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宗武低调言和，以汪精卫为中心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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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时，高宗武正躺在上海杨树浦医院养病，他感到大显身手的机会来临了，于是从病榻上一跃而起，伺机等候出击的时机。
1937年7月31日，中午时分，蒋介石在南京召见高宗武，想听听他对中日形势的看法。高宗武向蒋介石夸下海口，请求承担对日最后交涉的重任，要以自己的热诚去说服日本首相近卫文麿，使日军从华北全面撤退。看着眼前这个集狂妄与稚气于一身的高宗武，蒋介石一时未置可否。这天下午，刚刚从外地返回南京的汪精卫也急急地召见高宗武，与他作了一番长谈，对他的想法表示了几分赞许。当晚，高宗武找到“满铁”南京事务所所长西义显，请他通过满铁总裁松冈洋右的协助，直接沟通与近卫文麿的联系，结果如泥牛入海，毫无音讯。
战火很快从华北烧到了上海，南京开始遭受日机的空袭。位于南京西流湾八号国民政府大本营第二部副部长周佛海的公馆，有一处坚固的地下室，高宗武与一群悲观的政客与文人，成天聚集在那里。他们一个个忧心忡忡，认为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主张当胜败未分之际，最好进行外交，以外交的方式来结束战争。一向以“日本通”出名的高宗武被这群人奉为座上宾。他们这群人的想法与国民党二号人物汪精卫不谋而合，无形中便以汪精卫为精神领袖。高宗武多次拜见汪精卫，主动请命，要求赴沪与日本驻华大使川樾茂接洽停战。汪精卫将高宗武起草的对日外交进行步骤与要点转呈给蒋介石，蒋介石的答复是时机未到，令高宗武十分沮丧。
11月20日，高宗武告别已成危城的南京，溯江而上，向汉口转移。此时，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正在调停中日战事，高宗武作出了一个大胆的举动，派遣外交部亚洲司第一科科长董道宁赴上海，秘密会见日本驻华大使川樾茂，试图让日方降低条件，从内部促成陶德曼调停。结果，他的这一努力再次归于失败。
1938年1月16日，日本近卫内阁发表第一次对华声明，宣布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关闭了和平谈判之门，要一直打到国民政府崩溃为止，气焰极其嚣张。两天以后，中日双方各自召回了大使，两国外交关系为之断绝。
一向活跃的高宗武眼看就要赋闲了，他实在耐不住寂寞，频频与周佛海商议，挖空心思地想创造奇迹，重新打开与日本的谈判之门。周佛海对抗战的前途悲观至极，经常哀叹再打下去“吾辈不知死于何处”，高宗武的想法正合他的心意。于是，已经担任侍从室第二处副主任的周佛海，乘便向蒋介石进言：高宗武是个相当有用的人才，把他留在汉口是没有用的，不如派他去香港收集日本的情报。蒋介石没有觉察到周佛海隐秘的内心动机，采纳了他的建议，还从每月的军事机密费中支出6000元港币，作为高宗武的活动经费。军事委员会办公厅秘书处长罗君强奉命为高宗武开了一张军用出差证明书，信笔填上了“高特派员宗武”的字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