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乃生命之延续（文化资料）

王氏整理

今年3月8日是新一年中研院王世杰院长纪念讲座，这次由近史所陈永发院士主讲抗战中的国共关系，中研院王泛森副院长主持。王世杰任院长期间，众多研究所得以创立，其虽身跨政、学两界，但正如王泛森主持时所讲王世杰仍是中国最后一代传统的读书人。王氏身后留下了一大部日记，原为影印， 2012年12月《王世杰日记》由近史所全文整理出版。

该纪念讲座每年一次，均逢王世杰院长冥诞之日（今年为一百二十四岁冥诞）举办，上一年原拟邀请何炳棣院士，但其突然的离世导致改换人选。何氏去世后，纪念文字甚多，其回忆录也得以再版。不过最要者，莫过于其英文著作的整理和翻译出版，其中有徐泓教授译注出版的《明清社会史论》（联经出版公司，2013年12月）。徐教授对《明清社会史论》不止翻译，所加注释即何氏本人亦觉用功严谨，比如有一处脚注长达八九百字，何氏称其“足以教导入门者如何收集与运用材料”（自序）。徐注的特点是力求详尽，且在译注中“详列并评介过去几十年凡涉及明清社会阶层、结构与流动的各种文字的专书与论文”，可见其独到之处。

何氏此书，借助社会科学的方法，对于中国古代科举社会流动，特别是明清两代的精英流动进行了卓越的研究。自1962年英文出版之后，此间同一研究领域虽有诸多发展，“但无论在论题的开创，运用史料与统计分析方法的精到，获致结论的坚实，仍是其他著作不可伦比的”（译者序）。当然何氏研究时，时刻提醒自己社会科学与历史研究之间的张力。其处理理论和史料时的轻重，拿捏十分到位，也有助于借用理论研究者鉴。用译者的话说，何氏“收集史料之辛勤，运用史料之精妙，方法与史识之独创，轰动学林，惊动万教（教育界），当今华人治史罕有能出其右者”（译者序）。

何氏的研究以当时其在国外尽可能收集的明清两代进士登科录及会试、乡试同年齿录等鲜为人注意的科举史料为基础。通过社会流动的比较研究，何氏认为如明代精英的社会流动率，“即便近代西方社会精英的社会流动率，也可能很难超越”（《明清社会史论》第318页）。社会流动量越大，一般认为社会越开放。不过就整体而言，明清中国社会流动与近代西方社会流动的基本差异，在于长期的变迁趋势。与近代西方工业社会向上流动为稳定趋势相异，明清中国，人口的倍增及技术与制度的停滞，却使社会走向长期的向下流动趋势（第326页）。

此外，中研院还结集出版了《何炳棣思想制度史论》（联经出版公司，2013年7月）一书，何氏在其晚年回忆录中，就史学研究之顺序和路径曾说过，“我的资质和训练不宜过早从事思想史的研究，必须长期在经济、社会、政治、制度、文化诸史知识达到合理最低必需的深广度以后，才有能力钻研思想史；否则势必陷于过空、过迂或过浅，只能看到表面，不能窥探思想流派的深层意识。”就其个人学术轨迹而言，也的确践行了这一说法。《何炳棣思想制度史论》一书中，其中思想史部分多为晚年所作，且如《董仲舒宦业系年考辨》等未刊稿来看，亦复如是。其在《明清社会史论》的自序中也提到，最后的几年将精力专注于先秦思想史的攻坚（自序）。

前面讲到了何炳棣与王世杰的因缘，不过尚有二人有关之趣事。何氏的“大脾气”大概早就是全球闻名，在新整理出版的郭廷以《郭量宇先生日记残稿》（近史所，2012年8月，第697页）1966年12月26日条中曾记载，王世杰当日宴请何炳棣于南港，席间只闻“何氏论及美国之汉学家，颇乏好评”，郭氏转念一想“渠一向目无余子也”。

3月14日，笔者又在新竹清华大学听了傅月庵讲其半生“买书、编书、写书、卖书”的经历。说来巧合，傅月庵在台大念研究生时的导师便是《明清社会史论》一书的译者徐泓教授。傅月庵追忆徐泓教授当时壮年，对己对人都要求极为严厉，亦可与前揭译注之事互证。傅氏讲演中感叹现而今台湾出版的没落，出版社看书籍流通者如尊天人。而为求利，出书又猛添“附加值”，全由读者买单。不过如其所言，台湾出版界一直以来都期望着大陆市场的开通，现在似乎比以前更为急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