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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当王洛宾重获盛名后,有人问他:一辈子坐过这么多年的牢,有什么感受?他先后3次入狱,时间长达19年。王洛宾回答:“坐牢很幸福。”一时语惊四座。他后来解释道:“坐牢让我接触了这么多不同的民族,搜集了这么多民歌。”1975年出狱时,他一无所有,身边仅有从狱中搜集的三大本民歌集和一包音乐研究札记。
被六盘山的“花儿”留住了
王洛宾是北京人,今年是他的诞辰百年。父亲爱好音乐,喜欢唱京剧、昆剧,会演奏多种民族乐器,王洛宾还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父亲就将孩子们组成一个家庭小乐队,常在一起演奏《梅花三弄》《阳关三叠》等曲目。
1930年,王洛宾顺理成章报考了北平师范大学音乐系,学习西洋音乐。他遇到人生的伯乐:声乐老师霍洛瓦特夫人。她是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姑姑,十月革命后随丈夫流亡到中国。霍洛瓦特夫人看中王洛宾的天赋才华,对他悉心辅导。她说师范学校培养的是音乐教师,但你是要成为一个音乐家的,极力鼓动他去自己的母校巴黎音乐学院求学。
毕业后,王洛宾做过几年中学音乐教师,他一直在为去巴黎圆梦积攒学费。1937年,就在手续已经办下来的时候,母亲去世了,接着七七事变爆发,家国突变,巴黎去不成了。王洛宾不愿留下来为日本人工作,他选择带着恋人杜明远去大后方抗日。1937年底,婚后的他们加入了丁玲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在这里,王洛宾结识了不少文化名人,作曲家李劫夫、周巍峙,诗人塞克,还有作家萧军萧红夫妇。
1938年,一行人转往大西北进行抗日宣传活动。途经六盘山,天降暴雨,只好停在小旅店里歇息。老板娘人称“五朵梅”,年轻时是这一带有名的山歌手,王洛宾听说后就请她给大家唱歌。雨过天晴,“五朵梅”站在半山腰爽朗朗唱了一曲当地的“花儿”:走哩走哩越远了,眼泪花儿漂满了……王洛宾当场就被震住了。这是支凄凉的走西口民歌,朴实而又委婉,经“五朵梅”沧桑深沉的嗓子一演绎,更具难以言喻的魅力。诗人塞克撞撞他的肩膀:“去什么巴黎啊?你听听这个,别走了!”王洛宾好似醍醐灌顶:大西北有如此美妙的歌谣,他要去寻找它们的源头。
从此,王洛宾开始每到一处,就注意收集各地的民歌,融入自己的创造。联欢会上一个小伙哼了一首歌,他独具慧眼,从磕磕绊绊翻译的“达坂城”“辫子”“老婆”“漂亮”等几个零星词汇中,改编出了脍炙人口的《达坂城的姑娘》；《半个月亮爬上来》原是喀什古老的舞曲,被他重新填词,改成慢板的抒情曲,而《哪里来的骆驼队》的曲调改编自以前丝路中途妓院流行的歌……
1939年西北抗战剧团解散后,王洛宾和妻子去了青海。
王洛宾到了大西北广阔的天地,如鱼得水般自在,他常常骑着马,跟牧民外出采风。杜明远是大小姐出身,西宁城的生活对她来说太枯燥了,这里甚至没有电灯!两人的感情出现了裂痕。王洛宾1939年改编了《青春舞曲》,少有的略带忧郁的调子,这或许与他其时的心境有关。
杜明远在青海待了一年,独自回了兰州。1941年,王洛宾去兰州,两人登报离婚。回青海的路上,他被人用枪顶住了后背,被抓进兰州的沙沟监狱。
直到1944年5月,在军阀马步芳的帮助下,王洛宾出狱了。王洛宾被提携为国民党第四十集团军军官训练团音乐教官,后来又担任国民党西北行政长官公署政工处上校文化高参。这身国民党军服,给他的后半生带来无数的磨折与艰辛。1945年,他和17岁的女护士黄玉兰结婚了。婚前从未见过面,但两人婚后感情很好。王洛宾后来向妻子坦白,当初他抱着“对生活的报复”的想法。
1949年9月,西宁解放了。王洛宾准备举家迁回北平,回去继续当个音乐教师。解放军一兵团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马寒冰,在旧政府人员名单上看到了王洛宾的名字,心想这不是《在那遥远的地方》的作者吗?他找到王洛宾,一番恳谈后,邀他随军挺进新疆。王洛宾甚至没和家人商量,立刻就放弃了回乡的打算。
15年牢狱攒下三本民歌集
安稳日子没能持续多久。1950年初春,留在西宁的妻子给王洛宾写来信说,家被查抄了。因为王洛宾当过马家军的上校,她成了反革命家属。家里连一包棉花都被收走了。王洛宾急忙请假回了西宁。随后,他给新疆军区寄去一封辞职信,带着全家迁回北京。
1951年,王洛宾在课堂上被捕了,押往新疆。妻子刚生下小儿子,遭受如此重大打击,一个月后就离开了人世。1952年新疆军区军法处以“长期逾假不归”判处他劳役两年。南疆军区政委、独臂将军左齐到乌鲁木齐开会,听说了此事,他提出把王洛宾带到喀什去,甚至为王洛宾写了一份保证书,担保他不会越境不会逃跑。后来有人问左齐为什么要救王洛宾,他说:“只有一个原因,因为我喜欢他的《达坂城的姑娘》。”
王洛宾在南疆军区文工团监督使用,相对还算宽松,他在南疆的喀什、和田一带采风,创作了大合唱《英雄的骆驼队》,全军汇演得了二等奖。由于他的积极改造和工作突出,1954年他重新恢复了军籍,把三个儿子都接到了新疆。但风云突变再次不期而至,1960年他再次入狱,以“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罪被判刑15年。
1963年,因文工团创作需要,王洛宾假释出狱,但他不能穿军服,属于戴罪服务。他同时也给该团的演员教授乐理知识,学生中有人后来成为新疆知名的歌唱家。但到了1964年10月,文化部下发了通知《关于停止演唱反革命分子王洛宾的歌曲的决定》,所有与他有关联的歌曲都从节目单中划去了。他的境遇又变了,他后来甚至不被允许迈出单位的大院。
1965年的一天,没有任何征兆,王洛宾骑着自己的永久牌自行车“出走”了。他漫无目的,骑着车一路东去,一直骑到吐鲁番,发现自己忘带粮票,没粮票就买不上吃的,于是又折返回来。这件事冲动得十足傻气,而又天真得“很王洛宾”。他被抓回来以后,事情被定性得很严重。全家从团里的房子被赶出来,无居可栖。他本人也被再次投入监狱,整整关了10年。
在监狱里,大家每天在砖场干着繁重的体力活,劳动之余,他总会主动找他人收集当地的民歌。对方说没劲儿唱了,王洛宾就把每天两个窝窝头省下一个来,交换对方继续唱下去,就这样日复一日攒下了三大本民歌集。
《高高的白杨》《撒阿黛》是他这一时期在狱中写的两首著名的歌,都被收入大学声乐教材。后者作于1974年,是为一个女狱警撒阿黛而写。这个姑娘18岁刚毕业就分到监狱工作。她生得非常美,对待女犯人也很善良。王洛宾在一次采访中回忆道:“工地的生活太寂寞了,来一只小麻雀,大伙都觉得像见了亲人似的……每天上工,撒阿黛都会来开大门,大家都会盯着她走完80公尺……”“就因为生活中有这样的美,似乎人就可以活下去。”王洛宾刑满出狱时,还给撒阿黛写了一封信:我走了,我感谢你,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帮助过我。虽然姑娘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感谢她。
争议王洛宾
1975年王洛宾出狱时,他已62岁了,此后5年他仍处于“被剥夺政治权利”。没有户口房子单位,也不想给儿子们添麻烦,他一度坚持留在监狱编外的新生队里,最后还是被撵出去了。年过花甲的他,靠在工地做点小工维持生计。直到1981年,这种窘迫不堪的局面,被一篇稿子所改变。新华社新疆分社记者赵全章深入采访过王洛宾后,在新华社内部报道上作了全面报道,得到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宋任穷的亲笔批示。当年,新疆军区召开平反大会,为王洛宾恢复名誉和军籍。
王洛宾挖掘西部民歌之功,可谓历史性的贡献。大部分少数民族民歌本身的形态,其实并不适宜广泛流传,王洛宾所改编的民歌最大特点就是,极具本民族音乐的特点又赋予汉族诗歌的神韵,优美动听,朗朗上口。但是在一些他的具体作品是认定为记谱还是作曲上,还是不乏争议。王洛宾自己解释为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间,没有版权意识,致使他编写的民歌多注明“记谱、译词”,是当时的失误。比起“西北民歌之父”‘西部歌王”,一个歌迷赠给王洛宾的“传歌者”的称谓,也许更贴近他为歌而生的一生的写照。
(黄薇)来源:《国家人文历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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