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工干部高自立资料整理

姓氏整理

高自立(1900.07.07～1950.01.09) 江西省萍乡人，原名高省烦，曾用名高志立、高节源、化名李友生、周和生。1926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红三军政委兼军委书记，红五军团十五军政委兼军长，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后方办事处政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监察委员会委员，中央审计委员会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中央政府土地部部长，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委员，陕甘宁边区政府代主席，中共七大正式代表。1950年1月9日因病在沈阳逝世。

高自立原名高志立，号省烦，排行节原，化名李友生、周和生。生于江西萍乡县（今萍乡市安源区青山镇源头村）人。1926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萍乡从事工人运动。1927年马日事变后，负责恢复萍乡县工会、农会组织。后奉命带领百余名安源工人赴武汉，编入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同年9月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后随部队到井冈山，曾任红4军31团连党代表、第3纵队支队党代表。参加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30年起，任红4军3纵队政治部政务处长，红12军34师政治委员，红一方面军第64师政治委员，第3军政治委员，率部参加中央苏区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1932年任红5军团15军43师政治委员，6月调任15军政治委员兼军长，率部参加漳州、南雄水口等战役。1933年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后方办事处政治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工农检查部副部长、代部长。1934年1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任中央政府土地部部长。同年6月赴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当选为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委员。1938年回国后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代主席兼党团书记，副主席兼民政厅厅长，建设厅厅长，边区政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和边区政府秘书长。1945年起，任中共中央冀察热辽分局委员兼财经委员会书记，东北行政委员会冀察热辽办事处副主任。1950年1月9日在沈阳病逝。

1938年初， 在全民抗战的热潮中，高奉命回国，辗转到达延安。4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代主席张国焘叛逃，被边区政府通令开除一切职务，由高接任副主席、代主席。 1939年2月，在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上，他被选为边区政府委员，2月6日宣誓 就职，被推为政府常务委员、副主席兼民政厅厅长。由于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担任国共谈判的中共代表，又是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经常不在延安。根据《陕甘宁边区政府组织条例》，在林离职期间，仍由高代理主席。广州、武汉相继沦陷，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国民党顽固派的政策转向消极抗战、积极反共。高坚决贯彻中共中央提出的三大政治口号 (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 和三条斗争原则(有理、有利、有节)，反复教育干部在反摩擦斗争中保持警觉，“随时随地能应付自如，不为一时满城风雨而慌张，不因一时平风息浪又失掉警惕” 。他在1940年5月给习仲勋的信中强调“要把握大局。因为不把握大局，便会以为摩擦凶了，就是统一战线的全部破裂，以至上了反共分子的当。而要在紧张的情况下，站定‘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他要求各分区即使在给国民党顽固派以“有力的还击”时，也“不应与对方的中下级翻脸”，多采取说服、感化的办法。而对杀人越货、抢劫财物、袭击基层党政机关的土匪，他则主张坚决剿灭。
1940年5月，他看了安塞县的匪情报告后，于6月1日致函边区保安副司令员王世泰和边区政府保安处处长周兴，要求“严加痛剿根绝”，“以安地方”。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和边区政府的努力下，危害边区的40多股土匪被剿灭，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摩擦被遏制，边区政权得到巩固，人民得以安心生产。作为陕甘宁边区政府的主要领导人，高把发展生产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来抓。还在1939年4月， 他就按照中共中央号召开展生产运动的两大目标，即扩大耕地60万亩使粮食增收百分之二十和所有机关、部队、学校人员一律生产自给，对陕甘宁边区的生产运动作了“初步检查”，提出了“加强对于生产运动的领导，使生产运动成为真正的群众运动，是保证完成生产任务的先决条件”的观点，促进了边区生产运动的发展。
1940年10月边区政府调整干部，建设厅厅长刘景范调任民政厅厅长，高以副主席兼任建设厅厅长。从此，他更以相当精力抓全边区的生产建设。1942年5月到1943年4月， 还兼任了一年的边区政府秘书长。他总结、推广南区合作社的经验，认为“南区合作社之所以成为模范，是领导的干部起了决定作用的”。说南区合作社主任刘建章“是真正深入群众的，善于了解情况、掌握政策、实事求是，德、才、资具备的合作社主任”。并在《解放日报》撰文，号召全边区“向南区合作社学习” 。
1944年5月召开陕甘宁边区工厂代表会议，高向大会作报告，阐述边区自给工业发展的特点。 他说，边区工业由1938年的十几家小工厂、270名职工到1943年发展到650多家工厂、1.2万名职工，基本上实现了工业品自给，除了有赵占魁这样一批爱护工厂像爱护自己生命一样的有高度阶级觉悟的新型工人这个决定性因素外，“公营企业，私营企业，合作企业，三种形式并进，政府均予以扶助和支持，这又是边区全部自给工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