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士禛蒙赐康熙墨宝知见录（文化资料）

王氏整理

王士禛不仅以“读书博学善诗文”深得康熙帝恩宠，而且因勤谨职守、洁己爱民的良好政声颇得康熙赏识。从1677年被康熙多次考察，到1704年因宫廷权力之争的深层次原因被罢官，王士禛与最高统治者的密切接触长达27年。其间，他屡蒙御赐墨宝，获得封建社会文人和官吏难得的礼遇。笔者知见康熙赐王士禛御书十三件，按所赐时间先后分述如下。

（一）康熙御书“存诚”

题于康熙十七年（1678年）。现藏何处不详。

王士禛《池北偶谈》卷二载：“上优礼儒臣，癸丑赐宴瀛台，翰林官皆与。戊午（1678年），士禛同陈、叶二学士内直……又赐御书，人二幅，士禛得‘存诚’二字、唐人张继《枫桥诗》，廷敬得‘龙飞凤舞’四大字、唐诗一首（曲江垂柳一条条）。方蔼得‘存诚’二字、唐人崔国辅诗（遗却珊瑚鞭）。别赐士禛石刻二幅，一‘清慎勤’三大字，一‘格物’二字。谕云：‘去冬曾以石刻赐经筵诸臣，时尔士禛未与，故特颁赐。’”

《康熙起居注》十七年戊午闰三月二十八日：“是日，上召翰林院掌院学士陈廷敬、侍读学士叶方蔼、侍读王士禛入侍内庭，蒙上赐御笔大字各一幅，行草唐人五、七言诗各一幅。以廷敬等曾赐御书墨刻，士禛未预，仍赐士禛墨刻二幅。”

存诚，心怀坦诚。语出《易·干》：“庸言之信，庸行之谨，闲邪存其诚，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

（二）康熙御书张继《枫桥夜泊》诗

题于康熙十七年（1678年）。现藏何处不详。

蒙赐经过同（一）。

张继《枫桥夜泊》诗记叙了夜泊枫桥的景象和感受。全诗为：“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三）康熙御书“清慎勤”

题于康熙十七年（1678年）。现藏何处不详。

蒙赐经过同（一）。

关于康熙御书“清慎勤”，王士禛的笔记著作多有记载。《池北偶谈》卷一云：“初，上以御笔颁赐内阁翰林起居注诸臣，即部院大僚皆不得与，惟刑书蔚州魏公（象枢）一拜赐耳。康熙二十一年，广西巡抚郝浴疏请颁赐御笔‘清慎勤’三大字，部议俞其请，遂遣官遍赐各直省督抚云。”在罢官里居后所撰《古夫于亭杂录》中，王士禛提到：“上尝御书清慎勤三大字，刻石赐内外诸臣。士禛二十年前亦蒙赐。”(卷一)

“清慎勤”语出《三国志·魏书·李通传》：“为官长当清，当慎，当勤。修此三者，何患不治乎？”宋代吕本中在《官箴》中引此三字曰：“当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

康熙御书“清慎勤”赐内外诸臣，很大意义上是借此表明对官吏的政治要求，达到巩固统治的目的。

（四）康熙御书“格物”

题于康熙十七年（1678年）。现藏何处不详。

蒙赐经过同（一）。

“格物致知”源于《礼记·大学》，是中国古代儒家思想中一个重要的概念。按照南宋朱熹学说观点，“格物致知”就是研究事物而获得知识、道理。“格物”的含义为，穷究事物的道理，推就事物的原理。

（五）康熙御制诗

题于康熙十七年（1678年）。现藏何处不详。

康熙十七年（1678年），王士禛在翰林院侍读任上。《康熙起居注》康熙十七年戊午八月二十一日：“是日，上以内大臣、辅国将军额奇侍从禁廷，勤劳善射，御制诗一章赐之。命学士陈廷敬、侍读学士叶方蔼、侍讲学士张英、侍读王士禛、中书舍人高士奇各倚韵和诗一章。”二十二日，“上命携名字印章入内，各书昨日和御制诗一幅，即发养心殿装潢，随御笔同赐之。自是每有御制，必命和进。”

（六）康熙御书素缣

题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横106厘米，高36厘米。石刻现藏桓台县忠勤祠（新城王氏家祠）。

忠勤祠流散石刻展室现存一块不完整的汉白玉材质石刻，上有“程日近林风吹送枣花香”十个大字，分五行排列。从字面看，十个字不能成句，难以看懂。

王士禛《居易录》卷三十一载：“（康熙三十八年）五月二十三日，臣左都御史王士禛内值南书房，蒙恩赐御书素缣一幅云：‘瞳瞳曙色上帆樯，野水波添满路光。知是皇畿程日近，林风吹送枣花香。’盖舟行御制近诗也。有御玺三，曰佩文斋，曰康熙御笔，曰万几余暇。”

这首诗的最后十个字，正是忠勤祠不完整石刻上的十个字。可以推断，这块石刻是康熙御书石刻的后半部分。石刻的前面部分不知去向。

（七）康熙御书唐韦庄《袁州作》诗句

题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现藏何处不详。

《居易录》卷三十一载：“（康熙三十八年）六月二十日内值，蒙恩再赐御书大字一联云：‘烟霞尽入新诗卷，郭邑闲开古画图。’御玺三：曰佩文斋，曰康熙御笔，曰保和太和。”

“烟霞尽入新诗卷，郭邑闲开古画图”为唐韦庄句。韦庄(836-910年)，晚唐五代诗人、词人，字端己，长安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人。诗人韦应物四世孙。该联出自韦庄七律《袁州作》。全诗为：“家家生计只琴书，一郡清风似鲁儒。山色东南连紫府，水声西北属洪都。烟霞尽入新诗卷，郭邑闲开古画图。正是江村春酒熟，更闻春鸟劝提壶。”这是诗人遍游江南时对宜春文风大盛的生动写照。

(八）康熙御书《冯奉世传》语

题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现藏何处不详。

《居易录》卷三十一云：“（康熙三十八年）七月二十三日，进呈编次上谕皇太子塞外用兵机宜，蒙降御笔云：‘善用兵者，役不重兴，粮不三载，故师不久暴而天诛亟决。’下注‘汉书’二字。宸翰用朱书，结构精密遒紧，盖引《冯奉世传》中语，仰瞻叹美者久之。”

（九）康熙御书“带经堂”

题于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长1103厘米，宽65厘米。纸本。现藏滨州市文物管理所。（注：1983年10月，桓台县由惠民地区即今滨州市划归淄博市。该文物一直未移交。）

《居易录》卷三十三载：“（康熙三十九年）六月二十八日，特赐刑部尚书臣王士禛‘带经堂’御书匾额，令中官送大学士张英处转颁臣寓。二十九日五鼓，赴畅春园谢恩”。

“带经堂”御书用黄龙金色花绫装裱。“经”字上钦有“康熙御笔之宝”六字三行玉玺。卷首镶有800厘米的空白页，无题跋。“带经堂”三字，雄浑庄严，用笔坚劲厚重，气势磅礴。

王士禛门人翰林庶吉士朱书《御书带经堂记》一文云：“新城王公为御史大夫时，御书‘带经堂’额大字颁赐，朝士荣之。公侈君赐，既揭于所居之堂，而命书记之。‘带经’之说，昉于汉，御史大夫倪宽少贫，常带经而锄。公生华胄，弱冠掇高科，历显仕四十余年矣，知遇之隆，近古未有。”

“带经”出自“带经而锄”，《汉书·卷五十八·倪宽传》载，汉朝倪宽跟着孔安国学习五经，由于家境贫寒，靠为人佣工维持耕读生活。他少有大志，每次下地劳动，总将五经挂于锄钩，休息即读。“带经而锄”形容生活贫苦依然坚持学习。康熙御书“带经堂”匾额赐王士禛，用意不言自明。

因为康熙赐额，带经堂还曾作为一处宅第的名字。《重修新城县志》有“带经堂在南门内街中，旧为明大司空毕亨里第，后王大司徒之垣居之，继大司寇士禛居之，其正厅康熙三十九年赐额”的记载。历经岁月沧桑，新中国成立前夕，带经堂仅剩大厅七间、大门三间、影壁墙及石狮一对。后来所有建筑被毁，遗址在桓台县新城镇城南小学原院落。

（十）康熙御书唐刘商《裴十六厅即事》诗

题于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现藏桓台县博物馆。

《居易录》卷三十三载：“（康熙三十九年）七月二十四日，与诸公内值，赐御书唐诗湘竹金扇，其一面画人物山水花鸟。臣得人物，其诗乃‘主人能政讼庭闲’云云。末题‘临董’二字，小御印引首曰‘中和’，后曰‘康熙宸翰’。”

平时除了公务，王士禛居家垂帘读书，有时甚至通宵达旦。康熙曾不无赞赏地对别人说，王士禛“居家除读书外，别无他事。”(《康熙实录》卷二百四十)。在康熙眼里，王士禛不仅为官勤谨职守，而且手不释卷，颇有名士之风。他在赐给时任刑部尚书王士禛的湘竹金扇上，亲笔题写了唐代诗人刘商《裴十六厅即事》诗：主人能政讼庭闲，帆影云峰户牖间。每到夕阳岚翠近，只言篱障倚前山。

诗的前两句赞赏时为刑部官司的裴十六善于理政，前来诉讼者很少，官衙显得很清闲；后两句赞赏裴十六不以长官自居，口中所谈论的都是山中的隐居乐趣。康熙将此诗题于扇面赐予王士禛，很显然是借此赞赏王在刑部尚书任上一方面“能政”，另一方面又超然物外。

康熙是怀着“察吏安民”的宏大计划登上皇位的。他曾经说过“每念民生之休戚，由于吏治之贪廉。”王士禛宽政慎行、洁己爱民的为官理念及其实践，顺应了康熙“宽则得众，治天下之道，以宽为本”“竭力以清廉之士立朝，以整肃宦纪，澄清吏治”的思想。除了杰出的诗文成就，这或许是王一度得到最高统治者赏识的另一原因。

（十一）康熙御书“信古斋”

题于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长151厘米，宽57厘米。绢本。现藏桓台县博物馆。国家一级文物。

王士禛《香祖笔记》卷一载：“康熙庚辰夏六月二十八日，蒙恩赐御书‘带经堂’匾额，谨纪述于《居易录》末卷。今年壬午（1702年）四月六日，再蒙恩赐御书‘信古斋’匾额……”

“信古斋”典出《论语·述而》：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信而好古，信，相信，也有考信的意思。考信，就是经由考证给出文献表述的事实。翻译成今天的话就是，孔子说：“传述经典而不从事创作，考信传统文献又爱好经典古籍，我心下自比于商代的老彭。”台湾学者南怀瑾在《论语别裁》中对“信而好古”这样解释：“他（孔子）在这里说自己‘信而好古’，就是说明他作学问的态度，实在非常相信而喜欢传统的文化，把它保留下来。”康熙御赐王士禛“信古斋”匾额，意谓其尊崇先贤，有古人遗风。

康熙本人曾作过《信古解》一文：“学以求古人之是也，非以求古人之非也。六经之义蕴，博大精奥，有终身探索之而难尽者。自后世好异之徒，喜立己说以争衡于世，于是离经悖道，无所不至，而身心之所□者多矣。究之古人之论，其理常昭于千古。而彼之所非议古人者，卒不能行其所独是也。孔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又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夫以孔子之神圣，而一则曰好古，再则曰好古，绝未尝有一端辩驳古人者，惟汲汲皇皇以深穷其理，遵循其训而已。此其何故也？夫亦曰我之学于古者，求其有益于吾身吾心云尔。岂以是求异于古人为哉。慨自孔子殁而异端邪说纷争并起，互相抵牾，大道愈晦，于是不知而妄作，肩相望也。赖有宋濂洛关闽诸儒，起而阐明经学，圣人之道复著，使后之人笃信其说，以求古人之所为是者，是亦世道之幸矣。朕故作此解，以导世之惑于异学者。”（《康熙御批》下，中国华侨出版社2005年版）

“信古斋”匾额正中上方有“康熙御笔之宝”印一枚。

(十二）康熙御书绢素大字

题于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高3米，宽0.9米。绢本。现藏桓台县博物馆。

《香祖笔记》卷一载：“（1702年）壬午六月初九日，召集内阁九卿及翰、詹、卿、寺、科、道各部郎中四品以上官于保和殿，传上谕云：‘寻章摘句，华丽词藻，非帝王之本。朕四十余年，惟日兢兢，未尝少释万几，自警有始无终之诮，念兹在兹也。政事之暇，颇好书射，历年以来，所积临摹字幅，赐卿等观之。’臣士禛得绢素大字一幅，共二十七字，云：‘惟正是视，玄黄匪惑，非礼不观，仪型是则。慎尔所觌，无愆斯德。临米芾。’首尾凡小玺三，曰渊鉴斋（长寸余，阔八分，白文）、康熙宸翰（方一寸三分，白文）、敕几清晏（方一寸四分，朱文）。是年七月二十三日恭纪。”

康熙喜爱古人书法，常将所临大家作品赐予他人。这幅临米芾体绢素大字，内容是教诲人们如何做人做事的。

（十三）康熙御书《虎丘》诗

题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现藏何处不详。

《香祖笔记》卷二载：“（康熙四十二年）五月十五日，朝退，御干清门，赐满汉大学士、尚书、侍郎御书扇各一。士禛得御制《虎丘》五言律诗一首。前有‘畅春’小印，后有‘康熙宸翰’‘稽古右文’二印。”

康熙十七年（1678年）清朝入主北京后，出于治理国家的需要，尤为重视汉文化的学习，这其中包括书法。自康熙始，历代清帝都要在正月初一写“福”字赐皇子、王公近臣及各省督抚，以示恩宠。客观地说，康熙御赐墨宝，体现了他的文治思想，表明了他好学工书的品格，当然蒙赐者为他赏识也是重要原因。

除本文所述，康熙应该还有御赐王士禛的墨宝。此外，还有尚不能确定蒙赐的墨宝。如《居易录》卷三十一云：“（康熙三十八年）闰七月十五日，以河鱼腹疾未入直。是日，蒙赐南书房诸臣人御书二幅。内臣以臣士禛偶病未入直，复命明日启奏。奉旨：今日事多未暇，回时补赐。”康熙是否补赐？补赐御书内容为何？尚需考证。

对屡蒙御赐墨宝，王士禛感念不忘。他在《香祖笔记》（卷一）专门记录：“回忆戊午夏初蒙恩赐‘存诚’‘格物’二匾，已二十五年矣。二十五年中，三蒙御笔题赐堂额，荣宠逾涯。宋学士苏易简获赐飞白‘玉堂之署’四字，一时辄侈为盛事。臣之蒙恩，何啻什倍。恭为摹刻，悬于蓬荜之居，而什袭御墨于宝椟，谨纪颁赐年月，以示世世子孙勿忘报称云。”（王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