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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中午,信步到华师一号教学楼历史文化学院，在司马迁铜像前伫立良久，感觉铜像作者意在通过雕像的额头、胡子、眼神等，塑造出太史公的倔强个性，以此符合历史形象——司马迁冤领宫刑（被阉割生殖器）之后，忍辱负重,写出“穷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
可惜,我觉得铜雕有点牵强。遥想历史上的司马迁,为规避祸端,应该是婉转承难的吧,也该是一副淡定自若的面具才对,如真是这一脸的“凛然不可侵犯”，则必招致杀身之祸。我想，大概是作者创意发挥之结果。不过,也无伤大雅.
但我还是固执认为,司马迁的铜像不应该供奉在高校的历史文化学院的殿堂里 ，而应该放在华师大2号教学楼的文学院或新闻学院中。从严格意义上考量，司马迁不是个严谨的历史学家，他最伟大的成就,应该是在文学和语言的造诣上，由他炮制的《史记》，是一部标准的世界文学名著,可谓空前绝后,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通读《史记》原文多遍，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司马迁记录的历史，绝对是经过前人或当代人以及他个人修饰过的历史，大致的轮廓及时间可能都没有原则性差错，但历史事件的戏剧性和冲突性，以及对人物酣畅淋漓的刻画描写，还有简洁精辟的评论，绝对不是历史原貌，它体现的只是司马迁的才情及“即史发挥”。曾经有一种在史学界很流行的论断，中国古人对历史的研究有个特殊情况，无论写断代史还是编年史，一直都允许作者自己有一定程度的发挥，最关键是要写的好看，事实上，无论《史记》、《汉书》，还是《吕氏春秋》等浩如烟海的典籍，都以好看奇轶为重要准则。也许，从考古求证的角度看，这种宽容不是务实的精神，但是，也正因此才培养了一大批文史兼优的大家。契可夫说：“历史就是历史学家在笔尖之下流动的偏见”，这里的偏见应该广义理解成“作者自身见解”，此之谓也。
去年10月，我曾在省图书馆听武大一个博士导师讲“汉朝名帝”，当耐着性子听他讲了2个半小时的汉高祖、汉武帝、汉景帝后，我惊讶地发现，这位博士导师旁征博引的所有掌故，其出处都来自《史记》，整个讲座有着非常明显的演义味道。讲座结束后，我避开公开提问时间，私下很礼貌地问：“李老师，我注意到您讲座的事实来源全部是《史记》内容，您认为《史记》中对三个汉朝皇帝的记载，是真正的历史原貌吗？你告诉大家的是历史吗？”
这位先生有点愕然，迟疑片刻后回答说：“应该不是真正的历史，至少有差距。但我们只能依据《史记》，相对其它野史来说，后人只能通过正史书籍来寻找历史。”不能说博导的表达毫无道理，但我无语。我本想还继续追问：“在您看来，何谓正史，何谓野史？判断标准科学吗？”但看看他若有所思的样子，就打住了。
我一直坚持认为，《史记》不是什么真正意义上的史学著作，它更大的成就在于，它就是一本历史人物传记，一本文笔铿锵、笔锋凌厉、语言生动的传记。司马迁是一个文学大家，一个会讲故事的高手，他还有着登峰造极的语言天赋。我记得11年前华师大文学院有一位叫戴建业的先生说：“司马迁的文字真是潇洒，他应该是中国的散文大家。”潇洒，这个词真好。
是的，真的很潇洒。我在阅读中，感觉最好的是《史记》中对动作、场景的描述，还有对人物的刻画，都是标准的叙事手法，小点切入、有点有面、娓娓道来，短句短语、动感有力、先抑后扬、起承转合、不事雕琢，宏观微观兼并，文气通畅，可谓精彩绝伦！我真不知道，中国研究新闻传播或新闻写作学的老夫子们，都到哪吃干饭去了？说什么美国《华尔街日报》手法之类，是全世界新闻写作的通行手法，那些比及司马迁，可要迟了几千年，还值得顶礼膜拜吗？让记者潜心研究一下司马迁是如何表达文字的，该多好。可叹。
我不敢断言，当前中国有些记者过度崇尚《华尔街日报》技术，而不读《史记》，更不说通读《史记》原文，能不能将此简单理解成是“崇洋媚外”。或许，是他们文言文功底欠缺，无法捧读吧，如此，就应该情有可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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