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司马迁”专题阅读资料（二）

汉武大帝

“走近司马迁”专题阅读资料（二）





2000多岁的偶像　　　文 / 雪里吟香
说来惭愧，这么多年，我竟然没有一个自己喜欢的偶像！
不过现在，我终于找到了自己铭心刻骨喜欢的一个人！

他很不年轻，他是越老越有魅力的那种人。他很有知名度，虽然他身体有缺陷。他文章写得很好，却从来只写别人，很少写自己。他有天大的痛苦，却极少宣泄呐喊，只是默默嚼碎了悲愤，淡淡揉进别人的故事。
他是——
司马迁！


写下这个名字，似乎听得到每个字砸下时铿锵有力的声音，就连心，似乎也被砸得有点生疼。他生于公元前145年，2000多年的岁月，已将这名字打磨得流光溢彩；无数目光的投注，已给它镶金镀银！

喜欢他，不为他的文采风流，说实话，“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我没读过多少篇。喜欢他，只为他留给世人的唯一一篇书信《报任安书》。

恍惚记得第一次看到这书信的震撼，震撼到无言，震撼到吃惊，震撼到晚上觉也睡不好，满心满脑牵挂的都是，那样博览群书通晓历史的一个才子，那样正值倔强高贵伟岸的一个男人，怎么竟然受到那样的奇耻大辱！怎么竟然能忍辱负重地活下来！活下来还不算，竟然还写出那样洋洋洒洒蔚为壮观的鸿篇巨制！想来想去辗转难眠，脑子里飞来飞去的都是一个沉痛悲愤而苍凉的声音在念着：

“且勇者不必死节，怯夫慕义，何处不勉焉！……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

“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戮笑，以侮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
这样折腾了一晚上，早晨起来，无意中发现，自己已经背过其中的好多段子。就这样一下子掉进他的漩涡，很难再重重地喜欢上别人。


喜欢上他，不是件轻松的事情。喜欢一个人，就想多了解他一些。我也不例外。我常常闭上眼睛，让自己去感受他所承载的苦痛和挣扎，肉体上的、精神上的。
他是有妻子的，那个时候，他该用怎样悲凉羞愧的眼神注视她，抑或根本不敢再正视她？
那个时候，他还是要硬着头皮把官做下去，他又怎么去面对旁人含讥带笑的眼光？
那个时候，他还是要卑躬屈膝天天去朝见那个毁掉他男人之根的皇帝，他如何克制

才能没有丝毫的怨尤之气显露？这样想着，虽然没有如他那般“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却也常不寒而栗，有时竟会不自禁地打个哆嗦，惶恐得跌回现实。每每此时，我不得不承认，我自己是个弱者，我接受不了如此痛苦生活的现实，而对他的崇拜，也往往会更深一重。

我也会想，假如当时他撑不下去，选择了死亡，他得到的会是什么？
嘲讽的讥笑！？
轻蔑的忽略！？
廉价的同情！？
……
哪一项，可以抵偿那令人齿冷心寒的奇耻大辱？
哪一项，可以抹平那些煎熬岁月里的血与泪？
他将不过如一根鸿毛，轻飘飘滑过历史的天空，留不下半点颜色，击不起一丝涟漪。
念及次，我不禁脊背发凉、额头冒汗。

拿破仑说：“忍受痛苦比接受死亡需要更大的勇气。”然而，在众人一以冠之的大勇面前，他还有怎样的大智与大悟呀！他深邃如海的眼睛，看透了人性，看尽了世态，看开了人生，看穿了历史。仿佛一夜之间，他溯古瞻后，活了千年心路，历史缩成他手中一条纹理分明的丝带。于是，他闭一闭眼睛，将所有的痛苦，所有的羞辱，所有的讥笑，所有的苍凉，从眼底压到心底，从沸腾的血液压进坚硬的骨髓。然后，他站起来，稳稳心神，揉揉在帝王脚下曾跪得有些发酸的膝盖，坐到书案边，苦心孤诣、殚精竭虑、焚膏继晷，留给后人一个挥毫泼墨的背影，留给历史一部光彩夺目的《史记》。在肉体的戕害和精神的重压之下，他用信念和意志撑起脊梁，让自己百炼成钢，让文墨万古流芳！而残缺的他，终于可以比任何人都活得更有价值，更有尊严。

抚摸着他留下的文字，呼吸着充斥在文字间的他的精神与意志，我的思绪跳动成激烈的鼓点。我想毫不掩饰地大声说：“这个男人，我喜欢！他，可敬，可爱，可钦，可佩，可嘉，可颂，可歌，可泣！他用浓烈的感情赞美他心中的英雄屈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其实这正是对他自己，最恰如其分的评价。

喜欢过李白的潇洒不羁，喜欢过陶渊明的恬淡自然，可是把他们作为男人去审视，总能发现他们的另一面和不足。陶渊明失之清高，意淡心闲的男人，生在富贵之家，展其风度，见其情调，清贫百姓的日子，女人跟着会挨饿。李白快乐的时候一定好玩的很，但不快乐的时候，想来会大男子主义，很不好玩。而对司马迁，真的是喜欢到了骨子里。其实脑子里完全没有他具体的样子，努力想的话，也只是泛起一双黑暗中深沉正直的眼睛，井水一样，深厚沉静。设若还原他到现实生活中，设若他没有那样惨痛的经历，他也一样该是这样优秀的男人吧：厚重沉稳如山，宽容博大似海，坚忍专注如钢铁，冷静自如似修竹；他胸中有历史万象沟壑万千，绝不会和女人一般见识；他写得一手好文章，嘴上绝不聒噪。这样说，有人要误会他是乏味学究的男人了，其实你细细读他的文章，有那样充沛的感情，横溢的才华，有那样对人物性格准确的体会和把握，他绝不是无情无义之辈。只不过，悲惨的遭遇，压抑了他太多。他胸中哪怕藏着火山岩浆，喷出来也不过是一点点烟花的闪现。比起那些一点挫折就将之放大无数倍痛苦欲绝的人，司马迁简直可以作为神来膜拜。

他是人中大写的人，他是丈夫中的伟丈夫。他顶天立地站在历史的制高点，将自己矗立成一个大大的惊叹号，深深扎进每个人的心中，让强者以他为伴，不再孤独，让弱者因他汗颜，催生勇气！

在人们的精神世界普遍萎缩的今天，在竞争带来的种种心理问题甚嚣尘上的今天，在颓废、萎靡、迷茫、抑郁和绝望蛇一样匍匐在文学的圣坛洪水一样淹没越来越多的人的今天，我想告诫所有因为工作和生活的小不如意而烦恼重重的人们，当你悲观绝望的时候，不妨想一想司马迁。在他面前，我们风花雪月中酝酿出来的哀愁和泪水，不过是精致的花瓶，脆弱得不堪一击。而他以残缺之身，诠释人格的完整；以受伤的灵魂，挑战人性的极限！把明星和时尚人物当作偶像，也许会让我们在他们的宝马香车潇洒风流声名突起面前越益失衡。而在司马迁深沉坚定目光的注视下，我们的心灵会多注入一份勇气，多涌入一份执着，多一份路到绝处另辟径的潇洒，多一份车到山前必有路的豪情！


每次想起他，都像刮过一阵清新刚健的海风，心中的迷雾渐渐散去，脑中的混沌渐渐豁朗，而笔下的文字，也挣脱了灰色的云雾，欢欣积极地向着清新硬朗健康的阳光奔去！

著名的文艺评论家肖云孺老师，在游览司马迁故乡陕西韩城的时候，写了这样一副对联来赞美他：百代奇文，千秋惊魂，一游追思，永续永存。请允许我冒昧改为：
百代华文，千秋奇人，万世追思，永续永存。
谨以此联作为司马迁忠诚的粉丝对他表示的无上敬意和喜欢。还有，我要找来他的书，彻头彻尾读一遍了。

血泪凝成的奇文
－－司马迁《报任安书》评赏
徐敬

　　司马迁，这个伟大的名字，在中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闪耀着光辉。人们敬仰他，为他的伟大著作，也为他的伟大人格。《报任安书》里，有他不幸遭遇的申诉，有他深刻思想的剖白，有他坚定志向的袒露，有他愤激之情的倾泻，有他“死曰，然后是非乃定”的自誓。《报任安书》是司马迁伟大人格的集中而直接、深沉而辉煌的最终展示。

　　天汉三年（前98），司马迁因替兵败匈奴的李陵辩解而获罪下狱，惨遭宫刑。太始元年（前96）六月，遇大赦出狱，之后作了中书令。中书令是汉武帝新设的官职，“领赞尚书，出入奏事，秩千石”，表面看来，中书令比太史令高，更接近武帝，好像是“尊崇任职”；实际上，司马迁以一个宦官的身份在内廷侍候，用他自己的话说，不过是一个“在闒茸之中”的“扫除之隶”。　

　　可是，司马迁的朋友任安不了解内情，他以为司马迁位居机要职务，身在皇帝左右，容易乘机进言。所以，在征和二年（前91）的四五月间，写们给司马迁，让司马迁负起和朝廷“推贤进士“的责任。司马迁觉得实在难以照任安的话去做，就一直没有回信。后来，信得过发以戾太子举兵事下狱，可能于十二月处斩，司马迁恐怕自己终于不能够向朋友抒发满腔的悲愤，恐怕使朋友与世长辞的灵魂抱恨无穷，于十一月写了这封回信。

　　直观地说，这封信主要是答复任安，说明自己没能听从他的话“以推贤进士为务”的原因；而深层地看，这封信主要是书写完成不朽著作《史记》而殉身的意志。前人对《报任安书》有极高的评价，赞誉它是“绝代大文章”、“宏制巨篇”、“百代伟作”，是“天下奇文”。“奇”，罕见、非凡之谓也，它的确是一篇由奇冤、奇志、奇气、奇才凝结而成的天下奇文。
　　奇冤

　　司马迁自年轻时出入宫廷之曰，就“绝宾客之知，亡室家之业，曰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这次李陵兵改，他见主上为之食不甘味，惨怆怛悼，诚欲效其款款之遇，以广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辞。出于一片忠心，司马迁为李陵出面说话。

　　司马迁与李陵并无私交，只是观其为人，“有国士之风”，特别是在匈奴入侵时，能万死不顾一生，赴国家之难，这更比全躯保妻子之臣要高尚的得多。不能因为举事一不当，就媒孽其短，落井下石。李陵的失败，主要是由于寡不敌众，而他的浴血奋战、拼死捕斗，其功劳足以暴以天下。他身虽陷败，“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面报于汉”。　司马迁为李陵的辩护又是一片公心。

　　尽管司马迁为李陵的辩护有值得商榷的地方，然而他的拳拳之心是曰月可鉴的。可是，汉武帝却认为他“沮贰师”、“诬上”，而判处宫刑。应该指出的是，司马迁为所谓的李陵事件受刑，只是武帝的一个借口而已。更为武帝难以容忍的原因，就是司马迁“草创未就”的《史记》中有许多进步的，但不能为当时所容的观点。不过，这次“以口语遭遇此祸”，是司马迁万万没有料到的。司马迁通过自己的不幸遭遇，倾诉了满腔的委屈之情，控诉了社会政治的黑暗与凶残、公卿达官的势利和冷酷，控诉了汉武帝善恶不分、残害忠良的刻薄寡恩和刚愎昏庸。司马迁的一片忠心和公心，换来的却是“深幽囹圄”、“佴之蚕室”，这是怎样锥心刺骨的悲愤，是怎样的冤愤！

　　《报任安书》如果仅仅是记下这千古奇冤，那还成不了千古奇文，因为这种奇冤在封建社会并不是个别的，更为重要的和最为根本的是，司马迁在蒙受了这样的奇冤后，还以惊人的勇气和顽强的毅力，实现了自己完成不朽巨著《史记》的“奇志”。
奇志

　　在古代，宫刑是一种极其惨无人道的酷刑。对司马迁来说，这是一个难以忍受的侮辱，是对他肉体和精神的无以复加的摧残。古人说“士可杀不可辱”。在这种情况下，死，的确比活着更容易，事实上司马迁的确多次想到过死，但是，他终于*着他深刻的思想和伟大的志向活下来了。

　　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曲折地写出了自己对荣辱、对生死的深刻思考，把不甘受辱、想引决而终未引决的痛苦选择讲得清晰而动人。他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司马迁是个有血性的人，他赞成有价值有骨气的舍生取义，反对只怕受辱的无意义的死。为了死得重于泰山，有时就要忍受比死还要难堪的奇耻大辱，以图曰后之功业。如果怕受一时的污辱而放弃理想、丢下事业去死，那是轻于鸿毛的。司马迁的生死、荣辱观充满了辩证法：是宁死不辱，还是忍辱求活，这要综合主客观多种因素分析权衡，要看怎样做才对社会、对后世更有价值，更有贡献。他在《伍子胥列传》中说过：“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他用这个尺度来衡量古人，也用这个思想来指导自己的行动。“假令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他的这种为了实现自己尚未实现的理想、完成自己尚未完成的事业而坚韧不屈的求活精神，是更为令人感动，令人钦佩的！

　　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还举出了被后世称颂的古代卓越人物的例子，如文王、孔子、屈原、左丘、孙膑等，说明他们都是经历了苦难、遭受了屈辱而“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给后代留下了宝贵的文化财富和精神财富。他正是以这些仁人志士来自比和自励，“述往事，思来者”，决心用写历史的办法，“上明三王之道，下辩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贼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太史公自序》）。

　　司马迁知道，由于他的书暴露和鞭挞了大汉帝国黑暗、腐朽的一面，因而受到统治者的忌恨，人也遭到汉王朝的摧残。他的《史记》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可能被摧压、被禁止，但是，他深信“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总会有一天它将大行于人世，它将象曰月一样放出光华，象大山一样高出于历代皇帝的陵墓之上。为了完成这样的著作，实现这样的理想，他“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虽万被戮，岂有悔哉！”

《史记》终于完成了，司马迁也默默地死去了。人们甚至不能确切地知道他卒于何年。“死曰，然后是非乃定”！司马迁在蒙受“奇冤”的情况下实现了自己的“奇志”，这里面冲激着他怎样的“奇气”啊！
　　奇气

　　对这封《报任安书》，司马迁自己说是“舒愤懑之作”，前人也评价说：“志气盘桓”（刘勰《文心雕龙*书记》），“厚集其阵，郁怒奋势，成此奇观。”（李兆洛《骈体文钞》）它的最大特点，就是作者胸中有气，倾泻笔下，喷涌而出，使文章不仅以事以理晓人，而且以气以情动人。

　　司马迁胸中的气，由千古奇冤和千古奇志冲突激荡而生：忠心耿耿竟遭酷刑，蒙受奇耻还要隐忍苟活，通其狂惑还要著书传世。这里有受委屈、受侮辱而压抑无告的极度悲痛，有对黑暗现实、对残暴统治者的无比愤恨，有决心洗刷耻辱、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慷慨激昂，有对自己事业的正义性和完成这个不朽事业的坚强信念。这奇气贯穿全文，渗透于记叙议论之中。蕴含于每一字、每一句之中；这奇气波连云涌，纵横排宕，由压抑而为喷薄，由沉郁而为高亢。由悲叹而为呐喊，由忍受而为抗争，使文章具有一种撼人心魄的巨大力量。清人吴楚材说：“其感慨啸歌，大有燕赵烈士之风，忧愁幽思，则又直与《离骚》对垒，文情至此极矣。”（《古文观止》）

　　《报任安书》表现了司马迁的无辜之冤、愤激之情、生死之观、著书之志，显示了司马迁的伟大人格，这就是：有伟大的理想，伟大的意志，伟大的毅力，有为了伟大事业而甘愿“就极刑”、“万被戮”的非凡勇气。这奇冤、奇志以及由此激荡而生的奇气，构成了深厚的内在底蕴。而这奇的思想感情、深厚的内在底蕴，又由于司马迁的“奇才”－－杰出的写作才能，而得到了最完美的艺术形式，得到了最为准确、鲜明、生动的表现。
　　奇才
　　《报任安书》表现出炉火纯青的结构艺术和语言艺术。
　　高超的结构艺术。
　　《报任安书》线索清晰、层次严谨、首尾相合。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主要是书写自己为完成《史记》而殉身的意志；然而，作为一封复信，必须应答对方来信，所以，司马迁自然把“难以推贤进士”的原因作为贯穿全文的线索。他在一开头便说，之所以没有遵照任安的指教去做，是因为“身残处秽，动而见尤，欲益反损”，没有推贤进士的地位和资格。在第二段对这一点作了具体阐述：援引历史事例，说明宦官“自古耻之”，然后用今昔相衬的方法，说自己过去“厕下大夫之列”时尚无所建树，现在“已亏形为扫除之隶”，又怎么能“仰首伸肩，论列是非”呢！第三段详细陈述因李陵事获罪的经过。从结构上看，一方面回答了为什么会“身残处秽”，一方面也照应了“厕下大夫之列，陪奉外廷末议”的后果。至此，司马迁把“难以荐士”论说得很充分了，于是，这条明线便隐伏为暗线。第四、五段，阐述了自己“身残处秽”而“含诟苟活”，即自己的荣辱观、生死观，成为全文最重要的部分。直到最后一段，线索再次突出，重复强调自己目前的屈辱低*、痛苦不堪的境遇，与开头的身残处秽、不能荐士相呼应。
　　司马迁高超的结构技巧，更突出地表现在迂回曲折的结构方式。

　　司马迁从前98年受宫刑，到前91年写这封信，度过了七年的漫长岁月。他表面上“从俗浮沉，与时俯仰，以通其狂惑”，而内心深处却是“肠一曰而九回”。其忧愁激愤积郁胸中，越积越深，所以一旦受到触动，就不觉要汹涌而出。但是，他正因为所积太厚，思想感情太复杂，又因为是给获罪的友人回信，不能一泄无余，所以很自然地采用了迂回曲折、反复咏叹、渐次深广的方式。从第一段的“独抑郁而谁与语”，到第二段述说刑余之人的耻辱卑*而发出的“嗟呼！嗟呼！如仆，前何言哉！尚何言哉！”再到第三段述说为李陵事遭刑蒙冤而发出的“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为俗人言也。”造成了欲说而又停顿，停顿而又不能不说的深层涌动。终于，在前文的铺垫、蓄势之后，感情的洪水一泻千里了。从第四段的“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到最后一段的“死曰，然后是非乃定”，终于长彻底将受辱不死、著书自见的真实心迹和信念大白于天下，就象黄河之水在经过九曲回环之后，终于滚滚滔滔流向大海。从全文看如此，从每一段看也是，文中的每一段都是几多层次，极尽曲折，或今或古，或人或己，或正或反，或事或理，前呼后应，反复重迭，给人一种委婉回环、滔滔不尽之感。恰当地表达了司马迁感情的悲愤，理性的思考；把个“九曲回肠”表现得淋漓尽致而又深刻蕴藉。

　　明代孙执升说：“却少卿推贤进士之教，疗自己著书垂后之意，回环照应，使人莫可寻其退迹，而段落自尔井然。”（《评注昭明文选》引）
明方孝孺说：“回旋曲折，抑场喷伏，而不见艰难辛苦之态，必至于极而后止，”（《与舒君书》）
　　《报任安书》既一脉贯通，清晰而严谨纵横捭阖，迂曲而畅尽，这是《报任安书》具有强烈艺术感染力和震撼力的重要原因。
高超的语言艺术。
　　《报任安书》词语丰富，句式灵活，辞格多样，酣畅淋漓地表达了作者的思想感情，

　　从词语方面看，同义词、反义词、褒义词、贬义词，书面语、口头语，应用得心应手。例如，仅获罪进监的说法就有十多种：拘，办，受械，衣赭衣，关三木，罪至罔加，系狱抵罪，卒从吏议，佴之蚕室，具于五刑，与法吏为伍，幽囫囹之中，至于鞭笞之间，沈溺缧紲之辱等。文中还大量地使用了语气词，构成了一种周回反复的强烈的抒情节奏。

　　从句式方面看，陈述句、判断句、疑问句、反问句、感叹句，主动句、被动句、肯定句、否定句，长句、短句，整句、散句，运用灵活自如。例如：“仆诚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贵，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这一小段话中，即用了整句、散句，主动句、被动句，陈述句、反问句、感叹句，顺接句、逆接句等多种句式，简练而鲜明地表现了作者的志向、决心和感慨。

　　从辞格方面看，比喻、借代、引用、夸张、映衬、对偶、反复、层递，示现、避讳、婉曲等交相使用，各显其能。例如，文中大量排比辞格的运用，有两句一套的，三句一套的，四句一套的，五句一套的，六句一套的；有的用于列举情况，有的用于陈述史实，有的用于说明道理，最为雄壮的是“四不辱，六受辱”：“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关木索，被笞楚受辱，其次剔毛发、婴全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肢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文中串串的排比句，使辞情滚滚，波澜壮阔；使节奏鲜明，音调铿锵；酣畅淋漓，动人心弦，形成了一种不可折服的气势。

　　再有文中大量引用史料。当然这已超出了修辞的范畴，成为一种以古喻今的论说方法，又表现了一个历史学家的博大深邃。文章的几个重点段落都用了这个方法，而且这个方法多与排比铺陈的方法相结合，既有力地证明了观点，又抒发了强烈的感情。

　　明代孙月峰说：“直写胸臆，发挥又发挥，惟恐倾吐不尽。读之使人慷慨激烈，唏嘘欲绝，真是大有力量文字。”“粗粗卤卤，任意写出，而矫健磊落，笔力真如走蛟龙、挟风雨，且峭句险字，往往不乏，读之但见其奇肆，而不得其构造锻炼处。古圣贤规矩准绳文字，至此一大变，卓为百代伟作。”（《评注昭明文选》＝

　　《报任安书》无论是思想内容还是艺术形式，都达到了极高、极奇的境界，可以说是司马迁的奇冤、奇志、奇气、奇才的综合凝结了这篇不朽的奇文。古人说：“司马迁一腔抑郁，发之《史记》；作《史记》一腔抑郁，发之此书。识得此书，便识得一部《史记》。盖一生心事，尽泄于此也。纵横排宕，真是绝代大文章。”（《评注昭明文选》引＝它给后世留下的是无尽的悲壮和无穷的沉思。


司马迁，关于生与死的话题
■骆玉明


现下编“历史”成“剧”的场景里，我们也看到名唤“司马迁”的出场人一脸惶恐跪领雄主轻浮的恩典。这恐怕更多是编造者自溺的梦思


汉武帝征和二年（前91），北军护军使者任安因巫蛊案的牵连，下狱论死，依常例将于十二月被处决（冬末行刑，此天人相应之意），十一月，时任中书令的司马迁写信到狱中，此信后人题为《报任安书》，或用任安的字，题为《报任少卿书》。


巫蛊事件中，太子发兵杀死武帝所任命的使者江充而后在走投无路中自杀，这是一场惊天动地的大案，查究此案的官员直接受命于武帝并对他负责。而任安下狱前所任之职为军队高级首领，司马迁当时的职务则相当于皇帝的秘书长，如此人物在狱内外书信往来，实在不能理解为寻常的私人通讯。它会被武帝看到，应属常理；而要说司马迁写信时没有想到这一点，那近乎是把他当成白痴了。明白这样的背景，对于理解《报任安书》是要紧的；我以为这信中的很多话实是司马迁对武帝的宣言，应该不是过度的阐释。


《报任安书》开头只简单地提到对方来书的内容：“教以慎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清人包世臣推测，“推贤进士”并非任安来书中原话，他本来所说应是向司马迁求援之言，而司马迁不愿直白地言及对方求援，“故以四字约来书之意”（见《艺舟双楫·复石赣州书》）。包氏此言有一定道理；而且不管怎样，司马迁此时是武帝身旁近臣，以班固《汉书·司马迁传》中不无羡慕的说法乃是“尊宠任职”，在至交好友无辜蒙冤将要丧命之际，他应该考虑到自己有相助的义务。然而这封近三千言的长信，却毫无对任安的安慰，除了解释为什么自己不合适担起向朝廷“推贤进士”的责任，大部分内容是在述说自己往日的遭遇和悲愤心情，以及《史记》一书的撰作情况。司马迁说，他之所以要写这信，是“恐卒然不可讳，是仆终已不得舒懑以晓左右，则长逝者魂魄私恨无穷”——恐怕对方在突然间被杀，那么自己将无从对之一舒愤懑，而死者也会遗恨无穷。这是合道理的吗？


有一个彻底的理由让司马迁可以这样对将遭巨大不幸的友人说话：死亡也已经是自己当下的归宿，他准备和任安承担同样的命运。正因如此，此刻他需要向任安、同时藉此向皇帝刘彻和天下人解说他的生与死。


我读书少，未曾见中国人有谁对生与死作过如司马迁那样深痛的思考。在这数年前，李陵率孤军长驱大漠与匈奴数万骁骑一战再战直至无以为战而被俘，武帝心愿其死，以其尚存人世而怏怏，群臣则交口痛诋李陵以抚慰君主的不快，独有在职份上与此毫无关系的太史司马迁愤于人心的凶险丑恶挺身为之辩护，于是触痛了武帝因任用无能的裙带之亲李广利为主帅导致战事失利而隐生于内心的羞恼，成为他泄愤树威的对象。《报任安书》明白说自己的罪由是“诬上”，所得的惩罚是宫刑；简而言之，侮辱性地用刀切割这位史官的下体是为着满足皇帝暴虐的私心。


对于凭借智慧而拥有精神高贵的司马迁来说，这样的耻辱超出他的想象和能够忍受的限度。“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屈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龀受辱，其次剃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支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报任安书》用“每下愈况，循次九而至底”（钱钟书《管锥编》）的文句描摹了内心的不可忍受之状，犹有未足，篇末继言受刑之后身心迷恍，至于“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王元化说，每读《报任安书》总是“展卷方诵，血脉已张”，千古以来，人同此心。


其实死可以结束这一切。当时司马迁如果不愿接受宫刑，他也可以选择死刑。但在那一刻，生或死却成为司马迁最困难的抉择。“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而世又不与能死节者比，特以为智穷罪极，不能自免，卒就死耳”。这是说此时就死，也就成全了残暴的权力对自己的人格和存在价值的彻底抹杀。“古者富贵而名摩（磨）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无数的生命存在过然后消失在时间的长河里，富贵者也不能逃脱身死名灭的结局，唯有卓杰之士在这世间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迹。此刻司马迁需要一个卓杰的证明，这就是有待完成的《史记》。如果说撰作《史记》曾经有过各种其他的理由，此刻它成为对君主的淫威和残酷的命运的有力反抗。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为《史记》设定的目标是知识者有可能提出的最宏大的人生意愿。在实现这一目标时，他证明了思想的力量足以下视帝王虚妄的神圣与无理性的威权。《高祖本纪》描述汉王朝创立过程中一股活泼泼涌动的无赖气是真切而令人发谑的；《封禅书》则以平缓庄肃的调子十足铺陈了武帝假天自神的演艺，而篇末的跋语更特地指出：“余从巡祭天地诸神名山川而封禅焉”，“退而论次自古以来用事于鬼神者，具见其表里。后有君子，得以览焉。”徐复观以为司马迁“究天人之际”的要义便在解析封禅的神话，“把人与事的表里表达出来了，也即是把掩蔽在庄严仪式后面的由专制、侈泰、愚妄结合在一起的事之里与人之里，表达出来了，使后人得透过由专制权力所散布的虚伪的历史资料以把握历史的真实。”（《论史记》）思想便这样以它的光照见雾中的历史。


然而苟活的耻辱一刻也没有被忘记，由自己决定的死亡作为人拥有自由的最后一次证明，常在司马迁的怀念中。所以，我们从《史记》中看到许多壮丽的死亡场面：屈子披发徜徉，抱石沉江；荆轲悲歌易水，一去不返；项羽在可以逃脱的机会中，以无颜见江东父老，拔剑向颈；李广并无必死之罪，只因不愿以久经征战的余生受辱于刀笔吏，横刀自刎……他的笔墨中倾注着慷慨的激情，至今尚能震撼人心。因为这不仅仅是他和历史人物的对话，写作本身也成了司马迁自己对死亡的心理体验。


所以《史记》一旦写成，残缺的生命顷刻间变得微不足道，轻如鸿毛。《报任安书》说到这里几乎是呼喊：“仆诚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他凭着《史记》宣称自己已经洗刷了苟活的耻辱。书已经藏在了能够藏的地方，托付给了值得托付的人，现在就是被杀一万次（案“戮”多解为“辱”的通假，然本字可通，无须别解），又有什么可以悔恨的！这难道不是对有权杀人者的挑战吗？全文最后一句更是说得清楚：“要之死日，是非乃定。”这是与朋友相约共死，要告诉他死不足道，可以不必以死为憾；而就自己的生死而言，这也是对权力者的宣言。总之只有理解这句话，我们才能够理解这封信整体的笔调。


班固为司马迁写传没有记录他的死，只是在赞语中惋惜他不能明哲保身；东汉卫宏《汉旧仪注》则说他“有怨言，下狱死”。《报任安书》即是“怨言”，“下狱死”也合于武帝好杀的性情，卫宏应该有他的依据吧。《史记》一书后来经司马迁外孙杨恽之手开始传布，而杨恽又被宣帝处以腰斩，是否因为《史记》的缘故则各说不一。要之，西汉皇室与司马迁一家的怨仇，可以算是很深。


要说汉武帝当然是对中国历史影响很大的人物，一个重要的影响便是苏辙所说：“西汉自孝武之后，崇尚儒术，至于哀、平，百余年间，士之以儒生进用，功业志气可纪于世者，不过三四。”（《私试进士策问二十八首》）在他的手里社会思想的生气遭到扼杀，“倜傥非常之人”逐一凋零。但那时至少还有司马迁，人们追怀司马迁不仅是因为千古不朽的《史记》，也因为他以思想和人格宣告世界未见得会被厚颜无耻的谎言彻底淹没，权力未见得无所不能，正义未见得一无所成。


算来孟子做中国的“亚圣”资格很老，但因为他说过“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之视君如寇仇”之类犯上的话，明太祖朱元璋便大怒道：这老头要是活到今天，还想有命吗！有趣的是，这并不是身居高位者才会有的念头，现下编“历史”成“剧”的场景里，我们也看到名唤“司马迁”的出场人一脸惶恐跪领雄主轻浮的恩典。不过，有人愤斥这是对权力者的谀谄，我却觉得不尽然，这恐怕更多是编造者自溺的梦思。对此多说无益，他们自己玩自己，关人甚事。


毛泽东谈司马迁


12月，毛泽东在列车上同翻译师哲谈话：“你是什么地方人？”“韩城”。毛泽东双眸一亮，“陕西的那个韩城？”师哲点点头。“噢，那你是司马迁的同乡喽！”毛泽东谈兴甚浓。他用手中的烟头续燃了一支香烟，深吸一口，悠然吐出，再问师哲：“你住的地方离司马迁有多远？”“大约40里”。师哲告诉毛泽东，司马迁得罪汉武帝被施以宫刑后，人们害怕受到株连，有一段时间，竟没人敢姓司马了，分成了冯周二姓，冯姓住县南，周姓住在县北。毛泽东听后不无感慨地说：“打小报告的人，看来什么时候都有啊！”对于司马迁，毛泽东寄予了无限的同情。谈到司马迁所受的宫刑，毛泽东颇有些伤感，他半天无语，许久，才扼腕叹息道：“汉武帝7岁立为皇太子，16岁即位，在位54年，把汉朝推向全盛时期。可是就这么一个还算有作为的皇帝，一旦臣子违逆他的意愿，竟下如此毒手。”说到这儿，毛泽东连连摇头，“和皇帝佬倌有什么理好讲？汉武帝没有杀掉司马迁，已算是手下留情，不过，施以宫刑，也实在是够残忍的了！”师哲接言：“司马迁也确实称得上一代人杰，身心蒙受了那么大的屈辱，居然能潜心著书，写出了‘无韵之离骚，千古之绝唱’的《史记》！”经典古籍烂熟于胸的毛泽东连连点头，随口背诵出了司马迁《报任安书》中的一段话：‘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奋之所为作也。’在这里，与其说司马迁是在感叹厄运对人精神世界的砥砺，不如说是在抒发自己的一种情怀，一腔抱负！”说着，毛泽东站起身，在车厢里来回踱了两步，又回身望着俄语翻译，“司马迁‘身残处秽，动而见尤’却‘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所不辞’，是因为他内心的积郁还没有来得及宣泄，苦衷还没有昭之于世人，满腹文采还没有来得及表露，他希望自己正在写着的著作能‘藏之名山，传之后人，通邑大都’。诚如是，则虽九死而心不悔，这愿望确实是达到了。可以说，真正的信史自司马迁始，‘史学之父’，他是当之无愧的！”“唐诗、晋字、汉文章，汉代的文章，因了司马迁的《史记》，确实被推向了极致。”师哲附和。毛泽东点点头，重新坐回沙发上，轻轻在烟灰缸上蹭掉烟灰，道：“有人说中国没有鸿篇巨制的史诗，怎么没有？司马迁的《史记》难道不是一部有着广博学识、深刻目光、丰富体验和雄伟气魄的史诗！评论司马迁，可以有不同的侧面，单以文章论，他也不朽了。”（曹英编《震撼共和国的大阴谋》，团结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25～30页







品谈司马迁（作者不详）

如果他是屈原，便可以吟着“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而自沉汨罗；如果他是岳飞，便可以诵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大义凌然的赴法场。历史并未因一时的混浊不清而使他们被埋没在岁月的流沙之中，相反地，他们被人们千古颂扬。但是他是司马迁，注定了不能走得如此潇洒，注定了饱受困窘与屈辱，因为历史赋予了他更重更困难的任务。如果他是屈原，便可以吟着“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而自沉汨罗；如果他是岳飞，便可以诵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大义凌然的赴法场。历史并未因一时的混浊不清而使他们被埋没在岁月的流沙之中，相反地，他们被人们千古颂扬。但是他是司马迁，注定了不能走得如此潇洒，注定了饱受困窘与屈辱，因为历史赋予了他更重更困难的任务。

大凡能受辱的人，往往可成就一番大事业。好比勾践，卧薪尝胆二十载，终洗雪耻辱，灭了吴国；又好比韩信，忍着胯下之辱，终助刘邦夺下了天下，证明了自己。此二者之辱，犹可报，而且自己看得见结果。而司马迁之辱施者为武帝，何从报起？即便写完《史记》，也只可留给后世评论，自己又何从而知？由此可知，司马迁受辱后愤懑、压抑、屈辱到了何等的地步了。而此辱堪与谁人说？“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


汉武帝刘彻曾下诏“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司马相如便是汉武帝欣赏其文才而被诏用的。而司马迁之才却因其是“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被武帝忽略过去了。仅此也便罢了，他为未曾谋面的李陵仗义直言而陷于辱极而不可自裁的尴尬境地。这又有谁能理解呢？

再来看看《史记》吧。司马迁以他特有的史学家的眼光写成了这部巨作：项羽未一统全国而为王。司马迁却将他列到本纪当中；陈涉只不过是“瓮牖绳枢之子，氓隶之人”，而被列到世家当中。其言辞不失偏颇，不以其为庶民而失其公允。传后的议论部分，更是相当中肯的。司马迁还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司马相如作《大人赋》其意在于讽谏汉武帝好求神仙，发出“必长生若此而不死兮，虽济万世不足以喜”的感叹，司马迁早已领会到了：“相如以为列仙之传居山泽间，形容甚臞（qu.同“癯”，瘦），此非帝王之仙意也。”

司马迁有自己对死的看法：“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他放弃了轻于鸿毛的死，而选择了“穷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完成了《史记》。实际上，他的生远远超出了避免受辱而死的价值，此亦勇士也，且可谓之“大勇”。

岳飞《满江红》一词云：“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盖回顾半世功业微小，前程路遥任重，大概是司马迁受辱后决意著《史记》的心绪的写照吧。


关于司马迁的对联：
刚直不阿，留得正气冲霄汉；幽思发愤，著成信史照尘寰。