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诗人樊晃生平资料

姓氏整理

先说其籍贯。按摘引文献时间顺序，宋代《嘉定镇江志》[1]云：“樊晃，润州人，官硖石主簿。”赞宁《宋高僧传》[2]卷十七《唐金陵锺山元崇传》有“大历五年刺史南阳樊公”语。清人《全唐诗》[3]卷一一四有樊晃《南中感怀》诗一首，小传说是“句容人，硖石主簿。”《全唐文》[4]卷四五九小传称“大历时官硖石主簿”，陆心源[5]《唐文拾遗》卷二三《杜工部小集序》文前云：“樊晃，德宗朝润州刺史，历度支、兵部员外。湖阳人。”《全唐诗》和《唐文拾遗》所载迥然不同。可见，自宋代起对其籍贯就众说纷纭，不甚明了。究其根源，樊光、樊晃均有诗名，年代相差无几，樊晃刺润州，樊光籍为句容人，因此直接导致了两人混为一谈的误断。《南中感怀》为樊晃诗作，而樊光亦有诗名，《新唐书》卷六○《艺文志》四《包融诗》下注:“融与储光羲皆延陵人……句容有忠王府仓曹参军殷遥、硖石主簿樊光、横阳主簿沈如筠，……十八人皆有诗名。”显然，陆心源考校源自《元和姓纂》卷四南阳樊氏：“逵孙文，司卫少卿；文孙晃，兵部员外、润州刺史”，与《宋高僧传》同语。岑仲勉“考证”樊晃为司卫少卿樊文之孙时，仍纂以其官历硖石主簿，因而使人在樊光、樊晃两者之间混沌莫测、难以辨析。常爽《樊晃籍贯考》干脆综合各文献的说法，笼而统之，折乎其中：“樊晃，祖籍为南阳湖阳县人，其籍贯当为润州句容人”。皇甫冉《同樊润州游郡东山》有“频随公府步，南客寄徐州”句。南徐州，即丹徒，东晋侨置徐州于京口（今江苏镇江），为唐时润州之治所。这说明樊晃“客寄”润州，其籍贯不是润州本地。

再说其官历。樊晃进士及第年次及科榜已然不知，其解褐姑且是硖石主簿，以证光、晃异尔。《新唐书·地理志》志第二十八“陕州陕郡”条下略云，硖石县本隋崤县，武德元年（618）复置，贞观十四年（640）移治峡石坞，改名为峡石县。峡石县主簿，正九品下。按《全唐文》小传称“大历时官硖石主簿”，当在766～779年间。前人失证于家谱、碑文，洛阳出土的《大周故新城樊（文）公墓志》亦不曾见，以樊文生卒年（631～701）大致可推樊晃出生于700年前后，至大历初年约六十六岁，近古稀之年，倘若还任峡石主簿，不亦忝列于科名么？又考《新唐书·艺文志》“包融诗”下条，殷璠汇集包融、储光羲、蔡希周等十八位润州籍诗人作品为《丹阳集》，而入选诗集的蔡希周在天宝二年（743）或三年已由监察御史升为殿中侍御史，《丹阳集》仍称之为“监察御史”，这表明《丹阳集》成书时间在天宝初年（742～743）[6]。若此时樊晃已是硖石主簿，迨至大历初有二十四年多，不当屈滞原职而不迁。由是可见，以峡石主簿之樊光，误辑为大历年间刺润州的樊晃，实属张冠李戴。福建《龙岩地区志》（1984年编修）载明《永乐大典》卷七八九三，“樊晃，唐天宝间，临汀郡太守。”临汀郡，即汀州，天宝元年（742）改，乾元元年（758）复称汀州，郡太守复名刺史。汀州刺史，秩正四品下。又《新唐书》卷二○○《儒学下·林蕴传》云：“林蕴，字复梦，泉州莆田人。父披，字茂彦，以临汀多山鬼淫祠，民厌苦之，撰《无鬼论》。刺史樊晃奏署临汀令，以治行迁别驾。”考《新唐书》卷五十五《百官四下》“上州刺史”条下略云，“天宝元年，改刺史曰太守。八载，诸郡废别驾，下郡置长史一员。上元二年（肃宗761年），诸州复置别驾。德宗（779～805年在位）时，复省。”其时尚有刺史、别驾之名称，说明樊晃移刺润州之前，在汀州刺史任上的时间是在761～770年之间，非天宝年间事，《龙岩地区志》及引文当失其考据，不足为信。

大历四年（769）春，湖南军镇府自衡阳迁潭州（今湖南长沙），韦之晋充湖南都团练、守捉观察处置等使，调潭州剌史，“委在方面，实参戎重，镇衡阳之一都，刺湘中之诸郡。”（常裒《国韦之晋御史大夫制》，《全唐文》卷四百十三）春夏间，李嘉祐在长安作《送樊兵曹潭州谒韦大夫》[7]诗。兵曹，即兵部，樊兵曹即兵部员外樊晃；韦大夫，即韦之晋，东晋韦穆的第十四代裔孙，韦陟族侄，韦坚族弟，杜甫与之为友。“修刺辕门里，多怜尔为亲”，韦之晋远在潭州镇军，不仅杜甫与之亲近而欲委倚于他，樊晃与之也有交通来往，这恐是樊晃五年后始编撰《杜工部小集》的侧证。韦之晋不久在军中暴卒，“秋七月己巳，以沣州刺史崔瓘为潭州刺史、湖南都团练观察使。”可见，樊晃去潭州谒见韦之晋概是奉兵部之命前去问疾、杂请之事。兵部员外郎，秩从六品上。

前述《嘉定镇江志》卷十四“唐润州刺史”条载大历六年正月樊晃在任，同《全唐文》卷三七七之柳识《琴会记》文“大历六年，浙西观察使苏州刺史兼御史大夫赞皇公祗命朝于京阙。春正月，夕次朱方，刺史樊公称江月当轩，愿以卮酒侑胜……罢宴之后，赞皇顾润州曰……”。朱方即丹徒旧称，润州治所，浙西观察使李栖筠路经润州，约“刺史樊公”抚琴饮咏。《全唐诗》卷二四九皇甫冉有《和樊润州秋日登城楼》诗，卷二五零有《同樊润州游郡东山》诗。樊润州，即樊晃。皇甫冉省家养病，于大历五年卒于丹阳（即曲阿），皇甫冉与樊润州同游诗亦当在大历五年前后所作，《宋高僧传》言“大历五年刺史南阳樊公”可为侧证。由此可见，樊晃移刺润州约在大历五年（770年），时已春秋七十。继皇甫冉后，杜甫于亦殁于此年冬。

结合上文刺汀州、润州时间，按三年铨选改注，樊晃大约于永泰二年（766）前后自汀州刺史迁度支、兵部员外。汀州虽属下州郡，多山鬼淫祠，民厌苦之，但樊晃能知人善任，荐擢林茂彦为别驾，说明他在刺史任上并不是庸禄无为。因何自秩正四品州刺迁从六品尚书省员外？其中原因蹊跷莫知。刺汀州历履或为简短，或有隐衷，樊晃在《杜工部小集序》序中避而不谈。度支员外，秩从六品上，掌判天下库藏钱帛出纳之事，颁其节制，而司其簿领。从户部度支员外调兵部员外，应该时间较短，在兵部任职时间约为永泰二年（766，十一月改元大历）至于四年（769）冬，五年春再擢升润州刺史。

芮挺章天宝三年编《国秀集》，收樊晃诗一首《南中感怀》：“南路蹉跎客未回，常嗟物候暗相催。四时不变江头草，十月先开岭上梅”，目录称樊为“前进士”。有关“前进士”说法涉及唐选举制度及繁琐的擢授过程，大体放榜谓之及第，而后便是谢恩（登门答拜主司）、期集（集于院省参拜众侍郎等）、过堂（拜见宰相）、关试（吏部员外试判两节，名始隶曹）、关宴（同年邀集宴会）、题名（期集于慈恩塔下题名）、曲江会（游赏）等[8]。因此在关试后，及第举子方获得吏部铨选资格，始称“前进士”。吏部授以春关诰牒，及第举子才可以正式脱去麻衣（即释褐），故有诗云“曾题名处添前字，送出城人乞旧衣”。在接下来等待吏部铨选以授官职的三年“守选”期间，进士再试者，或判为拔萃于吏部，或就制举而中，方谓之“登科”。所以有“今年及第明年登科”的例子，“郭代云十八（年）擢第；其年冬，制（举）入高等”，“何扶，太和九年及第；明年，捷三篇”（以拔萃登科）。也就是说，及第而未“登科”者均称“前进士”。以此可知，樊晃在天宝三年（744年）前已进士及第。如果客居岭南是他及第后的省亲，“南路蹉跎客未回”是其守选期满的真实处境，那么是年十月应赴吏部参加冬集。由此原因，诗人对路途遥远、蹉跎不及十分焦急，对次年春天的“登科”充满了期盼，“十月先开岭上梅”一句，借梅花既已开放的物侯特征，把内心的焦虑、急切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如果天宝二年十月樊晃客居岭南，三年初国子学进士芮挺章[9]即撷其诗，那么樊晃及第时间是开元二十八年（740年）春。这概是傅璇琮《唐宋文史论丛及其它》中考《全唐文》的楚冕为樊晃的依据。楚冕，开元时擢书判拔萃科。《全唐文》卷三九八载有其“对莱田不应税判”文，楚冕大约开元十三年前后及第，见后述樊光内容。天宝三年（744年）前樊晃已进士及第，如破格擢书判拔萃科则应是三年铨选期内事，那么及第时间应在天宝元年至或二年而不在开元中期，故楚冕亦非樊晃。时有河东人柳冕，为何独楚冕名形讹欤？

《新唐书·艺文志》卷六十：“杜甫集六十卷，小集十卷，润州刺史樊晃集。”在大历五年润州刺史任上，杜甫殁于湘沅，樊晃闻听后十分悲痛。既为杜甫“常蓄东游之志，竟不就”而感慨，也因其诗作“江左词人所传诵者，皆君之戏题剧论耳，曾不知君有大雅之作，当今一人而已”而激愤不平。同是作为诗人，与杜甫、皇甫冉、李嘉祐等诗人有旧，樊晃对杜甫诗作之成就非常褒赞和钦佩，并独具惠眼而识之，因而“采其遗文，凡二百九十篇，各以志类，分为六卷”（《杜工部小集序》），使之刊行于江左，发扬光大。因此樊晃成为收集和整理杜诗的第一人，为后人研究杜甫提供了重要的史料。

唐代宗朝大历五年（770年）樊晃春秋约七十，近于致仕年龄。继润州刺史后，再无其官仕历履，说明他或卒于任上或致仕后，时间大约在八年（773）前后，非清人陆心源《唐文拾遗》所说德宗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