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族文化 || 宗族文化怎样“卷土重来”？（文化资料）

王氏整理

解放以后，虽然百废待兴，社会期望休养生息，但是宗族文化及活动因为有“复辟封建主义的企图”，作为jieji斗争的对象，只能继续遭受灭顶之灾。

及至“wenge”，更有无数家谱被当作“四旧”抛进了那个时代特有的“篝火晚会”。可叹家谱曾与方志、正史并称为中国史学之三大支柱，火光与烟尘之外，是一代代人的宝贵记忆与心血化作灰飞烟灭。

不过，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历史开始有了新的转机。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伴随着中国社会的开放与“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的解体，一些地方，尤其是在传统文化相对浓厚的江南，如湘、赣、闽、浙等省纷纷出现了续修家谱的风气。

过去被全盘否定的传统渐渐复苏，似有卷土重来之势。官方与媒体的态度也渐渐发生了转变。相关文章的编者按也从“不允许”过渡到了“不予提倡”。

重要的是，拜改革开放之所赐，此时中国已经开始了重新发现社会之旅。正如种子的信念与力量可以崩裂大地，社会自由自我的生长，已经让任何形式的“编者按”都按不住了。

更别说，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被知识界认为是意识形态替补品的“公祭轩辕黄帝大典”，已经成为中国民族主义浪潮兴起的一个重要注脚。

时至今日，复兴宗族文化在各地乡村已渐成潮流。修族谱、建祠堂，让那些同宗同族的人忙得不亦乐乎。他们多是当地热心公益事业、较有威望的人，包括一些退休教师，许多老干部也卷入其中，“干了一辈子革命工作，也该修修家谱了”。

除此之外，还有来自台港澳的同胞以及欧美等地的华侨。当年饱经风霜的“海外特务”，在新时代已经备受欢迎，成为认祖归宗的赤诚游子。

但是我们也应该正视到族谱的造假之风，1919年，胡适在给绩溪旺川曹氏族谱作序时谈到：“中国的族谱有一个大毛病，就是‘源远流长’的迷信。

没有一个姓陈的不是胡公满之后，没有一个姓张的不是黄帝第五子之后，没有一个姓李的不是伯阳之后。家家都是古代帝王和古代名人之后，不知古代那些小百姓的后代都到哪里去了？”胡适由此建议各个族姓的人在修谱时要讲点信用，对子虚乌有的远祖一概从略，而应该多做些本支派的功课，使其真正发挥“信史”的价值。

当然，与大人物沾亲带故，换取点廉价的自豪感，也算是人之常情。

然而，时至今日，解构归解构，透过我上面的玩笑，也许你已经看到我这代人对辈分已经无敬畏之心。而且，现在人心开放，族谱如何排字号也不会对族人的实际生活造成影响。事实上，这也是今日家谱遭遇的一个困境。

也是这个原因，那些没有按族谱取名的孩子们在记入家谱时不得不另取一个谱名。另一方面，既然人家要搞县谱，甚至还为此专门成立了谱局，主事者就难免有统一本县宗族字号的野心。

就像新官上任，不拆几幢房子，弄几个广场，折腾点新名堂出来，怎能见着“政绩”？不同的是，因为没有强制力，谱局的“大一统”并不真正破坏大家的生活。今日家谱，更多只是一种具有注释内涵的谱系，绝非强力推行的标准。

荡又似“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转型年代，当人们被抛进托克维尔所说的那种旧时代已去、新社会未立的孤独之地，这古老的宗族亲情所体现的更多是互帮互助、慰藉人心的一面，是一种社群或者社区人道主义，群体间自救与自治自然暗含其中。

有学者曾对农民搞过一份问卷调查，在被问及“经营中遇到困难时先后找谁”时，农民首先找的是直系亲属，其次是朋友、旁系亲属和邻居等，最后才是党组织、乡村干部和村民。

既然宗族文化在农村已不可能像过去一样被全盘否定，接下来需要回答的问题是，这一血缘性组织是否能够实现对乡村政治的问责？以及，如何使相信它的村民成为现代政治意义上的公民，真正从血缘走向“人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