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英雄饶国模生平资料

姓氏整理

饶国模（1895—1960），女，字范英，又名绍文。1895年，她出生在四川省大足县云路场(今重庆市大足区国梁镇)饶家牌坊一个书香门第之家。父亲饶树奇，饱读诗书，满腹经纶，却屡试不第。
饶树奇和夫人雷氏生有三子一女，饶国模排行老三。大哥饶国栋，是老同盟会员，后来在国民党政府做事，曾任大竹县县党部书记；二哥饶国梁，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弟弟饶国材，抗战初期在成都加入共产党。
饶树奇夫妇希望儿子们将来都能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希望女儿将来能够成为国人的楷模。可以说，饶国模是出生在一个新旧变革时代，富有强烈革命气氛的大家庭里，她从小就受到两个哥哥、尤其是二哥饶国梁的巨大影响，在她幼小的心灵深处牢牢地烙下了民族、民主和爱国的烙印。
我们从一件小事，就可以看到饶国模幼年时期的思想抱负和豪爽性格。当饶家的四个孩子发蒙读书后，一天，饶树奇把孩子们都集合起来，问他们长大后想干什么？老大国栋说：“加入同盟会，推翻清朝。”老二国梁说：“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老四国材说：“为国为民，报效祖国。”轮到女儿饶国模说了，没料到，小小年纪的饶国模走到屋中央，双手叉腰，学着两位哥哥的腔调，大声说道：“我还没有长大呀！我是女的，长大了第一不嫁人，第二学两位哥哥，为国家民族出力，做个巾帼英雄，不让你们须眉。”一席话说得她父亲饶树奇连连点头，啧啧称是，心中暗想：可惜她是个女孩，要是个男的，日后定可成就一番伟业。
恩爱夫妻
青少年时期的饶国模性格豪爽，追求进步，勤奋好学。她在家乡读完铜梁女子中学后，1912年，又考入成都益州女子师范学校。在此期间，她受到谭嗣同、秋瑾以及因参加广州起义而牺牲的二哥饶国梁等人革命精神的影响、鼓舞和熏陶，逐渐孕育了民族、民主和爱国主义的思想。
她在成都益州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期间，与四川高等工业学校的学生刘国华勇敢地冲破封建婚姻习俗，自由恋爱，于1915年毕业后自主结婚。这时的饶国模，满怀“教育救国”的理想并沉浸在新婚后的幸福里，先后在威远和铜梁等地小学任教。
饶国模丈夫刘国华（1897—1984），四川铜梁县人，原名刘文章。民国初年，铜梁中学毕业后，到成都读高中。后考上四川高等工业学校，学采矿、冶金、地质。
在1917年毕业后，刘国华先后在重庆铜元局和广生、老龙、国华、裕属等煤矿任技师、工程师、经理等职务。还任过刘湘的21军司令部政务处建设主任、长寿县县长、璧山县田赋管理处副处长、省建设厅工矿科科长、代理省参议员、铜梁县参议员等职务。
刘国华在重庆南岸铜元局工作时，因为与所学的采矿、冶金专业对口，人又年轻，工作热情很高，颇受顶头上司赏识，同事们对他也很尊重。由于刘国华对采矿、冶金很在行，所以有的厂矿，如广生、国华等炼矿厂聘他去作技术上的指导。
1922年，因丈夫刘国华在重庆铜元局工作，饶国模随夫携子来到重庆。因不愿在家享清福、当太太，她与朋友创办了“三友实业社”，也曾投资过小煤窑，饶国模的思想由教育救国逐渐转向了实业救国，省吃俭用，积蓄了一笔钱。
20世纪20年代末，饶国模夫妇在重庆曾家岩买下地产，修建了一所“知还山馆”，隐含着陶渊明《归去来兮辞》篇“鸟倦飞而知还”之意。当时，他们怀着“实业救国”的理想，打算兴办一些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事业，恰巧四川军阀政府以低廉的价格出卖红岩地区的荒地，供人垦荒。于是在1935年，他们将“知还山馆”卖掉，在红岩购了近300亩的荒地，创办“大有农场”（又名刘家农场），寓“大有可为”之意。先修了一座小型水库，延请农艺技师和20多位工友，种植优良品种的桃、李、柚子、柑橘、葡萄等。坡前坡后，广栽花木，田间空土，遍植菜蔬；此外，还有苗圃、花圃。经饶国模辛苦经营，荒坡变为美丽农庄，仿佛是万顷碧波中的一座小岛。农场培植出来的树苗、花苗、水果、菜蔬，销售极佳。
分道扬镳
刘国华有过同情革命的履历，1935年红军经过四川长寿县时，他未加阻拦，而且给予礼遇款待。自从1935年后，他情绪消极，花天酒地，不再热心政治。1936年，他还在担任长寿县长的时候，沾染了封建官场腐朽陋习，公开与一位姓肖的年轻姑娘在外面同居了。消息传入饶国模耳中，一向坚定从容的饶国模被突然而来的晴天霹雳击蒙了。她万万没有料到刘国华竟是这样轻率地、在她毫无防范的情况下背叛了他们20多年含辛茹苦建设起来的家庭，背叛了他们曾经相濡以沫的爱情。坚持妇女人格尊严的饶国模毅然与之分居，两人夫妻关系名存实亡。大病一场的饶国模身体慢慢康复后，带着三个孩子刘纯化、刘参化、刘圣化，离开喧嚣的市区，住进了红岩，苦心经营她的“大有农场”（刘家农场），并盖了一栋小楼作为她的栖身之所。饶国模逐渐成为重庆有名的实业家和农场主。
农场逐渐兴旺起来。那时一个妇女能在重庆站稳脚跟，打开局面，殊非易事。当地人不时发现，这位被人称为“刘太太”的饶女士，常常在地里劳动，或荷锄于地里，或提篮于坡上，耐劳吃苦，不避暑寒。周围邻居们看了都说：“刘太太不像是有钱人，倒像个农家妇女。心肠好待人又和气、肯帮忙。”
儿女跟党走
1938年12月，中共地下党员、在重庆大学肄业的饶国模女儿刘纯化奔赴延安。1939年4月，刘参化、刘圣化也考取了新疆学院。
1939年，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刚刚进驻红岩村，南方局主办的党员干部培训班就在红岩村中开学了。刘圣化与哥哥刘参化都是干训班学员，干训班里还有胡绩伟、何康等二十几个人。
参加了干训班的刘圣化决定去延安，不去新疆。干训班结束不久，刘圣化终于接到通知：去延安学习深造。刘圣化是1939年6月18日乘八路军的军用大卡车走的。因为周恩来与邓颖超恰好回延安办事，刘圣化就搭上了警卫班的卡车。他穿上了浅灰色的军装，俨然一个真正的军人。
谁都不曾料到，母子二人这一别，再一次相见于红岩村时，已经是十多年后的1950年1月了。
不久，地下党员刘参化同样告别了母亲饶国模，告别了红岩，踏上了西行求学之路。那时候，新疆的军阀盛世才倾向革命，中共中央高瞻远瞩，决定在新疆培养一批未来新国家的高级专业科学技术人才。刘参化作为这一战略工程的培养对象，有幸成了新疆大学土木工程系的本科生。
很高的荣誉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给予饶国模很高的荣誉。重庆解放后召开第一次庆祝大会，她被邀请上了主席台，被邓小平誉为“革命的妈妈”。西南军政委员会成立后，她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监委委员，重庆市人民代表。在党的领导下，她热心团结了一批家庭妇女，组织妇女互助会，先后创办起20多个街道托儿所，解决了一些家庭妇女的就业问题，受到了人民的赞扬。1950年7月1日，饶国模把红岩300亩的房地产全部捐献给国家。
1954年底，在周恩来的提名下，饶国模成为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1955年初，她离开了红岩村，由重庆迁居北京。在北京，她先住在西单附近一处平房中，后因拆迁，又搬入西便门附近国务院宿舍一座极普通的灰色砖楼的底层套房里。
1957年，饶国模的一子（长子刘参化）一媳（次儿媳丁力）被划为右派，不久女儿刘纯化又因故开除党籍。年过花甲的老人遭此剧变，心碎魂失，痛不欲生。她常含着眼泪说：“总理和邓大姐是看着我的几个孩子成长起来的，竟然突然变成党的敌人，叫我怎样想得开哟!”然而，这是一股极左潮流，谁也无能为力，也不可去找中央负责同志说情。老人老泪纵横，失望、衰颓之至，身体大不如前，晚间咳嗽难眠。
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饶国模常常感到很疲惫，感到精力和精神都在时慢时快地往下滑。只是她从不对人说起。1959年，在全国政协为她安排一次考察旅行时，她有意地选择了9个省，仿佛在冥冥之中为自己安排了一次最后的出行。
饶国模5月13日从北京出发，一个多月时间里，她到了南京、苏州、上海、杭州、长沙、株洲、桂林、湛江、贵阳等地，足迹遍及近百个风景名胜和工厂、商店、农村单位。在南京她拜谒了孙中山的墓地中山陵。在湖南，她参观了毛泽东的故乡韶山冲。旅行途中，她还与两个儿子见了面。
6月3日傍晚，当饶国模旅行至洞庭湖时，正在湖北劳动的刘参化如约到岳阳县委招待所看望妈妈。第二天，母子俩登上著名的岳阳楼。
6月10日那天，饶国模正在桂林，而刘圣化从贵阳到北京开会刚好路过，便顺道来看望妈妈。刘圣化是下午到达妈妈下榻的榕湖饭店的。傍晚，他就陪妈妈去榕湖上划船，当夜尽兴而归。
此次9省之旅，她像一个虔诚的香客奔向一个又一个目标。很振奋，又深感劳累。
一年以后，也就是1960年4月间，饶国模在京参加第三届全国政协会议。会议期间，突发脑溢血，从此瘫痪在病床上。
2个月后的1960年6月14日，一代女杰饶国模溘然长逝，享年65岁。全国政协为饶国模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送了花圈。按照饶国模生前要求，将骨灰送回重庆红岩村安葬。
1980年，重庆市政府拨款给饶国模建立了墓碑，以表达党和政府、人民对她的永远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