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音乡廖氏宗祠资料整理

姓氏整理

一、前言

汉人在观音乡的拓垦，最早可推至雍正年间（依各氏族谱载知），自乾隆中叶起，入垦的汉人便迅速增加。在闽、客的比例上，客籍显然比闽籍为多（见图2）。整体的比较上，客家人的宗族组织发展比福佬人严密，向心力、凝聚力也强，这可能和客家人的「吉普赛」现象有关。在台湾的客家人属弱势族群，弱者靠团结的力量彼此护卫，可算是不得不的生存反应；而本乡所有的客家宗族里，最能彰显团结精神、聚落保存得最完整，发展也最有组织的氏族，则非廖世崇派下莫属。

二、武威村的环境与廖氏的移垦

武威村位在大潭村南方，距海约3公里，清代为塘背庄，日据时期属大潭庄的塘背（小字），民国35年方自大潭庄析出，以廖氏的堂号『武威』为村名。武威村北以省道台15号与大潭村为界，西以桃92号县道与保生村为界，境内有89号县道斜贯，村内田畦井然，屋舍错落，呈现以农业为主的生活方式。武威村廖氏来台祖廖世崇（1691—1760），原居广东省惠州府陆丰县吉康郡吉溪乡兴宁排。

廖世崇在乾隆19年（1754）率家族渡台，于竹南镇中港上陆，卒于乾隆25年1760）。乾隆26年（1761），廖世崇太太张氏率国祥、国祯、国茂、国旺四子，迁至今观音乡近海的大潭村一带，起初为大潭彭家做长工，前后18年，始有积蓄，乃向崁头厝郭头家购买大潭南边塘背一带的土地，而开始创置产业，最早建筑的茅屋即今宗祠所在。其中第二子国祯因故到竹东发展，故传下的子孙以竹东为主要分布地；而大、三、四、房子孙则以武威村为中心向外拓垦，拓垦区域主要在大堀溪以西的观音乡和新屋乡。在观音乡，廖氏为仅次于黄氏的第二大姓，武威村90﹪以上均为廖世崇派下子孙，邻近的观音、三和、保生等村，亦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民国77年重建宗祠时，清查统计廖世崇派下现约有3000余丁，大多以『国泰民安逢景运，文经武纬振家声』的字辈命名。

三、闽客宗族组织运作的不同

闽客宗族在结构要素—血缘及地缘组织，个别家庭供奉公妈、神明的情况均不相同。客族集体于宗祠祭祖，这是因为传统习俗有不准「刈火」的规定；而闽族则一向香火分散各家，各自在家中小客厅或私厅设置祖先的公妈牌祭祀。我们以为影响今日闽客宗族组织差异，最主要的根源似乎就在于闽客宗族组织可否「刈火」或「分香」的习俗不同。

根据调查，观音乡闽人宗族和草漯村李氏、广福村许氏，原来也都设有宗祠，但李氏宗祠今日已沦为仓储室，来台祖神位，被奉至私人家中，许氏宗祠在一次大火之后，不再重建，只有祖坟在民国67年重建，规模颇大。反之，客族如白玉村欧氏，大潭村向氏，在本地只余10～20余户，但欧氏向氏却分别在民国74 83年宗祠重建落成；白玉村黄氏来台祖底下各房分建宗祠，形成分枝的现象；更有趣的是金湖村黄氏，族人几乎全不住当地，但宗祠、祖塔仍轮房请专人打扫，纤尘不染。故由实地调查也使人深感闽、客族因祭祖方式不同，导致象征一族精神的宗祠存废问题。客族因不准「刈香」，年节均须回原居地祭祖，无形中仍与族人维持某种程度的连系。

移出地族人较多者，甚至组成来台祖派下宗亲会，在年节时合租游览车回乡祭扫。反之，闽族香火分散各家，过去由于定居一地，且社会较为封闭，与客家宗族组织的差异并不特别突显，然而，一旦受到外在冲击，便逐渐分崩离析，一散千里了。

四、廖氏聚落发展

武威村廖氏最早的聚居处是宗祠所在的「老屋」，已有200多年。由于二房国祯到竹东发展，故村中只有大房国祥、三房国茂、四房国旺的裔孙（表1）。因房的分裂特性，今日留在武威村廖氏的族人分布与初期不同，财产阄分的结果，常留下某一房派的人分布较多，其余则迁出。

大房国祥传下的六房子孙在道光23年（1843）分家，其中第四房巧泰阄得后背塘下屋地一处（菜园下南面地），五房雅泰及六房润泰阄得老屋宇（稻埕头），并贴佛笮六十大元帮助长房民燕、二房民应、三房民球在公田面屋地起造房屋（新茅屋）。直到百多年前，大房的朋安、日安向第四房购买「菜园下」一公顷多地建造房子，但十多年前「菜园下」族人已全部迁出，故成为武威村唯一土埆壁三合院，却废弃无人居住的小聚落。六十年前双喜，五十多年前贤科，以及四十二年前的钦景、道景、新景三兄弟均到自己的田地上建屋居住，因而形成了「后面屋」、「塘冈」和「田中央」三个聚落，其中「塘冈」和「田中央」较远离以「老屋」为核心的集居地。

据说，三房国茂裔孙为族人中最富有者，不断买地拓垦，直到新屋乡、杨梅镇一带。由道光27年（1847）立找洗断尽田根契字可知兰泰叔侄向茄苳溪庄（保生村）的施氏兄弟买水果田园埔屋宇壹所，迄今，保生村仍有很多兰泰房下子孙。在由光绪13年（1887），芳泰、荫泰、兰泰共九个儿子的分业阄书中也可看出第三房当时的田业已扩展到十五间、阴影窝、石磊子等地。在武威村中，第三房族人分布最早最多的小聚落是「老屋」和「面前新屋」。「面前新屋」原来住有芳泰、荫泰、兰泰的子孙，但荫泰、兰泰子孙逐渐迁出，如今，南边的「南头」为兰泰，北边的「北头」为芳泰子孙分布处。「横圳顶」是60多年前逢兆由公厅移出建造的；「小饭坜」则是62年前逢义、逢礼、逢顺三兄弟由新屋乡的石牌岭迁回而建构的，此亦可见迁出的族人与本村连系始终密切之一斑。（

第四房国旺裔孙，在村中分布最早且最集中的地方是「新瓦屋」和「上屋」、「下屋」。「新瓦屋」是菊泰150多年前奠基的，昭和4年（1929）曾予翻修。「上屋」、「下屋」据称是100多年前菊泰孙子徽安、辅安、宏安三兄弟来此建筑，但「下屋」现有部分族人属葵泰裔孙，其实情并不清楚。「上屋」有大房国祥子孙一户，乃是20多年前才搬进来的，这在村内各房毫不掺杂，壁垒分明情况下是一例外。由上述武威村廖氏的分布可知他们是个以「房」为单位，社群型态异常分明的宗族，且大多数族人对各房分布都有明确概念。武威村能维持廖氏占绝对优势的局面，是因廖氏族人不轻易将田园变卖给外姓人。

另一方面，各房也常有自己的联络网路，如：大房民熙派下有自印的通讯录，每年清明节祭扫后聚会；三房民隆派下也于77年农历元旦起开始一年一度「吃会」活动，先后由「横圳顶」、「老屋」的族人举办，两年来参加人数均达百余人。房的分裂性乃是由上往下看；反之，若由下往上看，则是不断的融合，我们使用另一个与「房」相对的系谱性概念「家族」来表示一个或数个同世代的房派以其各房派之始祖的父亲为集结中心而构成一家族。故而，在武威村，廖氏族人不但是各聚落房的社群意识清晰，且相对地对扩展「家族」的社群意识也用心经营。

五、宗族组织与民宅地理

研究民居是将聚落、地景和仪式整个系统连贯到生活方式的好途径。传统的民居重视风水，风水连结了时间、空间、人物三种要素，形成一种祸福判定的系统。风水的定义是「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故……风水之法，得水为上，藏风次之。」所谓好风水的地方就是一个能「藏风聚气」的地方，理想的福地是山脉的末稍，山势平缓交错，山谷流水曲折，而逐渐淤为盆地。盆地愈大愈好，水流绕之而过，左右两翼有仅次于后山高度的护龙，远处有山岭屏障，称为「案」。事实上这种理解是以人所立的位置为中心，所建立的目标景物与我们之间的相对位置。我们心目中「藏风聚气」之所在，就是一把舒服又安全的安乐椅，靠山就是靠背，左右护龙等于臂靠，盆地为明堂，如同椅前的空间，以便舒服地伸开双腿，「案」即几，是座椅前不可缺少的附件。对于象征一族或一房兴衰的宗祠和公厅对风水的要求似应更大，然而如果今日所见的传统消失了，那么其中一个理由可能是失去了共有的价值观。

很多人在谈论廖氏何以在观音乡形成大族，多归因于宗祠所在的地点风水良好。廖氏宗祠前面有空旷的稻埕，稻埕前面有一口大池塘；宗祠后面有一大片树林，客家人称为「莹」，这是客家独有的形式。「莹」在某种意义上近于风水中的山。风水中所谓的水，不一定是有形的河流，可以指下雨时的排水线；山则是排水线绕过的隆起地方。因此，风水家在一片平原中仍可看出龙脉之所在。廖氏宗祠传说中的风

水，即宗祠前原有天然湖泊和九曲水，水由两侧围绕过来，前有小丘，增加其曲折。因此，在「山管人丁，水管财」的风水观下，廖氏乃发展为人财两旺的宗族。当人口繁殖对土地造成压力或桃园大圳通水之后，天然湖泊及小山丘已然填为田地，但即使在民国68年农地重划之时，族人仍不愿破坏风水，要求将水泥筑成的圳路做成「之」字形的曲流形式。

此外，阳宅风水可说大部份由禁忌所支配，因为禁忌的性质相当定型，几乎形成我们环境形式的语言。且文化中有形无形的禁忌使某些事不能发生，比不可避免地造成某些事的发生，其中的意义更为深远。

中国传统建筑的高度有一种秩序，显示出尊卑关系，对保持传统院落的特色，有些禁忌中不但主房中不能有楼，其四周也不能有楼，以免欺压。武威村廖氏五落大厝的宗祠，虽有部分翻修为钢筋水泥房，但均不得建成高楼。更有趣的是，十多年前，从宗祠所在的「老屋」迁出的一位族人，要在距宗祠西北约百公尺地方建楼房，却遭族人反对，理由是不得高过宗祠，以免欺压。民国77年，另有一位族人又因宗祠重建，屋地拆除，同样要在宗祠西北边原来那位族人邻地建屋，这回这位族人倒可以建楼房了，因为他请来风水师，勘定他的建楼不致影响宗祠风水而被接受。民国77年重建的宗祠，除了买下左右各一护龙的私人宅地以扩大面积外，仍将保持传统的三合院建筑形式。

同样的情形也可以用来检视武威村廖氏各房的公厅。武威村廖氏60年以上各房的公厅。除了小饭坜已经拆除而兴建新式洋房之外，其余的「上屋」、「下屋」、「后面屋」、「横圳顶」、「稻埕头」、「新茅屋」、「面前新屋」、「新瓦屋」等均保存了历史已非常悠久的各房公厅，很多年代都超过百年以上。在整个院落中，正厅历史最为悠久，这是因为正厅在分家时，往往不能分割，不属私人宅地，因此不易变更。左右护龙也较少起高楼，远离正厅的地方则建高楼的比率升高。

武威村宗祠和各房公厅，护龙与护龙之间常以门廊相连，使整个建筑结构封闭，似乎是应防御要求而形成的。另外，各房公厅的多重护龙往往一重比一重延长（如图4），有人认为这是客家建筑的特色，也是因防御观念演变而成的。

六、宗族组织与祭祀公业

祭祀公业的形式包括不动产和非不动产两种，是宗族赖以发展的物质基础。但自日据时期以来宗族所有的祭祀公业一直在减少之中，减少的原因，和政府政策有关，例如，日据时期，于明治31年（1898）规定公业土地需申告管理人，于是不肖管理人乃得非法处分公产，资肥私腹，大正12年（1923）又禁止新设祭祀公业；光复后，民国42年实施的「耕者有其田」条例，对祭祀公业的土地所有权限制殊多，以致组织结构不严密的宗族其祭祀公业逐渐减少，而组织结构较松散的宗族，其祭祀公业则常沦于解体。

武威村廖氏的祭祀公业地尚留有来台祖世崇的35.50公顷、大房清泰3.72公顷及三房国茂8.76公顷的祭祀公业。其中国茂的祭祀公业地只有2.96公顷在武威村境内，其余在今新坡区的蓝埔村境内。而世崇祭祀公业占地最广大，紧紧地围绕在以「老屋」、「稻埕头」、「新茅屋」、「面前新屋」、「新瓦屋」等构成的核心聚落东西两侧，尤其是以纵贯本村的89号县道的东侧更是连成一大片。国茂祭祀公业地主要在宗祠的西北面的区域，少部份在89号县道东侧。清泰祭祀公业则在10支22号池塘的南侧，靠近三和村的地方。

世崇祭祀公业的地租很少超过「三七五」的租额，大约都在「一八○」至「二八○」之间，虽然如此，由于面积广大，四大房每房收入四分之一的租谷也有二万多台斤，亦即有十余万元的收入可供开支。事实上，宗族内部消费有一定限额，故祭祀公业规模愈大，其余利也就

愈大，因此，除了祭祖的地租之外，这种来自公业地租收入的余利，往往成为承租公业地耕作的族人所共享。所以，某些族人即使私人土地完全消失，仍可依赖公业地坐食余利。

廖相安略传

廖相安，号赞元，本邑观音乡人，生于道光22（1842）年。幼就学于汉塾，24岁中秀才，然澹于功名，而致力于地方慈善事业。心思禹稷，行效杨黄，始创义仓会，协助赈务；并培壅后进，谋清寒学子之奖励。其后，台北与新竹两地筑城，复代表民众前往宣劳，鼓其为公之热力。生平遇有圮桥破路，则鸠工整修，不稍犹豫。宗族亲故有雀角鼠牙之事故，必挺身而出，力为排解，使各和睦相处，俗美政通而后已。恩德在人，久而日彰，今邑人犹羡慕也。光绪18（1892）年卒，寿年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