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琅琊王氏的宗教信仰（一）王正家族道教信仰的确立（文化资料）

王氏整理

自王导开基于江左，王氏家学即进入了多元发展时期。终东晋之世，玄儒双修为大部分琅琊王氏子弟奉行，生活中，玄的色彩颇重，治国方面，儒的色彩较浓。两晋之际，政局动荡，战乱频仍，八王之乱，“流尸满河，白骨蔽野”(《晋书》卷二十六《食货志》)，整个社会陷入灾难的深渊；永嘉之乱，世家大族纷纷南下避难，饱尝了国破家亡、妻离子散的痛苦。生死问题在人生中的份量陡然增加了，但在这重大的人生问题上，儒学与玄学却都交了白卷。儒学不谈生命的终极归宿，将血亲和政治放在首位，孔子说：“敬鬼神而远之”，“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分见《论语》之《雍也》、《先进》篇)?把信仰放到了现实人事的从属地位。玄学以道家思想为主，而道家淡于生死，认为“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道德经》二十三章)?“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将人之生死比为时间之昼夜，主张返璞归真，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内篇《大宗师》、《齐物论》)，甚至以生为苦，以死亡为休息，也不能为人们提供彼岸世界的生活状况介绍。因此，无论是官方传统的儒学还是名士派的玄学，都无法使人得到精神上的慰藉，无法单独支撑士族名士的精神世界，于是，佛、道两种宗教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发展——深入到士大夫的信仰之中。到南北朝时期，发展成为时代精神的主潮，对中国社会和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从中国文化的宏观演化看，两晋之际正是佛教与道教地位发生历史性变化的时期，而琅琊王氏家族则处于这一变化的前沿。

两晋之际，琅琊王氏各分支因际遇不同，选择了不同的宗教，形成了佛、道两种宗教信仰，即王正(王览四子)支信道，王敦、王导支崇佛。尽管信仰各异己，但他们并未排斥其他学术思想或宗教，因此，佛、道二教之间以及二教与儒学、玄学之间是互有交融的。

一、王正家族道教信仰的确立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东汉顺帝时(126--144年)，琅琊宫祟献上他老师于吉所得“神仙书”——《太平经》，顺帝视为妖妄不经，仅收藏于宫中。此书后在民间流传，为张角、张陵奉行，演变成太平道与五斗米道。太平道在汉末成为张角发动黄巾起义的重要工具，曾随着黄巾起义的爆发而广泛流传，但也因黄巾起义被镇压而转入秘密流行。五斗米道是张陵于东汉顺帝时在巴蜀鹤鸣山创立的，并自称出于太上老君的口授而造作道书，凡人道者须缴纳五斗米，故称“五斗米道”。五斗米道教徒尊张陵为天师，故又称“天师道”，后来成了道教的主流。

道教直接渊源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与儒、道、墨、阴阳诸家和卜筮、神仙、符水等方术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道教兴起于东汉末年，时儒学虽有衰落之势，但独尊之位未改，所以道教一开始就不是作为儒学的对立面出现的，而是以儒学辅翼者的面目显现于世的。在其形成、发展过程中，道教大量吸收儒家伦理思想，表现出明显的儒学化倾向。早期道教经典《太平经》，便包含着不少儒家伦理观念，将维护礼教作为头等教戒，强调为道要尚贤、崇儒、忠孝仁爱，而其中尤以“孝”与“忠”最为重要，如该书卷九十六《六极六竟孝顺忠诀》云：“子不孝，弟子不顺，臣不忠，罪皆不与于赦。令天甚疾之，地甚恶之，……鬼神甚非之，故为最恶下行也”。《太平经》以不忠不孝为罪大恶极，人神共愤，显然已完全接受了儒家的忠孝伦理观念，使之成为道教的基本内容。《三国志》卷八《张鲁传》说张鲁治汉中，“皆教以诚信不欺诈，有病自首其过”，提倡仁义孝慈忠信，宣称只有履行儒家伦理道德，才能成为真正的道教徒，从而将儒家礼教融入道教之中。无论是汉末太平道，还是魏晋神仙道，道教的这个传统一直未变。神仙道教的代表性人物葛洪所著《抱朴子》，分为内外两篇，“内篇言神仙方药鬼怪变化养生延年禳琊却祸之事，属道家”，“外篇言人间得失，世事藏否，属儒家。”在道教与儒家的关系上，葛洪认为道为本，儒为末，二者相辅相成，“道者，儒之本也；儒者，道之末也”，将道教的神仙方术与儒家的伦理政治思想结合在一起，认为两者是互为补充，缺一不可的，宣称“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积善事未满，虽服仙药，亦无益也”(《抱朴子·内篇》卷三《对俗》)。道教把成仙不死的修道理想，同仁、义、礼、智、信等纲常道德相联系，把后者作为前者的前提条件，将道教纳入了符合儒家礼教的轨道。

琅琊王氏本以儒学传家，比较重视传统，最容易接受的宗教，理应是道教。再加上琅琊是道教的发源地，久居于此，受其熏染是必然的。陈寅恪先生称：“王吉贡禹甘忠可等者，可谓上承齐学有渊源。下启天师道之道术，而后来琅邪王氏子孙之为五斗米教徒，必其地域熏习，家世遗传，由来已久”(参见陈寅恪《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金明馆丛稿初编》第18、1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琅琊王氏的始祖王吉被尊为道教神仙，《真诰》卷十六《阐幽微》第二云：“夫至廉者不食非己之食，不衣非己之布帛，王阳有似也。高士中亦多此例，而今乃举王阳，当年淳德自然，非故为皎洁者也。王阳先汉人也。……右五条皆积行获仙，不学而得。”魏晋时期的王氏子弟在道教经文中屡屡出现，据《真诰》卷十三“稽神枢第三”记载，王衍女字进贤，为愍怀太子妃。洛阳大乱时，刘曜、石勒掠走进贤，在孟津渡黄河时“欲妻之”，进贤骂曰：“我皇太子妇，司徒公之女，而胡羌小子，敢欲干我乎!”言毕即投身河中。其侍婢六出亦言：“大既有之，小亦宜然。”随主投河。据说主婢二人“时遇嵩高女真韩西华出游而悯之，抚接二人，遂获内救，外示死形，体实密济，便将入嵩高山，今在华阳宫洞内易迁之中。”《真诰》卷十六“阐幽微第二”云：“王逸少有事系禁中，已五年云，事已散。”“王庾为部鬼将军”，统领鬼兵。这些足可以为琅琊王氏奉道之旁证。且从王羲之一代起，王正的后代子孙，名中多有一“之”字，王羲之七子：玄之、凝之、涣之、肃之、徽之、操之、献之。王廪子颐之、胡之，胡之子茂之，茂之子裕之。王彬子彪之，生子名越之、临之，临之子名纳之、环之，纳之子准之。在避讳极严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之”字竟不为讳，与道教信仰有关，这已是学术界的公论。

另据陈寅恪先生考证，天师道对竹子、鹅等物，极称赏其功用，而王羲之“性爱鹅，会稽有孤居姥养一鹅，善鸣，求市未能得，遂携亲友命驾就观。姥闻羲之将至，烹以待之，羲之叹惜弥日。又山阴有一道士，养好鹅，羲之往观焉，意甚悦，固求市之。道士云：‘为写《道德经》，当举群相赠耳。’羲之欣然写毕，笼鹅而归，甚以为乐”(《晋书》卷八十《王羲之传》)。王徽之好竹，甚至暂时居住的房子也要种竹，《世说新语·任诞》载：“王子猷尝暂寄人空宅住，便令种竹。或问：‘暂住何烦尔?’王啸咏良久，直指竹日：‘何可一日无此君?’”《世说新语·简傲》载： “王子猷尝行过吴中，见一士大夫家极有好竹。……王肩舆径造竹下，讽啸良久。”

再者，两晋南朝的书法世家和天师道世家是基本相符的。道家抄写遭经和画符，必须以能书者任之，而抄写道经又不失为一种功德，信道者也乐于为之。陶弘景在提及天师道世家郗氏时，言“写经画符”，“郁勃锋势，迨非人功所逮”(陶洪景《真诰》卷十九“翼真俭第一”)。《南齐书》卷三十三《王僧虔传》载其论书云：“郗愔章草亚于右军。郗嘉宾草亚于二王，紧媚过其父。”陈寅恪先生称：“东西晋南北朝之天师道为家世相传之宗教，其书法亦往往为家世相传之艺术。……艺术之发展多受宗教之影响。而宗教之传播，亦多倚艺术为资用。……王氏、郗氏皆天师道之世家，是南朝最著之能书世家即奉道之世家也。”史载琅琊王氏书法传统源远流长，但真正开始产生巨大影响，正是在两晋之际。王敦、王导、王旷、王虞都擅长书法，王羲之、王献之父子更是名垂青史，合称“二王”或“大小王”。还有，“中国医术古籍，而与天师道有关。……天师道世家皆通医药之术，尤有确证。中国儒家虽称格物致知，然其所殚精致意者，实仅人与人之关系。而道家则研究人与物之关系。故吾国之医药学术之发达出于道教之贡献为多”(参见陈寅恪《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金明馆丛稿初编》第34、35、27、32页)。《晋书》卷八十《王羲之传》称王羲之“雅好服食养性”，“采药石不远千里”，正与道教的这一传统有关。

《晋书》卷八十《王羲之传附王凝之传》载：“王氏世事张氏五斗米道，凝之弥笃。”一个“世”字，说明琅琊王氏不可能是从凝之一代才开始信道，最起码也应上推一代，但其父王羲之过江之时不足十岁，青年时代又是在佛教盛行的建康度过，他能保持道教传统，当是受父辈或祖辈影响。王正生三子：王旷、王庾、王彬，王旷即王羲之之父，为淮南太守，兵败弃郡逃回京城，首倡过江之议，后不知所终。王廙初为司马越掾，转参军，拜尚书郎，出为濮阳太守。“元帝作镇江左，王廙弃郡过江。”王彬“少称雅正，弱冠，不就州郡之命。光禄大夫傅祗辟为掾。后与兄庾俱渡江。”王旷兄弟虽身居要职，也多才多艺，“工书画、善音乐、射御、博弈、杂伎” (《晋书》卷七十六《王廙传》、《王彬传》)，但在两晋之际，却无一人能在清谈场上称雄，跻身玄学名士行列。受其影响，王羲之过江之初“讷于言”，王彪之虽名重一时，却是因长于礼学之故。显然，王旷兄弟的传统色彩较浓，未能迅速接受先进的玄学思潮，当然，也与他们所处的地域有直接的关系。当时，玄学主要在洛阳一带流行，其他地方很少接触到，从王旷兄弟受玄风影响较小来看，很可能王正一支久居琅琊，只是短时间到京城为官，不久即出守外地，永嘉年间更是举族渡江，在洛阳的短暂停留，使他们无法对深奥的玄学理论作更多的了解，因此与京洛玄风格格不人。道教是有地域性的，陈寅恪先生在《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一文中明确指出，琅邪“实天师道之发源地”，“凡信仰天师道者，其人家世或本身十分之九与滨海地域有关。……青徐数州，吴会诸郡，实为天师道之传教区。”王正一支久居琅琊正是他们接受道教的原因之一。

两晋之际，政治腐败，社会动荡，家国之忧，身世之感，使人们普遍感到人生无常。门阀士族争权夺利愈演愈烈，一些高门望族常常感到前途渺茫，朝不保夕，精神上的苦闷空虚，使他们转而从宗教中寻求解脱，其中一部分人便选择了道教。早在三国时期，五斗米道早已从北方传到南方，在江东地区颇为流行，《三国志》卷四十六《吴书·孙策传》注引《江表传》载：“时有道士琅邪于吉，先寓居东方，往来吴会，立精舍，烧香读道书，制作符水以治病，吴会人多事之。策尝于郡城门楼上，集会诸将宾客，吉乃盛服杖小函，漆画之，名为仙人铧，趋度门下。诸将宾客三分之二下楼迎拜之，掌宾者禁呵不能止。”《抱朴子·内篇》卷九《道意》载：道士李宽由蜀入吴，以符水治病，“远近翕然，……自公卿以下，莫不云集其门，……避役之吏民，依宽为弟子者恒近千人”，李宽“弟子转相教授，布满江表，动有千许。”两晋之际长期的战乱，生命朝不保夕，使道教有了适宜的生存环境，尤其经葛洪系统整理、总结自战国以来的神仙方术理论，构建了一套得道成仙的理论，并在《抱朴子》一书中论证神仙实有，神仙可学，构造出种种修炼成仙，长生久视的方法后，大大丰富了道教的内容，使道教逐渐分化成上层神仙道教和下层民间道教两个层次，在东晋初一度得到广泛传播，盛行于三吴及滨海地区。

道教作为一种宗教所追求的最终目的是“长生不死”和“肉体成仙”，这是和其他宗教派别讲“灵魂不死”的重大区别。几乎所有宗教提出的都是“关于人死后如何”的问题，而道教却独树一帜，热衷于讨论的是“人如何不死”的问题。道教不像佛教那样认为人生的本质是苦难，相反认为，活着是乐事，死亡才是痛苦，《抱朴子·内篇》卷十八《地真》说：“生可惜也，死可畏也。”道教生命伦理的一个基本价值取向是重生恶死，“故有死王乐为生鼠之喻也” (《抱朴子·内篇》卷十四《勤求》)，认为人们皆畏死而乐生。因此，道教倡导性命双修，既超脱于尘世俗务，又不放弃享乐生活，既追求精神的超越，又讲究肉体的健康。在这种观念指导下，道教主张通过延长生命的长度和提高生命的质量以享受人生，讲究修炼各种养生之功，如内丹、服气、胎息、吐纳、服饵、辟谷、导引、房中术等，希望以此养生长寿。此外，人们还可以通过饮符水、佩咒印驱病避琊；通过斋戒、上章首过以去祸就福。另外便是通过修炼，形神合一，能够“长生不死”、“肉体成仙”。道教的基本观念，迎合了统治阶级中某一部分人的需要和情趣，上层贵族享受着人间的荣华富贵，感到人生的短暂，希望得道成仙，将人间的幸福带到仙界。因此，越来越多的门阀土族开始信道。据陈寅恪先生在《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一文中考证，琅邪王氏、孙氏、高平郗氏、陈郡谢氏、会稽孔氏、吴郡陆氏、张氏、钱唐杜氏、义兴周氏、吴兴沈氏，以及丹阳地区的葛氏、许氏和陶氏等都信奉五斗米道。甚至封建帝王中也出现了奉道的，东晋哀帝“雅好黄老，断谷，饵长生药，服食过多，遂中毒，不识万机”(《晋书》卷八《哀帝纪》)。东晋简文帝，刘宋文帝、明帝皆信道或优礼道士，梁武帝早年也信奉道教，“先受道法，及即位，犹自上章，朝士受道者众。三吴及边海之际，信之蹄甚。陈武世居吴兴，故亦奉焉。”北朝自魏武帝宣布崇道奉法，接受道教符篆后，“道业大行，每帝即位，必受符篆，以为故事，刻天尊及诸

仙之象，而供养焉”。“后周承魏，崇奉道法，每帝受篆，如魏之旧”(《隋书》卷三十五《经籍志》)。

在世奉道教的大族中，琅琊王氏的道教信仰最引入注目。王旷兄弟在江东的政治地位远比不上王导，其后辈也难以望王导子孙的项背，除了才干不及王导等人外，还与他们的道教信仰密切相关。道教认为以生命换取世俗的功名利禄，乃修道者所不齿：“立德践言，行全操清，斯则富矣，何必玉帛之崇乎。高尚其志，不降不辱，斯则贵矣，何必青紫之兼拖也”(《抱朴子。外篇》卷三十九《广譬》)。“苟我身之不全，虽高官重权，金玉成山，妍艳万计，非我有也” (《抱朴子·内篇》卷十四《勤求》)。道教信仰与世俗功名之间的矛盾，使道教徒更易于远离政坛。也正因如此，王正一支仕宦不发达，他们倾向于恬淡的生活，在中央任职的时间也不是很长，多出任地方官，尤其是东南一带，并在当地求田问舍，建立庄园。如王羲之“不乐在京师，初渡浙江，便有终焉之志。”他曾写信给殷浩说：“吾素自无廊庙志，直王丞相时果欲内吾，誓不许之”。自王敦、王导死后，琅琊王氏先后丧失了军权、政权，政治地位Et趋下降。王羲之一代并没有象父辈那样身居相位或手握重兵，大多数人是在文化领域弄潮称雄。这一变化趋势正与家族固有的道教传统相结合，再加上他们多在道教风行的东南诸郡任官、居住，特殊的地域，使其道教信仰也更加巩固。王羲之“雅好服食养性，不乐在京师”，“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其子王凝之信道最为虔诚，任会稽内史时，“孙恩之攻会稽，僚佐请为之备。凝之不从，方人靖室请祷，出语诸将佐曰：‘吾已请大道，许鬼兵相助，贼自破矣。’既不设备，遂为孙恩所害。”王徽之与弟王献之“俱病笃。时有术人云：‘人命应终，而有生人乐代者，则死者可生。’徽之谓曰：‘吾才位不如弟，请以余年代之。’术者曰：‘代死者，以己年有余，得以足亡者耳。今君与弟算俱尽，何代也!’”王献之“遇疾，家人为上章，道家法应首过，问其有何得失”(《晋书》卷八十《王羲之传》附《王凝之传》、《王徽之传》、《王献之传》)。这一切，都说明琅琊王氏的道教信仰已基本确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