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致王书精神渐丧的两个重要因素（文化资料）

王氏整理

王羲之书法古今特绝，他所取得的成就和对书法艺术的贡献无人能与之匹敌。他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地位神圣而不可动摇。他似中国书法的滔滔长江，泽被后世，成为莘莘学子取之不竭的源泉。

一、王书精神

宗白华先生指出：“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有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于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美学散步》）王羲之虽深怀仁政的理想，但现实终使他回到玄学中寻求解脱。其对现实的失望及追求自然、强调个性、反对束缚的精神，亦便成为魏晋士大夫对人生和艺术的独特理解。王羲之不满当时书法用笔滞重、结体古拙的局面，努力博采众长，精研体势，以自己深厚的传统根基与胆敢独创的革新精神，一变汉魏以来的质朴书风，创立了风韵绰约、潇洒流美的新书风。因此，王书精神的实质是风流倜傥的“魏晋风骨”、胆敢独创的“创新精神”。

二、王书精神的渐丧

王书由于历史相去甚远，真迹早已不复见。梁武帝评王羲之书“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一直是我们来评价王书的关键。如何理解梁武帝这句话，我们不妨从结字，用笔等方面去理解，它分明是指王书用笔的快慢徐疾，结字构成的动静相生，换言之，一个“变”字。“这显然是一种雄强的风格。”（俞建华）“美之极，即雄强之极”。（宗白华）所以“雄强”是王书的最大特征。由此，我们应对上王书的手札，特别是《丧乱帖》、《得示帖》、《姨母帖》等，而不是后世顶礼膜拜的《兰亭序》。“羲之俗书称姿媚”（韩愈），“姿媚”不应是王羲之的根本面目。遗憾的是，王书的这一审美特征，由于唐太宗对《兰亭序》的过于崇拜及后人的因循，随着一代又一代的讹传，至清代已变味——王书似乎是甜美、漂亮的象征。无论唐太宗本人还是初唐几大家，甚至更早的智永都循了王书规矩的一面，致使王书的本质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抑制。智永、陆柬之、赵孟𫖯等这些被视为得王“正脉”的大家，其风格均走向温和。字型结构趋向平正，笔法趋向简单，“王书的遒劲风骨及结字布白之动感、节律大多未得。以至变得没有激情，看似温和，实则走向媚俗”。（白砥）到了康（熙）干（隆）时期，由于两帝自身对董赵的喜好强加于人，书法遂异化为馆阁体——帖学的末流随之而来。至此，王书的精神渐渐丧失，王书的本质也被逐渐曲解：结字、笔法几无变化，王书的奇崛变成了平正、工匀。

三、导致王书精神渐丧的两个重要因素

王羲之书法历代褒之，世人尽相仿之，影响深远，可为什么以他为代表的帖学会渐渐式微呢？在传播和推广王书过程中是否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呢？这不得不让我们深深反思。

1、 “教材”问题

众所周知，由于古时科技的不够发达，照相、印刷术远未诞生，传播书艺几乎依赖于摹本、临本、榻本。梁朝是历史上第一个学王高潮，梁武帝除广搜二王法书外，一方面对前朝留下的王书进行整理鉴定，另一方面他又将鉴定为真迹的墨宝钩摹出许多副本提供给王室子弟作为学书的范本。在这里，梁之副本已不同于王书了。智永是王的七世孙，他奋学王书，“半得右军之肉，兼能各体，于草最优”，据传，他费30年，“临得真草《千文》好者八百余本，浙东诸寺，各施一本”，在江南普及推广王书。这位被视为的王书“真髓”的书家，他得到的所谓“真髓”又是什么呢？且看他的真草《千文》：字字独立，结构平正匀称，用笔简单，与王书的本质精神大打折扣。唐是学王的第二个高潮，关键人物唐太宗。他极力推崇王羲之，宝重《兰亭序》，推其为行书“天下第一”。他对《兰亭序》爱不释手，日夜把玩，下令当时的大书法家虞（世南）、褚（遂良）、冯（承素）等进行临摹。将临摹本分赐诸王名臣。而“真迹”藏匿起来，死不放弃，最后殉葬。宋王朝则以《淳化阁贴》继唐太宗遗风，宏扬了二王。高宗对《兰亭》亦情有独钟，曾临《兰亭序》赐孝宗，并且在贴后作“须依次临500本”。乾隆则遴选《兰亭序》名本及有关《兰亭诗》书迹摹勒上石，名为“兰亭八柱”。今天我们看到了王书依赖这些“教材”得以广泛传播，但这些“教材”在传播的过程中也为王书精神的渐渐丧失埋下了祸根：“榻手辗转叠摹，间用我法，遂渐失真而与原作相去更远了”。（张传旭）况且唐太宗如此宝重的《兰亭序》谁能保证唐太宗得到的一定是真迹呢？徐利明对此作了深入研究，他认为“神龙本所依据的底本很可能是隋末唐初人的临本，它距神龙本兰亭序不远，与智永书法尚有明显的距离，而与王羲之真迹的差距则更远”。冯的摹本又不断被人作底本去摹刻，那到最后会是个什么样子呢？这里其实是一个一误再误的问题了。由于历史、科技、地位、身份的限制，对于普通学书者这么说，只能是听听“王羲之”大名而已，更本无法见到王书的真实面目，有幸得到一点临摹本（不管差距大小），把它奉为经典来崇拜和迷信也就不足为奇了。“它非常类似于某些娱乐节目中对某个寓意动作的模仿传递，虽然紧接着两种尚有一定的关联，但到最后一位模仿时他所能受到的感觉与原来的动作相去甚远了”。（白砥）这些“教材”实在也有一种罪过了。他像一套套存在着很大缺陷的“教科书”一样误导着后学者！

二、 “导师问题”

帝王是封建时代最高统治者，他处于九五之尊，对历史的发展进程有着重大影响，书法也一样。“帝王可以凭借至高无上的权威，毫不顾忌的喜爱一切，憎恶一切，提倡一切，对书法的发展起着常人难以企及的作用”。（薛元明）帝王的喜好可以直接影响一代书风。太宗由于自己的偏好错误地选择了不能代表王书根本特征的《兰亭序》来褒扬，又以帝王的权威令当朝大书家予以临摹传播，发展到了康、干时期，二帝为稳固政权加强思想专制和文化专制，强化科举，以自己的爱好强加于人，仅讲董、赵，试图通过一定的规范来约束书法，背离了书法“抒情写意”这个最重要的功能，最终将清代书法引入死胡同。

如果说帝王是一个“导师”把握书风方向的话，那么各时期书家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教师”，他把自己对王书的个人爱好和教条理解进行“传道、授业、解惑”。前面提到的智永将其自己的临作（与王书有很大差距），作为“教材”来传播王书，存在的缺陷可想而知。智永传之虞，虞传之陆，陆又传之赵……今天我们在看到他传播王书丰功伟绩的同时，是否也更应看到它的缺陷流毒于后世？我不清楚高宗的《兰亭序》临的啥样，但至少他有一点不足：为什么不叫孝宗直接取法名迹名本而叫他学自己呢？孝宗书跳不出高宗有其自身很多原因，但与高宗的教导无关吗？有条件的皇室（完全可以博览古今名迹）尚且如此教学，那些没有条件的普通学书人跟着“老师”亦步亦趋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总上所述，传播和推广书圣精神的过程就像一个“有偏见的老师”用着一本“有缺陷的教材”，他这个“辅导”岂不成了误导？而那些“听话的学生”，为了讨得皇上的欢心，博取功名，肆意践踏着书法的尊严，最终造成了千人一面的恶劣格局，离王羲之的精神越来越远，最后也连累了书圣 。

今天，照相机的发明、印刷术的发达、出版业的繁荣、出土文物资料的迅速传递、各类展览、理论研讨的频繁举行，学习书法赶上了前所未有的大好时机，所有这些让我们能更好地看清王书的本来面目。我并没有贬低那些“帝王”、那些“书家”、那些“教材”的意思（他们的功绩永远存在），无非是想说明历史发展到今天，高度的文明已能尽可能避免那些负面的传播因素，剩下的关键问题在于“学生”了，有没有象王羲之那种敢于比肩先贤、藐视权威的创新精神，与时俱进，开拓创新！

（作者单位：浙江省嵊州市书法家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