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南北朝时期琅琊王氏的发展之（二）南齐时期的琅琊王氏（文化资料）

王氏整理

刘宋后期，皇室内部为争权夺利而相互残杀，至后废帝在位时，荒淫暴虐，杀害无常，在不停息的内部倾轧和后废帝的恐怖统治中，以萧道成为首的政治集团迅速崛起，于升明三年(479)四月代宋自立，建立南齐政权。此后，在短暂的二十三年中，萧道成及其子孙相继有七人即位称帝，时间最长的是齐武帝萧赜，计有十一年，高帝萧道成在位三年，郁林王萧昭业在位一年，海陵王萧昭文在位三个月，明帝萧鸾在位四年，东昏侯萧宝卷在位三年，和帝萧宝融在位一年。萧道成的建元(479--482）年间和萧赜的永明(483-一493)年间，南齐政局较为稳定，但自494年至502年三月梁朝建立，南齐政权内乱不断，八年间先后换了五位皇帝，其中海陵王和和帝是傀儡，明帝在位时间虽短却杀绝了高帝、武帝子孙，而郁林王、东昏侯则是南朝史上有名的暴君，这八年，仿佛就是刘宋后期历史的重演，于是，萧衍乘机而起，代齐建梁。

在这一新的历史机遇前，琅琊王氏家族凭刘宋王朝的显赫，在宋齐王朝更替之际再次成为为新王朝推波助澜的士族代表，王俭、王晏等人相继进入了政权中枢，在南齐初一度显赫，琅琊王氏家族也因此进入了又一个顶峰时期。南齐后期，在混乱的朝局中，琅琊王氏家族作出了与刘宋后期相似的选择，顺利进人新王朝。

（一）琊王氏族人对宋齐禅代的态度

泰豫元年（472)四月，宋明帝病死，时年三十四岁，太子刘昱年仅十岁，明帝临终前为他选择了尚书令袁粲、护军将军褚渊、中领将军刘勔、荆州刺史蔡兴宗、郢州刺史沈攸之为辅政大臣。

明帝在位时，大肆诛戮宗室，孝武帝子孙被他杀绝，文帝子唯有桂阳王刘范因素无才能，不为时人所重方保全性命，泰始六年（470）年出任江州刺史，镇寻阳。后废帝即位，“主幼时艰，素族当权，近习秉政，休范自谓宗戚莫二，应居宰辅，事既不至，怨愤弥结。”他“招引勇士，缮治器械”，引起了朝廷的注目，开始暗中布置防御，“时夏口阙镇，朝议以居寻阳上流，欲树置心腹，重其兵力。元徽元年，乃以第五皇帝晋熙王燮为郢州刺史，长史王奂行府州事，配以资力，出镇夏口”(《宋书》卷七十九《刘休范传》)。双方衅结已成，元徽二年(474)五月，刘休范在寻阳举兵谋反，他吸收此前居上游重镇谋反者屡因迟缓而失败的教训，率军两万迅速东下，一举攻至建康城下，刘勔力战而死，右军将军王道隆为乱兵所杀，征北将军张永、冠军将军沈怀明部众溃散。城中人人惶惧，右卫将军萧道成驻守的新亭陷落和台城陷落的传言纷起，以致萧道成的家里也被抢掠一空，家人匆忙逃到王昺之(祖王韶之，父哗之，妹王宝明嫁给了萧道成的长孙，即后来的文惠太子)家避难。皇宫中也一片混乱，太后执皇帝手哭道：“天下败矣”。幸赖萧道成率陈显达、张敬儿、王敬则等拼死作战，杀刘休范，终于力挽狂澜，平定此次叛乱。事后，萧道成功勋最著，被封为中领军、南兖州刺史，与袁粲、褚渊、刘秉共辅朝政，当时号为“四贵”。

在此次动乱中，琅琊王氏有多人参与其中，时任湘州刺史的王僧虔率军赶赴京师救援，事平后因功进号平南将军。黄门侍郎王蕴领兵于朱雀门抗击叛军，身受重伤，事平后除侍中、当年十月代王僧虔出任湘州刺史。

元徽二年(474)十一月，刘昱加元服，意即已经成人，此前，尽管他喜怒无常，不听保傅教训，但即位之初，“内畏太后，外惮诸大臣”，尚不敢放肆。自加元服之后，宫内外的束缚减少，自元徽三年秋冬间，便好出宫游玩，其生母陈太妃放心不下，每每乘青篾车跟随在后。刘昱越玩越野，《宋书》卷九《后废帝纪》载：“昱渐自放恣，太妃不复能禁。单将左右，弃部伍，或十里、二十里，或入市里，或往营署，日暮乃归。四年春夏，此行弥数。”自元徽四年下半年，刘宋政权屡经变故。先是南徐州刺史建平王景素，因是文帝诸孙中最长者，好文学，礼结士大夫，朝臣眼见后废帝日渐狂暴失德，大多属意于景素，认为他是合格的皇位继承者。唯后废帝外戚陈氏族人疾之若仇，而杨运长、阮佃夫等明帝旧部属贪于权势，不愿立长君，对景素深相忌惮，几次欲出兵征讨，被萧道成压下。元徽四年(476)七月，景素为自保，在京口举兵造反，因本乏将略，失败被杀。自平景素后，后废帝更是骄恣，经常出游郊野，“与左右人解僧智、张五二恒相驰逐，夜出，开承明门，夕去晨反，晨出暮归。”因无人悚缚，后废帝的荒唐之举渐多，竟然在耀灵殿上养了数十头驴，自己所骑的马，居然养于御床之侧。后废帝“天性好杀，以此为欢，一日无事，辄惨惨不乐。”出游时“从者并执铤矛，行人男女，及犬马牛驴，值无免者。常著小祷褶，未尝服衣冠。或有忤意，辄加以虐刑。”

后废帝的残暴统治，不仅使百姓惶惧不安，以至白昼不敢开门，道上行人几乎绝迹，而且朝臣人人自危，终致离心离德。连阮佃夫也忍不下去了，与步兵校尉申伯宗、朱幼等人谋划趁后废帝出宫时废黜他，另立明帝第三子安成王刘辈为帝，但事机不秘，元徽五年(477，同年改年号为升明元年)四月，阮佃夫诸人被杀。五月，因太后对后废帝屡加训诫，引起他的不满，遂令太医配药，欲鸩杀太后，左右劝他，倘若太后死，他就应以孝子的身份参加繁琐的丧礼仪式，哪里还有时间出宫游玩，后废帝大觉有理，这才打消了毒杀太后的念头。六月，有人告发散骑常侍杜幼文、司徒左长史沈勃、游击将军孙超之与阮佃夫同谋，后废帝亲率卫士，“自掩三家，悉诛之，刳解脔割，婴孩不免。”身为辅政大臣的萧道成也几乎不免，“帝尝直人领军府，时盛热，萧道成昼夜卧裸袒。帝立道成于室内，画腹为的，自引满，将射之，道成敛故板曰：‘老臣无罪。’左右王天恩曰：‘领军腹大，是佳射堋；一箭便死，后无复射；不如以匏箭射之。’帝乃更以匏箭射，正中其脐。投弓大笑曰：‘此手何如!’帝忌道成威名，尝自磨铤，曰：‘明日杀萧道成!’陈太妃骂之曰：‘萧道成有功于国，若害之，谁复为汝尽力琊！’帝乃止”《咨治诵签》卷一百三十四，升明元年)。萧道成忧惧之下，与袁粲、褚渊等人密谋废立。于七月杀后废帝，以皇太后的名义将他贬为苍梧郡王，迎立十一岁的安成王刘凖，是为顺帝。萧道成升为司空、录尚书事、骠骑大将军，军政大权集于一身。

褚渊一向党附萧道成，而袁粲和刘秉被架空，他们知道萧道成有不臣之迹，暗中联络一部分禁卫将领，准备推翻萧道成。因母丧回京的王蕴也参与其中，《南齐书》卷一《高帝纪上》载：“蕴遭母丧罢任，还至巴陵，停舟一月，日与攸之密相交构。时攸之未便举兵，蕴乃下达郢州。世祖(萧道成的长子萧赜)郢州长史，蕴期世祖出吊，因作乱据郢城，世祖知之，不出。蕴还至东府前，又期太祖(萧道成)出，太祖又不出吊，再计不行，外谋愈固。”升明元年(477)十二月，荆州刺史沈攸之反，遣兵东下，袁粲等人据石头要塞，密谋矫太后令，诛杀萧道成。事发前，袁粲将此谋告诉了褚渊，褚渊立即密报萧道成，但他们并不知袁粲动手的确切时间，只能暗中防备。事发前夜，丹阳丞王逊(王僧绰子)将袁粲即将举兵的消息报告萧道成，萧道成从容布置，命王敬则于宫内杀领军将军刘韫及直阁将军卜伯兴，同时“遣诸将攻石头，王蕴将数百精手带甲赴粲，城门已闭，官军又至，乃散。众军攻石头，斩粲。刘秉走雒檐湖，蕴逃斗场，并擒斩之。”次年正月，沈攸之失败被杀，自此，反对萧道成的势力基本被肃清了。升明三年(479)四月，萧道成代宋自立，建立南齐政权。

在此次权力转移中，王氏子弟做了不同的选择。王僧虔和王延之静观事变，《南齐书》卷三十二《王延之传》载：

宋德既衰，太祖(萧道成)辅政，朝野之情，人怀彼此。延之与尚书令王僧虔中立无所去就，时人为之 语曰：“二王持平，不送不迎。”

而积极参与者又分成了两派：王蕴与司徒袁粲等人谋划诛萧道成，失败被杀。王俭、王逊兄弟和王晏则投靠萧氏。晋熙王刘燮人郢州刺史时王晏与萧道成的长子萧赜分任主簿、长史，颇受萧赜。《南齐书》卷四十二《王晏传》载：

沈攸之事难，镇西职僚皆随世祖(萧赜)镇盆城。上时权势虽重，而众情犹有疑惑，晏便专心奉事，军旅书翰皆委焉。性甚便僻，渐见亲侍。乃留为上征虏抚军府板谘议，领记室。从还都，迁领军司马，中军从事中韩。常在上府，参议机密。

在这次历史变革中反映最积极的当数王俭。王俭(451--489年），字仲宝，幼年丧父，为叔父王僧虔抚养长大。王俭“幼有神采，事心笃学，手不释卷”，一流高门的社会地位，再加上渊博的学识，使王俭少年时即获高名，他“少有宰相之志，物议咸相推许”(《南齐书》卷二十三《王俭传》)，丹阳尹袁粲见王俭后，赞叹：“宰相之门也。栝柏豫章虽小，已有栋梁气矣，终当任人家国事”(《南史》卷二十二《王俭传》)。

宋明帝时，王俭尚阳羡公主，拜驸马都尉，十八岁为秘书郎历任秘书丞、义兴太守、吏部郎、太尉右长史等职。宋齐之际，王俭主动向萧道成靠拢，成为其得力助手。对萧道成来说，能够取得门阀士族的支持，尤其是王、谢等大族的支持是他夺取刘宋政权的关键。《资治通鉴》卷一百三十五，建元元年载：

太傅道成以谢眺有重名，必欲引参佐命，以为左长史。尝置酒与论魏、晋故事，因曰：“石苞不早劝晋陡，死方恸哭，方之冯异，非知机也。”胱曰：“晋文世事魏室，必将身终北面；借使魏依唐、虞故事，亦当三让弥高。”道成不悦。甲寅，以眺为侍中，更以王俭为左长史。

《南史》卷二十二《王俭传》载：

先是，齐高帝为相，欲引时贤参赞大业，时谢胱为长史，帝夜召胱，却人与语久之，眺无言。唯有二小儿捉烛，帝虑胱难之，仍取烛遣儿，胱又无言，帝乃呼左右。俭素知帝雄异，后请间言于帝曰：“功高不赏，古来非一，以公今日位地，欲北面居人臣，可乎?”帝正色裁之，而神采内和。俭因又曰：“俭蒙公殊眄，所以吐所难吐，何赐拒之深。宋以景和、元微之淫虐，非公岂复宁济；但人情浇薄，不能持久，公若小复推迁，则人望去矣，岂唯大业永沦，七尺岂可得保?”帝笑曰：“卿言不无理。”俭又曰：“公今名位，故是经常宰相，宜礼绝群后，微示变革。当先令褚公知之，俭请衔命。”帝曰：“我当自往。”经少曰，帝自造彦回，款言移晷，乃谓曰：“我梦应得官。”彦回曰：“今授始尔，恐一二年间未容便移。且吉梦未必便在旦夕。”帝还告俭，俭曰：“褚是未达理。”虞整时为中书舍人，甚闲 辞翰，俭乃自报整，使作诏。

从这两段史料里，我们可以看到，萧道成在篡位之前，急于用取得门阀士族的支持，出自一流高门，且资历、名望都在王俭之上的谢胱是萧道成重点争取的对象，但谢眺却建议他效仿司马昭，“身终北面”，令萧道成大为失望。一直支持萧道成的褚渊也认为废立之举“未必便在旦夕”。唯有王俭积极参与其事，直言不讳地劝萧道成早登帝位，乃至迫不及待地为萧道成私作诏书。萧道成遂提拔王俭为左长史，“恩礼隆密，专见任用。……时大典将行，俭为佐命，礼仪诏策，皆出于俭，褚渊唯为禅诏文，使俭参治之。齐台建，迁右仆射，领吏部，时年二十八”(《南齐书》卷二十三《王俭传》)。

(二)南齐初年王俭的功业

建元(479叫82年)年间，王俭极得萧道成信重，谏无不允。萧道成曾对王俭说：“卿谋谟之功，莫与为二”，封南昌县公，转左仆射，兼领吏部、太子詹事。建元四年(482)三月，萧道成死，遗诏以王俭与褚渊为顾命大臣。未及半载，褚渊病亡，俭挑起了辅政重担。齐武帝对王俭甚为倚重，“世祖深委仗之，士流选用，奏无不可。”王俭“寡嗜欲，唯以经国为务”（《南齐书》卷二十三《王俭传》)，协助两代帝王订礼仪，正朝纲，稳定内政，促进生产发展。

王俭“弱年便留意《三礼》(《周礼》、《仪礼》、《礼记》)，尤善《春秋》，发言吐论，造次必于儒教”(《南史》卷二十二《王俭传》)。王俭精于“三礼”，“三礼”之中，包括政治制度、礼节仪式和社会风俗习惯等各方面，它既是国家的法典，是统治者用以维系当时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也是人们思想、言论、行为的规范，因此，儒家的礼治，具有道德教化和行为规范双重功能，它的的根本意图和作用，是要各阶层的人们从思想到行动，均能符合儒家伦理，循规蹈矩，安分守己，以维持大一统的封建秩序。如徐勉所说：“夫礼所以安上治民，弘风训俗，经国家，利后嗣者也。……故祠祭不以礼，则不齐不庄；丧纪不以礼，则背死忘生者众；宾客不以礼，则朝觐失其仪；军旅不以礼，则致乱于师律；冠婚不以礼，则男女失其时。为国修身，于斯攸急”（《粱书》卷二十五《徐勉传》)。但齐国初建，旧礼缺失，统治阶级面临着各种礼仪问题，从国家郊殷祭祀、明堂、释奠礼仪、官员服饰到士人婚丧礼仪，等等，都需要一套完整的制度。当时，王俭既是朝廷重臣，又长于经学，深谙朝廷典章礼仪和前朝故事，恢复重建旧礼之任，责无旁贷。他或引经据典，以前有为准（主要是郑玄注，偶尔也采纳王肃注)，或因时制宜，对旧礼加以改革，制定了相应的礼乐制度。《南齐书》卷九《礼上》载：永明二年(484)，“太子步兵校尉伏曼容表定礼乐。于是诏尚书令王俭制定新礼，……因集前代，撰治五礼，吉、凶、宾、军、嘉也。”

《南齐书》卷二十三《王俭传》载：“俭长礼学，谙究朝仪每博议，证引先儒，罕有其例。”《南史》卷二十二《王俭传》说他“朝仪旧典，晋、宋来施行故事，撰次谙忆，无遗漏者。所以当朝理事，断决如流，每博议引证，先儒罕有其例，八坐丞郎，无能异者。令史谘事，宾客满席，俭应接铨序，傍无留滞。”可见他不仅谙熟经典故事，而且能引经据典解答实际问题。根据《隋书》卷三十二《经籍志》和新旧唐书所录，王俭的礼仪著作有：《古今丧服集记》三卷、《丧服图》一卷，《礼论要钞》十卷，《礼答问》三卷，《礼义答问》八卷，《吊答仪十卷，《古书仪》两卷，《皇宝书仪》七卷，《全齐文》中还录有王俭的礼仪论三十四篇。这些著作，既有学术性，又有普及性，解决了齐初在乘舆、朝服、祭祀、婚冠、丧葬等一系列问题上的疑问。时“朝廷初基，制度草创，俭识旧事，问无不答。”萧道成曾叹：“《诗》云：‘维岳降神，生甫及申。’今亦天为我生俭也”(《南齐书》卷二十三《王俭传》)。

王俭得君主信重，自己也竭尽忠诚，积极参与政务，弥补君主的过失，使齐初十年政局基本稳定，生产得以发展，更以自己所长，推动了文化的发展。史载王俭“长于经礼，朝廷仰其风，胄子观其则，由是家寻孔教，人诵儒书，执卷欣欣，此焉弥盛”(《南齐书》卷三十九《陆澄传》)。极大地推动了魏晋以来经学的发展(详见第七章琅琊王氏的思想演变)。

永明七年(489)，王俭病亡，终年三十八岁。王俭是宋、齐之际最跃的政治家之一，也是王氏家族史上的又一座高峰，齐初十年，正是王俭宰国时期，当时既无内争，又无外战，载：“永明之世，卡许年中，百姓无鸡鸣犬吠之警，都邑之盛，士女富逸，歌声舞节，祛服华妆，桃花绿水之间，秋月春风之下，盖以百数”(《南齐书》卷五十三《良政传序》)。

(三)南齐时期琅琊王氏家族的发展

南齐一朝，琅琊王氏家族除王俭高居宰相之位外，在朝局中地位较高、影响较大的还有王僧虔、王延之、王琨、王融、王奂、王晏、王亮、王志、王莹等人，他们对家族势力发展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1、明哲保身，维护家族利益

南齐前中期，能明哲保身，为琅琊王氏家族平稳发展作出努力的是王僧虔、王延之、王琨和王思远。

王僧虔在宋末已为尚书令，人齐后转侍中，建元二年（480）冬，迁湘州刺史，齐武帝即位，拜王僧虔侍中、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王僧虔对王俭说：“汝任重于朝，行当有八命之礼，我若复此授，则一门有二台司，实可畏惧。”于是固辞不拜，齐武帝遂改授侍中、特进、左光禄大夫。正是由于他的谦退，使琅琊王氏家族不至于在齐初因势力过盛而遭皇权猜忌，王俭也才能为君主所信，发挥自己的治国安邦才华，从而推动了琅琊王氏家族的发展。王僧虔洞察时局，已经意识到皇权的强大、士族的衰微是大势所趋，他不得不告诫其子孙，琅琊王氏已经不能与东晋时期的王氏家族相提并论，“于时王家门中，优者则龙凤，劣者犹虎豹”，而到南齐时，却是“或父子贵贱殊，兄弟声名异”，原因就在于“体尽读数百卷书耳”(《南齐书》卷三十三《王僧虔传》)。他希望自己的子孙能够在祖先荫庇之下，加上自己的努力，将王氏家族的门户发扬光大。

王延之在宋末为江州刺史，人齐后进号镇南将军，仕至中书令、右光禄大夫。子伦之，仕至侍中、都官尚书。

王琨入齐后为侍中，领武陵王师，建元四年(482)病故，终年八十四岁，追赠左光禄大夫。

王思远(452—500年)，祖弘之，父罗云。思远宋末人仕，齐初为长沙王后军主簿历任尚书殿中郎、竞陵王参军、太子中舍人、吴郡丞等职。武帝末年，思远被任命为广州刺史，未及赴任，武帝崩，萧鸾辅政，改任他为御史中丞。在萧鸾谋夺政权的过程中，思远劝说积极参与其事的从兄王晏，为了王氏家族的整体利益，也为了自己的声誉，不要卷入政治漩涡，“兄荷世祖厚恩，今一旦赞人如此事，彼或可以权计相须，未知兄将来何以自立。若及此引决，犹可不失后名”(《南齐书》卷四十三《王思远传》)。萧鸾即位后，思远迁为吏部郎，时王晏已任尚书令，他不欲与王晏并居内台权要之职，上表固辞。此举正与王僧虔固辞开府相似，也是王氏家族谦退之风的表现。后王晏被杀，而思远因屡屡劝谏王晏，明帝并未降罪于他，反而迁他为侍中。当然，更为关键的原因是明帝仍然需要琅琊王氏这个高门望族的支持，并不能因王晏一人或一家而打击全族。

2．南齐中期的家族大难

齐武帝后期和明帝前期，王奂、王融和王晏因自身的原因相继引来了三场家族大难，致使琅琊王氏家族在永明十一年(493)至建武四年(497)年间，有11人死于非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家族的势力。

王奂(435—493年)，字彦孙，本为王僧朗孙，后出继从祖中书令王球。刘宋末起家为著作佐郎，历任太子舍人、中书郎侍中等职，元徽四年(476)十月代王僧虔为吏部尚书。升明元年（477）十二月，迁冠军将军，丹阳尹。

初，王晏父普曜任荆州刺史沈攸之的长史，时沈攸之与在朝执政的萧道成不和，王普曜担心沈攸之起兵谋反，自己不得还朝。王奂掌吏部时，将普曜转为朝内官，得以避开沈攸之的牵连，王晏对此深为感激。升明元年十二月，沈攸之反，遣兵东下，朝内则有袁粲、刘秉、王蕴等人密谋推翻萧道成。王奂是王蕴从兄，又皆为刘宋外戚，难免为人怀疑，当时任抚军将军的萧赜就对王晏说：“王奂宋家外戚，王蕴亲同逆党，既其群从，岂能无意异。我欲具以启闻。”若萧赜如此上报萧道成，王奂必定被牵连王蕴一案中，时王晏已为萧赜心腹，他为报王奂此前救父之恩，叩头请求：“王奂修谨，保无异志。晏父母在都，请以为质”（《南齐书》卷四十九《王奂传》)。正是由于王晏的保全，王奂才免受牵连。

萧道成即位，王奂进号左将军。齐武帝在位时，王奂仕至雍州刺史。永明十一年(493)，王奂擅自杀死了自己的部属——宁蛮长史刘兴祖，诬说他“扇动山蛮，规生逆谋，诳言诽谤，言辞不逊”。此事传到朝廷，武帝大怒，命御史中丞孔稚畦弹劾王奂，并“遣中书舍人吕文显、直阁将军曹道刚领斋仗五百人收奂”，为了防止他拒捕，又“敕镇西司马曹虎从江陵步道会襄阳。”王奂的儿子王彪“素凶剽”，更兼年轻气盛，率兵闭门拒守。曹虎濒临城下，王彪“出与虎军战，其党范虎领二百人降台军，士人起义攻州西门，彪登门拒战，却之。奂司马黄瑶起、宁蛮长史裴叔业于城内起兵攻奂。奂闻兵入，还内礼佛。未及起，军人遂斩之。年五十九。执彪及弟爽、弼、殷敏（王奂女婿），皆伏诛。……奂长子太子中庶子融，融弟司徒从事中郎琛，于都弃市”(《南齐书》卷四十九《王奂传》)。王奂的大家族，只有王肃、王秉二子得以逃脱，投奔北魏。

王融（467—493年），字元长，祖王僧达，父王道琰。王融少年丧父，全赖母亲谢氏(临川太守谢惠宣女)教养成人，他“少而神明警惠”，“博涉有文才”，被视为家族振兴的希望，从叔王俭曾对人说：“此儿至四十，名位自然及祖”(《南史》卷二十一《王融传》)。王融举秀才入仕，累迁太子舍人。王融虽出身名门，但因祖父被杀、父亲官位不显，为了振兴家业，比其他王氏子弟更多了一分积极进取精神，他深知仅以自己所长的文学才华，不足进取，更重要的是积极参与到政治活动中。《南齐书》，卷四十七《王融传》载，王融曾上表齐武帝求自试，表示“若微诚获信，短才见序，文武吏法，唯所施用”。后迁秘书丞。“从叔俭，初有仪同之授，融赠诗及书，俭甚奇惮之，笑谓人曰：‘穰侯(魏娼，战国秦昭王母宣太后弟，秦相国)印讵便可解?’”考王俭授开府仪同三司是永明五年(487)，时王融刚刚二十岁，让当朝宰相“奇惮之”，其才华可见一斑。此后，王融历任丹阳丞，中书郎。

永明末年，齐武帝欲北伐中原，令毛惠秀画《汉武北伐图》，又让王融主持此事。王融急欲建功立业，因此上疏，声称自己“窃习战阵攻守之术，农桑牧艺之书，申、商、韩、墨之权，伊、周、孔、孟之道。常愿待诏朱阙，俯对青蒲，请闲宴之私，谈当世之务。”表示愿意为北伐前驱， “臣乞以执殳先迈，式道中原，澄擀渚之恒流，扫狼山之积雾，系单于之颈，屈左贤之膝，习呼韩之旧仪，拜銮舆之巡幸。”但自宋文帝元嘉北伐丧师之后，“攻伐寝议。虽有战争，事存保境”，故齐武帝并非真心北伐，图画好后，他不过是“置琅邪城射堂壁上，游幸辄观”(《南齐书》卷四十七《王融传》)而已。

王融虽不能驰骋于疆场，却开始在文坛上大放异彩。永明年间，在文惠太子和竞陵王萧子良身边，逐渐形成了一个文人团体，《梁书》卷一《武帝纪》载：“竟陵王子良开西邸，招文学，高祖与沈约、谢眺、王融、萧琛、范云、任防、陆佳等并游焉，号曰八友。”以竟陵八友为核心的文人，创作了大量的诗歌和章、启、表、疏等文章，文采华美，强调韵律，号为“永明体”。永明九年(491)，武帝在芳林园大宴群臣，令王融作《曲水诗序》，文藻富丽，当世称之，甚至一度流传到北方，为北朝酵钧文人学士赞许。

永明十年(492)七月，北魏派房景高、宋弁为使出使萧齐，二人素以文学、才辩知名，齐武帝虽然声称“学士辈不堪经国，唯大读书耳。经国，一刘系宗足矣。沈约、王融数百人，于事何用”(《南史》卷七十七《刘系宗传》)，但事关朝廷体面，不得不选派既有文才又有口才的王融为主客，负责接待。房、宋二人表示，在北方听说王融的大作《曲水诗序》，学士们认为此诗甚至超过颜延之，请求一阅，王融便抄了一份给他们。第二天，宋弁见到王融说：“昔观相如《封禅》，以知汉武之德；今览王生《诗序》，用见齐王之盛。”王融回答：“皇家盛明，岂直比踪汉武!更惭鄙制，无以远匹相如。”齐武帝因为北魏进献的马匹不好，让王融提出质问：“秦西冀北，实多骏骥，而魏主所献良马，乃驽骀之不若。求名检事，殊为未孚。将旦旦信誓，有时而爽，𩧲𩧲之牧，不能复嗣?”宋弁以不服水土为对：“不容虚伪之名，当是不习土地。”王融反驳：“周穆马迹遍于天下，若骐骥之性，因地而迁，则造父之策，有时而踬”(《南齐书》卷四十七《王融传》)。王融善于外交辞令，应对得体，圆满完成了这次接待外交使臣的任务。

王融自恃出身高门，文采盖世，自认为三十岁内即可成为宰辅。此事一直是时人和后人认为他轻躁冒进、追名逐利的主要证据。但考其家族背景和当时的选官方式，三十岁内为公辅也不是不可能。朱大渭先生《魏晋南北朝政界名人成才年龄结构剖析》 (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编《魏晋南北朝史论文集》第149页，1991年5月版)一文利用了社会学的统计分析方法，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83位政界名人进行了综合研究，对其出仕、担任要职、建立主要功业和仕途终结的年龄进行统计分析后指出：20岁至28岁是从入仕到担任要职为政治上的成长年龄期，28岁至50岁是政治上建功立业的黄金年龄期，5l岁至73岁是政治上的老化年龄期。而王氏家族内有很多人三十岁左右即任职中枢，如王融祖父王僧达，三十一岁时为尚书右仆射，他“自负才地谓当时莫及。……一二年间，便望宰相”(《宋书》卷七十五《王僧达传》)。从祖父王僧绰二十九岁即为侍中，参与元嘉后期的重要政务，“太祖颇以后事为念，以其年少，方欲大相付托朝政小大，皆与参焉”(《宋书》卷七十一《王僧绰传》)。从叔王俭，二十八岁即为佐命功臣，迁右仆射，领吏部，三十一岁任尚书令，掌管萧齐朝政。但王融直至二十七岁，还仅仅是中书郎，政治上的不得志，振兴家业的急迫感和焦虑感，使他郁郁不乐，以致常常慨叹：“车前无八驺卒，何得称为丈夫”(《南齐书》卷四十七《王融传》)!

永明十一年(493)，是南齐历史的转折点，也王融生命的最后一年。

正月，文惠太子萧长懋病亡。在选择新的继承人问题上，武帝一度在次子竟陵王萧子良和长孙郁林王萧昭业之间犹豫不决《资治通鉴》卷一百三十八载：“郁林王之未立也，众皆疑立子良，口语喧腾”。但在这关键时刻，武帝检行东宫时，发现太子的“服御羽仪，多过制度，上大怒，以子良与太子善，不启闻颇加嫌责”。这使武帝最终立嫡长孙萧昭业为皇太孙。表面上，继承人选定了，但萧齐内部的纷争并未解决，萧子良及其身边的谋士集团，不甘心这样的结果，他们还要作一番努力。王融是竟陵八友之一，“子良特相友好，情分殊常”(《南齐书》卷四十七《王融传》)。倘若能助萧子良夺权，自然是奇功一件。要达到这样的目的，手中必须有武装才行。王融以文才显名当世，虽然他自称“习战阵攻守之术”，且屡屡上书要求北伐，但永明年间南齐与北魏并未发生大的战争，王融也没有实际的军事经验，然而这并妨碍他寻找时机展示自己的军事才能。

二月，王奂擅杀部属事发，齐武帝大怒，命御史中丞孔稚珪弹劾王奂，王融立即上疏，表示自己“少重名节，早习军旅”，私集部曲，豫加习校”(《南齐书》卷四十七《王融传》)，愿意参与讨平王奂的军事活动，这里不排除王融极力表白自己与族叔王奂的关系，但更重要的是，他希望在这一事变中获得更多的权益。武帝并未大张旗鼓的讨伐王奂，只派了中书舍人吕文显前去宣旨牧捕，为防他拒捕，又派镇西司马曹虎率军队赶赴襄阳。三月，王奂被杀，事情得以解决，王融失去了一次实战锻炼和建功立业的机会。

七月戊子(初十)，北魏中外戒严，发文书宣布即将起兵南伐。南齐立即征召扬州、徐州的百姓入伍，且在各地广设招募以备北魏大举入侵。萧子良趁机在东府募兵，推荐王融为宁朔将军、军主，让他主持此事。王融得到萧子良的支持，立即抓住这一时机，“大习骑马。才地既华，兼藉子良之势，倾意宾客，劳问周款，文武翕习辐凑之。招集江西伧楚数百人，并有干用”（《南书》卷四十七《王融传》)。王融趁此机会大量招揽文武人才，一来可以随时奔赴前线，杀敌立功，再者也是在为日后辅助萧子良夺位作准备。

但他们的准备尚未完成，武帝即生了重病，他下诏令萧子良“甲杖入延昌殿侍医药。……子良日夜在内，太孙间日参承”。这似乎召示，武帝有改立萧子良为继承人的想法，而萧子良也立即令萧衍、范云等人为帐内军主，夺位之争一触即发。七月戊寅三十日)武帝病危，昏死过去，当时皇太孙萧昭业还没有人宫，宫内宫外人人惶恐不安，文武百官也都穿上了丧服。王融打算假传圣旨，命萧子良继承王位，甚至已将诏书草稿写好。等到萧昭业人宫时，王融身穿红色战袍，站在中书省厅前要道，截住东宫卫队不让他们进人。孰料武帝恰在此时醒转过来，问皇太孙萧昭业在哪里，并召东宫卫队保护萧昭业人宫，回光返照的武帝命萧子良和尚书左仆射、西昌侯萧鸾共辅朝政，并为自己安排后事，交代丧事从简，不一会儿，武帝去世。萧鸾素与萧子良不和，而其政治才能又在萧子良之上，倘若他执掌朝政，萧子良断不会有好结果。面对突变，王融立即采取紧急措施，命令萧子良的军队接管宫城各门，意欲武力夺权。正在僵持之际，已得到消息的萧鸾，冲破卫士的阻拦，直接闯人宫中，马上拥戴皇太孙萧昭业登基即位，命令左右侍从把萧子良搀扶出金銮殿。萧鸾指挥和安排警卫戒备，声音洪亮如钟，殿内所有的官员侍从，无一不从。王融知道自己的计划不能实现，只好脱下战袍，返回一中书省，叹息道：“公误我!”这场未遂的宫廷政变，为王融招来了杀身之祸。萧昭业对王融极为怨恨，即位十余日，即命人将王融逮捕下廷尉狱，虽然王融在狱中上书，为自己辨白，并向萧子良求救，但大局已定，萧子良“忧惧不敢救”，王融的“朋友部曲参问北寺，相继于道”(《南齐书》卷四十七《王融传》)，也已无济于事，不久即赐死于狱中，时年二十七岁。

自东晋后期始，琅琊王氏家族就尽量避免搅人皇权纷争，以保全家族利益为上，王融的悲剧命运，固然因为他躁于功名，更重要的是他参与了皇室纷争，自蹈祸机。

王晏，字士彦，祖王弘之，父普曜。王晏于宋大明末起家临贺王国常侍、员外郎，后为萧赜属员，相继担任其记室、司马、中军从事中郎，专心侍奉，屡参机密。萧道成称帝，萧赜被立为太子，王晏转太子中庶子。萧赜即位后，王晏历任侍中、吏部尚书、右仆射等职。时王晏“以旧恩见宠”，‘‘位任亲重，朝夕进见，言论朝事，自豫章王嶷、尚书令王俭皆降意以接之”。尤其是自永明七年(489)二月代王俭掌吏部后，更是“权行台阁”，甚至一度与王俭不协。同年五月王俭病故，齐武帝本欲比照王导，为王俭定谥号为“文献”，但王晏提出异议，声称“导乃得此谥，但宋以来，不加素族”，终使王俭的谥号更为。“文宪”。王俭死后，武帝一度打算让王奂担任尚书令，此前王晏与王奂关溪甚好，但现在他却不愿让王奂居自己之上，于是设法将王奂挤出中央，出任雍州刺史。永明八年(490)，武帝打算以萧鸾代替王晏掌吏部，亲下手敕咨询王晏是否可行。王晏回复：“鸾清干有余，然不谙百氏，恐不可居此职”(《南齐书》卷四十二《王晏传》)。此事虽不了了之，却为王晏埋下了杀机。

永明十一年(493)七月，武帝崩，临终遗诏令竞陵王萧子良与左卜射、西昌侯萧鸾辅政，并交待“尚书中是职务根本，悉委王晏、徐孝嗣”(《南齐书》卷三《武帝纪》)。萧昭业即位，王晏转左仆射，隆昌元年(494)，加侍中。

萧昭业是南齐有名的荒淫之主。永明年间，文惠太子对他多加管束，他也善于矫饰，深得武帝宠爱，即位后，束缚已脱，本性尽显，不尊礼制，挥霍无度，“及即位，极意赏赐，动百数十万．每见钱，辄曰：‘我昔时思汝一文不得，今得用汝未?’期年之间，世祖斋库储钱数亿垂尽。开主衣库与皇后宠姬观之，给阉人竖子各数人，随其所欲，恣意辇取；取诸宝器以相剖击破碎之，以为笑乐”(《南齐书》卷四《郁林王纪》)。辅政大臣萧鸾屡屡劝谏，并相继杀了萧昭业的宠臣徐龙驹、周奉叔、綦母珍之，君臣矛盾日渐加剧。萧昭业打算任用皇后从叔何胤取代萧鸾，而早有野心的萧鸾为保住性命、权位，联络王晏、徐孝嗣等朝中重臣和掌握兵权的萧谌、萧坦之等人，于隆昌元年(494)七月废杀萧昭业，立其弟萧昭文。萧齐政权自此落人萧鸾手中，十月，萧鸾废萧昭文为海陵王，自立为帝，是为明帝，同年改年号为建武。

面对动荡而险恶的政局，有些朝臣极力避免陷身其中。如侍中谢朏不愿留在朝中卷人纷争，自求出为吴兴太守，临别曾指其弟吏部尚书谢瀹口说，“此中唯亦饮酒”。到任之后，派人送信及数斛酒给谢瀹，告诫他：“可力饮此，勿豫人事”(《梁书》卷十五《谢朏传》)!谢瀹身处朝局，自然心中有数，当萧鸾入宫废萧昭业时，他正在与客人下棋，左右听闻事变后匆忙向他报告，他下棋如故，待棋局结束，竟回卧室睡觉去了，根本不问外事。明帝即位后，谢瀹称病不理政事。建武初年，为避免招灾惹祸，谢瀹专以酣饮为事。侍中、国子祭酒江敷，在政变后萧鸾召集群臣时，假装所服药物发作，呕吐于车中而去，远离祸端。

与谢朏出、谢瀹、江敷的明哲保身不同，王晏有极强的权势欲。他深知萧昭业根基尚浅，因荒淫无度已经引起群臣的不满，王晏也了解萧鸾的野心和权势，权衡利弊，王晏在萧鸾一系列的政变中，一直站在他一方。最初，当萧鸾将废立之谋告诉王宴时，他即表示赞同，此事连宫中的萧昭业亦有耳闻，曾对萧坦之说：“人言镇军(萧鸾时领镇军将军)与王晏、萧谌欲共废我，似非虚传”(《南史》卷四十一《萧谌传》)。在七月的政变中，王晏随萧鸾人宫废萧昭业，事后升为尚书令，加封曲江县侯，邑干户。王晏对自己积极参与此次宫廷政变极为得意，他曾在一次宴会中对萧鸾说：“公常言晏怯，今定何如?”在此后萧鸾诛杀宗室诸王以及篡位的过程中，王晏的表现如何，史书上并无详载，然而在后来萧鸾杀王晏的诏书里却称赞王晏之功：“隆昌以来，运集艰难，匡赞之功，颇有心力。乃爵冠通侯，位登元辅，绸缪恩寄，朝莫均焉”(《南齐书》卷四十二《王晏传》)。显然，王晏是为萧鸾立了大功的，也正因如此，萧鸾称帝后，加封他为骠骑大将军，给班剑二十人，尚书令如故，进爵为曲江县公，增邑为二千户。

王晏为人一向笃于亲旧，素为武帝称赏。明帝即位后，王晏自谓是佐命功臣，言论中时常非薄武帝时的旧事，以武帝宠臣的身份指斥武帝时的旧事，王晏的本意是讨好明帝。但明帝与他共事多年，深知其本性，后来他检查武帝时的诏书，看到武帝写给王晏的诏书即有三百多份，皆是论及国事的，当然也有武帝向王宴咨询是否可以萧鸾为吏部尚书的手敕，看到王晏对自己的评价，“鸾清干有余，然不谙百氏，恐不可居此职”，足以使他对王晏起了猜忌之心。且王晏在很多重要朝政问题上专断由己，在用人方面屡屡与明帝相争，内外要职，多委任自己的亲近之人，这更触犯了皇权的大忌。早在萧鸾即位之初，始安王遥光便以“宴尚不能为武帝，安能为陛下”为辞，劝他诛杀王晏，但考虑到王晏是朝中重臣，又为自己新立大功，明帝犹豫不决，不过却时常心腹陈世范等人到街巷搜集王晏的不妥言论。而王晏得意忘形之下，疏于防范，他希望能开府，时常找看相算命之人为自己测算，那些江湖术士自然奉承当朝尚书令，说他日后定当大富大贵。王晏与宾客谈话时，好屏人密谈，这更增加了明帝的猜疑心，遂有杀王晏之意。恰在此时，王晏之子德元的朋友鲜于文粲告发王晏欲图谋不轨，而奉命搜集王晏罪证的陈世范等人回报说，王晏打算在建武四年(497)明帝到南郊祭天时，会同武帝旧部发难。所有这一切，终于促使明帝下了诛杀王晏的决心。建武四年正月，明帝以谋反作乱的罪名下诏将王晏处死，同时受牵连的还有王晏二子：德元、德和，以及王晏弟，广州刺史王诩。

早在潇鸾欲废萧昭业之前，王晏从弟王思远就劝说他为了王氏家族的整体利益，也为了自己的声誉，不要卷入政治漩涡，“若及此引决，犹可保全门户，不失后名”。但王晏只看到了眼前的大利根本听不进去。不久明帝即位，拜王晏为骠骑将军。王晏集会子弟，对思远兄思微(《南齐书》卷四十三《王思远传》为“思微”，《资治通鉴》卷一百四十一为“思征”)说：“隆昌之末，阿戎劝吾自裁；若从其语，岂有今日!”思远马上回应：“如阿戎所见，今犹未晚也!”王晏被杀前十余日，王思远“知上外待晏厚而内已疑异，乘间谓晏曰：‘时事稍异，兄亦觉不?凡人多拙于自谋，而巧于谋人。’晏不应。思远退，晏方叹曰：‘世乃有劝人死者’”(《资治通鉴》卷一百四十一，建武四年)!王晏不听思远劝谏，一味急功近利，不仅自己被杀，还牵连到家人，此支遂绝。

这三次家祸，除王奂尚有子孙传世，且在北朝发扬光大外，王融、王晏皆绝后，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琅琊王氏家族的势力。

3．南齐末年动荡政局中，琅琊王氏的保全之策

明帝以后，萧齐政权内部更为动荡不安，为了保护家族利益，以王亮、王志、王莹、王瞻等人为代表的王氏子弟，开始在动荡的政局中寻找新的保护人。

齐明帝萧鸾是萧道成哥哥萧道生的儿子，少年丧父，是萧道成将他抚养成人，恩养过于己子。明帝即位后，自以为属帝系旁枝，得位不正，更兼自己亲子皆幼小，而高帝萧道成、武帝萧赜的子孙日渐长大，恐他们日后夺权，遂借故大杀高、武子孙。据赵翼《廿二史札记·齐明帝杀高武子孙》载：高帝萧道成有十九个儿子，其中武帝、豫章王嶷、临川王映、长沙王晃等七人死于萧鸾称帝前，四个早殇，其余鄱阳王锵、桂阳王铄等八人皆为明帝所杀。武帝萧赜二十三子，文惠太子早亡，次子竟陵王萧子良善终，鱼复侯萧子响在武帝时因造反被杀，四人早殇，其余十六个儿子，庐陵王子卿、安陆王子敬等，皆被明帝杀戮无遗。文惠太子子：郁林王昭业、海陵王昭文、巴陵王昭秀、桂阳王昭粲，竟陵王子良之子：昭胄、昭颖皆为明帝所杀。高帝子孙，惟豫章王嶷留有后人，其余宗室诸王，皆被明帝诛杀殆尽。赵翼感慨：“宋子孙多不得其死，犹是文帝、孝武、废帝、明帝数君之所为。至齐高、武子孙，则皆明帝一人所杀，其惨毒自古所未有也。”而在萧齐后期的政治斗争中，明帝之子除早夭的外、广陵王宝源以先卒未被祸，巴陵王宝义以废疾得善终，其余诸子无一人能免于祸。明帝兄长之子始安王遥光，明帝谋害诸王，他极力赞成，最后却也以谋反被诛。赵翼说：“故真所谓天理昭彰，报施不爽，凡杀人以利己者，可以观于此矣!”

齐明帝在位五年，于永泰元年(498)七月病死，终年四十七岁。太子萧宝卷即位，年仅十六岁，明帝临崩，留下遗诏，令徐孝嗣为尚书令，沈文季为左仆射，江柘为右仆射，刘暄为卫尉，陈显达为太尉主持军政，始安王萧遥光与上述诸大臣共同参与内外大政。

萧宝卷即南齐历史上有名的东昏侯，尚是太子之时便不好学习，整日嬉戏无度，曾与身边的侍从挖洞捉老鼠，自夜达旦，以为笑乐。明帝教子无方，临终以后事相托，不谈如何治国，而是提醒他以郁林王为戒，“作事不可在人后!”萧宝卷即位后，骄横恣意，大兴土木，聚敛无度，百姓困顿，号泣于道。他秉承明帝遗训，一年之内就杀掉了全部辅政大臣，“数与近习谋诛大臣，皆发于仓猝，决意无疑，于是大臣人人莫能自保”(《资治通鉴》一百四十二，永元元年)。永元二年(500)十月，又赐死了刚为他平定崔慧景之乱的尚书令萧懿，萧懿弟萧衍在雍州闻兄长死讯，起兵万余人，挟持南康王萧宝融为天子(明帝第八子，时年十四岁)，杀奔建康。由于萧宝卷不停地诛戮功臣武将，人人自危，中兴元年(501)十二月，，王珍国、张稷等杀萧宝卷，召集尚书右仆射王亮等人，令百僚署名，将其首级送呈萧衍，萧衍进城，收斩萧宝卷的宠臣茹法珍、梅虫儿等人，以宣德太后令萧宝卷为东昏侯。次年四月，萧衍废掉齐和帝萧宝融，建立梁朝，萧衍即梁武帝。

在这一次改朝换代的过程中，琅琊王氏族人并未象晋宋禅代、宋齐禅代时期那样积极投身其中。永元年间，在东昏侯的残暴统治之下，王氏子弟尽量避免惹祸上身，谨慎的保全家族利益。吏部尚书王亮，当“群小放命，凡所除拜，悉由内宠”之时，他“外若详审，内无明鉴，其所选用，拘资次而已，当世不谓为能。……既而东昏肆虐，淫刑已逞，亮倾侧取容，竟以免戮”(《梁书》卷十六《王亮传》)。中领军王莹“永元初，政由群小，莹守职而不能有所是非。莹从弟亮既当朝，于莹素虽不善，时欲引与同事。迁尚书左仆射，未拜”(《梁书》》卷十六《王莹传》)。总之，在齐梁禅代之际，王氏子弟大多是顺应时势，平流进取而已，这也直接导致了琅琊王氏家族在入梁后缺少政权中枢的实权人物，家族的政治地位逐渐下降了。

但在萧衍崛起的过程中，琅琊王氏成员早与之结交，并为之延誉。萧衍父萧顺之是萧道成的族弟，萧衍应是南齐皇室疏属，他起家为巴陵王南中郎法曹行参军，迁卫将军王俭东阁祭酒。王俭一见，深相器重，他对庐江何宪说：“此萧郎三十内当作侍中，出此则贵不可言。”竟陵王萧子良开西邸，招聚文人学士，萧衍为竟陵八友之一，王融识鉴过人，尤其推重萧衍，每每对亲近的人说：“宰制天下，必在此人”(《梁书》卷一《武帝上》)。王俭是当朝宰相，王融俊爽过人，为当时名士，他们对萧衍的评论，在清议之风盛行之时，无疑对后来萧衍的仕途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可能正是由于王俭、王融的介绍，萧衍广泛结交了琅琊王氏子弟，在他起兵直至登基称帝的过程中，都可以看到王氏子弟对他的支持。萧衍起兵前半年，“枉矢昼见西方，长十余丈。”王俭长子王骞断言：“此除旧布新之象也。”及萧衍起兵，王骞曰：“天时人事，其在此乎”(《南史》卷二十二《王骞传》)。无疑是给萧衍加上了奉天行事的光环。在萧衍辅政，谋求禅位的过程中，由梁公进封为梁王，封地增加为二十郡，萧衍伪让，“相国左长史王莹等率百僚敦请”。齐帝禅位，“使持节、兼太保、侍中、中枢监、兼尚书令汝南县开国侯亮，兼太尉、散骑常侍、中书令新吴县开国侯志，奉皇帝玺绂”(《梁书》卷一《武帝上》)。

萧衍对琅琊王氏子弟，也尽量保全，并委以要职。当萧衍兵临健康，时任右卫将军的王志，在百僚署名送东昏侯首级时，叹道：冠虽弊，可加足乎”(《梁书》卷二十一《王志传》)?他到庭中摘取树叶吞服下去，假装气闷发病，未在册子上署名。萧衍翻阅签名册，见上面没有王志的名字，不仅不怪罪，反而心中十分嘉许他，待至建立霸府，遂以他为右军将军、骠骑大将军长史，梁台建，迁散骑常侍、中书令。而当时琅琊王氏家族地位最高的是王亮，当萧衍起兵，进逼建康时，“内外百僚皆道迎，其未能拔者，亦问路送诚款，亮独不遣。”待萧衍入城，群僚共推王亮为首前去拜见，萧衍虽以“颠而不扶，安用彼相”(《梁书》卷十六《王亮传》)相责，但亦未追究其责任。霸府建立，以王亮为大司马长史、抚军将军，梁台建，王亮为侍中、中书监、兼尚书令。王亮身为萧齐宰辅，不主动党附萧衍，保住了朝臣的体面。任职地方的王氏族人，也有效仿王亮的，王准之孙王进之，时任扶风太守，“梁武帝之举兵也，所在响应，邻郡多请进之同遣修谒。进之曰：‘非吾志也。’竞不行。武帝嘉之。梁台建，历尚书左丞，广平、天门二郡太守，左卫将军，封建宁公”《南史》卷二十四《王准之传附王进之传》)。

总之，齐梁之际，王氏家族以其雄厚的社会基础和王氏子弟的圆滑手段，顺利进入了新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