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后诸葛之三十四 亘古不朽的著作

cayan

亘古不朽的著作

于是论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


——《史记·太史公自序》

更多的时候，《史记》在我的眼里，是一面可望而不可及的精神大纛。它是那样鲜明而耀眼，又是那样遥远而神秘。如果说一定要给它做出一个恰当的评价的话，我认为特别困难。至多也就是引用一点古代、近代一些学者的极其笼统的论断，拾人牙慧而已。比如，金圣叹认为它是“天下第一才子书”、鲁迅先生说它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等等。
对于太史公司马迁的评价，可以引用他评价孔子的话来附庸风雅一番。“‘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史记·孔子世家》）无可否认，司马迁在人们心中，是一座仰之弥高的大山。谁都想穷尽毕生之力，攀上这座大山，以求“一览众山小”。但是，每次不是无功而返，就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叫人叹服不已！
所以，这两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我还是不做也罢。这里主要来探讨一下《史记》的写作背景吧。
《史记》的横空出世不是偶然的，它是太史公历经数十载，呕心沥血、披肝沥胆之作。写成之后，副本留在京师（长安），原著藏之名山，以求能传之后世。幸运的是，《史记》的传播果然如他所料，早在汉宣帝之时，便在京师悄悄流行。据说，那时的贵族以获得一部《史记》为荣。汉宣帝更是将其中的某些篇章赏赐给有功之臣。最初，它就叫《太史公书》或者《太史公》，在东汉桓帝时才正式以《史记》名之。不过，此时的《史记》已经是名动天下，莫不知晓了。
我认为，《史记》的写作，主要经历了三个时期。分别是：临危受命期、尽忠报国期和抑郁发愤期。每一个时期的到来都为后来《史记》的写作注入了新的内涵，使其不断超越完善自身的思想和艺术高度，终至于登峰造极，卓然独立于天地之间。下面我将就这三个时期展开论述。
（一），从父之命。其实，最初萌生创作《史记》想法的是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司马家世代为史官，据说可以由此上溯到周代。自周宣王时，司马氏就出任史官一职，在随后的王朝更迭、世事浮沉中，几度辗转，几度变迁，传至司马谈手中。司马谈学识渊博，博采众家之长。他从唐都学天文；从杨何学《易经》；从黄子学黄老之术。他对于天下主要学术流派及其学术要旨都了如指掌。在他的心里，早早就有了要撰写一部名传后世的史书的想法。遗憾的是，当他搜集了大量的资料，为随后的创作做准备的时候，竟然得了重病，而且还有一病不起的迹象。于是，他只好将刚刚到巴、蜀一带出完公差，打算回京复命的儿子司马迁叫到病榻前，他有许多话要对他说。
他首先介绍了司马家的祖先。他告诉儿子，司马家世代为史官，而他虽为史官，却没有尽职尽责，以至于连当今天子封禅这等大事情都因病没办法参与。他知道，一旦自己死去，儿子肯定会接任太史，那么，他希望儿子“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他认为，这才是大孝。怎么样才能“扬名于后世”呢？他说，“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脩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周幽王、厉王以后，王道衰败，礼乐衰颓，孔子研究整理旧有的典籍，修复振兴被废弃破坏的礼乐，论述《诗经》、《书经》，写作《春秋》，学者至今以之为准则。自获麟以来四百余年，诸侯相互兼并，史书丢弃殆尽。如今汉朝兴起，海内统一，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我作为太史都未能予以论评载录，断绝了天下的修史传统，对此我甚感惶恐，你可要记在心上啊！）在临死前夕，司马谈很明确地告诉儿子，至此海内一统，天下一家的太平盛世，写一部像孔子《春秋》似的史学著作，以宣扬本朝“明主贤君，忠臣义士”，是他毕生的心愿，可惜自己命数将尽，不能完成，那就只好将其交给儿子去完成。做父亲的说得恳切，又兼拖着将死之身；做儿子的一度感动得一塌糊涂，一点私心杂念都没有，唯有痛哭流涕地答应着：“我听您的，从此一点也不敢忘啊！”
由此，《史记》的雏形开始在他的头脑中产生。但那时的他，完全是报着一种了却亡父心愿的态度来对待的。
（二），褒君之德。父亲渊博的知识以及对理想的执着追求，给年轻的司马迁留下了深刻的影响，从而也渐渐濡染了他。在父亲死后的第三年，他果然被朝廷委任为太史令，接替父亲的职务。这时候，他有幸亲自出入国家图书馆、资料室去校阅典籍，收集资料，从而为后来《史记》的创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司马迁十岁就能诵读古文，二十岁外出游历，后又出任郎中，出使巴、蜀，直至此时接替父亲为太史令。这一路意气风发地走来，虽然跟国家的有利政策割舍不开，同时也跟他过人的天赋和勤奋刻苦的精神不无关系。年纪轻轻的他有时候也不免豪气干云地吐露一番远大报负。《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记载了他有一次跟上大夫壶燧的一番辩论。他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而能绍明世，正《易经》，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先人说过：‘自周公死后五百年而有孔子。孔子死后到现在五百年，有能继承清明之世，正定《易传》，接续《春秋》，意本《诗》、《书》、《礼》、《乐》的人吗？’其用意就在于此，在于此吧！我又怎敢推辞呢。），特别是末尾那句“小子何敢让焉”，很有点《论语》里孔子所说的“当仁，不让于师”、《孟子》里孟子所说的“舍我其谁哉”的味道。壶燧大概对年轻人说大话很是反感，就打算责难他一下。他说，你说要像孔子那样正《易传》，继《春秋》，可是孔子是在上无明君，下无贤臣，“材大难为用”的时候才开始这些工作的。如今海晏河清，天齐人寿，百姓安居乐业，你还要搞这一套，你想干什么啊？司马迁毫不为这种诘难所动，而是振振有词地予以解释：“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恥，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他说，能人异士，君主弃之而不用，是君主的耻辱；君王贤明，但他的恩德却没有泽被苍生，这是臣下的罪过。而我身为太史令，却不将君王的恩德、功臣贤大夫的业绩传布四海，永载史册，传之后世，这不是天大的罪过吗？当然，为了不至于让上大夫壶燧太过难堪，他又假模假式地谦虚了一番——“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我所说的缀述旧事，整理有关人物的家世传记，并非所谓著作呀，而您拿它与《春秋》相比，那就错了。）言下之意是，我的《史记》怎敢拿来跟孔子的《春秋》相比呢？我还没有狂妄到那个地步啊！
应该说此时的司马迁，仕途上一帆风顺，又兼汪洋恣肆之才，内心深处对朝廷、君主以及所谓贤臣、士大夫都是抱着一种美化的目光去鉴照的。能够跟这些人同朝而列，竭才尽智，以“不废明圣盛德，不灭功臣、贤大夫之业，不堕先人之言”，正是他念念也不敢忘却的大事。这一阶段的他正行进在人生最奇幻绚丽的舞台之上。
（三），苟安之所。设想一下，假如没有第三阶段的发生，那么，我们今天看到的《史记》也许就和其他歌颂历代君王的史书没什么两样了，也就不会被历代学者、文人推崇备至，呵护备至了。如果说前两个阶段为《史记》的创作打下坚实的基础的话，那么，这第三个阶段则为其增添了摄人魂魄的灵魂。正是有了这一阶段的人生际遇，才使得《史记》有了足以拨动世世代代读者心灵之弦的资本。但是，作为司马迁本人，又是极不希望这样的故事上演的，这一阶段是他一生的梦魇。汉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９９年），名将李广之孙李陵率领五千步兵直捣匈奴龙庭，终因寡不敌众，兵败投降。汉武帝觉得他丢了大汉朝的面子，失了皇家的威严，很是恼火。最初，李陵兵败的消息传到京师，汉武帝还将信将疑。他唯恐李陵真的贪生怕死，投降了匈奴，在他看来，哪怕是自杀都不失为一条明路。为此，他还把李陵的母亲、妻子找来，让算命先生给她们看面相，看上面有没有死气。他当然是希望有，但结果却恰巧是他最不希望出现的那种。盛怒之下的汉武帝问群臣对此事的看法，那些平时跟李陵衔觞把盏、胱筹交错的朋友，这时纷纷大骂李陵，落井下石。司马迁本来跟李陵没什么交情，但对他们这种做法很不已为然，心里总想着要为李陵说点什么。恰好汉武帝有一次问到了他，让他谈谈对李陵投降匈奴的看法，司马迁便毫不隐讳地将自己的心里话和盘托出。他说李陵并不是贪生怕死之辈。他率领五千人跟二万多敌人搏杀，内无强援，外无救兵，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出此下策，那也是被逼无奈的选择。况且，他也许不是真的投降，而是想找个机会逃出来，重新报答陛下您啊！就是这几话，让汉武帝勃然大怒，愤而将其交付廷尉治罪。廷尉判决当处以宫刑，但可以拿钱赎罪。可惜他一介清贫文人，哪里来钱赎自己的男人之根呢？那些昔日的好友此时也都躲得远远的，唯恐连累到自己。最后，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眼睁睁被弄成了闺阁之臣，好不凄凉！肉体和精神遭到重创的司马迁，一度想到了死。他在给任安的一封信《报任长卿书》中说，“仆虽怯耎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湛溺累绁之辱哉！且夫臧获婢妾犹能引决，况若仆之不得已乎！”（我虽然怯懦软弱，想苟活在人世，但也颇能区分弃生就死的界限，哪会自甘沉溺于牢狱生活而忍受屈辱呢？再说奴隶婢妾尚且懂得自杀，何况像我到了这样不得已的地步！），接着，他道出了之所以没一死了之的原因——“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我之所以忍受着屈辱苟且活下来，陷于粪土般的污浊环境中而不肯死的原因，是自恨我内心的志愿有所未尽，如果在屈辱中离开人世，那我的文章就不能公诸于后世罢了。）这里所说的“不表于万世”之“文采”，自然就是指《史记》。在该文后面的段落，他还详细叙述了《史记》涵盖的大致内容——“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适会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我私下里也自不量力，近来用我那不高明的文辞，收集天下散失的历史传闻，粗略地考订其事实，综述其事实的本末，推究其成败盛衰的道理，一共写成一百三十篇，也是想探求天道与人事之间的关系，贯通古往今来变化的脉络，成为一家之言。刚开始草创还没有完毕，恰恰遭遇到这场灾祸，我痛惜这部书不能完成，因此便接受了最残酷的刑罚而不敢有怒色。）
在这里，《史记》已经不是简简单单的一部完成父命、褒扬君德的一般性史学作品，而摇身一变，成了一种生命的寄托，一座灵魂皈依的圣殿。如果没有了这座圣殿，生命也行将化为无形，四处飘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史记》是用生命和血泪写就的。我常常以为，读《史记》而仅记其故事者为常人；读出其中孤愤、抑郁、悲壮之味道者，方是知音。而正是包蕴了这些撼人心魄的味道，《史记》才亘古不朽。
是的，亘古不朽，正是我思忖良久方给于它的极其感性的评价。

附记：
至此篇止，历史评论《事后诸葛》全文贴出！这部书只写到西汉武帝时期，后面还有很多精彩的历史事件期待着有识之士的品评！不排除本人有这样的可能！最后和各位有缘人分享一首诗，是为结语：《人月圆》/满目青山入画里/白云又无暇/依依杨柳/司马曾植/谁堪年华/胜衰千古/盈虚似梦/一场笑骂/今夕何夕/杯中明月/镜底芦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