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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遥远和缺少史料，很多东西成为了迷雾，甚至难以从旁敲侧击的考证推论中找到答案。
给人戴高帽有时候并不是什么好事，然而历史成就了很多这样的潜规则。司马迁的身边没有那么多光环和美誉，至少在当时，他里程碑似的意义仅仅被限于那本厚厚的《史记》。但从冰冷的历史和浩瀚的史籍中，我们还是看到了司马迁留给我们温情和鲜活的一面，也让我们更加走近了历史的真实，只因为一封书信，一封被人称为千古奇文，可以和离骚并论的文章。
名字叫《报任安书》。
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和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前后相差了十年，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这个差别实在是微乎其微，但无论怎样我们都可以认定那一刻在左冯翊夏阳即现在的陕西韩城西南诞生了一个后来称得上伟大的人物。
我一直认为父亲对儿子气质情操理想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武帝即位后做到太史令的司马谈给少年的司马迁提供了更多的享受阅读的机会。司马谈广博的学问修养，明晰的思维和判断精神，他对道家的极度肯定和赞扬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后来的司马迁。司马迁用了十多年的时间创作恢宏的《史记》和他在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因李陵事件受宫刑后表现出的顽强及平和佐证了这一点。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司马迁在二十岁那一年实践这这个读书人的信条，他开始了漫游生活。“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闚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这样总结自己，这以后“仕为郎中”；又“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丰富的实践活动极大地陶冶着司马迁的情感，不断扩大着司马迁的胸襟和眼界，他接触到了人民的生活，体会到了布衣的感情和愿望。
元封元年(前110)，父亲司马谈的去世又让司马迁痛哭流涕，他深深牢记着父亲的遗愿。“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三年后，司马迁继任为太史令，“绝宾客之知，亡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迸发出了极大的热情。这个时候的司马迁有着兼济天下的豪情和“推贤进士”的意气，所谓“私心”，无非一片衷心。
正当司马迁专心著述的时候，巨大的灾难降临在他的头上，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因李陵事件而下“蚕室”，受“腐刑”，身心遭到极大的摧残和耻辱，他想到了死，但又想到著述还没有完成，终于从“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等先贤的遭遇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于是“就极刑而无愠色”，决心“隐忍苟活”以完成自己著作的宏愿。
傅雷说：“不经劫难磨炼的超脱是轻佻的。”司马迁完成了一个伟大的蜕变。
朋友是一种力量，从贫困生活中走出的任安更懂得这个词的含义。然而他也正笼罩在一场巨大的阴影中。征和二年（前９１）朝中发生巫蛊之祸，江充乘机诬陷戾太子，戾太子发兵诛杀江充等，与丞相刘屈耄军大战于长安，当时任安担任北军使者护军（监理京城禁卫军北军的官），乱中接受戾太子要他发兵的命令，但按兵未动。戾太子事件平定后，汉武帝认为任安“坐观成败”，“怀诈，有不忠之心”，论罪腰斩。任安给司马迁的信已无从考证年月，但我们还是可以从《报任安书》中看到他的款款衷心和不尽的情意。任安的鼓励批评让司马迁陷入了对历历往事，人生信仰，地位和生活的深深思考之中。
没有人不被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的直言和坦率真诚感动，然而很多人在不自觉地给《报任安书》冠以目的性，冠以功利性。朋友之间的性情之至，肺腑之言被忽略了。实际上很多的历史的迷雾我们从文字本身就可以看到，见字如面。司马迁在回信中有这样一句话，“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就任安也不会不是这样。“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的无奈无时不在上演着。如果说真有私心，那就是司马迁的隐忍，他的身遭极辱而苟活，他的心中那个不灭的信念和理想。“仆诚以著此书,藏诸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现,虽万被戮,岂有悔哉。”他没有忘记父亲临终的寄言，把完成这个愿望作为自己最高的理想来实现，其他的一切都在他坚韧顽强的毅力面前烟消云散。
从《报任安书》我们能看到一个鲜活的司马迁，他正慢慢走来。
至今，在中国蜡像馆里，他的蜡像矗立在那里，从他高扬的头颅上，我们能看到他那双流露出力量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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