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玄学余绪（文化资料）

王氏整理

王导去世后，把持朝中大权的是庾冰、庾翼兄弟，他们改变了王导“镇之以静”的方略，崇尚事功，鄙薄清谈，建康的清谈之风受到抑制。但随着士人聚居浙东，在会稽一带形成了另一声势颇高的玄谈中心。《晋书》卷八十《王羲之传》载：

会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谢安未仕时亦居焉。孙绰、李充、许询、支遁等皆以文义冠世，并筑室东土，与羲之同好。

《世说新语·文学》载：

王逸少作会稽，初至，支道林在焉。孙兴公(孙绰)谓王曰：“支道林拔新领异，胸怀所及乃自佳，卿欲见不?”王本自有一往隽气，殊自轻之。后孙与支共载往王许，王都领域，不与交言。须臾支退，后正值王当行，车已在门。支语王曰：“君未可去，贫道与君小语。”因论《庄子·逍遥游》。支作数千言，才藻新奇，花烂映发。王遂披襟解带，留连不能已。

王羲之等人在会稽大畅玄风，王氏家学中玄学的地位也一度突出起来。

东晋后期，玄风流煽，“世尚庄、老，莫肯用心儒训”①，王氏子弟的儒家治世思想淡漠了，老庄色彩日渐浓厚，礼教束缚亦进一步减轻。如王献之听说吴郡顾辟强有名园，“先不相识，乘平肩舆径人。时辟强方集宾友，而献之游历既毕，傍若无人。辟强勃然数之曰：‘傲主人，非礼也。以贵骄士，非道也。失是二者，不足齿之伧耳。’”②将王献之赶出了门。更有甚者，步王澄后尘，走向任诞放达。王徽之“卓荦不羁，欲为傲达，放肆声色颇过度。时人钦其才，秽其行也。” ③

晋宋之际，随着皇权政治取代门阀政治，为统治者巩固政权所必须的儒学在朝堂上，在社会中日显重要，而主张君主无为，门阀执政，尊重个性，提倡逍遥的玄学则失去了其存在的现实基础。

刘宋一朝，琅邪王氏仍然保持着一流高门的社会地位，王氏子弟始终站在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前沿，他们对皇权的崛起有深刻的体会。晋宋之际，王弘等人主要是在行为上表现出了对皇权的服从，在思想方面，尽管儒学重振已是大势所趋，但玄学犹如落日余辉，一时还不会完全消散。玄学的得势有其特殊的历史条件，与士族势力的崛起密切相关，随着皇权的加强，庶族的兴起，士族趋向衰微，而玄学的失势、没落也就带有必然性。更兼自东晋中后期以后，以僧肇为代表的佛教学者，用佛教中观哲学的思辩方法对魏晋玄学和当时的佛学作了总结，宣扬非有非无，亦有亦无，统一了玄学的贵无与崇有两派，从而在理论上结束了玄学的发展。并且，佛教徒们努力建立自己的佛教哲学体系，逐渐摆脱玄学的影响，玄学作为佛教向上攀登阶梯的作用已被基本取消(玄学与佛教的关系详见第八章宗教信仰)，这也成为玄学退出历史舞台的原因之一。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一种文化思潮的形成决非一朝一夕之事，它的消亡也不是一朝一夕之事。何况，南朝时期的士族仍然有很大的势力，与庶族多以军功、恩俸仕进不同，士族主要依靠文化展现他们的政治才能和社会影响，作为门阀士族意识形态的玄学，仍然有广阔的市场。如果说东晋初王导诸人清谈是为其清静无为的政治方针服务，东晋中期王氏子弟的清谈主要是为自己的逍遥，那么，南朝时期的玄学清谈已经成为士族有较高文化水平的标志，时人以能否清谈为鉴识人才的标准，所以，王准之虽为大将军彭城王义康赏识，认为：“何须高论玄虚，正得如王准之两三人，天下便治矣。”然因“寡乏风素，不为时流所重。”④士族在清谈场中展开激烈的交锋，需要有渊博的知识，雄辩的口才，《南齐书》卷三十三《王僧虔传》载王僧虔为其子列举的必读书目是《老子》、《庄子》、《周易》以及何晏、王弼注，而且要“专一书，转诵数十家注”，“开《老子》卷头五尺许，未知辅嗣何所道，平叔何所说，马、郑何所异，《指例》何所明”，“六十四卦，未知何名；《庄子》众篇，何者内外；《八帙》所载，凡有几家，《四本》之称，以何为长”，“便盛于麈尾，自呼谈士，此最险事。”这往往是出身寒微，文化水平不高的庶族可望而不可及的，故陈显达谓其子曰：“麈尾扇是王谢家物，汝不须捉此自逐。”⑤即便是最高统治者也叹服士族风流，产生文化自卑心理。《宋书》卷六十四《郑鲜之传》载：刘裕“少事戎旅，不经涉学，及为宰相，颇慕风流，时或言论，人皆依违之，不敢难也。鲜之难必切至，未尝宽假，要须高祖辞穷理屈，然后置之。高祖或有时惭恧，变色动容，既而谓人曰：‘我本无术学，言议尤浅。比时言论，诸贤多见宽容，唯郑不尔，独能尽人之意，甚以此感之。’”

刘宋时期，玄学仍然是琅邪王氏家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王氏子弟自幼即接受玄学教育，如《宋书》卷四十二《王弘传》称：王弘“少好学，以清恬知名。”《南史》卷二十一《王弘传》云：“弘少好学，以清悟知名。”从文献记载中，我们不能确定王弘的具体学习内容，但“清恬”、“清悟”这样显然带有玄学色彩的评价词语，却告诉我们王弘必然接受过玄学教育。在玄风流煽的世风下，王弘谈玄不辍，“轻率少威仪”，颇有名士风度，与玄学名家谢混等人交往甚密。后王弘任江州刺史时，无人堪为清谈对手，甚感无聊，闻听大名士陶潜在当地隐居，便亲自登门拜访，陶潜却称疾不见。后王弘打听到陶潜好饮酒，便以酒为媒，与之结交。《晋书》卷九十四《陶潜传》云：“弘每令人候之，密知当往庐山，乃遣其故人庞通之等赍酒，先于半道要之。潜既遇酒，便引酌野亭，欣然忘进。弘乃出与相见，遂欢宴穷日。……弘后欲见，辄于林泽问候之。”

这一时期，玄学清谈仍为一时风尚，王氏子弟也以长于清谈为荣，王惠善清谈，“言清理远”，王诞即对刘裕称“惠后来秀令，鄙宗之美也。”⑥王微写信给何偃：“卿少陶玄风，淹雅修畅，自是正始中人。”⑦王球与何尚之互相推崇，“王球常云：‘尚之西河之风不坠。’尚之亦云：‘球正始之风尚在。”’⑧当时，能否清谈不仅是士族博取高名的重要方式之一，亦影响到士人的婚宦。《南齐书》卷三十三《张绪传》载，张绪少年时即因善清谈被称为“今之乐广”，“宋明帝每见绪，辄叹其清谈。袁粲言于帝曰：‘臣观张绪有正始遗风，宜为宫职。’绪善言，素望甚重，太祖深加敬异。”《宋书》卷七十五《王僧达传》云：“兄锡，质讷乏风采。太祖闻僧达早慧，召见于德阳殿，问其书学及家事，应对闲敏，上甚知之，妻以临川王义庆女。”《宋书》卷八十五《王景文传》曰：王景文“美风姿，好言理，少与陈郡谢庄齐名。太祖甚相钦重，故为太宗娶景文妹，而以景文名与太宗同。”

在玄学清谈之风的影响下，刘裕晚年“颇慕风流，时或言论”⑨，直至他临死前不久才下兴学诏，准备选备儒官，重建国学。但刘裕病亡后，国学便不了了之。后宋文帝立玄、儒、文、史四学馆，又以玄学馆开馆最早。元嘉十三年(436年)，以何尚之为丹阳尹，“立宅南郭外，置玄学，聚生徒。……谓之南学。”⑩两年后，文帝征雷次宗入京，立儒学馆，“开馆于鸡笼山，聚徒教授，置生百余人。”不久，命“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学，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凡四学并建。”⑾其中，玄学是第一次被立为官学，且在四学中居首，权威大为增加。元嘉十九年(442年)，重建国学。建学之始，国学中《周易》郑玄、王弼注并立，“逮颜延之为祭酒，黜郑置王，意在贵玄，事成败儒。”⑿此后“宋孝武好文章，

天下悉以文采相尚，莫以专经为业。”⒀

南齐时期，尽管王俭被称为“一代儒宗”，极大的推动了魏晋以来经学的发展，然而，王导一支儒、玄兼综的传统在他身上也有明显的体现。如他推崇玄学名士张绪，“仆射王俭谓人曰：‘北士中觅张绪，过江未有人，不知陈仲宫、黄叔度能过之不耳?’”⒁王俭倾慕老庄思想十分浓厚的东晋名相谢安，“作解散髻，斜插帻簪，朝野慕之，相于放效。俭常谓人曰：‘江左风流宰相，唯有谢安。’盖自比也。”⒂

王俭的儒、玄兼综，与王导的儒、玄兼综明显不同。王导时期，虽将儒、玄同时用于政治，推行清静无为的方针，但在清谈场上，王导谈论的还是玄学名篇《声无哀乐论》、《养生论》、《言尽意论》。而王俭更偏重于儒，除了治国主要是靠儒学外，儒家经义也成了他清谈的主要内容。史书中对王俭清谈的内容没有多少直接记载，只能根据其他史料略窥一二。《南齐书》卷二十一《文惠太子传》载太子与诸儒在国学中的论辩，他与王俭论辩“敬”的问题已于前述，同时参与此次论辩的还有张绪、竟陵王子良等人：

太子问金紫光禄大夫张绪，绪曰：“愚谓恭敬是立身之本，尊卑所以并同。”太子曰：“敬虽立身之本，要非接下之称。《尚书》云‘惠鲜鳏寡’，何不言恭敬鳏寡邪?”绪曰：“今别言之，居然有恭惠之殊，总开记首，所以共同斯称。”竟陵王子良曰：“礼者敬而已矣。自上及下，愚谓非嫌。”太子曰：“本不谓有嫌，正欲使言与事符，轻重有别耳。”临川王映曰：“先举必敬，以明大体，尊卑事数，备列后章，亦当不以总略而碍。”太子又以此义问诸学生，谢几卿等十一人，并以笔对。太子问王俭曰：“《周易．乾卦》本施天位，而《说卦》云‘帝出乎《震》’。《震》本非天，义岂相主?”俭曰：“《干》健《震》动，天以运动为德，故言‘帝出《震》’。”太子曰：“天以运动为德，君自体天居位，《震》雷为象，岂体天所出?”俭曰：“主器者莫若长子，故受之以《震》，万物出乎《震》，故亦帝所与焉。”俭又谘太子曰：“《孝经》。‘仲尼居，曾子侍’。夫孝理弘深，大贤方尽其致，何故不授颜子，而寄曾生?”太子曰：“曾生虽德惭体二，而色养尽礼，去物尚近，接引非隔，弘宣规教，义在于此。”俭曰：“接引非隔，弘宣虽易，去圣转远，其事弥轻。既云‘人能弘道’，将恐人轻道废。”太子曰：“理既有在，不容以人废言，而况中贤之才，弘上圣之教，宁有壅塞之嫌。”临川王映谘日：“孝为德本，常是所疑'德施万善，孝由天性，自然之理，岂因积习?”太子曰：“不因积习而至，所以可为德本。”映曰：“率由斯至，不俟明德，大孝荣亲，众德光备，以此而言，岂得为本?”太子曰：“孝有深浅，德有小大，因其分而为本，何所稍疑。”

张绪少年时即因“有正始遗风”被称为“今之乐广”，“宋明帝每见绪，辄叹其清谈。……绪长于《周易》，言精理奥，见宗一时。”⒃萧子良儒佛兼综，《南齐书》卷四十《萧子良传》载，永明五年(487年)，萧子良为司徒，“移居鸡笼山邸，集学士抄《五经》、百家、依《皇览》例为《四部要略》千卷。招致名僧，讲语佛法，造经呗新声，道俗之盛，江左未有也。”在这场辩论中，文惠太子与王俭等人对“敬”与“孝”的问题反复论辩，以玄言．佛理杂糅经义，大大超出了讨论儒家经义的范围，参与辩论者互相辩难，互相启发，将儒家经义变成了清谈的内容。

另据《梁书》卷二十六《萧琛传》载：

琛少而朗悟，有纵横才辩。起家齐太学博士。时王俭当朝，琛年少，未为俭所识，负其才气，欲候俭。时俭宴于乐游苑，琛乃著虎皮靴，策桃枝杖，直造俭坐，俭与语，大悦。俭为丹阳尹，辟为主簿，举为南徐州秀才，累迁司徒记室。

王俭与萧琛所谈内容史无详载，《梁书》卷二十六《萧琛传》中记载了萧琛的另一次著名清谈：永明九年(491年)，北魏与齐通好，在宴请北魏使者李道固时，萧琛劝酒，李道固固辞，说：“公庭无私礼，不容受劝。”萧琛以儒家经典来对答：“《诗》所谓‘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王俭是当世大儒，萧琛去见他，很可能亦是以谈儒家经书为主。正如清人赵翼所说：“当时虽从事于经义，亦皆口耳之学，开堂升座，以才辩相争胜，与晋人清谈无异，特所谈者不同耳。”⒄儒经、佛典、玄论融于一堂，儒玄佛进一步合流了。

梁、陈时期，随着门阀士族势力的衰落，玄学渐趋衰亡，但其余波犹存，在意识形态领域仍占有一席之地，以玄学为业者也大有人在。《颜氏家训》卷三《勉学》篇云：“何晏、王弼，祖述玄宗，……“洎于梁世，兹风复阐，《庄》、《考》、《周易》，总谓三玄。”梁朝时期，琅邪王氏尚不乏善谈之人。王暕是“三世国师”之一，以儒学见称，但二十一岁时就已被比作清谈名士卫玠和乐广，“叔宝理遣之谈，彦辅名教之乐，故以晖映先达，领袖后进。”⒅言辞中难免夸张之处，但王暕显然是精于玄学名理的。《梁书》卷二十一《王份传》载：梁武帝曾于宴席间问群臣：“朕为有为无?”有、无问题自曹魏以来一直是玄学中的重要问题，梁武帝提出此问，也是针对当时儒学复兴，玄学流风尚在的实际情况而发的，正当群臣面面相觑之时，王份巧妙回答：“陛下应万物为有，体至理为无。”暗含推崇梁武帝之意，武帝大悦。

赵翼称：“梁时所谈，亦不专讲《五经》。……《五经》之外，仍不废《老》、《庄》，且又增佛义，晋人虚伪之习依然未改，且又甚焉。”⒆梁简文帝曾置宴集玄儒之士，先命二者互相质难，又令中庶子徐搞“驰骋大义，间以剧谈”，徐搞“辞辩纵横，难以答抗，诸人慑气，皆失次序。”唯有儒者戚衮“时骋义，搞与往复，衮精采自若，对答如流，简文深加叹赏。”⒇经学已经成为谈辩之资，与玄学、佛教的交融进一步加深了。在时风熏染之下，王氏子弟多兼通儒、玄、佛，成为三教合流的一个缩影。待到陈朝，琅邪王氏经侯景之乱的洗劫，人物更加凋零，不仅在政治事件中无足轻重，文化方面，尤其是玄学方面也已无骄人之处，昔年，曾有“麈尾扇是王谢家物” （21）一说，此时的王氏子弟却已经是“玄言非所长” （22），“人物扫地尽矣。”（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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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书》卷十四《礼》一，第363页。

②《晋书》卷八十《王羲之传附王献之传》，第2105页。

③《世说新语·任诞》“王子猷尝暂寄人空宅住”条注引《中兴书》，余嘉锡《世

说新语笺疏》，第759页。

④《宋书》卷六十《王准之传》，第1624页。

⑤《南齐书》卷二十六《陈显达传》，第490页。

⑥《宋书》卷五十八《王惠传》，第1589页。

⑦《宋书》卷六十二《王微传》，第1669页。

⑧《南史》卷三十《何尚之传》，第782页。

⑨《宋书》卷六十四《郑鲜之传》，第1696页。

⑩《宋书》卷六十六《何尚之传》，第1734页。

⑾《宋书》卷九十三《雷次宗传》，第2293页。

⑿《南齐书》卷三十九《陆澄传》，第684页。

⒀《南史》卷二十二《王俭传》，第595页。

⒁《南齐书》卷三十三《张绪传》，第601页。

⒂《南齐书》卷二十三《王俭传》。第436页。

⒃《南齐书》卷三十三《张绪传》，第600页。

⒄[清]赵翼著，王树民校正：《廿二史札记校正》卷八，“六朝清谈之习”，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69页。

⒅《梁书》卷二十一《王嚎传》，第322页。

⒆(《廿二史札记校正》卷八，“六朝清谈之习”，第169页。

⒇《陈书》卷三十三《戚衮传》，第440页。

（21）《南齐书》卷二十六《陈显达传》，第490页。

（22《陈书》卷二十一《王固传》，第282页。

（23）《南史》卷二十四传论，第6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