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皇大帝李治生平资料

姓氏整理

唐高宗李治（628年7月21日[1] －683年12月27日），字为善，中国唐朝第三位皇帝（649—683年在位），唐太宗李世民第九子，其母为文德顺圣皇后长孙氏，是嫡三子。贞观五年（631年）封为晋王，后因唐太宗的嫡长子皇太子李承干与嫡次子魏王李泰相继被废，他才于贞观十七年（643年）被册立为皇太子。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即位于长安太极殿，开创了有贞观遗风的永徽之治。唐代的版图，以高宗时为最大，东起朝鲜半岛，西临咸海（一说里海），北包贝加尔湖，南至越南横山，维持了32年。李治在位三十四年，于弘道元年（683年）驾崩[2] ，年五十五岁，葬于乾陵，庙号高宗，谥号天皇大帝。

政治

永徽之治
唐太宗末年的辽东战役使“贞观之治”出现危机，李治登基后的永徽四年（653年），江浙一带就爆发了陈硕真领导的农民起义，阶级矛盾再次尖锐。李治及正式登基即下令：“罢辽东之役及诸土木之功”，登基之初，就把唐太宗时的三日一朝改为一日一朝，勤勉执政。即位之后，重用太宗旧臣李𪟝、长孙无忌、褚遂良。君臣上下萧规曹随，照太宗时法令执行，颇有贞观之治之遗风。永徽二年九月，下令所占百姓田宅还给百姓。
李治有知人之明，他身边诸多贤臣如：辛茂将、卢承庆、许圉师、杜正伦、薛元超、韦思谦、戴至、张文瓘、魏元忠等人大多是自己亲自提拔，其中韦思谦曾受褚遂良打击，杜正伦被唐太宗冷落。
军事

永徽元年（650年），高侃擒车鼻可汗，平定漠北。
唐高宗总章二年（669年）唐朝疆域图
唐高宗总章二年（669年）唐朝疆域图
永徽六年（655），高句丽与百济联军攻新罗，新罗遣使乞援于唐，李治遂先后派兵出击高句丽和百济。至龙朔三年（663），唐大将刘仁轨大败援助百济的倭国军于白江口，破百济，其国王奔高句丽。总章元年（668），唐军攻占平壤，灭亡高句丽。
在李治登基后不久，西突厥阿史那贺鲁破乙毗射匮可汗，自号沙钵罗可汗。永徽六年，唐遣程知节西击沙钵罗可汗，从此连年用兵西域。
至显庆二年（657），唐大将苏定方等大破西突厥，沙钵罗奔石国(今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一带)，被擒。西突厥亡。李治以其地分置昆陵、蒙池二都护府。次年，徙安西都护府于龟兹（今新疆库车）。
唐代的版图，以高宗时为最大，东起朝鲜半岛，西临咸海（一说里海），北包贝加尔湖，南至越南横山，维持了32年。[10]
经济

李治统治期间，社会经济持续发展，全国人口从贞观二十二年（648年）的360万户，增加到永徽三年（652年）380万户。[7]
李治统治后期的显著特点是持续多年的歉收。670年，谷物严重短缺，致使政府禁止酿酒。7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歉收、洪水、干旱、虫灾和饥馑接踵而来，一直达到危机的程度。680年，粮价之高，前所未有，唐政府认为高物价是流通货币过多的结果，因此大量减少铸造新币，对私铸的惩办也比以前更加严厉。与此同时，从原有登记地区逃往其他地区而成为不登记、不纳税的占地者的流民占有令人不安的比例。李治是在经济和财政危机依然没有得到解决的情况下去世的。
虽存在这一系列问题，但李治的政府仍提出了控制物价的措施，并取得部分成功，它们后来继续使用于整个唐朝。政府周期性地从自己的中央谷仓中拿出谷物以低价卖出，679年甚至用谷物换回私铸钱。更重要的措施是639年在部分重要城市进一步发展常平仓，655年，京师成立了常平署，在物资供应充分时以高于当时市价的价格买回商品，物资短缺时再以低于市价的价格卖出，使物价浮动保持在一定限度内。后来每个州都设立了这种粮仓。[11]
文化

永徽三年（652年），编成《唐律疏议》，这是中国现存最完整、最古老的一部典型的封建法典。它全面体现了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水平、风格和基本特征，成为中华法系的代表性法典，对后世及当时周边国家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相对来说，这一时期的执法状况宽平公正，犯罪率较低。史载，有一次，大理寺卿唐临向李治报告说：监狱中在押的犯人只有五十多个，其中只有两人需要判死刑。[10]
李治另一个政绩是重新建立科举制度，并在他统治时期更多地通过科举制起用官员。中举和应试的人数开始迅速增多，科举制的影响开始在最高一级官僚机构中表现出来。高宗的几个宰相都有功名，相当数量的官员开始以这种方式走上仕途。但不能夸大这个趋势。官员中中举的人依然是少数，大部分官员仍靠世袭的特权入仕，甚至靠更普遍的方式从胥吏升任。例如在656年，不少于1400名胥吏有资格进入正途，而同一年只有22人通过进士考试。[11]
外交

太宗统治时期，波斯萨珊王朝被阿拉伯的入侵摧毁。波斯国王伊嗣俟三世在638年派使团向太宗求援以抵抗阿拉伯人。率领使团的国王之子卑路斯王子在长安定居，其后高宗统治时期他成立了波斯人的流亡政府。高宗还允许他在长安建一座袄教寺庙。按照一种说法，李治于677年派出中国军队帮助王子重获王位。但中国军队护送卑路斯最远只能到龟兹，然后便返回唐朝。事实证明，卑路斯复位的企图完全失败了，他回到长安后死在那里，大批波斯少数民族滞留在中国的京城。
高宗时期，中国第一次与征服萨珊王国的阿拉伯人建立了联系。第四位哈里发奥斯曼派出的第一个阿拉伯使团在651年向唐王朝贡献方物。

《旧唐书》：“大帝往在籓储，见称长者；暨升旒扆，顿异明哉。虚襟似纳于触鳞，下诏无殊于扇暍。既荡情于帷薄，遂忽怠于基扃。惑麦斛之佞言，中宫被毒；听赵师之诬说，元舅衔冤。忠良自是胁肩，奸佞于焉得志。卒致盘维尽戮，宗社为墟。古所谓一国为一人兴，前贤为后愚废，信矣哉！”[13]
赞曰：“藉文鸿业，仅保余位。封岱礼天，其德不类。伏戎于寝，构堂终坠。自蕴祸胎，邦家殄瘁。”[13]
《新唐书》：“武氏之乱，唐之宗室戕杀殆尽，其贤士大夫不免者十八九。以太宗之治，其遗德余烈在人者未远，而几于遂绝，其为恶岂一褒姒之比邪？以太宗之明，昧于知子，废立之际，不能自决，卒用昏童。高宗溺爱衽席，不戒履霜之渐，而毒流天下，贻祸邦家。呜呼，父子夫妇之间，可谓难哉！可不慎哉？”[14]
《剑桥中国隋唐史》：“高宗统治时期的真正成就，不是想改变统治阶级内部社会力量的对比这一难以作为定论的企图，而是对科举制本身进行一系列大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