒卒，也包括富室豪家。琅邪王氏，初到建康，聚居在秦淮河附近的乌衣巷(孙吴朝的乌衣营)，到了后来，聚族而居化为若干分居小家庭。然而居住的地区仍是相对地集中，例如，南朝时，已分为乌衣王、马蕃(亦作马粪)王两大族群，但总是居住在建康城的大范围以内，因此，这两番劫难，大部分琅邪王氏是躲不过去的。后来，侯景终于攻下了台城。“初，城围之日，男女十余万，贯甲者三万。至是疾疫且尽，守埤者止二三千人，并悉赢懦，横尸满路，无人埋瘗。”而侯景驱使攻城的，也多数是居民，他们被强迫起土山以围台城，“疲赢者，因杀之以填山”。侯景“士卒又掠夺民米及金帛子女，是后米一升至七八万钱……饿死者十五六。”数月之间，“道路断绝，存者百无一二。”据《太平寰守记》卷90引《金陵记》：“梁都之时，城中二十八万余户。西至石头城，东至倪塘，南至石子冈。北过蒋山，东西南北各四十里”这么一座大城，在这次战乱中毁灭了。

受难的还不止都城建康一地，三吴(吴郡、吴兴、会稽)，先后被侯景攻下：“自晋氏渡江，三吴最为富庶，贡献商旅，皆出其地。及侯景之乱，掠金帛既尽，乃掠人而食之，或卖人于北境，遗民殆尽矣”。又“时江南大饥，江、扬弥甚。旱蝗相保，年谷不登。百姓流亡，死者涂地。父子携手，共入江湖。或兄弟相要，俱缘山岳，芰实荇花，所在皆罄，草根木叶，为之凋残，虽假命须臾，亦终死山泽。其绝粒久者，鸟面鹄形，俯伏床帷，交相枕籍，待命听终，于是千里绝烟，人迹罕见，白骨成聚，如丘陇焉。”琅邪王氏，除了居住建康者外，三吴、特别是会稽，乃是聚居地区之一。因此，侯景之乱，扬州江左之地，琅邪王氏成员经过兵灾、旱灾、蝗灾，如果说几乎扫地以尽，大约符合当时事实。

江陵之败，琅邪王氏的受难比侯景之乱居建康三吴者，规模略小一些，这是因为王氏只有仕宦于江陵者，才居于该地，占全族的少数。但是西魏占江陵后，挑选百姓男女十余万口，分赏将士作奴婢，驱归关中，小弱者多被杀掉，江陵成为一座空城。

在整个中古史中，琅邪王氏以族群为单位遭到杀戮，这是仅有的一次，王氏从此元气大伤。到了陈朝，除了几个既不居住于建康，又不居住于江陵的人孤单地(已经形不成门阀世族了)在中枢及地方为官外，也呈现了难以为继为局面，陈后主时代，王氏已无身居中朝影响朝政的高官，隋灭陈，王氏亦未如刘宋以来的老规矩，有若干人遽尔投向新朝，并为新朝所重用。只有偶因隋兵渡江灭陈，原来仕陈为东衡州刺史的王猛不得已而降隋，刚走到荆州就病死，隋封他长子缮为普州刺史，次子纩为楚州刺史，三子续为吏部郎中，算是机缘凑巧，由隋人唐，传下这一支来。旦是如果不是王纩的孙子王璇作了武后的宰相，从而未《新唐表》所登录，唐史上就未必记载这一支，因此说侯景之乱是使琅邪王氏衰亡的主要原因，符合历史真实情况。

当然，侯景之乱所打击的不只琅邪王氏一个江左士族，凡三吴一带的士族都受到了打击，但是，有一个理由使我们知道，侯景是有意特别打击王谢两个大家族的。《南史·侯景传》有下述两条记载：“(景)又请娶于王谢，帝曰：‘王谢门高非偶，可于朱张以下访之。’景恚曰：‘会将吴儿女以配奴。’”“(景)又募北人先为奴者，并令自拔，赏以不次。朱异家黥奴乃与其侪逾城投降，景以为仪同，使至阙下以诱城内，乘马披锦袍诟曰：‘朱异五十年仕宦，使得中领军。我始事侯王，已为仪同。’于是奴僮竞出，尽皆得志。”侯景初降梁时，梁武帝说王谢门高，是怕两族不答应，说的也是事实，让侯景向朱张等门户求婚，并非薄待他，朱张顾陆，是孙吴以来的吴中四大姓，南朝时地位稍次于王谢。梁武帝深知王谢社会地位高，连与帝室联姻有时都不乐意。怕侯景吃闭门羹，侯景那时已经蓄意造反，发下了以吴儿女(主要的是指王谢等族中女子)配奴的誓言。观后来奴僮投降侯景后“尽皆得志”的记载，候景当是实现了誓言。

前面曾经说过，进入南朝，琅邪王氏的政治地位实际上降低了，社会地位反而提高了。社会地位提高的标志，一是门户高，不与寒族人交接，连同坐都觉得低了身份。二是男娶女嫁，只在门户相等的极小的圈子内进行。如今这种根深蒂固的特权被侯景以暴力打破，即使再得到帝王的帮助，也恢复不起来了。加上全族主要成员，几乎尽死于多次不留生口的杀戮中，这才遭遇到家族真正的衰微。只是，陈王朝继承了从曹魏传下的“九品官人法”，使琅邪王氏作为士族来说，衰而不亡。待到30余年后，隋灭陈，取消了江左那个全国政治中心的地位，又实行了科举制，从根本上消灭了甲族“二十而登仕途”的优势地位，琅邪王氏作为士族族群，才算是基本上消亡了。隋唐虽然仍有一部分孑遗成员为官，死后墓志铭上仍然自称琅邪临沂人，实际上已经凝聚不成一个统一的士族族群。唐朝以后，连琅邪郡望也不多为人提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