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甘为《史记》受“腐刑”

甜橙

《文人那点事儿》连载（五）
司马迁甘为《史记》受“腐刑”



假如司马迁不曾遭受腐刑，他撰写的《史记》是否还能成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我想，恐怕会逊色不少。道理很简单——水，淡于血！

掺杂着血和泪汩汩流淌的词句，当然要比蘸着墨汁一笔一划书写的文字更触目惊心。经历过生死关口的痛苦挣扎，当然要比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更能洞悉生命的真谛……只是，作如此推想容易讨嫌，似乎漠视了腐刑给司马迁造成的终身痛苦。好在太史公并不计较那么多，他在《报任安书》一文中，毫不避讳地写道：“草创未就，适会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他为什么能做到“就极刑而无愠色”？因为他的终极目标是：“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倘若不是牵挂未竟的事业，他或许无须刽子手动手，早就自己做个彻底了断，成为“士可杀，不可辱”的形象代言人。正因选择了“苟活”，他油然对悲剧命运有了新的感悟：“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俶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氏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及如左氏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

腐刑，给司马迁心灵的重创丝毫不亚于肉体的痛苦；而肉体的永久缺憾只能依赖自我灵魂的加倍救赎。人在绝境中容易消沉绝望；可一旦发愤而起，他所释放的能量往往比原先更强大更激烈。只要查一查古今中外所有人杰精英的底细，大概为数不少是从人生灾难中完成了凤凰涅磐的。

尽管灾难常常与成功形影不离；然而，恐怕没有一人愿意为成功而主动去逢迎灾难的。生活中的消灾避祸逢凶化吉需要运气；可对于突发灾难逆来顺受绝处逢生，却需要大勇气大智慧大毅力。



“祸从口出”只因身为太史公

当司马迁（公元前146"前86年）为李陵仗义执言的时候，他是否想到过将要由此招惹巨大的厄运？或者说，他已经想到过将要由此招惹巨大的厄运，还能否再为李陵仗义执言？
我想，司马迁显然轻视了汉武帝的残暴。
而汉武大帝也显然是低估了司马迁的耿直。

不过，即便司马迁预感到了将要“祸从口出”，他恐怕还是会直抒胸臆，亮明观点。否则，他就不配做太史公，因为太史公的天职就是忠于历史，以史为命。春秋时代的太史伯三兄弟，仅为了决不更改“崔杼轼君”的史实而同赴黄泉，这种视死如归的精神，正是史官的本色。既然早已做好了献身于历史的思想准备，那么在广庭大众之下，坦率地陈述个人的见解，哪还用得着瞻前顾后？何况，李陵率五千步卒深入匈奴腹地，“转斗千里，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终因寡不敌众、兵尽力竭而被俘。念在李陵曾经率军“深践戎马之地，足历王庭，垂饵虎口，横挑强胡，昂亿万之师，与单于连战十有余日，所杀过当，虏救死扶伤不给……”功大于过，以功抵过，也是说得过去的。况且李陵投降匈奴，或许只是权宜之计。终究还是会寻找合适的机会，“欲得其当面报汉”。因为李陵的人品就是“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对于忠义之士，不能只看表面的投降，而应透过现象看本质，以便从长计议。

这样的回答，一定出乎于汉武帝的意料之外。满朝文武百官，他不可能一一点名征求意见，事实上，让所有官员都各抒己见并没有多大必要。可他却不可忽略司马迁的看法，因为这是史官的看法。自古以来，史官的位置就很特殊，从它诞生之初，即履行天文术数和祭祀之类的天官职责，后来又派生出记言记事的职能。尽管他们职位不高，能量却不可小觑。因为他们是历史的代言人。他们的观点也许就是历史的观点。故此，倘若司马迁不是史官而是别的什么官员，汉武帝也许不至于那么恼羞成怒，当面训斥几句也就罢了。可是，正因为司马迁处于“人卑言重”的位置，如此公开为降将歌功颂德，负面影响岂可低估？若不严惩，何以慑众！

汉武帝其实并不希望和史官过不去；从他指名道姓征询司马迁的意见这一点上，就可看出他对史官还是高瞧一眼的。他满以为司马迁也能随大流，像文武百官一样愤怒谴责李陵的投降行径；然而司马迁偏偏违逆了他的心意。于是原先怎么器重，此时就怎么气恼。而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一旦震怒，就绝不会“小气”——罚就罚得倾家荡产，治就治得生不如死！似乎稍微仁慈一点，他就不叫“武帝”。倘若换作“布义行刚”的景帝，司马迁替李陵鸣冤也就不算什么大不了的事！尽管司马迁扮演史官的角色，可他表述的毕竟是一家之言。如果有何不妥，斥责、鞭笞都能达到惩戒的效果，何必非得往死里整？



“苟活”是最痛苦的选择

然而，父皇有多仁慈，儿皇就有多凶残，仿佛是性格互补。汉武帝一变脸，司马迁就由史官化作阶下囚，并被交付狱吏治罪？

吏议看似秉公办案，实际上更绝，因为那帮狱吏丧尽天良，小案大办、轻罪重惩是他们的拿手好戏。

吏议的结果是驴唇不对马嘴——给司马迁安上了一个“诬上”的罪名。替投降将领辩护与诬蔑或诬陷皇帝，那绝对是两个概念。但前者最多只能按不同政见者处理，无法定罪；后者却属于犯了死罪。狱吏为了讨好皇帝，便宁重勿轻。如此判决肯定是迎合了汉武帝的心思，故而他并没认为有半点不妥。只是他稍稍动了恻隐之心，将死刑改作腐刑。这样，司马迁最不济也能保住性命。倘若他能花钱赎罪，还可避免胯下一刀。毕竟史官人才难得！

汉武帝满以为这是对司马迁的照顾，岂不料司马迁“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拿不出赎金，腐刑只能转年依法执行。腐刑就腐刑吧，那些太监不都是“腐刑”出身，一个个照样活得那么滋润，让司马迁挨一刀，换条命，也算值得。可他哪能想到，司马迁最受不了的就是这奇耻大辱。若干年后，司马迁还向好友任少卿沉痛地追述：


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

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剃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肢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

就是说，即便被五花大绑，被套上木枷杖击，被用钳子夹肉，或者被割掉鼻子、挖掉膝盖骨等等，都强过腐刑。因为腐刑最惨无人道！



历史上最有意义的一次交接班
说起来，冥冥中若有天意。

元封元年（前110年），汉武帝前往泰山举行封禅大典，太史令司马谈本应随同，却因病危滞留洛阳。弥留之际，出使西南返京途中的司马迁正巧赶至洛阳。这才使得父子俩在生死诀别之际，完成了历史上最有意义的一次交接班。学识渊博的司马谈哀婉地追述道：“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在重申了司马家族世代相传的太史传统之后，司马谈又倾吐了自己未偿的夙愿和愧疚：“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司马谈感于自孔子作《春秋》之后再无系统的历史著作，战国至秦汉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和英雄人物未能写入史书。而他本想修撰一部历史著作，却因病入膏肓无法兑现。故此，他拉着儿子的手郑重地托付道：“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俯首流涕，向父亲表示：“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修史的接力棒，就这样悲壮地传到了司马迁的手里。

三年后，司马迁果然继任太史令，并在参与制定《太初历》以后，开始了创建《史记》的伟大工程……

整个《史记》工程约摸历时14年。第六个年头，这座宏伟大厦只不过刚打好了基础，还显现不出未来的壮观景象。这时，倘因天灾人祸停止建设，既谈不上半途而废，更谈不上功亏一篑。最多让后人不知道曾有一部史学巨著，被流产于一次灭绝人性的刑罚之中！
“李陵之祸”，正是在这微妙时期不期而至……

假使没有父亲的临终授命，司马迁还能经得住身受腐刑的巨大创痛吗？我想，司马迁很可能越不过这道生命之坎。因为遭受腐刑之后，“身残处秽”的司马迁一度懵头转向，神思恍惚，心如枯槁：“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
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父亲的遗命帮他渐渐恢复了生活的勇气，找到了余生的方向。因为《史记》的直接创意人是他的父亲，间接创意人却是自周朝就担任史官的司马家族！个人的生命可以置之度外，家族的荣誉却不能轻易毁于一旦！

经历了这场生死劫，司马迁对生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视。当然，他重视的不仅仅是肉体的生命，更是他作为司马家族执笔人的《史记》的艺术生命！
艺术生命，绝对高于肉体生命！



鬼使神差般的“超前运行”

汉武帝或许意识到了惩处司马迁过于严厉，在司马迁刚一出狱就将他升任中书令。可这种姗姗来迟的悔意能够弥补暴君的罪孽吗？司马迁大概从骨子里也不会“谢主隆恩”！然而，在皇权至高无上的时代，别说是汉武帝对忠直的司马迁施以腐刑纯属小事一桩；卫太子刘据怎么样？那可是他的亲骨肉，且还是未来皇位的继承人，却只因听信谗言，致使太子蒙受“巫蛊事件”的不白之冤。日后他终于查明了这场闹剧的真相，可卫太子和他的母亲卫皇后早已命赴黄泉。他悔恨至极，命人在太子殉难处建了一座思子宫；这有何用？卫太子再被父皇思念也不过是永久的冤魂！……可惜，人只有后悔没有前悔，于是历史上便有了那么多不该发生的惨剧！

还是司马谈对自己的儿子更了解更信任。虽说修史的接力棒是在洛阳临危授命的，但志存高远的司马谈肯定早就料到，像《史记》这样巨大的工程不可能是在他这一代完成。因为修史的关键是占有充分的史料，而他穷尽一生之力，也就只能大致完成资料的准备，故此他的任务就是为儿子铺好创作之路。而他也确实有理由相信儿子的天才——司马迁（公元前145年）生于夏阳龙门（今陕西韩城）。那里南临黄河，北面50里是著名的龙门山，相传大禹曾在龙门凿山治水。韩城古称少梁，屡为秦晋、秦魏厮拼的战场，留下了丰富的历史传说和故事。司马迁从小就受到故乡文化底蕴潜移默化的熏陶，养成了自觉读书的习惯，“年十岁则诵古文”，尤其是受太史世家的影响，他的阅读范围极为广泛，从三坟九典、诸子百家，到春秋战国乃至秦汉历朝的公文档案，都一一涉猎，打下了扎实的史学功底。教子有方的司马谈自然是儿子最直接的导师。他不光指导儿子读万卷书，更注重策划儿子行万里路。故此，司马迁“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如此明确的漫游路线，很可能出于司马谈的特别“委托”，年轻的司马迁才不至于盲目地游山逛水，而是极有目标地进行实地考察。他探访过大禹的遗址，“观禹疏九江”；凭吊过伟大诗人屈原，“余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泪，想见其为人。”历齐鲁，他崇拜千古师表孔夫子，“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
。游丰沛，他悉心收集楚汉相争的轶闻逸事。过大梁（今河南开封），他感受魏公子信陵君为夷门监侯生枉驾屈尊的情形……司马迁的东南漫游，开阔了眼界，拓宽了胸襟；再加上他“仕为郎中”之后，又“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无形中已完成了创作《史记》的书本知识和地理知识的双重储备。当他笔力纵横左右逢源之时，他多么庆幸自己鬼使神差般的“超前运行”！



遭受厄运后的心路历程

腐刑极大地摧残了司马迁的身体，却促使摆脱了死亡阴影的司马迁抗争意识更加自觉。没有资料表明，司马迁重新拾起《史记》之后，首先开笔的是哪一篇？但毋庸置疑，《史记》真正能打动人心的篇章，一定是在战胜了腐刑的巨创之后书写的。全书共有一百三十卷，其中本纪十二卷，年表十卷，书八卷，世家三十卷，列传七十卷。只要将司马迁创作《史记》占用的十四年按前六后八大致一划分，我毫不怀疑，司马迁是从“世家”开始起笔的，而《越王勾践》最有可能是他的第一篇！即便他是按照历史顺序来写“世家”的，但惟有勾践最对心思，他稍做一下调整也并不费事。

这段文字，简直形象地再现了他遭受厄运后的心路历程：

勾践之困会稽也，喟然叹曰：“吾终于此乎？”种曰：“汤系夏台，文王困羑里，晋重耳奔翟，齐小白奔莒，其卒王霸。由是观之，何遽不为福乎？”

吴既赦越，越王勾践反国。乃苦身焦思，置胆于坐，坐卧即仰胆，饮食亦尝胆也。曰：“女忘会稽之耻邪？”身自耕作。夫人自织，食不加肉，衣不重采……

历史人物与作者情绪的宣泄不谋而合。字里行间，流溢着一股不屈的反抗精神。正因为作者对暴政深恶痛绝，揭竿而起的叛逆英雄陈涉便得以隆重登场——

……陈涉少时，尝与人佣耕。辍耕之垄上，怅恨久之，曰：“苟富贵，无相忘。”庸者笑而应曰：“若为庸耕，何富贵也？”陈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二世元年七月，发闾左谪戍渔，阳九百人屯大泽乡。陈胜、吴广皆次当行，为屯长。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陈胜、吴广乃谋曰：“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

“世家”只不过是司马迁的一个过渡。待等进入“列传”，各路豪杰便来了个风云大聚会，各显英雄本色。有为变法献身的商鞅，有巧布合纵、连横之术的智士苏秦、张仪，有将相和解的廉颇、蔺相如，有怀石遂自沉汨罗的爱国诗人屈原……司马迁对悲剧英雄的分析，更俨然如同自我心理的诊治。他评议为替父兄报仇而流亡国外的伍子胥：“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他突出韩信对诸将解说忍受胯下之耻时的心理动机：“方辱我时，我宁不能杀之邪？杀之无名，故忍而就于此。”

司马迁在歌颂忍辱负重精神的同时，也没忘记借悲剧英雄发出悲愤的呐喊。为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了卓越功勋的蒙恬，屈死前喟然长啸：“我何罪于天，无过而死乎？”有开国之功的汉将韩信，被诬谋反遭灭族，斩首前仰天长叹：“吾悔不用蒯通之计，乃为儿女子所诈，岂非天哉！”飞将军李广，战功赫赫却屡受排挤。他疑惑不解：“而广不为后人，然无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岂吾相不当侯耶？且固命也？”

受过腐刑的司马迁将生死置之度外，《史记》选取的人物便不受条条框框局限。在史书上，他第一个将刺客写得那么光彩照人，最著名的当然是刺杀暴君秦始皇的荆轲。同时，他也没忘了记录那些酷吏，以及靠舔屁眼飞黄腾达的佞臣！

《汉书》作者班固，虽然也写了《司马迁传》，却对司马迁的叛逆精神颇有微词，指责司马迁写《史记》“是非颇缪于圣人”，并且最失当处在于“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班固能看出司马迁与所处时代的不和谐音符，但他并没有真正理解司马迁。两个史学家的区别在于，一个处世哲学建立在正统的观念上，另一个人生哲学建立在肉体的煎熬上。而这正是司马迁远远超过班固的无可比拟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