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道家思想源流考论（源流资料）

王氏整理

王羲之的思想，其主流或主导倾向，表现了“以柔进取”的积极用世的儒家思想为主，主要用于治国；“以柔退走”的“无为而治”的道家思想为辅，兼之揉和了释家“普度众生”的遁世思想，主要用于修身。也就是说，王羲之的思想主流是“孔孟之道”，但却杂之以“黄、老、刑、名”以及释家思想，表现了一种混合为一的“杂揉”思想意识。

王羲之的思想发展，表现了对儒、道、释（佛）诸家思想的融合、选择；而前期表现了以儒家思想为主，后期杂以“黄、老、刑、名”以及释家思想，表现了以道家的老、庄思想为主，混合了儒家思想，但他又广泛结交释家即佛家人物诸如支遁等人并受其影响。不过，其思想主流仍然表现了儒、道、释的“杂揉”，使他由思想品格到具体言行，从人品到艺品，都表现了复杂的矛盾心理过程和思想情绪。

王羲之的思想是矛盾的、复杂的、发展的，但每个历史时期，却都在总的思想倾向下，表现了他所处的历史时代特点和他本身的思想性格特点。

既然王羲之的思想源流以儒家的传统思想为主，以道家思想和释（佛）家思想为辅，而儒家思想在魏、晋时代又与玄学思想相通，并无本质的区别，那么，我们就来考察一下王羲之的道家思想汇合佛家思想所表现出来的内容和形式以及对儒家思想的补充和发展。

与儒家的封建思想对抗并且结合的道家“无为而治”思想，就是老（老子）、庄（庄子）学派（并且发展成以后的道教宗派，譬如天师道的“三张”（①和“太平道”的张角②等。）这个学派，也想方设法地往封建思想阵营里挤。当然，也曾一度为一些封建统治者所接受，并且与儒家思想和佛家思想一起，共同起到对人民群众进行统治的作用，从而构成了在中国封建社会思想成份中的特殊现象——儒、道、释三家溶汇结合的“三教合一”，从而进一步与中国封建政治发生联系，结合成一个整体，达到了政教合一。尽管儒、道、释三教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和人民群众的生活中，为了各自的生存权利和切身利益，彼此之间进行过一些斗争，但是，相互之间的影响，则是主要的，在统治人民这个共同的基点上，三教则是完全一致的，达到了所谓“三教同源”。也就是说，在儒、道、释三种思想的溶汇和在现有政权中的彼此消长的斗争过程中，三教起到了共同的作用，都属于中国的传统思想（释家思想传入中国较早，也慢慢脱离了外来思想的痕迹，到了魏、晋时代，也似乎由泊来品变成中国固有的传统思想了）。

道家思想，又称“黄、老之学”或后期的“老、庄玄学”。据说它起源于黄帝和老子。而庄子又把老子的一些具有朴素辩证法思想方面的唯物主义因素来个头脚颠倒——向唯心主义方面发展了。到了魏、晋时期，又进而与玄学合流，道家思想中的一些唯物主义的因素被一些道教徒们滥加发挥，而且使之渐次泯灭，唯心主义的东西反而抬头，便逐步发展而成为道教。东汉末年，老子被奉为教主，道家思想开始向道教演化。这时，老子的朴素唯物主义辩证法（主要思想体系是唯心主义的，但有朴素唯物主义辩证法的成分），被蒙上了一层宗教神秘主义色彩，成为中国的三大宗教（区别于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这世界性的三大宗教）之一——道教。这种道教，与秦、汉以来流行的仙外方术等神仙家思想有着一脉相承之处。加上汉末和魏、晋以来的谈玄风气，道教徒们乞求于一种长生不老的方术仙药，便产生了炼丹与服食“五石散”的习俗，并且自称有一种与“鬼神”打交道的法术，把古代巫师所搞的一套也掺合进去。老、庄哲学变成道教，成了一种宗教。这些道教徒们，确立礼拜仪式，伪撰道教经典——《太平清领书》（又名《太平经》），并且编造说是由一个叫于吉的人（道教徒）从“神仙”那里接受来的。但是，任何一种思想形式，封建统治阶级可以利用，人民群众也可以利用。东汉的张角，就曾创立“太平道”，作为黄巾起义的号召和精神寄托。在此之前，属于天师道的张陵已创立了“五斗米道”，成为他的孙子张鲁占领汉中的政治理想。东晋的孙恩与东晋王朝相抗衡，起兵讨伐晋朝并且发展到十多万人，其中有不少就属于“五斗米道”的天师教徒。于是，封建阶级便把这一派称为“邪教”（或“邪道”）。稍晚于王羲之时代的晋末、南北朝时代，关中豪族出身的寇谦之与葛洪要对道教进行改革，也要除去“三张伪法”，编造道经，扬言是“太上老君”（老子，又称李耳或老聃）授给的，还说“太上老君”亲口封他为“天师”，让他去辅佐“北方泰平真君”。其实，这是魏、晋、十六国时代道教与玄学汇合后的延续和发展，是思想主流也是思想逆流。

道教在魏、晋期间，说到底，就是清谈玄学之风的继续和漫延（当然，也有儒家的思想成分）。譬如，依附曹魏集团而遭到司马氏反对并为司马懿杀害的何晏，既是清谈家的祖师爷、领袖人物，又是服食“五石散”以求长生不老的鼻祖。服食散药这一习俗，一直沿袭到南北朝至隋、唐。何晏不仅好老、庄哲学，并且著有《道德论》、《易经》注“及诸文赋著述凡数十篇” ③，兼收儒、道、两家思想。又如，“通辩能言”的王弼，就注解过《老子》④。其他人诸如王衍、裴𬱟、郭象等玄学家们，所持思想，在本质上也属于道家的思想范畴，并且已经发展为与儒、佛合流，宗教神秘主义色彩越来越浓厚。晋代那个“尤好神仙导养之法”的葛洪，几乎与王羲之同时，他继承祖上葛玄（三国时代江南道教领袖人物）的遗业，搞“炼丹秘术”和齑纬之学，讲神仙方术⑤。葛洪并在他所著《抱朴子》一书内篇中，拾儒家思想牙慧，与寇谦之一样，诽谤诋毁那些倾向利用道教作掩护，反对封建暴政的汉末黄巾军的领袖人物张角等。说他们“进不以延年益寿为务，退不以消灾治病为业，遂以召集奸党，称合逆乱，不纯自伏其辜，或者残灭良人。” ⑥用道教中的“正教”攻击道教中的“邪教”，并在头脑里设计出了一幅道教改革的蓝图。显然，这是道教中的派别之争而又表现了封建社会的在朝派与在野派的政治对立。葛洪在《抱朴子》内篇20卷中，专讲修道、炼丹、画符等神秘主义的东西；在《抱朴子》外篇50卷中，则论述了政治、风俗、教化等，闲而不闲，来了个“无所为而无所不为”，跃跃欲试，要帮助君主治理国家。岂不知，这种颓废没落的思想，除了对医药学方面有点研究价值外，是不足取的，早已被儒家思想打得七零八落，溃不成军。何况，道教的祖师爷老子的《道德经》五千言，还有不少朴素唯物主义辩证法的思想因素呢。道教发展到后来，离王羲之的时代不久，北魏那个被封建的正统道教徒们奉为“正教”的“天师”寇谦之，就曾不打自招地对崔浩自吹自擂：“吾行道隐居，不营世务，忽受神中之诀，当兼修儒教，辅助泰平真君继千载之绝统，而学不稽古，临事阖昧；卿为吾撰列王者治典，并论其大要。” ⑦于是，崔浩乃著书20余篇，上推太初天地之形成，下尽秦、汉变弊之流迹。寇谦之要“兼修儒教”，与要改革道教的葛洪目的一样，力图消除人民群众利用道教举旗造反的危险。显然，这系道教中的一股逆流。进而发展成为以后的方术之士或骗子哲学，不但愚弄人民，甚至连封建皇帝这些最高统治者，也不能幸免。秦始皇提倡法制，却派徐福去海上寻求长生不老之方；而接受了儒教的汉武帝，在利用大儒董仲舒所提倡的“天人感应”学说时，也搞金人玉盘，追求长生不老。且不说魏、晋时期谈玄风气和服食“五石散”等习尚与道教有关，略过了南北朝时代至隋唐，即便是象酒仙李太白又是怎样呢？他的“海里捞月回天宫” ⑧不也如此吗？……这些文治武功的君相和贤良学士们，都受道家思想的影响。王羲之的思想，在当时的特定环境条件下，也不会脱离这一点。这也是王羲之家族以及岳丈门上郗愔、郗昙等世代信奉“五斗米道”的主要社会原因。也许，这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但是，道家思想却有诸多合理的内核，充满着辩证法的睿智。譬如，道家创始人老子的著作中就不乏辩证法的因素。由老子发展了轩辕黄帝的学说形成道家思想，即便是战国时代邹衍的金、木、水、火、土阴阳五行相生相克学说，虽然有儒、道之辩，但这五种物质，也可以解释作唯物主义的呢。因此，有些道家思想比如葛洪所阐述过的唯心主义的道家教义，便遭到了象鲍敬言等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家们的攻击。鲍敬言本人信奉道家思想，“好老、庄之书”，但他提出了“古者无君，胜于今世”的理论，虽然矛头指向了“天生蒸（庶）民，而树之君”的儒家教义，但他的主要矛头是对着葛洪的合儒、道而发。所以，他的理论，便理所当然地与葛洪等人的思想相对立。葛洪在《抱朴子》外篇卷48中写下了《诘鲍》一篇言论，极尽善言诡辩之能事。也正因为鲍敬言的道教思想表现了无视君主的离经叛道和反封建主义思想，所以受到在野派的拥护，并且发展成一种理想、愿望、要求和寄托，甚至成为农民起义的理论根据。与王羲之时代同是信奉“五斗米道”的孙恩，便发展成另外一种理论倾向，形成另外一种思想或思潮派别。这是大多数思想家包括王羲之在内所始料不及的。而老子作为道家始祖，他的有些思想俨然是儒家思想范畴。其实，以上所说道家思想中的合理因素，大多数人都十分崇尚并且加以利用，有的以此对付儒教中“德威兼济（施）”中的“威”上，在野派由此进而攻击在朝派的所谓“暴政思想”和反对“戎夷之教”的佛教。譬如，孙恩打着“五斗米道”的旗号起兵，就是以道教造儒与佛的反，是运用了道教中的资料或口号作为号召。不过，他们是用道家思想武器来反对掺杂道家思想的政权罢了，也谈不上有多少所谓“新”的思想因素，最多仍不过是与儒家和佛家思想中的先进成分的混和体而己。故尔，其本质仍属于道家思想范畴中的不同派别。由此，我们重点谈到王羲之所信奉的“五斗米道”。

“五斗米道”与“太平道”（汉末张角所奉道教，并且由此引发“黄巾起义”），都是“天师道”的分支。“天师道”发展到唐末、五代、金、元期间，又称“正一道”或“正乙道”（“一”与“乙”相通），为东汉张陵（又作张道陵，据说为汉代开国功臣张良的第九代玄孙）所创建。

张陵，字辅汉，沛国丰（今江苏丰县）人。他少入太学，七岁通《道德经》五千言，精通天文、地理，也识《五经》，从其学道者，有千人之众。天目山南15公里、西北40公里，据说都有他的讲学之场所。后来，他的足迹遍布长江、淮河、黄河等广大地域，于汉明帝永平二年（公元59年）任巴郡江州（今四川重庆）县令。因为他喜好“黄、老之术”，研究“清静无为”理论，认为做官为宦，“无益于年命”，不利于“养生”，于是一改初衷，从而弃官修道，挂印而去。汉章帝、汉和帝时代，他隐居洛阳（今河南洛阳）北邙山等地，修炼气功，健身强体。朝廷见用，屡征不就。后游历淮河，入鄱阳湖，于汉和帝刘肇永元元年（89年）与弟子王长溯流而上，进入贵溪境内的云锦山（今属江西鹰潭一带贵溪），修炼气功，炼“九天神丹”。据说，“丹成而龙虎见，山因以名”，遂改云锦山为“龙虎山”。此时，张陵已经年逾六旬。有人形容说，张陵炼丹成功后，神采焕发，返老还童，容貌益少，继尔又得“神虎秘文”和“黄帝九鼎丹书太清丹经”。汉顺帝（公元126-144年）时，他听说巴蜀瘆气太重，戕害人体，疫病流行，危害百姓，于是，布衣麻鞋，不辞劳苦，带领弟子，前往蜀中。他先后居阳平山、西城山、葛溃山、秦中山、昌利山、涌泉山、真都山、北平山、鹤鸣山、青城山等地，精思修道，籍以炼志，足迹走遍巴蜀、山陕，“内丹修炼”，气润丹田，加上外功武述、“宗教巫典”，在中国古代鬼神崇拜的基础上，于中国大地上，以“黄、老思想”为用，并且以此为依据，宣传神仙信仰的“义旨”，被百姓奉为“宗师”，并且著道书24篇，以充道家经典。因此，使弟子教户的发展以至数万。在张陵之后，其子张衡、其孙张鲁，相继延续，被称为“三张”（宋、金、元时代在北方发展起来由王重阳创立的“全真道”，与“正一道”形成南、北两大对峙的道教系统，称为南、北二宗）。在“天师道”中，因为奉教信徒须交入道费“信米”五斗（汉代一斗合于现在二升），付“天仓”以备荒年饥饿，以作“义舍”之用。因此，“天师道”又称“五斗米道”。到了汉末，张陵之孙张鲁，在汉中建立“义舍”，以此放赈，大有原始“共产主义”的味道，由此发展了“天师道”。魏、晋期间，道教与“玄学”互相结合，已在封建士大夫之间广泛流行，到处传播，日新月异，不断变化和发展，对儒家大有取而代之之势，并且不同于儒家的是，除了在封建士大夫中流传有绪，广泛发展外，在工、农、兵、商，平民百姓，三教九流中，也广泛流行，宛如山间野火，大有漫延燎原之势。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其本质、其核心，都是在张陵所创“正一道”的基础上发展、衍变而来。他们踏罡步斗，参星拜月，形成教义，形成礼仪，并且用形式表现内容，进而与“服食炼丹”（“五石散”）结合起来，故被人们称之曰“五斗米道”。《后汉书·刘焉传》载：“……（张鲁）祖父陵，顺帝时客蜀，学道鹤鸣山中，造作符书，以惑百姓。受其道者，辄出五斗米。”出米入教，“造作符书”，这便是“五斗米道”名称的由来。“五出斗米”，即为有偿入教。但是，这一做法，有些教徒往往很难做到。交不上“道费”便不能入道，由此，会影响到道教的发展。于是，后来道教改革，采取了另外的形式，不再用米交“道费”，“五斗米道”便也变换名称，以“正一道”称之了。这是时代发展和客观条件变化后的必然结果。《要修科仪戒律钞》卷10引《太真科》载：“家家立靖，崇仰信米五斗，以立造化和五性之气。家口命籍，系之于米，年年依会，十月一日同集天师治，付天仓，及五十里亭中，以防凶年饥民往来之乏，往来之人不装粮也。”

此外，“五斗米道”信徒的赉金和贽币收入，也是“五斗米道”经济来源的重要方面。《龙虎山志·张盛传》：“四代（天师）盛，字元宗”，“每岁以三元日登坛传箓，四方从学者千余人，自是开科范以为常。”还有“自供自养”，也是“五斗米道”的经济特色。早在建教之初，第一代“天师”张陵便在蜀中仁寿三隅山开凿盐井，取水晒盐，以此弥补经济来源之不足，并以此教民盈利。后来，又发展了种植业，收益颇为丰厚。当然，后世“天师道”还有“授箓”以收“贽币”以及朝廷赐“金币，免租税”等名目，也是“五斗米道”富有特色的经济收入来源之一。正是“五斗米道”的产生，不仅促使政教时而合一，时而分离，而且还促进和发展了中国的文化艺术，诸如音乐、舞蹈、武术、杂技、书法、绘画、戏剧、诗、词、歌、赋以及医药卫生、强身健体、物理化学、农耕知识等方面，客观上促进了中国社会“大文化”的发展。中国的文化艺术之所以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则是“弘扬道统”。如果说，曹魏的女婿何晏，是服食“五石散”的祖师爷，那么，“轩辕黄帝”、老子这两位创造“黄、老之术”的老头子（玄教教主），则是“五斗米道”的直接远祖；而承上启下、继往开来者，则是张陵、张衡、张鲁、张盛“四代天师”了。由此，“天师道”发展到晋代，除了“纠合离乱”的孙恩等人，已经堕落为专与良善为敌的“道会门”组织、成为“别一门派”之外。当时的有些世家大族，便有不少人信奉“五斗米道”。王羲之及其岳丈门上的两位内弟郗愔、郗昙，便是其中之一——都是五斗米道教徒。现存王羲之法帖中，有不少涉及到“五斗米道”和服食“五石散”的内容。譬如，“五斗米道”与“天师道”、“太平道”（汉末以张角为首领）等都奉天、地、水为“三神”，又称“三官”，教徒有病，需要禳灾，去向“三官”祷告，求助神灵，特别是教徒临终之际，需要追溯过去，回忆对比，必须向“三官”自我陈述生平过失，以此为其忏悔。王羲之做为“天师道”的“五斗米道”信徒，也须躬身实践，不能免俗。如此说，儒家思想是王羲之思想的主流意识，主要在于治国，那么，道教作为王羲之思想意识的辅助思想，汇合佛家思想，主要在于修身养性。因此，当他临终之前，回忆了从琅琊临沂到浙江会稽的坎坷经历，掂量自己的心理脾性，所作所为，前因后果，互相对比，当然也与世人比较，觉得自己似乎没有什么遗憾之处和过失之责，无愧于一生。由此，心中安然，不需忏悔。其第七子王献之受他的思想影响，临终前也做了忏悔，认为除了被迫与郗氏之女离婚而又尚公主外，没有什么遗憾。

其实，作为“五斗米道”的教徒，王羲之在初渡江后，就已经表现出来了。《晋书》卷80《王羲之传》载：

羲之雅好服食养性，不乐在京师，初渡浙江，便有终焉之志。

所谓王羲之“雅好服食养性”，即指服食“五石散”。这是魏、晋人的习俗，也是当时人的修身之举，特别是受曹氏家族曹爽的牵连，被司马氏杀掉的曹魏的女婿何晏，是服食“五石散”的祖师爷。服食“五石散”，显然是向往“肉体成仙”，真身不朽，是从道家的“神仙家”思想发展衍化而来，与佛家的“转世”和“轮回”，在表现形式上显然有所不同，当然，本质上是一致的。因此，道教的发展，直至唐朝，有些人譬如“酒鬼”（或酒仙）李太白等，还受这种方外“神仙家”思想的影响。王羲之所说“放浪形骸之外”，就是道家思想结合了魏、晋的时代特点，以谈玄、酗酒、“服食炼丹”为务……以此逃避社会现实，躲避“杀身之祸”。象曹魏的女婿何晏，还有“清谈误国”的领袖人物——西晋的王衍（王羲之的族伯），最后仍遭杀身之祸。这是政治败落的残局，是时代的悲剧中的“分子”（人物）。对此，王羲之看到了这一点，也感悟到了其中的玄妙，从亲身体验到间接经验，所谓“看破红尘”也，使他产生了“终焉之志”，崇尚老、庄，隐居修身，明显地表现了道家思想。也就是说，服食“五石散”与“谈玄”，都是道家思想的外化，即思想内容在形式上的具体表现；而在本质意义上，儒、道、释三家基本上一致。

此外，魏、晋时代，除了服食“五石散”的具体行动，表现了相信道家“服食炼丹”的思想外，还有脱离实践的“坐而论道”。譬如，当时的炼丹术士葛洪，就被称为“葛仙翁”，并且著有《抱朴子》内篇和外篇。内篇20卷，大多谈“服食炼丹”；外篇50卷，多谈修身养性。特别是内篇，诸如《畅玄》、《论仙》、《金丹》、《道意》、《山药》、《黄白》、《地真》等，把炼丹与医药和修身养性结合起来，里面也包含着不少医药知识和化学知识。其中（包括外篇），还有另一个方面，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坐而论道”——“谈玄”。由此，在内证材料和外证材料中，只要看看王羲之所交往的人物，便可一目了然了。

在王羲之交往的人物中，以上谈到，“有待价而沽”的“高卧东山”的儒家代表人物谢安之流，并且弄了个“儒雅之士”的头衔，要学习在渭水用直钩钓鱼的姜太公（吕尚，即姜尚），好要“文王聘贤”，出山做军师、统帅一流的人物；并且还要学习“诸葛卧龙”先生，等待刘备招聘，请他出山。这是儒家的“以退为进”策略，即鲁迅先生引用章太炎先生的观点所说：孔子“尚柔”，“以柔进取”，表现了儒家思想的亢奋主流；老子“尚柔”，“以柔退走”，要回复到“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也”的“结绳纪事”的远古部落时代（即先民“鸿蒙初开”的时代），纯粹顺其自然，所谓“无所为而无所不为”也。当然，也有象支遁道林这样披着袈裟而谈玄说道（“外佛内道”）的假和尚。这些人，都是代表儒、道、佛各界的著名人物。在王羲之的社会交往中，还有接触到的“五斗米道”的人物，就是他的岳丈门上高平金乡（今山东金乡）郗氏一族——郗鉴、郗愔、郗昙、郗超（郗愔之子）祖孙三代。在郗氏家族中，除了郗超信奉佛家外，其他人大多为“天师道”的“五斗米道”教徒，或者与道教有缘。《晋书》卷第67《郗超传》载：

（超）少卓荦不羁，有旷世之度，交游士林，每存胜拔，善谈论，义理精微，（郗愔）事天师道，而超奉佛。

郗愔与郗超，父子二人，一道一佛，看似分道扬镳而实际上却是异途同归。如此，“佛即道也，道即佛也”，佛道互补，二者合一，在东晋时代，已经十分普遍。郗愔，字方回，他是太傅郗鉴的长子。此人喜画符，善书法。郗愔与其弟郗昙，均信奉“五斗米道”。郗愔拜给事黄门侍郎。苦求外放。后来吴郡缺一太守，朝议由他担任。他认为自己年纪小，资历浅，不适宜做大郡太守，苦辞不受。朝廷嘉许，改为临海太守。郗愔到任后，在郡优游养志，不以事务萦心。太和四年（公元369年），桓温请他与自己一起伐燕，郗愔拒绝。桓温恼怒，转授会稽太守。晋简文帝咸安元年（公元371年），郗愔拜都督浙江东五郡诸军事，进位镇军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郗愔苦“辞不受”。郗愔做为晋朝重臣，不以“修身齐家”的儒家行为为务，却喜好“服石炼丹”。于是，“格物、致知、诚心、正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一整套儒家“修身养性”的格言和训导，便被他视作草履，一古脑儿抛到九宵云外，偏信玄学去了。此类人物，多与王羲之互相影响，因而倾心相谈。

由此可见，在王羲之的文朋诗友中，既有宗儒的谢安等达官贵人和信佛的支遁等名刹高僧以及其他社会名流，又有亲朋好友，岳丈门上。其中，有不少是信奉“五斗米道”的上层人物，而且有些人的社会影响很大。郗愔之弟郗昙，就是这类人物。《晋书》卷77《何充传》：载：“郗愔与弟昙奉天师道。”其实，郗愔虽然不是道士，但却与入道的许迈差别不大。《真诰·运象篇》有九月六日夕紫微夫人《喻作示许长史并与同学诗》一篇，注云：“同学，谓郗方回也。”方回是郗愔的字。又有九月九日紫微夫人《喻作因许示郗诗》一篇，注云：“郗，犹是方回也。”对此，余嘉锡先生考证说：许长史名谧，一名穆，即道士许迈之弟……《真诰》称愔为同学，是愔已入道受符箓，同于道士。而许穆又示以神仙之诗，将谓飞升可望，固宜其信道精勤矣。《太平御览》卷666引《太平经》说：郗愔“心尚道法，密自尊行”。可见，郗愔信奉天师道，自觉性很强。《晋书》卷67《郗愔传》载：“再迁黄门侍郎。时吴郡守阕，欲以愔为太守。愔自以资望少，不宜超莅大郡，朝议嘉之。转为临海太守。会弟昙卒，益无处世意，在郡优游，颇称简默，与姊丈王羲之、高士许询并有迈世之风，俱栖心绝谷，修黄、老之术。后以疾去职，乃筑宅章安，有终焉之志。十许年间，人事顿绝。”这里，郗愔的“终焉之志”与王羲之的“终焉之志”，是一样的，都希望“栖心绝谷，修黄、老之术”。《世说新语·排调第二十五》注引《中兴书》载：“郗愔及弟昙奉师道”。《世说新语·术解第十二》载：“郗愔信道甚精勤，常患腹内恶，诸医不可疗。闻于法开有名，往迎之。既来，便脉云：‘郡侯所患，正是精进太过所致耳。’合一剂汤与之。一服，即大下，去数段许纸如拳大；剖看，乃先所服符也。”由此看来，郗愔作为尚未入道的人物，要比入道的人物还要沉溺于“天师道”中，他吞食咒符以致“常患腹内恶”，比起“服石炼丹”吞食“五石散”的行为也好不到哪里去！服食“五石散”要饮酒，还要穿宽袍大袖，赤着脚丫子，满街满巷到处乱跑，叫做“走散”；否则，就会全身肿胀，血脉不通，药石发作，中毒身亡。郗愔所吞咒符（“服符”），如果不是服用泄药及时，也许会有此种恶果。据考，王羲之之死，也系吞食“五石散”所致。

王羲之整日与这些佛、道人物和玄学家打交道，能不受其影响吗？但是，与以治国为务的儒家思想比较起来，王羲之所奉道家思想，从源流上考察，毕竟是次要的，是以修身为本的思想支流或其外化。

总之，儒、道、释三者合流，表现了王羲之思想的多义性；而以儒家思想为主，又是王羲之思想的主流意识或主潮意识，在修身治国中以治国为务；以道家思想、释家思想为辅，则表现在主流思想或主潮思想前提下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在修身治国中以修身为本。在王羲之思想源流中，儒、道、释三种思想意识形态的汇合，不能够截然分开，表现了“三教同源”中发展起来的“三教合一”思想在他身上的体现。这就是王羲之思想发展源流的大概脉胳和应有之义。

以上，为王羲之思想源流之道家思想源流考论之大纲也。

（作者单位：山东省艺术研究所）

注释：

①“三张”，系指天师道首领张陵（又作张道陵）、张衡、张鲁三代。他们是“五斗米道”的开创者和承袭者。

②“太平道”，是汉末黄巾军农民起义领袖张角所奉行的宗教，并有宗旨和口号。

③引自《三国志》卷9《曹爽传》附《何晏传》。

④《三国志》卷28《钟会传》注载《王弼传》。

⑤《晋书》卷72《葛洪传》。

⑥葛洪：《抱朴子》内篇卷9《道意篇》。

⑦《魏书》卷35《崔浩传》。

⑧李白失足落水后便附会为“海里捞月回天宫”的神话故事，说李白是太白金星降世转生，一生潦倒，阳寿已尽，需要归位。一日晚间酒醉，水边徘徊，看到月亮映到水里的影子，误认为是月亮落水，便跃入水中，水中跃出一条金尾红鳍鲤鱼，化作飞龙，刹时风雨大作，天鼓做响，飞龙驮着李白飞往天宫，回归太白金星星位去了。这则故事，大概系根据李白的“神仙家”思想附会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