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山堂刻本《音学五书》版本问题考释

重庆大学

     符山堂刻本《音学五书》版本问题考释

张民权


一、符山堂本《五书》版本特点及其差异
符山堂本《音学五书》（下简称《五书》），由当时著名刻书家张弨校刻。顾衍生《元谱》：“（康熙六年）开雕《音学五书》于淮上，张力臣弨父子任校写之役。”
符山堂刻本是传世《五书》中是最早的刊本，其余本子都是它的翻印本，如光绪十一年四明观稼楼仿刻本（今中华书局据此影印），光绪十一年湘阴郭氏（庆藩）岵瞻堂刊刻本，光绪十六年长沙思贤讲舍刻本，等等。“符山堂”盖张弨书肆之号，其校刻之书镂刻精美，校雠精细，堪称清代板刻书中的精品。今传符山堂本《五书》，其版心大小与一般书同（高约二十厘米，半叶宽约十三厘米）。扉页上一般有“符山堂藏板”字样（后来印刷的书则没有）。“姓氏”一叶列有顾氏外甥徐元文，徐干学、徐秉义三兄弟“参阅”及张力臣、张叶增、张叶箕父子三人“校订”和“同书”字样；有刻工人姓名，曰“旌德周希亨瑾刻”（“希”“瑾”双行小字排列）。书中“校”字缺笔，避明熹宗朱由校讳，这是辨别《五书》是否符山堂本的一个重要依据。如《音论》卷上：“《玉海》曰：景德四年戊寅，崇文院上校定《切韵》五卷。”“校”字缺捺笔。无论何种册数装订本均如此。“校”字避讳，一是为了说明《五书》著述远在明末，二是可以避清廷文字狱以防不测。此顾炎武隐衷所在。
今传符山堂本《五书》很多，有的因原书残缺或扉页上未注明“符山堂藏板”字样者，人们不明其版本由来，则笼统称之为“清刻本”。而对勘版式文字等内容，实际上仍为符山堂本。只是在版本装帧上不同而已。笔者曾走访上海、南京、北京等地图书馆，所见符山堂本《五书》不下二十种，发现它们在版本装帧上却多有差异。其差异主要表现在：
1、五书的册数不一样，或十六册装订，或十二册、十册、八册装订，且纸型大小有异；
2、书前顾氏三篇序言（下称自序、后序一、后序二）及所附《答李子德书》的次序位置不一样，或在书前，或在书后；
3、徐家三兄弟（干学、元文、秉义）曾写过一篇《征书启》(见文末附录)，为其舅父之书堂广征天下遗书，而在各种符山堂本《五书》中或有或无；
4、有的本子扉页上并未标明“符山堂藏板”版权字样。
均为同一个人校刻的本子，为什么有如此多的差异？其原因又是什么？第1点差异可以解释为前后印刷的时间不一，因而有装订上的差异。然而第2点和第3点却不是这么简单。因为序文的次序安排，著述者一定有所交代，作为顾炎武的好友张弨也不会轻易改变朋友初衷。而徐家三兄弟又都曾是清廷高官，因此，《征书启》的有无，决不可随意所为。而版权字的标注更不是随意可无的事情。可以肯定，这些版本装帧上的差异，必有其原因所在。下面，就相关问题作些考释，以请正于方家。
二、《五书》的著述及刊刻经过
笔者认为，要把这些问题弄清楚，就必须把校勘者张弨校刻《五书》的前后经过及其版本的流传情况考察清楚。先考察《五书》的著述及刊刻经过。
作于康熙十九年（1680）的《音学五书后序》言曰：“予纂辑此书几三十年，所过山川亭障，无日不以自随。凡五易稿而手书者三矣。然久客荒壤，于古人之书多所未见。日西方莫，遂以付之梓人。故已登版而刊改者犹至数四。又得张君弨为之考《说文》、参群书、增辩正、酌时宜而手书之，二子叶增、叶箕分书小字，鸠工淮上，不远数千里累书往复，必归于是。着书之难而成之之不易如此。” 《五书》的著述及刻写过程大致如此。
五书初名《音统》，刊刻后改名为《音学五书》，陈上年《别本干禄字书序》可证。 《五书》初撰于明末，其中《诗本音》著述较早，今《五书》前有曹学佺崇祯十六年（1643）序可证。 以后不断修改，最后完稿于康熙六年（1667）并开雕于淮上。然而《五书》卷帙浩繁，不可能在短时期内镌刻完毕。其后顾炎武又反复修改，故刊刻工作断断续续，直到顾炎武生前（康熙二十一年）仍未全部刊出（见下详考）。而今日各地图书馆所藏符山堂本标注“康熙六年”者，是以初刻年代言之。
《五书》问世，张弨之功不可没。张弨（1625—1694），字力臣，号亟斋，江苏淮安山阳人。颇有志节，明亡，弃诸生而不仕。一生清贫，以卖书画和刻书为业。平生究心金石文字之学，有《昭陵六骏赞辨》《瘗鹤铭辨》等文传世。顾炎武尝言：“精心六书，信而好古，吾不如张力臣。” 又赋诗赞曰：“张君二徐流，篆分特精妙”，“尤工《苍》《雅》学，深鄙庸儒剽”。“二徐”为徐铉、徐锴兄弟，南唐时以治《说文》名家。后二句指力臣精深于文字训诂之学，为防“庸儒剽”而精心校写《五书》事，即顾炎武与友人书言“不肯供他人捉刀之用”。其生平事迹可参见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及有关方志等。
五书自康熙六年开雕，至十年（1671）时尚在刊刻中，此年顾炎武与张弨诗可证：“遥忆张平子，灯下正勘书”。 康熙十二年（1673）以后大致完毕。是年炎武为当局所请，寓居山东德州修订州志，此间与友人书札中曾提到《五书》刊刻事。《蒋山佣残稿》卷二《答叶嵋初》：“然为《音学五书》将成之际，早夜无一间晷。”可见《五书》正在刊刻完成中。此年徐家兄弟作《征书启》，与五书刻毕或有联系。笔者见南京图书馆所藏《音论》残本（编号为24932），书前仅有曹学佺序、著者自序和《征书启》的，可能是最早的符山堂本子。因为此书纸色发黑，特别陈旧，与他本迥异。盖当时有少量刻本在朋友中流传。
五书刻成，炎武厚自宝袐，作后序曰：“刻成藏版名山，以待后之信古者。” 并坚信自己“一生所著之书，颇有足以启后王而垂来学者” 。 言曰：“若《音学五书》，为一生之独得，亦足羽翼六经”，故倍加珍重，“不肯供他人捉刀之用” 。
《五书》刻成之后又有若干修改。而五书中《唐韵正》最为浩博，刊刻难度也非常大。阎若璩所言“宁人书亦非呕数升血读之不可”者 ，即指此书而言。此书论证材料极为丰富，为证明某字古音，音证材料多者往往数百条。在这些传世的历史文献中，难免会有文字上的传抄讹误等。张弨认真校对，刊正讹误，顾炎武与潘耒书曰：“即如近日力臣札来，《五书》改正约有一二百处。” 这样《五书》不得不经常改刻，以至“已登版而刊改者犹至数四”。
而修改工作一直持续到康熙十九年（1680），此年春有手札云：“近来刊落枝叶，不作诗文。……而《音学五书》之刻，其功在于注《毛诗》与《周易》，今但以为诗家不朽之书则末矣。刊改未定，作一书与力臣，先印《诗经》并《广韵》奉送，有便人可往取之。但《诗经》中尚须改刻七纸，才于正月发去，稍迟取之则全矣。《易音》亦可得，其《音论》、《唐韵正》、《古音表》三书再待一年以后竟。以尊札与力臣相通为便。”
于是作《五书》后序二，意味着修改工作已基本结束，但仍有少数地方未能改定。《残稿》卷三《与汤圣弘》：“拙著《音统》已改名《音学五书》，以鬻产之资，付力臣兄刻之淮上，尚须改定，故未印出，先以序目请正。内《诗本音》已毕工，又有《下学指南》一帙，便中索之清江，即可得也。”文中“序目”者即指《五书》后序等内容。
时顾炎武身在陕西、山西等地，又年事已高，行动多有不便，《五书》修改只能通过信件来往。而其中“尚须改定”者可能是一些比较重要的地方，因此，顾炎武希望能够亲临淮上与力臣当面改定。然而路途遥远，资斧短缺，难从心愿。此年冬天，顾炎武寓居太原阎若璩父宅，写信求助于他的两个外甥，希望能得到他们的帮助，好于明年春启程。 第二年与王宏撰手札云：“弟以淮上刻书未竟，须与力臣面相考订。……此去计须半载，然闻中州、淮甸，在在饥荒，未卜前途何似？” 由于路途遥远，年老体弱（时年六十九岁），淮上之行未果，第二年病逝于山西曲沃。而五书修改，终成绝笔！
至少有两件事可以说明《五书》在顾氏身后未能刊出，张穆《阎潜丘先生年谱》于康熙二十二年癸亥条下记曰：“《陆清献日记》：癸亥十一月十日，淮安阎百诗来会，言顾宁人已不在，所著《音学五书》方在刊刻。”又徐干学《憺园集》卷七《碧山集》有《题张力臣小像七绝二首》，其中“洒泪风前诵渭阳”句下注曰：“力臣方为舅氏亭林校刻《音学五书》。”笔者考证，张弨进京画像事是在康熙二十六年（1687）前后。此年力臣六十三岁，王士祯《题门人张力臣写真二首》诗亦可旁证。
三、《五书》刻板的流传问题
当时有传言炎武死后，张弨将《五书》刻板卖于李光第者。张谱卷四《亭林书目》中有一段注文，曰：“衍生云：《五书》刻于淮上，后为张力臣鬻于安溪李公。”以张氏与顾炎武交情看，张弨家贫恐怕还不至于如此。故张穆有疑，案曰：“潘稼堂有《访顾亭林遗书不得诗》序言：《音学五书》刻于淮浦张力臣家。力臣亡，其子以板质于人，不可复问。则以为力臣鬻之者，诬也。”《山阳志》言：“《五书》板存淮上，李相国光地以五百金购去。……后嗣衰微，其符山堂藏书多归于何焯。” 可见张家衰微，不独《五书》板刻流亡矣！
然而，县志所言《五书》板刻流亡问题并不确核。今案之李清植《文贞公年谱》所记，《五书》原板流落扬州坊间，是李光地以五百金赎回。时在康熙四十六年（1707），“坊贾将削其版以镌他文，适有见者，以告公。公为赎归，传于世。”（《年谱》卷下）
李光地福建安溪人，康熙九年进士，官至文渊阁大学士，故有相国之称。李氏在音韵学方面受知于顾炎武， 先后着有《等韵便览》和《榕村韵书》等。正是出于对顾炎武古音学的推崇，李氏才不惜重金赎回《五书》原板。
可见《五书》自刻成之后，至少经历了张弨、扬州坊间和李光地三家不同时间的多次印刷出版，而所有版本装帧上的差异包括“符山堂藏板”版权字号的有无，均由此而来。其中徐家衰落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据《清史稿》等文献资料，徐家三兄弟皆学有所成，先后考取进士，时号“昆山三徐”。兄干学（1631—1694），康熙九年进士。充《明史》总裁官，累迁侍讲学士，官至刑部尚书。弟秉义（1633—1711），康熙十二年进士，官礼部侍郎、内阁学士等。次弟元文（1634—1691），早在顺治十六年就考取进士，曾充翰林院掌院学士，擢左都御史，官拜文华殿大学士。康熙二十七年（1688），徐干学因张汧贪黩案牵连被劾，第二年又被副都御史许三礼劾，说他与少詹事高士奇结纳营私，徇庇子侄；不得已乞假回籍。二十九年（1690）春，又遭两江总督傅拉塔疏劾，所谓纵容子侄招权竟利，明年又因潍县朱敦厚案而夺职。疏劾连及元文，于是兄弟二人并休致回籍。元文于回籍第二年病逝。干学于三十三年（1694）七月病逝。秉义此间亦“乞假归”，至干学卒而召补原官。三十八年（1699）任詹事，次年转礼部侍郎。四十三年（1704）休致回籍，五十年（1711）卒。
如此看来，《征书启》被撤与徐家衰落有着必然的联系。世态炎凉，人情本来如此。而今日看来，《征书启》实与《五书》内容无涉，删之无伤大雅。当时顾炎武附之于《五书》前，无非是借重徐家兄弟在清廷的地位而已。所幸的是，《五书》原板没有毁于扬州书贾，否则，亭林数十年之孤忠，张弨数十年之心血，乃至清代古音学之建立，都将毁于一旦！


附录：徐氏兄弟《征书启》原文及考证文字：
舅氏顾宁人先生年逾六十，笃志五经，欲作书堂于西河之介山，聚天下之书藏之，以贻后人之学者。昔李公择于庐山五老峰下白石庵，藏书九千余卷，名曰李氏山房。江自任以官守之暇筑阁于麻姑山，购经史诸书藏之。李惟寅、邓本受二道士寔共成其事。此二贤者或寓诸兰若之居，或佐以黄冠之力，岂若郑公礼堂、刘瓛学舍，而又不为一家之蓄，俟诸三代之英者乎？伏惟先达名公，好文君子，如有前代刻板善本及抄本经史有用之书，或送之堂中，或借来录副，庶传习有资，故典不坠，可胜冀幸之至。

按，《征书启》大致作于康熙十二年。据《元谱》，此年四月顾炎武来山东德州，为当局所请，参与订州志之事。《残稿》卷二《答叶嵋初》有言：“才入署中，未便外出。年兄至此而不得一晤，真交臂失之矣。山右诸公将为弟筑堂于西河。期以秋杪往莅其事，以故亟来历下。……贵治有旧家卖书者否？如有千百卷之书，可佐名山之藏者，则当携赀以来矣。舍甥《征启》一通附览。”此书信据人事内容作于十二年。可知徐家兄弟《征书启》亦作于此年或之前。叶嵋初为顾炎武当年仇人，顾炎武北游即为其所逼，此时叶氏官山东济宁道佥事，故言及修志事及“贵治有旧家卖书者否”云云。此时二人或有和好之意。又按，笔者曾撰《李光第与〈音学五书〉》一文（《南京社会科学》1996年第8期），以为《征书启》作于康熙十六年前后，今天看来似为不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