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没有第二次机会:晚年慈禧从大难中突然醒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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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导致局面无法收拾的，是义和团入城后发生的不受控制的灭洋教、杀洋人和"二毛子"事件导致的八国联军侵华。第一批八国联军由英海军提督西摩尔率领，自1900年6月10日组织自天津出发，16日向大沽炮台发出交出炮台的最后通牒。正是在11日发生日本外交官被杀、13日义和团入北京城的前后。15日，太后召大学士六部九卿入议，当着群臣哭泣。吏部侍郎许景澄是比较清醒的一个大臣，他进言："中国与外洋交数十年矣，民教相仇之事，无岁无之，然不过赔偿而止。惟攻杀使臣，中外皆无成案，今交民巷使馆，拳匪日窥伺之，几于朝不谋夕，倘不测，不知宗社生灵，置之何也？"太常寺卿袁昶进言："衅不可开，纵容乱民，祸至不可收拾，他日内讧外患，相随而至，国何以堪？"慷慨欷觑，声震殿瓦。太后目摄之16。可见太后是不以为然的。

  太后不仅认为有何大不了的，而且她是执意要硬到底了。真正促使她下决心同各国一战的，是端王载漪在大沽炮台失陷同日，伪造的一份外交团照会。经荣禄进呈的这份照会，要求四件事：1.指明一地令中国皇帝居住；2.代收钱粮；3.代掌兵权；4.请太后归政皇帝，废大阿哥。据刚毅的姻亲景善记载："刚毅来告诉我，他从未见过老佛父那样地发怒，即使当她闻悉康有为谋反时也没有如此。’彼族焉敢干预之权！’她高喊着。’是可忍，孰不可忍也；当灭此朝食。’现老佛父准立决死战，慈意所属，虽沐恩甚优之荣相，亦不敢劝阻，恐生意外也。"17促使太后宣战的另一线索，是6月19日召开御前会议的当天，上海的《字林西报》发表了一篇社论，用强硬的词句斥责中国政府：

  中国与各大强国同时作战，它是由西太后和她的奸党的选择而作战的。他们万分愚蠢，妄自尊大，自以为他们能够安全地抗拒列强……不管发生任何事件，这批奸党若不自动离去，就必须被逐出北京城。希望有可能把光绪皇帝寻出来，把他重新置于皇位之上。现时必须对中国人明白指出，挑起目前的战争的是西太后，我们不是对中国作战，而是对那个篡夺政权的北京政府作战。18

  慈禧太后被几种力量推动着：一是她对洋人强烈地痛恨，二是周围顽固派的火上浇油，三是义和团煽动的全面的对洋人的仇恨情绪，四是洋人对她的攻击。这一切都使太后感到了莫大的激愤和羞辱。6月20日，德国公使克林德在乘轿去总理衙门途中为虎神营士兵枪杀，使馆中的外国卫队得知后，结队外出寻衅。义和团于是开始攻打使馆。次日，清政府发布了"宣战"上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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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慈禧太后真的是要倾全国之力与外敌决一死战吗？事实证明，当这口恶气出得差不多的时候，她也就害怕起来。她的宣战只持续了5天。6月21日宣战；6月22日又发给义和团2万石粳米，同日悬赏洋人首级。据《景善日记》，"庄王出示悬赏，以励杀敌，杀一男夷者，赏银五十两；杀一女夷者，赏银四十两；杀一稚子者，赏银二十两"。196月25日，密谕各省遍杀洋人，但袁昶、许景澄将谕旨中的"杀"字改为"保"字或"保护"字。无人敢以此奏闻太后。同时，太后还赏给进攻使馆的神机营、虎神营和义和团银各十万两。

  然而，自6月25日进攻使馆第一次明显的停火开始，7月18日-28日，8月3-4日，又有几次停火。据赫德的记述："有人从中给我们以部分的保护，这似乎是可能的事：历次攻击并不是由政府所能调动的数目的兵员所发动--攻去没有一次干到底，总是正当我们恐怕他们一定要成功的时候停住了--假使在我们周围的军队真的彻底而决心地攻击的话，我们支持不了一个星期，或许连一天都支持不了。所以一种解释是可信的，那就是一定有某种保护--有人，或许是知道摧毁使馆区将会对这个帝国和这个皇朝带来怎样的损失的一位聪明人，在发布命令和执行命令之间从中作梗。"20其实，真正害怕的是太后本人。她从6月25日开始即派荣禄前往使馆要求停战，荣禄在当晚九时得的议和命令，次日带队往使馆界，悬一牌，书奉太后谕旨，保护使馆。洋人皆由馆中走出，与荣禄商议，"于是有三记钟之久，不闻枪声。"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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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态度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6月25日早上6点，端王、庄王、濂贝勒、瀛贝勒领带60名义和团员入宫，寻找二毛子，至宁寿宫门，太后尚未起床，他们大声呼噪，请皇帝出来，说皇帝是洋鬼子的朋友。太后在吃早茶时听到，大怒，斥退端王等。她这才意识到情况远比她意料的要复杂而危险。

  自此，朝廷占主流的意见已经倾向于议和。而6月26日，东南督抚们在密不公布"宣战"谕旨的同时，还和各国领事商订了《中外互相保护章程》九条。"东南互保"导致中外关系出现奇特的不统一局面。真正了解太后意图的作法，看来只有南方的地方大吏如两广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等。

  太后还于7月20日起连日派人向使馆送西瓜、菜疏、米面等物，又派人去慰问。8月2日，联军约4万人自天津出发，6日攻陷杨村，7日，清廷任命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即日电商各国外交部，先行停战。但列强执意要攻入北京。8月14日，联军攻入北京，15日，西太后挟光绪帝出奔往太原、西安。9月7日发出"上谕"，对义和团"痛加铲除"。

  太后对无法收拾的局面，虽然归罪于义和团和办事不力的下臣，但并没有完全逃避个人轻率鲁莽的责任。她后来回忆说："依我想来，还算是有主意的。我本来是执定不同洋人破脸；中间一段时期，因洋人欺负得太狠了，也不免有些动气。但虽是没拦阻他们，始终总没有叫他们十分尽意的胡闹。火气一过，我也就回转头来，处处都留着余地。我若是真正由他们尽意胡闹，难道一个使馆有打不下来的道理？不过我总是当家负责的人，现在闹到如此，总是我的错头；上对不起祖宗，下对不起人民，满腔心事，更向何处诉说呢？"22慈禧太后在决策时的处境，确实比较艰难。正如她自己所说：去涿州查看义和团的两个"国家倚傍的大臣"(指刚毅和赵舒翘)，回来复命时，太后曾问他们"义和团到义可靠不可靠？"他们并没有给予"正经主意回复"。而余外的王公大臣们，"又都是……要与洋人拼命的。""教我一个人如何拿得定主意呢？"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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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还是把客观环境当作决策的理由，因此也摆脱了自身的罪责。这次打击似乎使她有所清醒，在回銮过程中，就急匆匆地准备在宫中召见各国驻华公使夫人，一反常态地要开展"夫人外交"。一方面表明她认识到妄自尊大可能会带来毁灭性的危险，另一方面，她也是极力地掩示对洋人的刻骨仇恨。

  慈禧对洋人的仇恨，据德龄的回忆，是相当普遍而深刻的。下面的引文说明了慈禧对西方人、西洋文明的主要看法：24老佛父向来恨外国人，也许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有这么多的外国人喜欢评论她的政府。她最讨厌的就是传教士，由此发展到痛恨一切外国人，不管他们在什么地方。

  他们有什么权利对我如此无礼！这不是他们的国家，对这个国家的内政，他们没有发言权。难道我不能处罚我自己的臣民吗？如果我派到外国的使节，他们干预那个国家的行动，试问，那个国家的政府能同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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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不喜欢我们的生活方式，可是"这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喜欢。她们不喜欢，他们可走，我们并没有请他们来。他们到我们国家来，那是我们的容忍。……"

  关于文明，她说："当这些所谓文明国家的人还在把尾巴钩在树枝上打秋千的时候，我们的国家已经是一个文化发达的国家了，而这些国家竟厚颜无耻地派传教士到我们国家来宣传宗教，宣传文明！"

  关于传教，她说："他们给我们的人民灌输基督教的毒素，于是中国信洋教的人马上就不尊重我们的规矩和我们的传统习惯。中国内地发生的多数问题都是由信洋教的中国人引起的。"

  关于孝道，她说："他们能给我们提供什么比我们已经有的更好的东西？根本没有！我们从远古时代起就懂得要尊敬父母。外国人不是这样，当他们达到一定年龄的时候就离开父母的家，并且从此就不再服从他父母了。"

  此外，她还多次抱怨西方的婚俗、有关教堂许多不真实的传闻。最终，她认为"外国人今天已经成为中国的祸根，但愿有什么方法能让他们永远离开中国，那我将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

  慈禧太后在八国联军侵华后，一反常态地招待外国公使夫人。当时有的公使夫人接到邀请后非常气愤，说："还讲什么礼仪？应该把她踩在我们脚下！她用枪炮对付我们，应该请求原谅的是她，而不是我们对她彬彬有礼！"25但1902年6月的这次召见，使她们感受到了身为一个没落帝国之主的威严，她们"忘记了几天前聚会时大家义愤填膺的神情，一个个都被慈禧太后威严的仪表和这种庄严的场面深深震慑，都遵照觐见皇后的礼节给她行了三次大礼。"26

  慈禧在八国联军入侵北京，被迫西逃的打击下，必然是有所醒悟的。1900年8月20日，她在逃至宣化县之鸡鸣驿，以光绪帝的名义，下诏罪己。诏曰："近日衅起，团练不和，变生全猝，竟敢震惊九庙。慈舆播迁，自顾藐躬，负罪实甚。"27

  可以想见，慈禧在西逃的过程中，经历怎样的思想斗争过程。这从她在8月22日、12月1日分别两次降谕、一方面要求直言，另一方面要求各中央和地方大臣在两个月内提出新改举的迫切心情中可以看出。其实，慈禧太后就是从此时开始、从宫廷礼节开始，着手曾经被一再担搁的改革，虽然为时已晚，但仍然反映了"老佛爷"晚年的一些理性和积极的精神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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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如何评价慈禧？

  在众多的评价慈禧太后的著作中，德龄的描写是最有人情味的。德龄在《慈禧后宫实录》中，行文至最后，给我们展现了曾经统治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古老帝国的老佛爷的另一面：她只不过是个女人。她有女人对美的追求，对青春的渴望。她写道："’啊！青春！’她很温柔地说，’这是天赋予人的一种最可宝贵的恩物，所以人必须竭力爱惜它，设法把它积储起来；即使老了，也得如此！’"28

  正是从这个角度，人们对于女人当政有着奇特的偏见。妇人干政是不符合中国正统观念的。于是晚清的衰败，中国的失败，都被夸大到必须由这位女政治家负主要责任不可了。而中国在近代面临的千年未有之变局，面临的亡国灭种的危机，必须由一两个执政者负责，这种看法是偏离了实事求是的客观标准的。从政治斗争的核心问题--权力斗争的角度而言，慈禧只是做了她的角色召唤地必然要做的一些事情而已。文化的危机实非她一人之过。

  苏同炳对慈禧可谓不以为然。他假定如果不是道光误立奕詝，"清代历史上不会出现慈禧太后垂帘听政的局面，不致以一个浅薄无识的妇人面量手握定中国的命运达四十余年，当可断言。"又说"慈禧虽有才具而实无见识，所以晚清中国的命运，才会在她手中变得衰败没落，终至有亡国灭种之虞。"29首先历史不可假设，即便假设奕訢真的是皇上，也未必能挽救晚清中国的命运。其次，"同治中兴"正是在慈禧当政期间发生，而洋务运动如果确实可以算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第一次努力的话，这和慈禧大量信任、启用洋务派有必然的关系。

  唐德刚认为"西太后原是个阴险狠毒，睚眦必报，狐狸其貌而虎狼其心的泼妇人"30。对于政治中的人物，是否适用普通的道德标准去衡量呢？在权力斗争的顶峰上或旋涡中，没有手腕本不能自存，何况还想实现政治抱负呢？心狠手毒是一种必备的政治技巧，没有这点能力，如何能对众人之事负责？而责骂一位古人"泼妇"则太失风范了。严肃的学者应该从现实主义的角度出发，分析政治人物的环境、对策及政策的后果。

  濮兰德·白克好司认为："如太后之为人，不可以寻常道德之见解观之，若执此以断，既不能得其真评。观于在太后以前及其同旱灾这人物，证以中国百姓之公论，则太后并非一残暴之君。不独此也，即英国近世，以争国家权力之故，其杀人之手段，亦难言乎仁道也"31。这是较为公允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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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慈禧这样一位如此重要、又引来如此争议的人物来说，很难作出服众的公论。但是有几点似乎经常被忽略了：一是评价慈禧太后在有几千年父权统治传统的中国，很容易不自觉地受到男权思维的影响，本能地对女人统治怀有或多或少的敌意。慈禧之登上历史舞台本身就是父权统治创造的机遇，而宫廷斗争谁能取胜，也实在不是她一人能决定的。二是评价慈禧太后时，也很容易不自觉地受正统思维的影响。僭主政治和妇人摄政在中国历史上都是遭怀疑和唾弃的。问题是，如果咸丰帝以后的几个皇帝如果能当政，就一定比慈禧太后强吗？实际上，中国危机的根源在于千年的王朝统治，而即使奕訢被道光选定为继承人，这个行为本身就是中国落后的一个表现，如何证明皇帝换了人就具有了历史上的正当性呢？三是评价慈禧太后的概念化倾向。历史人物的评价不能以"好人"或"坏人"的简单标准去衡量。

  蒋廷黻认为，自鸦片战争到庚子年，这六十年中所受的压迫，所堆积的愤慨，他们(指顽固派)觉得中国应该火速抗战，不然国家就要亡了。"我们不要以为顽固份子不爱国，从鸦片战争起，他们是一贯反对屈服，坚强地主张抗战。在戊戌年，西太后复政以后，她硬不割让三门湾给意大利，她令浙江守土的官吏准备抗战。后意大利居然放弃了他的要求"32。当然，慈禧太后对于中国所处环境的认识、对于她的使命的认识远远不能和洋务派、维新派相比。她对外充满怀疑和敌视，以致最后充当了仇外的、不顾国家命运的极端保守势力的帮凶。慈禧本人在改革派和极端顽固派之间长期寻求平衡。在维护国家利益方面，她在大多数时期是坚决维护的。晚年慈禧从大难中突然醒悟，但显然历史从来不给关键的人物第二次机会。注释：

  1 Heinz Eulau: The root is man, see: Political psychology, edited by Neil Kressel, Paragon House Publishers, New York, 1993, p6.

  2(美)德龄：《慈禧后宫实录》，中文版，学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339页。

  3方家园，据说是慈禧的母家所在地，也是慈禧和隆裕两朝皇太后的诞生地。在今北京朝阳门内。参见(台湾)苏同炳：《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百花文艺出版社200年版上册第293页。

  4(美)I.T.赫德兰：《一个美国人眼中的晚清宫廷》，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5同上，第17页。

  6辜鸿铭：《我们愿为君王去死，皇太后啊！--关于中国人民对皇太后陛下及其权威真之前感情的声明书》，载《辜鸿铭文集》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黄兴涛等译，上册第25-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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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英)濮兰德·白克好司：《慈禧外记》，珠海出版社，1996年版第6页。

  8同上书，第15页。

  9(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中国社科出版社1993年版第534页。

  10同上书，第61页。

  11以上宣言见《中国近代史资料选集》第506页-509页，义和团的揭贴。

  12李希圣：《庚子国变记》，载王树卿、徐彻主编：《慈禧纪实丛书(二)·史说慈禧》，辽沈书社1994年版第226页。

  13同上书，第226页。

  14同上。

  15吴永口述：《庚子西狩丛谈》，载同上书，第334-335页。

  16李希圣：《庚子国变记》，载王树卿、徐彻主编：《慈禧纪实丛书(二)·史说慈禧》，辽沈书社1994年版第227-228页。

  17转引自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234页。马士引用的《景善日记》，其中慈禧太后的话和濮兰德·白克好司所著《慈禧外记》中所引用的《景善日记》太后的话有所出入。后者说太后得到伪造的照会后，说："洋人此次欺侮太甚，我不能再为容忍，我始终压制义和团，不欲开衅。直至哞日，看了外交团致总理衙门的照会，竟也要我归政，始知此事不能平和解决。……若此次各公使之照会，凌辱中国主权，其为悖谬尤甚。"太后又谓诸汉大臣曰："本朝二百余年，深仁厚泽，凡为吾赤子，皆视一体，无分南北。……今日予等受外国欺侮，正吾全国臣民，合力同心，以报国家之时，奋勉杀敌，永杜外侮，果能全国一心，何难制胜夷人。"可见慈禧太后开战的决心，同时也知她为开战冠以维护"主权"的名义，也足见她的复杂心理。

  18同上书，第233页。

  19《景善日记》，载《慈禧外记》。

  20同17，第249页。

  21《景善日记》，载《慈禧外记》。

  22同15，第337页。

  23同上，第336-337页。

  24德龄：《德龄忆慈禧》，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年版，第三十节："老佛爷的怨恨"。

  25同3，第28页。

  26同上。

  27《西巡大事记》，《清委外交史料》，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4册，第4008页。

  28同2，第340页。

  29同3，第219、293页。

  30唐德刚：《晚清七十年》，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339页。

  31濮兰德·白克好司：《慈禧外记》，珠海出版社1996年版第272页。

  32蒋廷黻：《中国近代史》，海南出版社1994年版第1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