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经济思想的现代阐释(二）

taishici

一、《史记》中关于“理性人”与“看不见的手”的思想


现代经济学的基石是“理性人”假设，一切经济分析的基础便是建立在这一假设基础之上。“理性人”假设最早由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提出。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的《国富论》标志着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问世。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认为人是理性的，要为自己打算，每个人都是自己利益的最好判断者。人们从事经济活动，无不以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为动机。亚当·斯密谈到：“我们决不能指望从屠夫、酿酒师或面包师的仁慈中获得我们的午餐，而只能从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关切中来获得。”[1]但是，亚当·斯密并不是以批判的态度来看待人的这种自利行为，相反，他认为每个人的一切活动都受利己心支配，每个人追求个人利益的结果会促进整个社会的共同利益。可见，理性人的存在是市场经济的基础，人们只有在市场中追求个人利益才能保证均衡价格的存在。正如茅于轼（茅于轼，1997）所说：“人是自利的生物实在是人类社会的大幸。由此，人类才有了最终的大同世界的理想。如果人是利他的，则任何理想都不可能建立起来。”[2]
中国文化受儒家思想影响，强调仁义礼义，追求私利被看作道德败坏的表现。例如《论语》里的记载“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仁义而己，何必曰利”都反映了这一思想。因此，尽管实际行动中还是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但常常冠以冠冕堂皇的理由。司马迁在《史记》中抛开儒家思想的影响，站在客观的立场，肯定了个人追求个人利益的合理性。司马迁认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即普天下之人的一切活动无非都是在追求利益。同时，司马迁认为追求利益是人的正当活动，提出“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的观点，认为求富是人的本性，天生就有，不需要学习。正是因为人们的求富思想，人们才会乐于努力工作，获取想要的东西，实现“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这就像水从高处流下，日夜无休止一样，“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由此可见，司马迁已经隐含地提出了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即我们大家已经熟知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
司马迁在肯定人们的求富本性的同时，对求富的手段也进行了评价：“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本富是指靠农业致富，末富是指靠从事工商业而致富，奸富是指靠玩弄智巧、甚至违法而致富。从中可以看出司马迁已经意识到市场经济有可能使人道德沦丧，在求富的过程中有可能损人利己，所以，司马迁提出“求富有正道，奸富不可取”。从伦理道德的角度约束人的行为。



[1]

亚当·斯密：《国富论》，新世界出版社2008。P12


[2]

茅于轼：《中国人的道德前景》，暨南大学出版社1997。P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