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主义诗人穆旦资料整理

姓氏整理

穆旦（1918—1977），原名查良铮，曾用笔名梁真，出生于天津，祖籍浙江省海宁市袁花镇。爱国主义诗人、翻译家。
1940年在西南联大毕业后留校任教。1949年赴美国留学，入芝加哥大学英国文学系学习。1952年获文学硕士学位。1953年回国后，任南开大学外文系副教授。1958年受到政治迫害，调图书馆工作。1977年因心脏病突发去世。
穆旦于40年代出版了《探险者》、《穆旦诗集（ 1939～1945）》、《旗》三部诗集，将西欧现代主义和中国诗歌传统结合起来，诗风富于象征寓意和心灵思辨，是“九叶诗派”的代表性诗人。20世纪80年代之后，许多现代文学专家推其为现代诗歌第一人，亦是九叶诗派成员之一。国外诗歌翻译工作，译本在国内翻译文中有较大影响。

中文名 穆旦 别 名 查良铮 国 籍中国 民 族汉族 出生地天津 出生日期 1918年 逝世日期 1977年 职 业诗人，翻译家 毕业院校清华大学，西南联大，芝加哥大学 主要成就 在《大公报》和《文聚》上发表诗 代表作品 《探险队》，《穆旦诗集( 1939～1945)》，《旗》 人 称 “九叶诗人”

人物生平

1918年4月5日（农历二月二十四日）生于天津。与作家金庸（查良镛）为同族的叔伯兄弟，皆属“良”字辈，有亲属关系。
1929年入南开中学读书，从此对文学产生浓厚兴趣，开始写诗。当时日寇侵凌，京津首当其冲，穆旦写下了《哀国难》，“洒着一腔热血”大声疾呼：眼看祖先们的血汗化成了轻烟，/铁鸟击碎了故去英雄们的笑脸！/眼看四千年的光辉一旦塌沉，/铁蹄更翻起了敌人的凶焰！”
1934年查良铮将“查”姓上下拆分，“木”与“穆”谐音，得“穆旦”(最初写作“慕旦”)之名。
1935年考入清华大学地质系，半年后改读外文系，抗日战争爆发后，随学校辗转于长沙、昆明等地，并在香港《大公报》副刊和昆明《文聚》上发表大量诗作，成为有名的青年诗人。
穆旦在这里继续探索和写作现代诗歌，并在《清华学刊》上发表。他写雪莱式的浪漫派的诗，有着强烈的抒情气质，又有很强的现实感。

1937年七七事变后，10月随大学南迁长沙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后又徒步远行至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同年在香港《大公报》副刊和昆明《文聚》上连续发表《合唱》、《防空洞里的抒情诗》、《从空虚到充实》、《赞美》、《诗八首》等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1939年开始系统接触西方现代派诗歌、文论，创作发生转变，并走向成熟。
1940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外文系，留校担任助教，负责叙永分校新生的接收及教学工作。
1942年2月投笔从戎，24岁的穆旦响应国民政府“青年知识分子入伍”的号召，以助教的身份报名参加中国入缅远征军，在副总司令杜聿明兼任军长的第5军司令部，以中校翻译官的身份随军进入缅甸抗日战场。同年5月至9月，亲历滇缅大撤退，经历了震惊中外的野人山战役，于遮天蔽日的热带雨林穿山越岭，扶病前行，踏着堆堆白骨侥幸逃出野人山。

1943年回国后经历了几年不安定的生活。1945年创办沈阳《新报》，任主编。
1945年9月，根据入缅作战的经历，创作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史上著名诗篇——《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另有相关创作《阻滞的路》、《活下去》。
1947年参加后来被称为“九叶诗派”的创作活动。
1948年在FAO（联合国世界粮农组织救济署）和美国新闻处工作。
1949年8月自费赴美留学，入芝加哥大学攻读英美文学、俄罗斯文学。
1949年12月在佛罗里达州与正在生物系留学的周与良结婚。
1952年6月30日[1] 毕业，获芝加哥大学文学硕士学位。
1953年初自美国回到天津，任南开大学外文系副教授，致力于俄、英诗歌翻译。

1958年被指为历史反革命，调图书馆和洗澡堂，先后十多年受到管制、批判、劳改，停止诗歌创作，坚持翻译。
1975年恢复诗歌创作，一举创作了《智慧之歌》、《停电之后》、《冬》等近30首作品。
1976年3月31日右腿股骨颈折断。翌年2月26日春节期间，穆旦于凌晨心脏病突发逝世，享年59岁。死前，穆旦在《冥想》的诗中道出了自己的内心独白：“而如今突然面对坟墓，我冷眼向过去稍稍四顾，只见它曲折灌溉的悲喜，都消失在一片亘古的荒漠。这才知道我全部的努力不过完成了普通生活。”
1979年平反，但为时已晚。

穆旦葬于北京万安公墓
人物轶事
笔名由来

爱国意识

穆旦的救亡意识非常浓烈，“有一次，社会上抵制日货，穆旦就不让母亲买海带、海蜇皮吃，因为当时这类海鲜大多是从日本进口的。要是买来，他不仅一口也不吃，到头来还把它倒掉。因此连大家庭中的伯父们也议论穆旦是赤色分子，让他三分。”
“有一分光，发一分热”，从青年时代起，鲁迅的这句话成了穆旦最喜欢的名言。

“一个人到世界上来总要留下足迹”，据说这是穆旦自己经常对人对己说的话。
人物评价
穆旦早在四十年代就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青年诗人，他的诗在上海诗人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四十年代初期，闻一多遍选《现代诗钞》时，选入了他诗作十一首，数量之多仅次于徐志摩一首。1948年初，方宇晨的英译《中国现代诗选》在伦敦出版，其中就选译了穆旦诗九首。1952年，穆旦的两首英文诗被美国诗人赫伯特·克里克莫尔（Hubert Creekmore）编选入《世界名诗库》（A Little Treasury of World Poetry）同时入选的其他中国诗人只有何其芳。穆旦诗作的艺术风格、诗学传统、思想倾向和文学史意义，在四十年代就被一些诗人和评论家较为深入地讨论着，并被介绍到英语文学界。
五十年代初以来，穆旦频受政治运动的打击，身心遭到极大的摧残，被迫从诗坛上销声匿迹，转而潜心于外国诗歌的翻译，直到骤然去世。穆旦去世多年以后，才逐渐被人们重新认识。人们出版他的诗集和纪念文集，举行“穆旦学术讨论会”，给予他很高的评价。“二十世纪中国诗歌大师”的排行榜上，他甚至被名列榜首。这种种的不寻常，被称为“穆旦现象”。
袁可嘉在《诗的新方向》中认为，穆旦“是这一代的诗人中最有能量的、可能走得最远的人才之一”，现在看来这一判断是准确的。
袁可嘉回忆了现代文学史上现代化新诗潮的由来和发展，认为“穆旦是是站在40年代新诗潮的前列，他是名副其实的旗手之一。在抒情方式和语言艺术‘现代化’的问题上，他比谁都做得彻底”。不过袁又指出，这样的“彻底性”难免在某些尚不成熟的诗作中带来一定程度的生硬和晦涩，使他的作品到今天还不能为更多的人所理解和欣赏，是我们应当吸取的教训。
王佐良认为“无论如何，穆旦是到达中国诗坛的前区了，带着新的诗歌主题和新的诗歌语言，只不过批评家和文学史家迟迟地不来接近他罢了”。王佐良还谈到了穆旦晚年的诗作，认为诗人经过将近三十年的坎坷，仍有那无可企及的诗才。他认为《冬》可以放在穆旦最好的作品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